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的时代责任

2013年7月6日，在清华学术论坛年会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应邀在开幕式上讲话。她提到5月30日刘延东副总理专门组织召开座谈会，提出了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尤其要发挥高校学科齐全和人才密集的优势，要服务于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和破解发展难题的需要。

傅莹说，她从网上看到最近有不少关于智库的论坛和研究，很高兴看到我国的智库发展正在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机会，愿意从自己工作体会的角度，谈谈感想。以下是傅莹讲话的主要内容。

什么样的智库产品符合决策需要，

这是中国学者经常困惑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外交部亚洲司做周边工作，当时世界刚刚走出冷战。大家记得，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周边外交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三大热点问题（苏联从中蒙边界撤军、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在此基础上我们打开了周边关系。我国与印尼、新加坡陆续复交、建交，开始承认东盟的地位并且与之进行定期对话。

当时，外交决策面临许多新课题，例如：周边外交怎么走？为什么？如何从理论上讲清楚？我从那时开始看一些中国学者的文章和书，尤基从阎学通老师的研究中得到许多理论上的启发和支持。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关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外溢，延伸到了边境之外”的论述。我们围绕“周边外交要为改革开放构建好的周边环境”这一思路，形成了在周边增信释疑、参与多边对话、推进“合作的安全”等一系列政策和外交宣示，最终建立起中国—东盟自贸区。亚洲地区比较顺利地度过了后冷战时期的思想混乱，较快地进入一个良性的合作轨道。国内学者们一直与政府部门保持密切沟通，他们对国家在新的发展环境下的外交政策和思想延伸有很重要的贡献。

记得在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等亚太区域合作时，我们无法回避“预防性外交”的概念，对此怎么看、怎么做，直接影响到中国在地区多边机制中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的学者，特别是北京大学的王逸舟、刘学成等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见，而且有系统的著述，增强了我们的信心，现在“预防性外交”这个词已经在经常使用。

智库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和相关表述最典型的例子，是郑必坚和他领导的改革开放论坛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概念并且引发争论，在他的研究基础上阐释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后来还发表了政府白皮书，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我的体会是，在外交方面，好的智库产品应紧跟当时国家发展需要，能服务于相应的对外政策的需要。这些产品应该是现实和具体的，说白了就是能“解渴”。

怎么看当今世界的特点

任何时期的外交决策都需要一个比较客观的三维世界政治地图。在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变化中，如何找到一个描绘国际形势的切入点，这是最近我正在与一些国内智库的学者探讨的问题，今天也借这个机会与大家商榷。

看今天的世界，最突出的感觉就是一个“变”字，似乎一切都在动态中。能不能认为，世界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而且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多重转型。

首先是国际格局的转换。对这一点各方基本上是有共识的，包括美国的一些重量级学者都承认，国际权力不再集中于传统的西方大国。但是在权力向什么方向转换的问题上，看法不同。前一段时间国际上讲得比较多的是国际权力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引起西方世界的紧张和对中国的警觉。最近又出现美国实力恢复并且将延续霸权的论断。

如果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分析，当今世界国际权力的转换反映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形态。冷战后出现人类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再受到任何政治制约，技术、资本、人才乃至市场，等等，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更自由、更快地流动，从传统的西方中心向外扩散。尽管有的国家和地区吸纳的多一些，例如中国和亚洲，但是只要没有发生动荡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得益于这个扩散，取得很大发展，许多数据都说明了这个效果。

在此基础上，国际权力也在向更广泛的领域和方向扩散，推动新兴大国力量的上升。但是这与历史上大国更替过程中出现的权力转换完全不同，现在是权力的扩散和分散，国际事务的处理需要更多国家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当今世界的转型是多重性的，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生活方式在转型，新技术，尤其是网络，带来人的交往方式以及资讯传播方式的改变。再比如，在绿色理念和新技术的推动下，生产和制造方式以及消费方式也在转型，等等。

这是一个重要的特点。但是同时，世界仍然处于和平发展的时代，这个判断不应该动摇。在20世纪，前50年是以战争为主线，后50年没有再发生大国之间的热战，冷战使得各个区域在隔绝中推进自身的发展，虽然很不均衡，但这为20世纪后期世界进入和平发展的时代奠定了基础。和平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大方向必须坚持。

所以，可以说，当今世界，时代主题没有变，而在这个主题下，世界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和转型，这个转型也是和平发展的结果。而中国，则处在变化的中心。

21世纪中国智库的责任

那么，应该怎么看待中国智库的时代责任？

中国在智库建设上是后来者，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就有重谋士、用智囊的传统，但是古代的幕僚是单向服务，没有社会公共属性。在现代智库发展上，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与传统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像英国的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Chatham House）是1920年成立的，有90多年的历史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前身——政府研究所是1916年成立的。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国在全球智库分布中排第二名，有429个智库，而美国拥有1823个智库，是中国的四倍。在前50个顶级智库中，中国只有三家。在报告中提到的最具创新性政策建议、最佳利用互联网和社会媒体、最佳利用多媒体技术、最佳对外关系与公众参与等项目的全球排名中，则没有中国智库。

