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竞争与冲突
——以徽村为例

周春发，戴利朝

(1.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浙江金华321004；2.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江西 南昌330022)

旅游地的空间竞争是由于多个旅游地在同一个地域内出现引起的。当多个旅游地在同一个地域出现时，它们各自的吸引力往往会出现此长彼缩或同步增长的动态变化和地域旅游市场结构的再组织。［1］张凌云率先就旅游地空间竞争问题进行了交叉弹性分析。［2］肖与威廉姆斯对旅游地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进行了专门研究。［3］在个案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先后分析了滨海沙滩［4］、名山［1］以及喀斯特石林［5］等不同类型旅游地的空间竞争问题。一些学者还探讨了区域旅游空间竞争的基本规律［6］，构建了旅游地的空间竞争合作的若干模型［7－9］。综上所述，旅游地的空间竞争研究成果丰富，并且渐趋深入、精致。但是它也存在以下问题：(1)学科视角较为单一，基本上属于地理学的范畴。(2)只见空间不见人，缺乏对旅游地及其民众的主体分析。本文尝试引入社会学场域行动者的理论和民族志研究方法，以徽村①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对旅游目的地空间的竞争关系进一步探讨。

1 .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案例概况

1.1 理论工具

所谓场域(field)，它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10］133－134同时，“每一个场域都构成一个潜在开放的游戏空间，其疆界是一些动态的界限，它们本身就是场域内斗争的关键。”［10］142行动者是被赋予了一整套性情倾向的社会化了的有机体。场域是行动者生活实践的运作空间，更是一个资源(资本)争夺的空间。行动者依照各自的惯习在场域中展开斗争，获取对自己有利的资源(资本)，从而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进而维持或改变场域的结构。在此，笔者将徽村景区视为一个旅游场域，将上徽村与下徽村视为不同利益的行动者，从而深层次揭示它们在同一场域中对资源与利益的争夺过程。

1.2 研究方法

本文属于以田野调查为主的个案研究，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笔者通过朋友关系进入徽村，吃住在村民江志远家里，参与他们的旅游经营、社交娱乐活动，与当地村民交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了长期观察。实地调查时间共有三次。第一次，2007年10月8日至12月5日，笔者对徽村的村干部与村民(100人以上)进行了深度访谈，了解他们在徽村旅游开发前后的经历、变化、感受及要求。第二次，2008年10月8至10月15日，笔者针对徽村的游客进行了访谈与问卷调查。第三次，2009年7月初，笔者再访徽村，对本研究进行了补充调查，向相关当事人核实了若干细节问题。同时，笔者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条件，收集了大量关于徽村的报道等网络资料。

1.3 案例概况

笔者进行田野考察的地点是某中部省区东北部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古村落：徽村。它包括上徽村和下徽村两个自然村。下徽村始建于唐朝末期。据《桃源县地名志》及《徽村王氏宗谱》所载，唐乾符年间(公元874—879年)歙县篁墩王万武，因逃乱至此地，其时天刚拂晓，见此地景色秀美，于是在此定居，繁衍生息。村落由此起源。后洪姓亦在溪流上游约1公里处建村，也称徽村。故徽村又有上、下徽村之分。由于当地村委会驻地在下徽村，也称徽村，但它属于行政村的含义，如不特别说明，本文所指的徽村皆为上徽村、下徽村的合称。为了更清楚地阐明上徽村、下徽村的区位关系，笔者绘制了一张示意图如下(图1)。

如图1所示，徽村位于一条呈西北东南向狭长山谷的进口处。清澈见底的溪流穿村而过，粉墙黛瓦的村落宅居，掩映在群山环抱的茂林深处。因其世外桃源般的生态环境与保存完好的徽州文化遗存，徽村先后于2001年被评为“国家级古文化生态示范村”、2002年被评为“中国民俗文化村”、2004年被评为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一批批摄影爱好者、建筑专业师生、媒体记者慕名而来，他们充当了徽村旅游的先遣队与义务宣传员。受到同属徽文化圈的西递、宏村古村落旅游热的影响，徽村村委会于2000年9月21日成立徽村旅游公司，正式开发旅游业。

图1 上徽村、下徽村区位关系图

2 .徽村场域内部上徽村、下徽村的竞争与冲突

从图1可以看出，下徽村处于徽村景区的入口处，长乐乡通往县城的公路边，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同时，它又是徽村村委会所在地。因其占据地理优势、政治优势等原因，下徽村的旅游发展水平比上徽村高出许多。村委会投资建设的樟树园、游客中心、停车场、牌楼等旅游景点与基础设施集中在下徽村。下徽村的旅游接待设施如家庭旅馆、餐馆等相对齐全。参加一日游、半日游的客人通常到此游览后即离开徽村。而多日游的客人出于方便的缘故，也大多选择投宿于下徽村。相对而言，上徽村的区位条件则差些，需要从下徽村沿徽饶古道步行大约1公里方可到达。上徽村的村落环境比下徽村显得幽静许多，村落风貌保持得更为完整、古朴(见图2)。

