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背景下网络语言规范问题

周 梅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基础部，安徽 合肥 230031)

引 言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开始展开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工程。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我国信息化已经步入快速发展的道路。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5.13亿，网络普及率达到38.3%;有将近半数网民在使用微博，比例高达48.7%;手机网民达到3.56亿户，同比增长17.5%。而国家统计局于2012年2月22日发布的2011年统计公报显示，移动电话用户9亿8625万户。中国网民数量早已跃居世界第一。而今，作为传播信息的媒介，由互联网衍生的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博客、桌面视窗等，成为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新媒体形态，相对于报刊、广播、出版、影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媒体一词已经被时代赋予了崭新的含义。互联网已经形成了一条神奇的信息交流的纽带，而网络语言也成为当代语言生活的新的组成部分。

一、新媒体背景下网络语言的特点

网络语言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网络语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与电子计算机联网或上网活动相关的名词术语，包括两类:一类是与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如鼠标、硬件、软件等;另一类是与网络有关的特别用语，如网民、网吧、电子商务等。另一方面，网络语言也可以理解为网络文化中人际交流的语言，即网民在聊天室和网络论坛上的交际用语，如神马(什么)、鸭梨(压力)、粉(回应)等。狭义的网络语言是指后者，本文的网络语言取狭义的理解。这类网络语言一般具有缩略简约、新奇独特、杂糅性和口语化等特点。十几年来，从网络论坛到博客，再到微博的出现，网络发展已经使现代传媒进入一个“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时代。“一旦进入网络空间，个人和组织都能够凭借电脑化的大规模信息交流系统建立多向的相互联系;这时候，同一个人或组织既可以是新闻和信息的接收者，也可以成为新闻和信息的传送者。”[1]随着传播方式的发展变化，新媒体背景下的网络语言呈现了相应的时代特征。

第一，语言生活平民化特点凸显。在新媒体背景下，信息传播者与信息接收者之间边界日益模糊，“自媒体”使得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新词新语的制造者，开放的空间使得人民大众语言创造力得以张扬发挥，新词新语不断成为活跃当今语言生活的生力军，尤其是那些带有鲜明草根色彩的新词语更是传播迅速，影响广泛。正是这种原因，近几年来，每年都会形成几个比较大的新词语的“词语群”，如 “～族、～门、～奴、～男、～女、～客、～二代”等等，2010年以来活跃的“～哥、～姐、～帝”等这类新词背后的主角多是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折射了新媒体时代语言生活平民化的特征。

第二，词语事件化与信息浓缩化。在新媒体背景下出现了“词媒体”“词资讯”，为了信息传递的高效便捷，为了信息记忆的长期存储，为了能最大化实现信息价值，作为信息载体的语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一个事件或一种社会现象出现时，人们将事件或社会现象概括成一个新词，如“范跑跑”“谣盐”“蒜你狠”等。用词语来记录历史、描述社会、反映生活，有人声称我们已经进入了“词时代”。

第三，新词新语数量增长迅猛。新媒体的应用和普及形成了更加宽阔的传播空间，传播环境更加层次化和自由化，网络词语传播速度空前;新媒体用户可以直接参与到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去，新词语来源更加丰富广泛，数量激增。根据教育部、国家语委公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显示，从2008年至2011年中国语言生活出现的新词新语的数量依次为:359个、396个、500个和594个，年度新词语逐年增加的数量分别是:2009年比2008年新增37个新词语，2010年比2009年的新词语多出104个，而2011年新词语的个数比2010年增加94个。从2010年开始新词语出现了跳跃式增长，究其原因是2010年中国互联网为中国网民又多了一项服务——微博，媒体因微博的出现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新词新语的产生也出现了学者们所说的“井喷现象”。[2]新近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新增了3000多条新词，也说明近几年来社会生活变化的迅捷和新词新语数量的迅猛激增。

第四，部分新词语隐退、消亡迅速。教育部于2012年5月29日公布的《2011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人的语言中冒出了594条新词语，在造热词的同时，往年出现的许多新词语已经消失，2006年至2010年出现的2977条年度新词中，仅有41%留存了下来，34%的新词经历了昙花一现，已经迅速从人们的口中、指下消失。

