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争让思想探微

余英华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争与让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面对“利”所做出的取舍行为。“利”又有公私之分，为公即为义，为私即为利。对争让行为的评价体现着论者的思想和主张。《史记》是司马迁的“论治”之作，通过《史记》的体例安排和史料取舍，对历史人物的争让行为进行合理性评价，寄寓着德者治国当以礼导利、以让化争的政治理想，彰显着既谦恭礼让又当仁不让的理想人格。对争让行为的评价体现着论者的思想和主张，也成为理解司马迁和《史记》的一个重要视角。

一、《史记》五体首篇崇让，

末篇讥争;精心建构，意在“著明”史心

司马迁通过五体首篇安排来体现其崇礼尚让的思想，前人虽有所论及①宋代俞文豹认为:“《春秋》始于鲁隐，以逊国之贤君也。《史记》取此意。世家则首泰伯，列传则首伯夷，此子长之识见也”(《吹剑续录》，转引自吴汝煜《史记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明代杨慎认为:“尚书首尧典、舜典，春秋首隐公，世家首泰伯，列传首伯夷，贵让也。”(《史记题评》卷三十一，转引自《历代名家评史记》，杨燕起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59页。)清代包世臣认为:“史公知化争莫如让，绌利莫如义，是故太伯冠世家，伯夷冠列传，重让也”。(《艺舟双楫》卷二 论《史记·六国表叙》，转引自《历代名家评史记》第78页。)，但若忽略末篇讥争之意，不把五体首末篇进行对比理解，则难以全面把握司马迁通过《史记》体例设置来表达争让思想的深意。

《史记》五体的首篇意在崇让，而末篇意在讥争。本纪体首篇《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数次提及尧舜禅让之事，是因为这种选贤、考贤然后让贤的政治制度，才是真正能化育天下、协和万国的权位交接模式。记上古五帝的德言行绩，是为了衬出“今上”之非。虽然本纪末篇《今上本纪》不复可见，但武帝的行事已牢牢嵌入《平准书》《封禅书》《酷吏列传》等众多篇目中。凭借着汉兴五世的殷实国力，武帝在元光至元狩的十余年间达到了文治武功的巅峰，但司马迁却揭开了强盛下面的末世征兆:武帝骄奢淫逸，朝堂上贤臣见黜、谀臣进用;政治上酷吏横行、吏治败坏;经济上国库大空、民赋沉重;社会上则上下争利、盗贼蜂起。古今相较，妍媸自明:五帝起于神农衰世、终於尧舜治世，有治而无乱;武帝承于汉之兴盛，渐趋颓败末世，由盛而转衰。太史公以五帝“德、让”之隆治有力地反衬了今上“利、争”之弊失。

世家体则以吴太伯为首。太伯携弟仲雍远避荆蛮，以让国季历。太伯之让，深体亲心，使父传幼无憾，使弟受位不惭，孝悌不言自明。司马迁引孔子语赞太伯为“至德”，并在《自序》中郑重申明因为“嘉伯之让”，故将之列于第一，统帅众世家。末篇《三王世家》由疏、议、诏、策等公文构成，展现群臣如何一再上书请封三王，武帝又如何下文推辞谦让、终册立三王的过程。司马迁以春秋笔法揭露武帝虽“让”不绝口，实欲以“让”饰“争”，名利兼求。[1]首末对照，太伯虽口不言让、不欲人知，而后世称颂;武帝假让掩争，欲盖而弥彰。司马迁以前代贤主之“让”有力地否定了当下贪主之“伪让”。

列传首篇写伯夷兄弟逃让君位，末篇《货殖列传》写末世争利、锱铢必较。殷商末世，天下争利，唯伯夷、叔齐为全天伦奔义让国，志高行洁;后闻周武伐纣，两人又当仁不让，叩马而谏。对此，学者虚舟评说:“如果说伯夷叔齐去位让权，还是尧舜遗风、权贵榜样的话，那么，以衰暮之年，病残之躯，明抗大兵义正词严;心守大义，视死如归，真可谓空前绝后的壮举，惊天动地的洪范，……太史公以无大功可述、无要言可记的榜样伯夷叔齐为列传第一，苦心可见，深意可知。”[2]而《货殖列传》实际是司马迁为天下争利之人所作的列传。从周之齐太公如何教民生利，藏富于民;至当下吏民人皆欲利并百计争利，“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3]若与《平准书》互参，则可知此处“最下者”即直指今上。

