浅谈早期维新派的形成

魏占东

早期维新派是在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陈虬、陈炽、马建忠、何启、胡礼垣。早期维新思想家如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都曾积极参与洋务运动。但洋务运动随着深入开展，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早期维新派开始批评洋务派的所谓“变法”是“小变而非大变，貌变而非真变”[1]，并且与洋务派发生分化，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

一、民族危机的刺激

鸦片战争前夜的中国思想界极其沉闷和黑暗。但是，鸦片战争的疾风，不仅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篇章，也在宁静沉闷的思想界掀起了阵阵波澜。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与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耻辱，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一些关心国家命运的志士仁人。伴随着对世界形势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与研究，一些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以“师夷长技”为口号，以“制夷”为目的，开始介绍世界知识。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代表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新思潮。著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再次打破了他们“天朝上国”的迷梦。此时，早期维新派从世界形势出发观察中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场“变局”是由西方势力的东来而产生的。王韬较早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艘，羽集鳞萃。欧洲诸邦，几于国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2]。早期维新思想家对于列强的军事侵略后的虎视鹰瞵的局势，对于签订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经济方面的严重后果进行考察，不约而同地提出当时是中国几千年未曾遇到过的“变局”。

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早期维新派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新的认识，即世界各国关系是平等的，国家是否富强才是决定它国际地位的关键。早期维新思想家认为，用“华夷”的老观念无法应付这场变局，必须正视现实，突破传统观念，承认被中国视为“夷狄”的西方，在某些方面比中国优越。

早期维新思想家一致认为，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求变，“欲图自强，首在变法”[3]。他们指出，中国应承认西方有其所长，以便师其长，补己短，并提出“学习西方”的口号。王韬多次谈到学习西方的必然性：“当今之世，非行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4]，“论者谓富强之道，必当仿效西法”[5]。

通过对中西之间差异的比较，薛福成也指出：“方今海外诸国，力与中国竞者，曰英，曰法、曰美、曰俄、曰德、其他往来海上，无虑数十国。中国之情状，彼尽知之矣。而其炮械之精，轮船之捷，有大非中国所能敌”[6]，中国若要富强，须向西方学习，此为大势所趋：“今之立国，不能不讲西法”。[7]早期维新派认为，学习西方是中国进行改革以谋求自强的唯一方法。

二、经世思想与西学东渐的影响

早期维新派主张变法自强，效法西方，其重要推动力便是西方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的冲击。但应该注意的是，早期维新派几乎都来自封建士大夫阶层，都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后逐步接受西学的，这种背景直接影响他们思想特点的形成。他们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对这场“变局”进行分析，从原有的文化传统中找到变法自强、学习西方的理论根据。对他们的出身加以分析，不难发现他们思想的形成是与传统儒学思想分不开。

早期维新思想家的经世致用学风是对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经世思想有着悠久的传统，但鸦片战争前后兴起的经世思想却是针对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发。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包世臣等先进的思想家将目光投向现实，从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方面进行反思。他们关心国计民生，还提出过水力、漕运、盐政、币制、禁烟等方面的许多改革主张。

鸦片战争前后再度兴起的经世思想与之前相比较，有显著的特色。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列强侵略既是其背景，又是促使先进的思想家主动了解西方、认识世界的动力。鸦片战争中惨败的严酷事实使他们认识到，欲“制夷”，必须先了解西方世界。因此，他们前后翻译了许多有关西方国家历史与地理的书籍。在此过程中，他们也加深了对西方的认识，看到被视为“夷狄”的西方诸国有强于中国之处，继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当时客观环境的刺激，促使他们在用传统的儒学治国方略整顿王朝统治秩序之外，又增添了“夷务”的新内容。此后，“洋务”代替“夷务”，谈洋务者越来越多，西学的引进步伐加快，“学习西方”渐成经世思想的新内容。

“经世致用”以面向现实与注重实效为内在精神，其观念和策略就必须随时调整，以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因此变易观念成为早期维新思想家寻求变革的思想与理论基础。早期维新派应用变易观念，表明他们的变法主张是顺应时势而采取的对策。王韬从“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的思想出发，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社会变化的事实：应该如何变呢？早期维新思想家继承了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的“师夷”思想，把“变法”和“学习西方”相结合，明确提出效法西方。