第五，网络语言与现实生活中的通用语言快速融合。新媒体背景下，网络语言有向网络社群外语言急遽扩张的趋势，网络和传统媒体相互借力，越来越多的网络语言从网上走到网下，进入现实世界。“作为源头活水，网络词语已经成为新词和热词的主要来源，有些已为域外华语所吸收。”[3]例如，“给力”作为网络用词，最早是2010年5月网民上传网络的一段日本动漫《西游记——旅程的终点》的中文配音及字幕上出现的，到了南非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该词得到网民热捧，开始广泛应用。11月10日，该词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江苏给力“文化强省”》的标题中使用，由此热上加热，得到迅速传播。很快其英文形式gelivable(给力)和 ungelivable(不给力)在网上也被创造出来，“给力”一词开始走向国际，台湾地区和港澳特区的媒体也使用开来。此外，淘宝体、凡客体、咆哮体等网络语言近两年也不断走入大众文化，体现了社会对网络语言的宽容和接纳。

二、新媒体背景下网络语言存在的问题

新媒体背景下，网路语言发展如火如荼，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态势影响着现实的通用语言，冲击着现代汉语的规则。网络语言因其言简意赅、形象生动、诙谐幽默、方便快捷、富有创新性等特点丰富了人们的语言生活，体现了一种新的时代特征。这种不成熟但又富于创新性的文化现象，未必能够彻底改变我们的语言，但是正积极参与着未来的语言发展。网络语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们语言交际的困难，甚至挤压了汉语表达系统独特的自我更新能力。“全民造词”势必对通用语言造成冲击，使现实语言生活出现混乱现象。新时期网络语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第一，新词语的创造层出不穷，部分词语更替快，缺乏稳定性。为了经济省力或者是出于游戏心理等，网民们随心所欲地使用或创造各类词语，在用语中生造词、异体词、字母词、数字、图文符号混合词、汉字与外文杂糅式表达、各种谐音表达、答非所问的断裂式会话比比皆是;再加上受到时尚文化的不断变化的影响，网络语言更替快，稳定性差。比如“烘胚鸡”一词就是典型的短命网络词语，最早是作为“网络首页”(HomePage)音译词出现，但是因为词形不够简洁、表意效果不佳以及所指(主页)在生活中可能的应用频率不高而没有赢得广大网民的青睐，在网络上一闪即逝。像“犬科”(死缠烂打追逐女生的男性)、“1775”(我要造反，因为1775年爆发了美国独立战争)这类词语表现的是年轻人求新求异的娱乐心理，“俯卧撑”“犀利哥”等词新语义的产生依托的是某一社会事件，这些流星似的词语经过一段时间沉淀后，渐渐就无人问津了。至于像“草食男”“孔雀女”这样的新合成词，折射了当下的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特征和社会心理的变化，其意义消失，只可能作为历史词语保留下来。

第二，有些网络词语呈现高度变异特点，使用局域性强。每一种网络用语的最初出现都表现为局域语言，即在互联网语境之下的交际语言。“这种新型的人际交际空间所形成的新型语体形式体现的是一种新的社会方言。”[4]它是有别于一般所说的口语、书面语以及有声语言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很多特性来自于娱乐和游戏的性质。许多网络词语的意义只能在当时的语境中才能够被理解。加上网民在交流情境中会随时创造出一些新词和新式表达，从而使网络语言千奇百怪，多数网络用语呈现出全民可接受性程度较低的特点。例如:PMP(拍马屁，汉语拼音缩略词)、BTW(by the way顺便，英语缩略词)、13579(奇怪，都是奇数，数字会意)、粉(很，谐音词)、天才(天生蠢材，意义曲解类)、吃饭ing(正在吃饭，给汉语加上英语进行时，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网络中这类高度变异的词语在现实生活中沟通度不强，使用范围只能限于网络局域。