司马迁将《礼书》列为八书之首，承继儒家“礼让为国”的思想，在《礼书》的序赞中集中体现自己以让化争、以礼导利的治平之道。争利是社会前进的杠杆，但“争”若无礼仪道德规范节制，也会导致社会的崩溃。司马迁慨叹旨在节民之欲、给民之求的三代之礼被废弃。秦礼专意尊君抑臣，而武帝虽改制兴礼，但兴礼之内容，不过是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之类，有关民生的车服、饮食、嫁娶、丧祭等均不曾提及，养民之意无处寻觅。八书末篇《平准书》则陈列汉之群臣如何助主兴事、百计争利的种种情态。因为财政困窘，“故重用桑弘羊等兴利之臣，立专卖、均输、平准之则，行算轺、告缗、鬻爵之法，诸般措施，无非是与贫民争，与富民争，与诸王列侯争，与商贾争，而天子遂自降为商贾也。”[4]全国上下，唯利是图，民不事积蓄，斗鸡走狗马，汉初之时“人人自爱而重犯法”的淳朴风尚荡然无存了。礼既无养民之旨，民自当百般争利，故法愈酷烈虐民。司马迁感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5]

十表首篇为《三代世表》，起自黄帝、迄于共和。司马迁不仅借此表明五帝、三王同出一源的亲密关系，也是对后世人们为争利动辄父子相杀、兄弟相灭提出深刻批评。十表末篇为《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表面上看是“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6]，但实际是要后人从中窥见汉天子权欲日炽、与臣争权;将相股肱无法履践臣职、为民表率，只能日渐降为汉家奴仆。

就《史记》全书而言，首篇《五帝本纪》全讲五帝之德，末篇《货殖列传》只见利益之争。司马迁通过精心设置《史记》体例，通过争与让的对比，鲜明地传达着自己崇礼让、反争利的思想和以让化争、以义导利的政治主张。

二、旁搜远绍，慎择史料，“笔则笔、削则削”，务求史心深切

体例的设置固然易于“著明”史心，但要达到“深切”的效果，还要在纷繁复杂的史实中一以贯之。司马迁在大量的史料中，精挑慎选，“笔则笔、削则削”。若推位让国、有至德者，或坚守仁义、当仁不让者，虽默默无闻于当时，无甚功业于后世，也必定旁搜远绍，精心构撰，以彰其德;反之，若汲汲争利、陷民于水火者，或包藏私心、虚伪假让者，虽贵为天子王侯，亦必深揭其鄙陋之心，警醒世人，而后世足鉴。事例颇多，仅以《伯夷列传》《三王世家》为证。

伯夷为殷末周初人。从黄帝到殷末周初一千五百年间，贤臣灿若星辰，帝舜时即有皋陶、契、后稷等二十二人，皆成大功;殷商时有伊尹、伊陟、巫咸等，更有被孔子颂扬的殷之“三仁”——微子、比干和箕子。先秦史料繁多，辅弼贤臣之事必定载之颇丰，但司马迁偏弃之不选，反取僻远的孤竹小国的伯夷来统领列传，就是要彰显伯夷让国之德。伯夷和叔齐之事，先秦古书中虽有提及，但语焉不详。司马迁从茫茫史海中细心搜求，根据零星的材料，形成较为完整的记事。全文七百余字，传主伯夷叔齐的事迹仅有简略的两百余字，史料缺乏应是主要原因。但在相与逃让与扣马直谏中，兄弟俩的孝悌勇烈依然跃然纸上。在二人身上，还体现了司马迁争让思想的辩证统一:在权位面前，荐贤任能，谦逊礼让;在责任面前，争守大义，勇荷重担。