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此后学习西方成为一个新的社会思潮。特别是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后，西方先进科技文化便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手段大规模传入中国。如邵舟作所说：“道光、咸丰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节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赦然自以为贫困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8]

当时，传播西学主要通过三种途径：第一，西方传教士对西方文化的介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各地传教的同时，也将西方的社会习俗、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学说带到中国。他们在中国编写、翻译了一批史地、政治书籍，如《万国通鉴》、《万国史记》、《大英国志》、《米利坚志》、《万国公法》等；他们还创办报刊、建立学校、教堂、医院等文化设施，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二，这一时期，学习西方文化也得到官方的支持。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举办新式学堂、翻译机构，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洋务派建立的翻译机构翻译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西学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已知的京师同文馆师生共译西书25种，虽然数量并不多，但既包括法学、历史、经济学、外语等，也包括物理、化学、历法、天文、医学等内容。

第三，清政府派遣驻外使节了解西方各国情况的日记以及个人的游记成为西学传播的另一个途径。1877年，总理衙门奏准，出使各国大臣须将大小事件逐日仔细记载，按月向总理衙门呈报，并将他们翻译的外国书籍与报纸一并咨送。这些使臣或个人在他们的日记、游记中介绍西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三、对洋务运动的批判

19世纪60年代，在“以西法为可行者，不过二三人，以西法为不可行不必行者，几于盈廷皆是”[9]的形势下，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曾经站在同一立场，提倡学习西方，鼓吹兴办洋务。早期维新思想家几乎一致认为，“今日之时务，洋务而已矣”，[10]从而把“洋务”当作振兴国家的“时务”、“急务”，纷纷打着“洋务”的旗号提出自己的变法自强主张。其中一些思想家直接投身于洋务运动的实际活动，他们或是成为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的幕僚追随其左右，参与重大决策；或奉命出使西洋各国；或从事工商企业的实际管理。

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广泛与深入开展，洋务事业的种种弊端也逐渐暴露，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也出现了分歧。早期维新派开始对洋务运动中逐渐显露出的弊病进行批评，进而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学习西方，而在于如何学习和学习什么。早期维新派认为，“徒袭皮毛”是洋务运动的最大弊病，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习西方的效果。陈炽批评道：“其号为通洋务者，又以巽弱为能，以周容为度，以张皇畏葸为功，言交涉则讲求于语言文字，交际晋接之间，屈己伸人，苟求无事；言海防则鳃鳃然蔽精竭财于利炮坚台鱼雷铁舰之属，岁掷帑金千万以苟且侥幸于一时，弃其菁英而取其糟粕，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11]

王韬则对洋务运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批判。日本学习西方有成效，而推行了20多年的洋务运动为何没有明显成效？根本原因是什么？他认为，两个国家学习的重点不同是其根本原因，“非西法之不善，效之者未至也，所谓变之之道未得焉。”[12]

早期维新派在批判洋务派的过程中分化出来，他们都主张学习西方，倡导变法。但向西方学什么？如何变法？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早期维新派批评洋务运动“徒袭皮毛”，提出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的改革主张，进而突破了洋务思想的藩篱，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思潮。

早期维新派的思想主张是对鸦片战争时期以林则徐、魏源等人为代表的经世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的先驱，构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重要的课题。从早期维新派学习西方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角度，达到不同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说早期维新派是从洋务派到维新派的中间环节。

[1]王韬.答强弱论[M].弢园文录外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7)：305

[2]王韬.代上苏抚李宫保书[M].洋务运动文献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1):505

[3]陈虬.经世博议·变法[M].治平通议,瓯雅堂，1893，(1):3

[4]王韬.易言·跋[M].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67

[5]王韬.英欲中国富强 [M].弢园文录外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212

[6]薛福成.庸庵文编·赠陈主事序[M].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46

[7]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M].岳麓书社，1985,231

[8]邵作舟.纲纪[M].邵氏危言,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四年版，11

[9]王韬.洋务下[M].弢园文录外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M].82

[10]陈炽.商部[M].庸书外编，上海书局，光绪戊戌孟秋石印版，6

[11]陈炽.庸书外编自叙[M].上海书局，光绪戊戌孟秋石印版，6

[12]王韬.变法自强下[M].弢园文录外编.卷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