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末东渡僧人心越诗歌的禅理与画意

2013-08-15 00:44敖运梅赵元云
文艺评论 2013年8期
关键词:樱花日本

敖运梅 赵元云

唐人,指日本社会,特别是德川幕府主政的江户时代①,(1603-1867)对于中国内地移民的称呼。与唐人一词相应,渡日的内地僧人被称为唐僧。②在山本悦心所统计东渡的78名僧人中,长江下游者14人,其中江西2人,江苏3人,浙江9人。③浙江人数最多,在中日宗教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中贡献最大的便是东皋心越。

心越(1639一1695),俗姓蒋,名兴俦④,别号东皋、鹜峰野樵等,浙江浦江人(金华府)⑤,在日本时又称东皋心越。8岁时心越便在苏州报恩寺剃度,之后云游于江浙。20岁时入曹洞宗寿昌派觉浪道盛之门。道盛往生之后,东皋从杭州东北的皋亭山之崇光显孝寺住持阔堂大文学习,尔后再进入杭州西湖近处的永福寺,东渡日本之前,东皋均待在永福寺。清康熙十三年(1674),藩王吴三桂军抵衡湘反清,浙、闽、台诸地区应声而起,心越因参与此事,垂败后无奈隐居西湖永福寺。康熙十五年(1676)8月,心越为避事,应已寓日的高僧澄一邀请,搭乘商船自杭州出发,经普陀,12月抵达九州岛。第二年正月抵达长崎,与澄一在兴福寺相见,便于斯寺驻锡,之后便留日19年,终至圆寂。

清初遗民诗僧是一个蔚为壮观的群体,集政治、文学与宗教问题于一体,兼遗民、诗人、僧人身份于一身。诗僧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宗教特质,同时在时代、政治的环境中又纠葛不清,摆脱不了尘世的羁绊,当风云骤变,净土僧门亦无法幸免。“世变之来,宗门不能独免,虽已毁衣出世,仍刻刻与众生同休戚也。”⑥其在艺术方面的造诣一般要大于其在政治斗争中的价值,清初的遗民诗僧除却传统的诗禅互渗,即将禅宗修为借诗歌加以阐释,还有因易代之机诗歌中蕴含的兴亡之感,家国之悲,使得禅诗不是仅仅表现为清隽空灵,情感方面也厚重饱满。心越《东渡述志》道:“畴昔渡海时,沿海击艨艟。苍生何颠沛,赤子尽飘蓬。……楼台皆灰烬,城市成故宫。哀哉伤五内,涕泪悼无穷。”渡日诗僧心越的多才多艺导致了对他定位的复杂性,因他身份首先是僧人,所以称诗僧者有之,称琴僧⑦者有之,称画僧者有之,或笼统称其为遗民僧人,几乎是当时僧人兼通其它艺术的通家,因身居日本,“华夷可异域,美恶不同宫。”(《庚心越禅师东渡述志长篇芳韵》)其诗歌中加入日本的地方风物景观,不仅禅理诗颇为可观,清幽精警;其咏物诗亦殊为可读,清新可喜。

(一)禅理诗

清初禅诗诗风大致仍沿袭明代余绪,陈垣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曰:“万历而后,禅风浸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⑧明代曹洞宗兴起,士子大夫与僧人结交并喜好禅宗,加之阳明心学的浸润,明末禅诗多以发凡禅理,谈禅论道为主,佛教与诗互通的表现形式便是佛教典籍中的“偈颂”,也称“讽颂”、“孤起颂”,有格律颇似律诗,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一些僧人用“偈颂”的格式来写诗,或反之以诗写颂。“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⑨诗歌的整饬性规范了禅的表达方式,禅意则逐步渗透于诗歌当中,“禅理诗、禅趣诗、山水诗、抒怀诗,更有酬唱、兴亡之作,其诗思高妙,诗境幽远,诗调清新,颇为可诵。”⑩在禅宗发展的过程中,作为空观的禅观被中国人所着意吸收,早期的空观被极度纯化而形成了禅宗的现象空观,当禅宗渐次趋于文人化,禅的经验也就被赋予了更多诗的特质。诗僧以“拈花微笑”的释家超悟的智慧,反观世俗社会,以独特的视角与心态,关照尘世世界,佛禅互参,反躬自省。诗僧发诸于诗,出入净空,也沾染了些许现实的味道。