《三王世家》作为讥讽“利争”之文，和记载地区大事或“辅弼股肱之臣”功绩的其它世家不同，它不载三王行事，仅录册封过程中来往公文。司马迁将其列入世家是因为“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7]2114细察文本便可见出太史公的讥刺之意:大司马霍去病身任武职，却上书请封皇子，是为越职之举;而丞相御史群起和之，非为“守义”;武帝虽屡次谦让，但在群臣第三次上奏后，便“留中不下”[7]2109，难说“恭让”;所载书册公文，仅见灿然文辞而无礼义之实。司马迁这样解释武帝一日之内连封三王之举:“古人有言曰‘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故王者疆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姓於天下也。”[7]2114封王是出于“亲其亲，子其子”之意，似无可厚非。但若与为“褒有德”“尊勤劳”而分封诸侯的周天子相比照，武帝封立三王，只是循刘姓惯例，产业天下，毫无让贤谦逊之意。所以奏诏往来，三番辞让，仅是表面功夫，惺惺作态罢了。且武帝因一己之爱恶，而分封薄厚不均:《外戚世家》载“赵之王夫人幸，有子，为齐王”，“他姬子二人为燕王、广陵王。其母无宠，以忧死”。[8]对照《三王世家》，所爱者刘闳封齐王，据天下膏腴之地;而无宠者刘旦、刘胥则封于偏远苦寒之国。从策文亦可见出武帝对三子轻重有别:对刘旦、刘胥是“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废备。非教士不得从徵”[7]2112、“战战兢兢，乃惠乃顺，毋侗好轶，毋迩宵人，维法维则”[7]2113;而对齐王则是“允执其中，天禄永终”[7]2111，这明明是尧传舜之言。而当时太子刘据无恙，刘闳尚幼，武帝竟以“允执其中”以许，可见，刘旦、刘胥二者仅为武帝封立齐王的陪衬而已。分封薄厚不均，更为后世留下隐患。褚少孙所补三王事，恰可做证。齐王早夭，幸无过失。汉宣帝时，虽“裂汉地，尽以封广陵王胥四子”，但刘胥仍两次谋反。燕王刘旦在长兄刘据被逼自尽后，迫不及待上书“请身入宿卫於长安”，武帝大怒，言“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不让之端见矣。”[7]2118若身为世范，礼让为国，何忧子孙不孝、臣民不附?故尧舜弃子而万国合集，太伯让国而蛮夷归之。而武帝日封三王，以亲不以德，大违分封之义，如何能强国固本?可知，司马迁为避时主之忌，不厌其烦，列举奏策，并非是因其文辞灿然，而是欲让后人识出武帝辞让伪饰下深藏的私天下之心。

三、推陈出新，主张当仁不让、以让为争，丰富争让思想的内涵

司马迁并不是一味崇让反争，在对先贤争让思想的兼容并蓄和对现实争让行为反思的基础上，以“仁”作为取舍争让的标准，既看到崇让反争、以让化争的合理性，又看到当仁不让、以让为争的合理性，崇尚既谦恭礼让又当仁不让的理想人格，并以此来审视历史，褒贬人物，使得争让思想的内涵更为丰富和具体。这也体现着争让思想的辩证性。

在政治秩序上，儒家始终强调礼所规定的君臣父子的等级之“分”，但这“分”隐藏着争权夺利的危险，“仁”便被作为评判争让的标准。正如学者吕耀怀所言，“在一定条件下，在特殊情境中，‘让’德转化为不德，而‘不让’反而能成德。……故古人在崇‘让’的同时，亦主张合德之‘争’。‘争’是‘不让’的积极形式，也是对于不德之‘让’的否定。”[9]可见，循仁义而行，则其让也德，其争也德，争与让成为德行互为补充、互相制约的两个方面。既谦恭礼让，又当仁不让的精神正是“君子”理想人格的具体体现，而这一精神也被灌注在《史记》众多的历史人物身上。