当然，这份报告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的情况。中国智库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思潮的引领已经在发挥很大的作用，国际评估难免受到语言和渠道的限制。但中国智库在国际化上确实有提高的空间。

现在，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处在较快发展的过程中，外交课题多，政策需求大。而且我们是在一个成熟的国际环境中成长，可以学习和汲取的知识及经验很丰富。应该说，现在是中国智库成长的难得机会。

关于如何加强智库与决策的关系，我想到这么几点：

一是智库要与决策机构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学者研究国际课题，不能脱离时代主题，不能脱离政策需求的轨道。

宾州大学的智库专家詹姆斯·麦甘（James McGann）博士（他牵头做了《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来北京时，我向他请教智库与政府的关系。他认为，智库的目的是服务于决策需求，如果智库的思想产品不能解决决策中遇到的问题，不能为决策所用，就不是成功的。

中国智库建设还在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如何能更好地为决策提供智力支撑和培养优秀人才，都是需要不断摸索和提高的。有人要问，智库如何才能知道有什么决策需求？确实，这是一种供求关系，牵动供应的是需求，决策部门需要向智库提供需求提示，并且及时提供相关的信息资料，联系群众。党的18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发挥思想库的作用，中国智库的发展对于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的目标至关重要。

智库需要有政策服务意识。智库的独立思考要具有建设性，包括批评，目的是为了使决策更加准确。智库不可能总是唱赞歌，看得到问题才能提出改进的建议。但是目的性很重要，因此智库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更多的冷静思考和平衡观点。

二是中国智库要聚焦中国在国际问题上面临的重大课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初登世界舞台的国家来说，需要解决的理论和操作问题非常多。

例如，如何确定中国在世界上的时代方位？中国的自我认知是地区大国并且将发展成世界级大国，谈世界排位的时候中国应更多考虑人均收入和自身面临的发展挑战。而国际上普遍以世界大国看待和期待中国。我们的智库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国内外都能接受的观点，至少要推动在国内形成社会共识，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相应的大国战略和大国外交理论。

习近平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的加州会晤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对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和主张，即将举行的中美战略对话将重点落实两国领导人会晤共识。“新型大国关系”指的是中国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要与美国这个传统的超强国家之间确保以和平交往、对话合作为关系主导面，即便竞争也是非对抗性的。能否成功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涉及未来中国国际战略的方向，这将是个长期和艰难的磨合过程。美国有霸权的惯性，调整会有难度；中国缺乏做影响国际事务的世界大国的历史经验，学习需要时间。在这方面智库可以先行一步。

三是智库要坚持自己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责任，提高向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最近出国访问或与来访的外国人士交谈，我感觉到外界一方面对中国有信息饥渴，希望多听到中国的声音，尤其关注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发展动向；另外一方面关于中国的偏见和误导性资讯很多。这当然有意识形态分歧的因素，也有中国如何更多更好提供国际信息的问题，中国需要增强塑造自身形象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国智库确实可以多做多说。

例如在中国国际责任问题上，外界有很多议论和期待。但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有自己的外交理念和原则，不赞成干涉内政。而传统的大国对此往往缺乏了解，也不认同，甚至认为中国在承担责任上“挑肥拣瘦”。中国智库可以多向外界介绍中国的行为模式和原则。增进国际了解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发挥国际责任，而促进国际了解的过程也有利于中国智库树立自己独特的国际地位和形象。

目前中国智库在世界上的声音还是比较稚嫩的，实力和人才都在成长的过程中。社会对智库要多几分宽容，对智库的思想产品要给予尊重和价值上的认可。产品有价，思想产品价更高。当然智库不可能走商业化的道路，智库里面有好书万册，却不可能有银山万座。

做智库是寂寞的，若非心静如水，恐怕很难深做学问。《读书》2013年第五期刊登了王英的文章“一个人的阁楼”，写的是叶嘉莹。这是位在加拿大教中国古典文学的教授，现在80多岁了，退休后仍然在大学图书馆里的一个小工作室里潜心研究古典诗歌。文中讲到，在当今商业气息主导的年代，能保持清净之心钻研，实属难得。老人之所以有如此心态，也是经见了许多、看淡了许多的缘故。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如何以中国自身历史文化和政治思想为基础，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独树一帜，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建立中国的大国外交理论，需要相当的耐心、耐性和耐力。我们中国的智库，尤其大学智库，一定不能浮躁，不能人云亦云。可能也需要拿出一些时间在“一个人的阁楼里”好好研究一些理论和历史，积淀知识和思考，在此基础上，再去外面跑一跑，汲取资讯，了解政策和决策需求。

我真心期待，也相信，中国的智库能有大发展。现在我们的国家不仅已经跻身于世界之林，而且长成了林中的大树，这里必然有中国智库的一片新天地。

阅读链接：

美国智库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比较大的发展，究其原因，一是美政府从民众反越战的情绪中认识到引导社会思潮的重要性，二是美社会和商业形态变化催生了对智库思想产品的需求。美领导人和政府与智库关系密切，有人员互换的“旋转门制度”，也有定期通报重大政策和外交活动的制度。智库是美国国家和政策形象的重要参谋和塑造者，重大政策和提法多源于智库的前瞻性建议。智库与政党和大财团之间也有十分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