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巴文化精神与达真的文学创作

路晓明

康，藏语的意思是边地，巴，即人，康巴，意为边地康区境内的藏人。而如今人们提到“康巴”，通常是指“大致与横断山系重合的青藏高原东部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康巴地区”。因其地理位置独特，历来是汉藏交往的民族走廊，各族互市的茶马古道。作为造物主的恩宠，康巴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丰富深厚的文化积淀，作家达真就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大学毕业之后，经过二十几年的阅读、体验与思考，达真的两部长篇小说《康巴》《命定》(“康巴三部曲”的前两部)相继面世，引起了评论家和读者们的极大关注，受到广泛好评。在《命定》的封底，谢有顺写到:“达真小说的民族经验和精神质地，如此特异、灿烂，他所寻找的多文化的冲突与和解这一交汇点，也值得各民族正视。”在《康巴》的封底，李敬泽指出:“(达真的)作品……属于康巴的历史和文化，……这是藏族文学题材的又一收获”。在《康巴》《命定》中，达真运用史诗笔法，成功地对康巴大地百年历史变迁进行了波澜壮阔的“全景式”展现;通过独特视角，作家表达了自己作为康巴藏族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深刻见解。可以说，达真的这两部长篇小说，不仅仅是“藏族文学题材的又一收获”，同时也是新世纪以来，具有“史诗化”追求的长篇小说创作的巨大收获。

1949年之后，创作“史诗化”的长篇作品，几乎成为当代作家们的一个情结。然而，审视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过程中频繁出现的“史诗化”现象，我们会发现:“(作家们)都面临着一个致命问题，就是在意识形态的统一性瓦解之后，面对错综的历史和纷乱的现实，如何为自己的史诗化叙述寻找一个可以建立叙述逻辑、整合价值体系的内在支点?也就是……在‘宏大叙事’解体后，如何进行‘宏大的叙事’?”［1］重新“建立叙述逻辑、整合价值体系”，找到“内在支点”，无疑是相当困难的，同时，“史诗化”的长篇创作对作家的文化底蕴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本文将从达真的小说创作与康巴文化精神的关系入手，对《康巴》《命定》展开相关论述。

一、康巴与康巴文化精神

“康”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然而“康”的地理界限并不明确，仅有个大概的范围，一般来讲，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被看成是康区的核心区，被看成康巴文化的发祥地。 “巴”意为“人”，“康巴”一词指的就是“康地之人”或“康区之人”。“虽然，‘康巴’指的是‘康区之人’，但并非所有‘康区之人’都叫康巴。在藏语中，康巴是一个专有名词，专指生活在康区并使用藏语康方言的藏族，即康巴藏族。”［2］进一步讲，人们在称呼康巴藏区这个地域时，更多的时候也在使用“康巴”这个词，于是，“康巴”作为地理名词也逐渐得到认可，并在学术著作和传播媒体上开始广泛使用。具体看，根据传统地理观念，“康巴”泛指鲁共拉山以东，大渡河以西，巴颜喀喇山以南，高黎贡山以北的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包括今四川省的甘孜州以及阿坝州、凉山州的一部分，西藏的昌都地区，青海省的玉树州和云南省的迪庆州等地方。

“康巴”处于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四川盆地过渡地带的横断山区，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大江河平行地贯穿全境，高山深谷是这个区域最主要的地貌特征。在宗教信仰方面，康巴是苯教最盛行的地区，藏传佛教虽是康巴人的共同信仰，但苯教传统仍在大多数康巴人的生活中保留着。深厚的苯教信仰使康巴人敬信神鬼，崇拜自然，既重来世，更重今生。在文学艺术方面，康巴是《格萨尔》的故乡，藏族史诗《格萨尔王》长达60万诗行，是世界最长的史诗，也是世界上目前仍被传唱的最后一部史诗，它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结构宏伟，气势磅礴，语言丰富，滋养了一代一代藏族同胞。《格萨尔》英雄史诗所彰显的是英雄，是以英雄气概、积极进取、不畏强暴、敢爱敢恨为基调的。康巴人天性不羁、个性张扬，以勇武、强壮著称，康巴的尚武争强民风，就是植根于张扬人性、奋发进取的格萨尔精神的。