第三，网络语言长期缺乏有效规范，在与通用语言的融合过程中呈现泛化趋势。网络语言的使用因为不像传统媒体那样存在着“守门员”，使得网络语言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成了语言的放假甚至是语言的狂欢”[5]。其负面影响已延伸到大众交际领域，已构成对全民用语规范系统的极大挑战。2011年7月8日下午上海市徐汇公安分局在微博上发出一则“淘宝体”通缉令;紧随其后，武汉市公安局水果湖派出所以“凡客体”发布防盗宣传海报;广东公安机关以“见与不见体”发布追逃通告。2011年8月，外交部微博“外交小灵通”发布了一则“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招聘公告，该公告同样使用了“亲”“不包邮”等淘宝体特征的语言，中间还使用了“有木有”等带有咆哮体特征的词语以及网络表情符号。此外，在高校祝贺新生被录取、官方的街头文明劝导语等领域，都采用了这类网络流行语。这些网络语言在生活用语中的出现，已经突破了词汇、文体的常规选用，彻底颠覆了公文文书平实、庄重、严肃的语体特征。历代公文语言和文体格式呈现出较为稳定的特点，网络语言对公文的侵入，从一个侧面反映新时期网络语言严重的泛化现象和对现实生活中通用语言的影响程度。

三、新媒体背景下网络语言的规范对策

网络语言一经产生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十几年来，我国对网络语言的研究从最初的概念、性质、态度、规范等问题的探讨，到从语言学的不同角度对网络语言的认知，再到近几年来从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伦理学和符号学等跨学科不同视角进行研究分析，对网络语言的认识角度越来越多元化，方位越来越全面。立法研究和国内外研究对比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研究网络语言的规范化问题，促进语言生活的和谐一直是学界对网络语言关注的焦点。在网络发展早期，有学者就提出了为了保持汉语纯洁性，在网络还没有完全普及到家庭时应该事先建立规范。[6]于根元先生认为网络语言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应承认网络营造的虚拟空间的开放性、自主性和多样性，也要承认创新性和包容性，尊重网民的创造冲动性自由，对网络语言的规范要体现规范度。[7]邓文彬提出的观点是:约定俗成是网络语言规范的最重要的具体原则。[8]施春宏指出，语言规范要注重交际值;语言规范化要体现大的追求:规范化知识的增长和语言生活的和谐;光做语言学的批评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展开讨论，做好促进和引导工作。[4]还有的学者主张通过立法手段对网络语言进行规范，探索网络语言法制建设。[9][10]近年来，学者们更加关注语言规范观的讨论，提出网络语言应该在系统的、积极的和发展的规范观下进行，网络语言规范化应该是语言规划的一部分。[11]

新媒体背景下的网络语言发展迅猛，对网络语言规范化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巨大的空间。5亿多成员构成的言语共同体使得网络语言早已经成为最重要、最急切需要认识的语言变异形式，新时期的网络语言对国家通用语言的影响越来越突出，网络语言规范已经不能只停留于学界的讨论和争议。“哪里有语言问题，哪里就要求对语言进行规划。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人们对某种语言情况感到不满，那么就有制定语言规划纲领的场合。”[12]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网络语言规范是一项全民的、系统的工程，应该提升到国家语言规划的战略高度，通过政府或社会团体有目的、有组织的干预和管理，从而解决当今社会信息化时代语言交际出现的新问题。

(一)积极调整研究视角，确立科学规范观

“不同的语体有不同的语法。”[13]新媒体强调的是影、音、文字等信息的整合，互动性更是新媒体的独特魅力所在。信息时代的网络语言更加复杂，新的交际环境对表达方式提出了新的需要，产生了新的风格的网络语言。“新媒体形成了新风格，新风格制约和启发了分析的新思路，新思路必然引起新的分析观念和方法，并由此带来新的分析结果。”“我们不但要运用传统的语言分析方法，还要借鉴和吸收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文化学、传播学、统计学等的分析方法，还要探索新的分析方法。”[4]研究视角的简单移植和规范观的固守因袭都会对我们认识信息时代的网络语言及其规范化形成障碍。

(二)建立国家网络语言研究机构，组织专业研究人员，加快研究和制定中国网络语言发展规划

网络语言学已经初步形成，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无论对推进网络语言理论的建设，还是服务于应用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对网络语言规范的研究一直停留在学术讨论的层面。只有建立国家网络语言研究机构，组织专业研究人员，将网络语言规范研究纳入网络语言规划系统当中，加快研究和制定中国网络语言发展规划，才能促使网络语言的交际与发展和现实生活语言的健康与和谐。