禅诗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所谓的“揭颂气”,如心越亦作有《偶偈》(四首)、《和偈》、《因身究竟生老病死四颂》(兼行住坐卧句卜操作数调)、《示偈》等,阐释修行心得。禅家最讲修为,也讲究禅法,曹洞宗风以坐禅向上一路,探究学者心地的接机之法,即“曹洞用敲唱”,其法门不管禅定精进,只须了达佛之识见便是“即心即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异而体一。此禅宗转而诉诸笔端便是妙笔莲花,清丽空灵。如《腊八夜雪》:“风翻树折几鸣鸦,彻夜寒凝舞玉花。拈起青莲无一物,空山遍见向牛车。”其诗境静空杳渺,清幽冷峭。玉花、青莲都是佛门之物,清灵中又夹杂清寒的韵味。释家最讲修心随性,心越在《示横念信士》诗序曰:“盖修行做工夫,只要放下身心,一念不生,向一念未生前究取本来面目,是个甚么。体究之极,于自本心豁然契合,而性天独露,现出主人公,方识原来就是这个无心佛,众生是非齐平,始为了当耳。复书以偈示之。”其诗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诗又道:“诸法起于心,而心是何物。会得心无心,即是天真佛。”修心顿悟、随性自然,就是彻底放下枷锁,不必再拘泥于苦修精进,禅心所向,追求“空”、“灵”的世界,不仅叩问己身,同时转向蕴含禅机哲理的天地万物,天地之大德,满盈哲理禅思。如《过日峰山观莲池听雨似祖印禅师》诗:“数丝微雨洒荷池,荡漾清光潋滟时。鱼跃于渊皆妙义,花开花落总真如。”此诗羚羊挂角,点到即止。鱼跃深渊,花开花落都取道自然,率性自如。世人皆伤心时便意在落花,欣喜时又心属花开,唯独看淡才能不在意花的姿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能够风轻云淡,坐看花开花落。

明末清初东渡遗民初至日本之时,日本正处于江户时代,当时的幕府政府需要传播中国的儒家文化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唐僧大儒到日本之后备受礼遇。这批知识分子还未有清末民初时对日本文化的倾慕敬仰之情,当时或者说中日文化还处于平等的地位,互相交融的状态。心越赴日之后便久居终老于此,其诗歌不仅表现当时中国士子或称诗僧的水准,同时也记录了当时日本的风情国故,对保留日本文化也有所贡献。诗中介绍故国风物、制度当属常例,因心越诗僧的身份,相对于名臣文士朱舜水、张斐等人,他是通过写景绍介扶桑奇国,以畅其新奇之意。借景物所蕴含的禅机佛理,以抒发物外之情。江户时期日本仍盛行宗尚唐诗,“托名李攀龙编的《唐诗选》,在江户时代就兴盛一时,其重印的次数多达二十次,印数近十万部。与之相关的,还有《唐诗选画本》、《唐诗选国字解》等书的问世。”[11]观心越诗集当中的诗风应多属唐调,仍脱不掉明末诗风的余绪,但其诗歌内容却多以日本民情风物为主,包括日本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也包括心越的僧侣生活与参禅感悟。

(二)景之观

心越诗中常出现“以此代彼“的表现手法,以他熟知的中国地点称呼日本的地名,这在东渡遗民的诗文作品当中较为普遍。如其《登舶偶兴》诗曰:“何日见洛阳,稳步方前进”。下面小注,“洛阳:指日本之京都。”《后乐园漫赋》(三五七言)诗道:“春风荡,芳草芳。日丽千林秀,云连万树苍。沙鸥南岸兮清浅,啼鸟数声兮夕阳。后乐园即水户藩主在江户藩邸之园。始建者为德川光圀父赖房。光圀继其遗意,修饰润泽。”朱舜水取范仲淹语命名为后乐园。后几经破坏,今存。它如心越的《友泊闻钟》诗曰:

海天何处寺,静夜吼鲸音。

浮舶依孤屿,烟村隔远林。

微风迎浪急,片月棹波深。

寂寂空无寐,悠悠万里心。

友乃地名,在九州岛东松浦半岛北端,今名“呼子”。诗歌缥缈虚空,海天禅月,孤岛片舟,寡淡孤峭,颇具禅家之清冷韵味。心越喜言夜海,日本本是岛国,四面环海,赏视月下大海的机会也多,夜晚观海与白日观海就有不同的感受,白日临海波澜壮阔赏心悦目,而深夜观海则波谲云诡愁雾漫漫。其它诗如《夜过玄海》,其注:玄海即唐津外海。也是写晚上的大海,亦是心越内心世界的一种描摹。心越在日本永福寺所写《东明八景》(即珠帘、剑池、松声、梅友、垂丝、听竹、雨窗、落月),有陶渊明、白乐天的神韵,于平淡中见神奇。此诗一出,心越诗名得以传诵。其中《雨后山行听鸟啼》:“雨后苍山色更新,林梢望遍鸟相亲,欲穷幽间流泉滑,无限枝头声转频。”清新悦耳、婉转迂回,诗情画意,跌宕有致,雨后深山,鸟鸣啾啾,山涧幽泉,一幅世外桃源的景象。中国古诗的诗味由此可品,心越因此也门庭若市,慕名求教者络绎不绝。他所作的《彰考馆雪后眺望》云:

新馆忻登雪未镕,布就乾坤锦绣中。

珠树交加近拂风,瑶海苍茫远拍空。

仰瞻天际日轮红,俯观富士势穹窿。

千门万户水晶宫,重重迭迭玉玲珑。

难写奇花六出丰,雪深泥泞独扶筇。

日本是温带海洋性气候,四季分明,尤其冬季雪景颇盛,作为江南人士的心越观之尤其新奇,此诗作于雪后远眺,雪覆大地,视域开阔,寒海雪树,玉树琼花,茫茫雪原上一轮红日,色彩极富冲击力。雪花晶莹剔透,轻盈曼舞,无所凭附,羽化为雪,落土归根,满蕴涓涓禅意。迭字又增强了诗歌的柔和宛转,有动有静,俯仰之间,红日与“玉山”(富士山)遥相辉映,诗歌主题也得到了升华。富士山、樱花、武士是日本主要的三大标志,心越撰写此类题材的诗歌也很多。如《富士山诗所见良独二公峰双咏之作余不胜珍赏之至因赋别韵一律以谓效颦一笑》:

独峙三州[12]不记年,下临沧海上凌天。

鸿蒙未现含元就,地阔当分以占先。

形露半空凝积雪,影横云外隐飞仙。

避秦昔日人何处,触目新诗赋一篇。

富士山是日本民族引以为傲的象征,被日本人民誉为“圣岳”。富士山的本意就是永远不死,时武士们常到富士山炼丹制药。富士山高耸入云,白雪皑皑,有“玉扇”之称。菅茶山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著名的汉诗人、儒学家和教育家。其题画诗《富士图》一诗,同样诗中未出现“富士山”的字样,其以“群玉”咏颂日本的富土山,“群玉”本也是道家意象。心越以雄伟壮丽的富士山为诗题,缥缈飞仙亦是取道家之譬喻,符合日本文化中的富士山形象。心越其它诗如《后乐园即事偶赋二十韵伏祈笑正》:“葛东飞满目,富士雪盈头。”饱蘸欣赏之情描摹日本的国山富士山,可见心越对富士山的喜爱之情。至于温泉,《日本国志·礼俗志》:“相模之箱根,伊豆之热海,皆有温泉,均在山顶。林树村落,棋布于下,朝岚夕霞,气象万变,而夏日晴雨不时,户牖间时有云气往来。”[13]在领略山魂水魄,吟咏湖海山色之时,温泉亦为日本的国土添加了诸多风采。此时远离兵祸身在扶桑,还是让人偶尔有世外桃源的错觉。《春初三日喜雨》:

春回万木苏,一雨滋群品。

涸辙鱼戏游,疏林花簇锦。

惠风畅人和,润泽洽时稔。

只顾岁丰登,处处恣高枕。

当风和日丽,草长莺飞,花团锦簇,春意盎然之时,让人雅兴迸发,极有生之乐趣。日本人极其丰富细腻的情感,使得其对美好而短暂的事物格外珍爱,先不论其中蕴含的“哀伤”情绪。日本也是个爱好“花”的民族,每当“三月花时,公卿百官,旧皆给假赏花;今亦香车宝马,士女征逐,举国若狂也。”(《八景》(一首))“日本的诗人们似乎特别钟情于春季的游山赏花活动,他们一代接着一代,在春天的百花盛开中感受着生命的灿烂,又在春花的依次凋零过程中感悟着生命无常的莫名悲哀,从而不断谱写出春季赏花的诗篇,抒发着对生活的热爱与细腻感受,对生命的珍惜,表现出了大和民族坚韧的生命意志力。日本汉诗就是这样不断构架起诗人的细腻心灵与自然界景物之间的沟通桥梁。……日本诗人春游赏花的风俗画,又是展现大和民族性情心灵的一扇窗口。”[14]画僧心越身处其中不能不受到熏陶与感染,所以对花亦是十分珍爱。

(三)花之语

吴伟业曾评归庄《落花诗》曰:“流丽深雅,得寄托之旨。”[15]色彩鲜艳、娇艳欲滴的花朵是人们寓情的最佳对象,爱花成痴的归庄在《看花杂咏·众芳》中云:“众芳当秋荣,缤纷复鲜泽。葱葱入瓷瓶,簇簇映英石。残者辄更换,每日动撷摘。知交时送至,与我娱晨夕。花虽非我有,却得自欢适。灯前当独酌,对之影不只。闲时聊一玩,何追妨抉策。”[16]表达了赏花养花的闲适心境,中国文人最喜梅花,而在日本樱花是本国人心目中的花王,是日本民族精神的象征,樱花也是日本的国花。日本有大伴家持的万叶和歌《宴席咏雪月梅花歌一首》:

雪映夜月,梅花正开时;

愿有佳人在,折送一枝。[17]

此诗吟诵雪月花,关乎日本人三种恒定的审美意象,这三者后来也出现在白乐天的诗中,从中国流传到日本,使得日本人对它们的热爱更加炙热。清末黄遵宪所作竹枝词《日本杂事诗》曰:“朝曦看到夕阳斜,流水游龙斗宝车。宴罢红云歌绛雪,东皇第一爱樱花。”[18]奈良时期,受中国文艺风尚的影响,日本的汉诗与和歌中吟咏的多以梅花为主,当时日本人心中的“花”,并非樱花而是梅花。江村北海(1713—1788)《日本诗史》有记:“咏梅之作与汉字几乎同时传入日本:上崩,仁德天皇继位,迁都浪速,王仁献《梅花颂》,所谓三十一言和歌也。……自仁德升遐,历世三十,经年四百五十,天智天皇登极,而后鸾凤扬音,圭璧发彩,艺文始足商榷云。”[19]平安中期,贵族阶层中樱花取代了中国的梅花,为发展本国文化的需要,这时正式将赏梅改为赏樱。幕府统治时期,樱花又与武士结缘,成为武士的象征。江户时代受日本国学家的推崇,樱花便根植于日本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土壤之中。江源高朗《樱》诗云:“托得芳根东海边,琼英开遍养花天。轻云罩日暄尤好,飞雪翻风雾更妍。万朵蝉娟含露重,一林烂漫映霞鲜。倘教此树在西土,当人赵昌图里传。”[20]将樱花树看成神木,逢盛花季节,则要举行盛大的“樱祭”和“镇花祭,’此时繁花似锦,云蒸霞蔚,成为日本民族的象征。樱花一直深得本国人民及赴日汉人的喜爱,朱舜水生前最喜樱花,他去世后,日本的弟子在他坟墓周围种植了很多的樱花。心越是画师又是琴师,自然也很喜欢花,更喜欢日本民族的花之王。如《旌樱寺樱花数树槎牙盘踞皆巨十余围花盛壮观再为赋之以识胜游清赏》、《樱花实时》(首尾吟三月朔于高田别墅)等,其中《旌樱花咏》云:

晶晶万斛喷银光,皎皎千箱赛玉庄。

胜日偶来花下坐,对花惟觉兴偏长。

花花片片随风舞,叶叶枝枝带日扬。

无限游人高着眼,引予重盼到斜阳。

心越运用双声迭韵的手法,吴侬软语的迭字使得诗歌音律柔和轻盈,樱花万花怒放、云团锦簇,枝枝叶叶,片片花花使得游人如织,从日扬待到斜阳,赏花之兴不减。在日本最古的诗集《万叶集》就出现了“樱花之歌”。《古今和歌集》时期,是日本“国风文学”的崛起时期。樱花取代了自唐朝传来的梅花而成为当时歌坛的主流审美对象,《古今和歌集》中的樱花意象“主要分为孤独、常住、无常、美好四大象征。”[21]从樱花中也透露出日本的独特哀婉情绪审美理念——物哀,而禅师心越所见更多的是春花美好,春光无限。