在民族文化方面，康巴地区由于大江大河的冲击，形成了一条条天然通道，这些沿河谷形成的天然通道，给被大山阻隔的各个民族交往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随着商业发展，康巴成为“茶马古道”的核心地区，是汉藏两种文化的“中间地带”、“过渡地带”。康巴地区生活着以藏族为主的众多民族，各民族和谐共处。藏传佛教的五大教派并陈于此，与苯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基督教及众多民间信仰并行不悖。在这里，藏文化与汉文化、回文化、彝文化、羌文化、纳西文化等众多民族文化汇集，呈现千姿百态的民风民俗。“康巴地区多样化的自然环境以及作为民族走廊地区的多民族交融与互动，形成了具有突出多样性、复合性与兼容性特点、极富特色和典型意义的康巴地域文化。就多样性而言，世界上恐怕很少有一种地域文化能与康巴文化相媲美。在藏族三大历史区划中，康巴藏族无论在语言、服饰、建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婚姻形态、社会类型等各个方面呈现的多样性、丰富性都是堪称首屈一指。”［3］

要之，康巴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使康巴文化具有了尊神重教、勇武进取、包容开放的特点。

二、康巴文化精神与达真的小说创作

(一)达真文学创作的宗教色彩

宗教，特别是藏传佛教，是藏民族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康巴社会中的主导性力量。宗教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面对变幻莫测的自然，康巴人不仅需要强健的体魄和勇敢的意志，也需要宗教的慰藉做生存的重要支撑。宗教彰显的是对神的敬畏，以虔诚、神秘、对虚幻世界的追求和对现实世界的忍让为基调。《康巴》中专门用一章描述藏人虔诚的朝圣之路，一家五口，祖孙三代，面对生命中的苦难，经历雪灾和亲人逝去的痛苦之后，毅然走上朝圣之路，来求得生命的完满。益珍阿妈在冬天一个人过着艰难的生活，却有一颗善良的心，为了救幼獐面带笑容地永远倒在雪地里，“从老人慈祥的容颜和微微上挑的嘴角纹看，她在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似乎非常满意地看见獐子吃到了茶叶。”［4］这些有着虔诚信仰的人，不管遭遇怎样艰苦的环境，不管经历怎样艰难的生活，他们都用善良和隐忍默默地面对，用自己的虔诚谱写动人的人性之歌，弘扬了宗教的力量。

康巴地区作为一个开放包容之地，除了占主导地位的藏传佛教、苯教之外，有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流传。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在《康巴》的写作中，作家达真不仅展现了藏传佛教信众的虔诚，还以广阔的视野注意到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康巴地区的积极作用。除了信仰伊斯兰教的郑云龙，我们发现阿满初是作者非常钟爱的人物，《康巴》就是以阿满初在丈夫和儿子陪同下回故乡布里科结束的。她美丽、活泼、善良，代表着人间的宽恕和大爱，是尔金呷和降央土司两个家族的仇恨，毁灭了阿满初和土登纯真的爱情，最终这固执的仇恨也使得两家都家破人亡。在这场两家同归于尽的仇杀中，善良的阿满初幸免，在教堂的庇佑下活下来。多年之后，当得知仇人降央家族的结局时，她没有快意而是为仇人念起了《为罪人诵》。作者借圣母对着阿满初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上帝的孩子，你忘记了忏悔，但你在饭桌上平静的举动，赢得了主的赞许，来吧，主的孩子，我领着你一同念诵《为罪人诵》，宽宏些，来吧，赞耶稣寻觅失群之羊。得之背回羊圈者，求耶稣可怜降央全家，赐之痛悔改过，使其行善……”［4］历史云谲波诡，而人们身上虔诚、善良、宽恕的高贵品质却会恒常永存，达真笔下的人物用爽朗的欢笑和泪水为我们唱出了一曲高扬的人性赞歌。是虔诚的信仰，是大爱，支撑着在变化莫测大自然中生存的藏人，是这片神奇的土地塑造了具有个性的康巴儿女，康巴藏人对待生活的宽容、善良、乐观、隐忍都与脚下的大地共生。人性赞歌的高扬使得达真的创作具有了“庄重崇高，风格典雅”的品质，作品字里行间氤氲着尊神重教的气息。