(三)完善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加强法制宣传，有关部门要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

“和谐语言生活有许多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是用法来调节。”[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颁布10多年，当今的语言生活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既要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的实际效果出发，也要从现实语言生活规范的实际需求出发，不断完善我国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加强各级语言文字部门的管理机构建设，明确其统筹指导和监督管理责任。在宣传、引导网络语言规范的同时要加强网络的法制建设，依靠公共治理来规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2006年3月1日起《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开始生效，规定国家机关公文、教科书和新闻报道中将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语言。这是国内首部将规范网络语言行为写入法律的地方性法规。教育部去年出台的《2012年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务工作规定》，与旧版考务规定相比，首次将“高考时，除外语科外，笔试一律用汉文字答卷”改为“一律用现行规范汉语言文字答卷”。这些政策、法规体现了有关部门对网络语言规范的积极有为的态度，并对社会语言文字应用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四)积极编纂网络语言辞书，通过辞书贯彻规范宗旨，传播规范效果

以求实、谨慎、宽容的态度，积极整理规范新词语。有关机构在积极监测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定期或不定期公布经过筛选的网络新词，向社会推荐使用，然后再编写、出版规范性、权威性的辞书词典，供社会参考使用和遵循，从而实现对网络语言的自觉规范。教育部、国家语委已经连续8年向社会发布年度语言生活报告，新词新语始终是考察的重点内容，报告肯定了网络在催生新词语方面的突出作用，通过积极整理每年推出的新词和热词，对语言的使用同样起到了正面引导的作用。

(五)提高广播电视等媒体语言声望，加强传统媒体语言示范作用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文字应用系姚喜双主任指出:“媒体语言必须规范。(1)规范是自身发展言语交际的需求。(2)规范是大众传播的必然要求，大众传媒要完成任务，实现传播，必然要求规范，语言越规范，传播越广泛。(3)推广普通话以媒体语言为榜样，所以媒体语言规范应高标准、严要求。”[15]媒体是一种语言职业，具有信息传播和语言传播的双重使命;传统媒体因其传播范围的极为广泛，同时因其所具有的权威性，而使其具有自身独特的示范和榜样的功能与责任。

1.广播电视语言的规范化向来就是国家通用语言规范化的重要途径。应向全社会大力宣传对传统媒体语言的认可和尊敬，树立传统媒体对语言应用的权威性，不断提高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语言的社会声望。

2.广播电视要扮演好“守门人”角色。语言规范是一个永动的过程，语言总是在不断变异又不断调节之中。广播电视从业人员自身要具备清醒的责任意识，坚守住传统媒体这一具有语言示范作用的前沿阵地。在新媒体的背景下，广播电视从业人员的“守门人”的角色更加重要。每一位工作者都肩负着评价、选择、推荐和引导新词新语的重要职责。面对网络语言的浪潮，既要关注交际的效度，又要不失语言的品位。

3.广播电视要将语言应用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关注、参与相关学科的研究。努力提高语言应用能力，用科学的态度应对生活中的新的语言现象，在语言规范中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六)以学校教育为基地，带动社会语言规范

大力加强学校的语文教育，教育学生深入了解自己的母语，培养对祖国语言的感情。首先，通过宣传树立学生们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其次，通过教学提高学生们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深入体会现代汉语的结构美、节奏美、音韵美;再者，老师们应该与时俱进，了解、学习一些规范的网络语言，在教学中帮助学生们鉴别、使用健康的网络语言，促使学生们形成正确的语言观。

结 语

新媒体背景下网络语言规范问题是当今语言生活凸显的话题。我们不应该歧视网络语言，也不能漠视网路语言给语言生活带来的变化。语言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在由旧规范向新规范过渡的过程中，语言创新是极为重要的因素，语言创新是语言生命力的表现。没有创新就没有语言的发展，否认创新，抵制创新，就等于扼杀语言的生命。”[16]对这一信息时代的新生事物，语言工作者要遵循语言“变化之中有稳定，稳定之中有发展”的规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以保障汉语健康、和谐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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