画家心越对岁寒三友之一的梅花自然也非常喜爱,日儒龟田鹏斋题梅诗曰:“春夏秋冬花不断,东西南北客争来。”[22]“属目浮生皆寄幻,谁能幻寄且逃禅。”(《庭梅》)点染禅思妙想,清疏而含有妙语。“雨过疏林色更鲜,随风飘荡竞争妍。晚来潇洒纵横处,数点寒香几缕烟。”(《晚雨望梅》)清淡舒雅,有如一幅中国国画,未写“梅”而意在“梅”,诗中有画、意在言外。作为中国人的心越似乎也更喜梅花,它作如《除夜咏雪梅》:“我爱梅与雪,洁艳可人扪。雪消梅更爽,梅花犹独存。”梅花自来香色俱佳,独盛早春,代表着不畏严寒的坚强性格与不甘落后的进取精神,历来为士子文人所钟爱。雪衬梅花,凌寒怒放,象征着中华傲岸坚忍的民族灵魂。心越在此直抒胸臆,畅达其喜爱之情。题诗入画,北宋始兴,元明盛行。明中叶以来,文人雅集风气的鼎盛和文人画的发展,使得诗画唱和、题款风气随之趋于兴盛。“中国题画诗到了明、清,堪称全盛。”[23]吴越诗画中涌现了梅、兰、竹、菊、莲、松等众多物象,其本为画家之主景,诗画融合,成为作者主体精神与人格特质的象征载体。出自吴越之地的心越受时风影响,只要与入画有关的物象心越都甚为喜爱,尤其是可以入画的花儿,是他诗歌中所热衷表达的题材。其诗《座供牡丹吟》:“花艳丽色无如,满座清芬意有余。谁道洛阳春富贵,此中兴味自堪舒”。此诗描摹国花牡丹,由颜色写至味道,再生发开来,亦豪言“一花独放亦为春”。清人张式曰:“题画须有映带之致。题与画相发,方不为羡文,乃是画中之画、画外之意。”[24]此诗画面变艳为淡,逐渐涟漪点染开来,诗中满蕴画意。“日本诸花,颜色敷腴,光艳独绝。或言比校华种,香味少逊。鼻观徐参,知其语真实不虚也。”[25]观花则可疏解心灵中的阴郁积怨,赏景则可遣散情绪中的纠结不快。诗僧心越将修行与天地万物的感悟相结合,于名胜古迹和园林这些人文活动的产物和场所中,访幽探胜,随意点染,亦创作出了诗画的殊胜题材。

日本的诗歌创作,无论《万叶集》还是《古今和歌集》都有物象定型化的特点:“东国自物徂徕提唱古学,一时言诗悉以沧溟为宗。高华典重,乍读之亦殊可喜。然其弊也,连篇累牍,无非天地、江湖、浮云、白日,又未始不取厌于人。”[26]心越却也能化腐朽为神奇,创作出诸多清新可喜的咏物诗,深为日本人所喜爱,也赢得了日本人的欣赏与尊敬。心越诗文中虽然出现了异邦他国的景色风物,但此时他仍采用中国传统的律诗写法,基本都是明末清初诗人的创作手法,除却表达的物象有所不同之外,其面貌风骨仍属中国诗歌范畴。尤其是到了江户时代,众多的日本汉诗人运用各种写作手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复杂情感,细腻地表现自己的人生经历。这种创作的高涨不仅把日本汉诗艺术推向了高峰,而且在汉诗创作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表现出了日本汉诗的民族文化特色。从东亚汉诗文化圈的角度看,把继承中国诗歌的传统与体现本民族文化特色相结合,又往往是汉诗作品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心越的诗歌当属其翘楚,因其对中国传统诗歌不遗余力地创作,使得中国文学在日本大为流行,心越功不可没。作为东渡遗民,他们的诗歌创作对日本汉诗的繁盛亦有所促进,松下忠统计江户时代著名的汉诗人最少有150人[27],身为诗僧的遗民心越,以传道的方式留居日本,延续其遗民身份。其诗歌创作仍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即借用中国古典诗歌的框架杂糅个人的情志,诗作内容不外乎咏唱四季风物。心越遗民诗的创作,多感伤故国凋零与个人飘摇,甚少清末民初旅日诗人的充满异域风情的“新诗”,属于中国早期大批量亲身赴日无意识的传播汉诗的中国文人。