(二)达真的文学创作与格萨尔精神

藏族史诗《萨格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并且是依然被人传唱的活的史诗，在藏民的世俗生活中广为流传，《格萨尔》弘扬了英雄主义精神，而康巴是《格萨尔》的故乡。在宗教之外，《格萨尔》对康巴人崇拜英雄、勇敢进取的精神有重要的影响。“安多的马，康巴的人，卫藏的宗教”这句民间谚语充分突出了康巴人勇武进取的文化特征。是《格萨尔》所宣扬的百折不挠的英雄的格萨尔精神，感召着康巴人勇敢尚武的人格力量。在达真的这两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畏畏缩缩、瞻前顾后的角色，康巴儿女敢爱敢恨，快意情仇，康巴汉子的雄健英勇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康巴有世界上最复杂的地形地貌，雪山深谷，和卫藏、安多相比，康区的生存环境最恶劣、人们生存也最艰苦。格萨尔英雄主义精神和这艰苦的自然环境一起，造就了康巴人强健的体格和坚韧的性格。《康巴》中云登格龙的保镖桑根，为了尊严徒手制服凶猛的藏獒，尔金呷的二儿子达瓦继承家业，率领驮队跋山涉水，用坚强的勇气战胜冰冻和匪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命定》中的康巴汉子贡布。“卡颇热 (为了面子也要争口气)”是贡布的信念，既表现在对日军英勇地作战上，也表现在自己日常的生活中，如赛马和抢亲。抢亲是贡布雄健坚毅性格最集中的展现，“贡布两眼瞪着朝俯在地上一直不敢起来的杜吉啐了一口吐沫，……说完用双手握住刀刃用力一掰，嘡的一声，在场的人顿时听见金属折断的脆响声，那一瞬间，刀被人‘杀’了，断成两截，然后被扔向远处，一抹血滴紧跟残刀滑过人墙掉在河心。……只见杀‘刀’者将带伤的手在额头上一抹，顺势在额头上留下了鲜红的血印，像在怒发冲冠的头发根部点燃了即将燃烧的熊熊烈火。”［4］康巴，拒绝懦弱的身体和意志，这里需要的是顶天立地的英雄，需要的是刚毅雄健的康巴汉子。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达真小说中刚健雄浑的气质是和《格萨尔》一脉相承的。

(三)达真文学创作对民族文化包容性的弘扬

由于地理、历史、商业、文化因素的影响，康巴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和平并存的地区。各个民族，各种宗教信仰，各种不同文化并存包容，使康巴人的生活丰富多样，对于这一点，成长于康巴大地的达真有自己的体悟。在小说《康巴》中，背夫杨大爷对初入藏地的四川青年郑云龙说:“只要你能闻到一股酥油茶泡米饭、咸青菜炒牛肉的气味，康定就到了。”并解释说:“康定是一个藏、汉、回等民族杂居的地方，藏族喝酥油茶，汉族吃米饭，回族吃牛肉，当这三样东西混在一起之后，这就是康定。”［4］