谦恭礼让的贤者常得到司马迁浓墨重彩的记述，前文已有分析，不再赘述。在担当大任、行义济世方面，司马迁主张“当仁不让”，反对以让为工具，假让以欺世的陋行。司马迁倾慕那些为人“排难释患解纷乱”的天下高士，颂扬不畏强暴、赴国急难的忠臣烈士，欣赏舍生取义的刺客游侠，更崇尚“修德振兵”救民于水火的贤主明君。《史记》中也就有了黄帝、夏禹、文王、申包胥、鲁连、荆轲、朱家、董狐等众多光彩照人的形象，展示着我们民族急危救困、当仁不让的仁者胸襟。而司马迁秉先父遗命，不畏淫威，发愤著述，正是在用如椽之笔为自己的蒙冤争清白，为没世不闻的高士争名，为刺客游侠争功，为死于帝王争斗的无数生灵鸣不平，为天下苍生争太平，也正是“当仁不让”精神的最好体现。

此外，司马迁亦主张在人生困厄之时应暂时隐忍退让，砥砺意志，以让为争。他从伍子胥、勾践、范雎、虞卿、季布等人物行事中，着意发掘、弘扬个体人物隐忍发愤、以让为争的精神，并予以崇高热烈的礼赞。而他自身更是此主张坚定的履践者。以让为争也体现着司马迁争让思想的丰富性和辩证性。

余 论

司马迁的争让思想既有文学的风度，又有历史的深度，更有哲学的高度。司马迁指次古今，将各色争让之举描摹得声口毕肖、细致入微，体现了文学的风度。高贵和蔼的尧禅让舜时的欢愉放心，明显不同于恭谨务实的舜禅让禹时的谆谆教诲。太伯让国的高风亮节在季札三让中得以传神体现。刘邦试习汉礼后的狂喜表现了其三辞王位的虚伪，武帝以让饰争的机心又被汲黯的直谏撕下假面。争让思想通过疏荡多变的文笔，含蕴于形形色色的人物行事之中，耐人咀嚼，回味无穷。

《史记》作为论治之作，在记载争让行为的行文中，也对现实的社会道德和政治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寄寓着司马迁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对治乱规律的思考，体现着历史的深度。司马迁要为后人指明到达理想人格和理想政治的坦途。黄帝、尧舜、伯夷等众多历史人物便都承载了这一特定的历史使命，彰显着积极的人生价值取向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

争让思想的哲学高度则体现在争与让的辩证法上。司马迁继承了《易传》和《老子》中的辩证法合理内核(如变化、转化等)，摒弃了其以不争为争、以退为进的偏颇，运用辩证思维来分析、解决社会历史中的具体问题[10]，体现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可以将其概括为现代哲学中绝对与相对、抽象与具体、内容与形式、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争与让作为一对矛盾统一体，有争必有让，有让必有争，这体现了争与让的绝对性;面对义利，以仁义作为取舍争让的标准，当争则争、当让则让，司马迁的通变思想及其对以让为争的身体力行，又都体现了争与让的相对性。争让思想作为一种批判观念和评价标准，体现了抽象性，作为一种个人批判和社会批判的行为和方法，体现了具体性;《史记》中大量具体的争让事例都使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方法，体现了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史记》通过体例的安排和史料的甄选，体现了争让思想在形式与内容上的统一。司马迁把争与让的历史史实和“太史公曰”的个人评价结合起来，实现了史学客观“实录”的著史传统与史学家“一家之言”的统一，体现了历史的客观性与个性化情感、个人立场的主观性统一。虽然争让思想可以从文史哲三个方面来欣赏和理解，但历史的深度和哲学的高度更能体现司马迁的深切史心。

[1]吕世浩.从五体末篇看《史记》的特质[M].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81.

[2]虚舟.从尧舜禅让到“以暴易暴”[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5-9.

[3]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3253.

[4]阮芝生.货殖与礼义[J].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1996(19):1-49.

[5]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2343.

[6]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59:3304.

[7]司马迁.史记·三王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司马迁.史记·外戚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59:1980-1981.

[9]吕耀怀.“让”的伦理分析 [J].孔子研究，2000(5):34-40.

[10]张克锋.从《史记》看司马迁的辩证思维[J].甘肃理论学刊，2005(4):99-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