①江户之改称东京,此是德川时代(1603—1867年)结束,明治维新以后的事情。参见陈祖武《黄宗羲东渡日本史事考》,《浙江学刊》1988年第1期。

②③林观潮《明清福建籍海外移民宗教信仰状况研究——以日本长崎在留唐人为重点》,《闽南佛学》第六辑。http://nanputuo.com/nptxy/htm l/201103/0415124973499.html.

④黄大同《琴僧东皋能称“蒋兴俦(畴)”吗?》,《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4期。认为“兴俦”是东皋的法名“,蒋”是其俗姓,“蒋兴俦”一说并不成立“,兴俦”之名是法名,并不是俗名。“兴畴”一说来自学者对东皋诗句的误读误解。“蒋兴俦”已经有误“,蒋兴畴”是误上加误。

⑤中国《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广印人传》、《清代画史增补》、荷兰高罗佩《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所附《东皋心越禅师传》、日本杉村英治《望乡诗僧东皋心越》等,多称“浙江浦江人”,个别也有说‘浙江金华人”的,大概因浦江旧属“婺州(金华)”之故。

⑥陈垣《清初僧诤记》卷二,民国二十三年励云书屋刻本。

⑦司冰琳《中国古代琴僧及其琴学贡献》中国艺术研究院2007年博士毕业论文。《琴史初编》,人民音乐出版社。《辞海》、《中国音乐辞典》、音乐史等词条解释多以琴僧目之。

⑧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页。

⑨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卷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4页。

⑩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页。

[11]转引自张伯伟《日本汉诗总说》,《域外汉籍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8-279页。李攀龙曾编过《古今诗删》,所谓《唐诗选》乃是书贾以其中的唐诗部分为基础纂成,《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九《古今诗删》提要指出:“流俗所行,别有攀龙《唐诗选の话》。”参村上哲见《唐诗选话》,其著《汉诗と日本人》,东京讲谈社1994年版。

[12]三河国(みかわ)(Mikawa)日本古代令制国之一,属东海道,俗称三州(或大写为叁州)。邻接尾张、美浓、信浓、远江四国,在历史上尤其是战国时代乃是兵家必争之地。石高约29万石(庆长时)。三河国的领域大约为现在爱知县的东部。大化改新时与穗国合为一国。明治四年废藩置县后成为额田县,同五年改称爱知县。

[13]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63页。

[14]严明《日本汉诗中的赏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5]钱仲联《清诗纪事》(明遗民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88页。

[16]归庄《众芳》,《归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

[17]赵万甡《万叶集》(卷十八),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18]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王慎之、王子今辑《清代海外竹枝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下题小注:樱花,五大部洲所无……种类樱桃,花远胜之。疑接以他树,故色相亦变。三月花时,公卿百官,旧皆给假赏花;今亦相车宝马,士女征逐,举国若狂也,东人称为花王。

[19]池田四郎次郎《日本诗话丛编》,东京文汇堂书店1920年版。

[20]俞樾《东瀛诗选》卷十四,汲古书院1981年版。

[21]唐赫《〈古今和歌集〉中的樱花意象》,吉林大学2011年硕士毕业论文。

[22]郭啸麓《江户竹枝词》,王慎之、王子今辑《清代海外竹枝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23]李德埙《中国题画诗鉴赏引论仁》,《历代题画诗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24]张式《画谭》,载王伯敏,任道斌:《画学集成》(明清),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693页。

[25]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王慎之、王子今辑《清代海外竹枝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26]俞樾《东瀛诗选》卷十,东京汲古堂,昭和五十六年(1981年)影印,清光绪九年刻本,第132页。

[27]松下《江户时代の诗风诗论》,明治书院1972年版,第13-30页。转引自严明:《东亚汉诗的诗学构架和时空景观》,圣环图书2004年版,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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