进入郑云龙视野的康定，房屋同川西平原的房屋相差无二，不同的是一楼一底木质穿斗屋加了半截石头墙，唯一的变化就是底层的铺面的店主多了穿藏袍的商人;走在一半铺鹅卵石一半是黄泥路的紫气街，街道两边有几家小小的客栈，几家米铺屋檐下的横木飘舞着米铺的布招牌;卖土杂的店主手抄在袖筒里在与买家讨价还价。……霎时，那些藏人用宽大的袖口罩住嘴和鼻子，将头缩在皮袍里;戴小沿礼帽的汉商则用手压住帽子，顶风前行;偶尔一两个穿旗袍的女人连忙半蹲着用双手一前一后地压住旗袍，一脸的羞涩与无奈。这一场景是康定的风留给他俩最深刻的印象。从坛罐街跨越下桥，这是一座盖了瓦的防雨桥，桥的栏杆下蹲着几个披毪衫留“一片瓦”(彝族男人的发型)的人，他们怀抱着火药枪，几条瘦削的撵山狗 (猎狗)东张西望地坐在自己的后腿上。“这里什么族都有一些。”郑云龙自问自答。［4］

对此，老土司云登格龙比初入藏地的郑云龙有着更深刻的认识:“自从爷爷辈起，朝廷像被蝼蚁镂空的堤坝一般，崩塌泄洪，汹涌而来的法国人在康定最好的地段修建了大教堂;清真寺的唤礼楼下的穆斯林兴旺发达;陕商、晋商、川商、滇商、徽商占据了最好的店面并疯狂地使之延伸。生意场上，这些移民拼命似的跑在了云登家族属下的几十家锅庄前面。面对这一切，仿佛自己家族只有招架之功，……眼下，他必须依靠大智慧来稳住基业。”［4］为显示自己博大的胸襟，以便维护自己家族的地位，云登格龙产生了仿照“巴宫”建造一座包容各种宗教的“康巴宗教博物馆”的设想，并用后半生为这个“设想”而努力。商业的交往和藏传佛教的包容对在康巴大地生活的不同民族和各种宗教的和谐相处起到重要作用，某种意义上讲，是决定性的力量。康定是茶马古道上的重地，锅庄是各族商人交易的纽结，锅庄主“白阿佳谙熟牛皮、药材、茶叶的行情，……不懂官话 (汉话)的藏商将运来的牛皮、羊皮、药材全都委托阿佳与汉商交涉，每笔生意下来，藏商和汉商都很满意。”［4］商业的沟通交往，促进了汉藏等康巴大地上的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在当地占主体地位的藏传佛教提倡宽容包容，为康巴地区各种宗教文化和平共处提供了保障。对此，《康巴》中西绕活佛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弘扬佛法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我们的宗教在雪域大地传播了一千二百多年，在前弘期和后弘期中，一代接着一代的高僧大德前仆后继，在异端之说面前表现得如此镇静，足以说明佛教的宽容和包容是海纳百川，我们的信仰将永远屹立在雪域高原…… ”［4］

藏族作家、藏地题材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块，阿来、扎西达娃等作家的创作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达真有关康巴的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惊喜。达真“写作的目的是要还原‘真实的西藏 (康巴)’。力图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向外界化解那些像藤蔓一样七缠八绕地绞在一起的那种‘雾障’，…… 目标是在向外界作真实的呈现，告知外界一个一直‘被遮蔽的西藏 (康巴)’。”［5］达真的努力意义重大，康巴为达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厚重的文化资源，而达真的创作为想深入了解康巴的人们提供了更好的途径。阅读达真，读者们会对康巴拥有更深入的了解;阅读达真，越来越多的读者会对康巴更加着迷。

［1］邵燕君．“纯文学”方法与史诗叙事的困境——以阿来《空山》为例［J］．文艺争鸣，2009年第2期

［2］林俊华．关于康巴学几个基本概念的认识［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2期

［3］石硕．关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问题——兼论康巴文化的特点、内涵与研究价值［J］．西藏研究，2006年第3期

［4］达真．康巴 ［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p166、p333、p34、p17、p18、p8、p58、p23

［5］阿来、陈晓明．康巴二题［J］．当代文坛，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