图2 上徽村与下徽村村貌对比②

上、下徽村旅游发展程度不同，经济状况自然存 在明显差别。据徽村村支书王友生介绍，下徽村98%以上的家庭都吃旅游饭，只有少数几家因自身原因(人力、年纪等)没有参与到旅游中来。据徽村村委会统计，上、下徽村家庭旅馆共有38家。但据笔者调查，挂有家庭旅馆招牌的村民家庭不少于80家。事实上，在旅游旺季，一晚住宿费高达100元都一房难求的情况下，下徽村村民几乎家家户户接待游客。上徽村正好相反，旅游发展程度较低，村民从旅游中获得的综合收益很少，大多数家庭还是靠外出打工为生，开设家庭旅馆的村民不超过10家。③村委会(村旅游公司)集中设置的摊位全部位于下徽村。据笔者调查，主要有以下4处：下徽村原入口居安亭至养生河段;礼耕堂至旅游厕所、老停车场段;后龙山游步道至公路口段;樟树园仿古长廊(2007年新建)。村民只要其房子位于参观线路边上，几乎家家破墙开店，或者自己经营，或者出租摊位。笔者初步调查得知，下徽村共有95个摊位。在上徽村，村委会没有设置公共摊位。上徽村村民自发在家门口或参观线路上摆放的摊位只有5－6家。调查发现，只有在春节、五一节、国庆节与3月份油菜花开期间，上徽村旅游生意才相对红火些。在冬天等旅游淡季时期，仅有少量游客到上徽村来。参观上徽村景区并在此进行购物、吃饭、住宿等旅游消费的游客比例就更少了。

2000年旅游开发5年来，徽村一直没有实施旅游分红。2004年5月徽村村民拦车事件④爆发以后，在上徽村与下徽村，每人每年可获得旅游分红100元。2011年分红金额增加至660元。可见，徽村村民从村集体经济获得的收益是比较少的。在上徽村，村民意见最大的倒不是旅游分红问题，而是不通公路的问题。目前，上徽村与下徽村由近一千米的徽饶古驿道相连，并经下徽村通往外面的世界。自古以来，乡民在此驿道上运输货物时，除依赖于独轮车之外，还有肩挑背驮等原始交通工具。在上、下徽村之间的古驿道上，独轮车已经基本消失，化为历史遗迹，现在只能通行自行车与摩托车。从上徽村往山里走还有岗下、大商等自然村，交通更加不便，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步行。笔者曾从下徽村出发，沿着徽饶古道往山里独自进行了一次3个小时的旅行，深深体会了乡民出行的艰辛。由于没有开通公路，上徽村村民家庭徒增了许多生活负担。据村民介绍，目前上徽村建房，只能使用板车运输建筑材料。以砖块为例，从下徽村公路边算起，每一码(200块)砖块的运费需要增加18－20元。钢筋、水泥等建材的转运费用也会因此增加不少。如果建造面积约2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上徽村村民比下徽村村民需要额外支出2万多元。除了经济支出的增加外，上徽村村民还要付出更多的辛劳。

3 .上徽村、下徽村旅游发展不均衡的原因

为什么两个相隔仅一公里的兄弟村落，旅游发展水平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差异?据笔者初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3.1 古村落规划的约束

为了保持完整的田园风光，徽村古村落的历次规划文本都明确规定，上下徽村之间禁止修建公路，只可修建游览道路。比如，2006年某省级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桃源县徽村历史文化名村规划》⑤提出，在沿养生河边开辟一条青石铺成的游览步道，可以开通电瓶车。这样形成游览回路，以保护徽饶古道这一历史遗迹，并减轻旅游旺季时游客与村民抢道造成的拥堵状况。但是，至今沿河游览步道仍没有开工。

3.2 村级权力结构的不平衡

徽村村两委⑥将绝大多数的开发资金用于下徽村的建设，而在上徽村几乎没有大的建设项目。原因何在?透过徽村村两委的权力结构可见端倪。据笔者调查，徽村村两委干部村籍分布情况分别是：1994年以前，村支书为王兴社，下徽村人，其时徽村旅游还没搞起来，无须赘言。1994年葛春林上台，葛春林为下徽村人。他的家庭旅馆建在下徽村村头公路边，即徽村饭店。葛春林任村支书期间，徽村景区的主要建设项目如大牌楼、樟树园、后山游览步道等等先后完成。2004年葛下台，继任者江庆明，上徽村人。因任期较短，只有一年多时间，他对徽村旅游没有大的作为。2006年至今徽村村两委的权力结构是：村支书王友生，洪村人，其家庭旅馆建在洪村桥头;村主任王青山，下徽村人，其弟在下徽村村头开设餐馆;村副主任兼会计胡启山，大商村人，他建房在下徽村村头，即桥楼饭店;村委会委员王文斌，下徽村人;计生、妇女委员兼出纳，江喜艳(女)，上徽村人。另外，上徽村村小组长王永康早在旅游开发之初(2001年)就将房子建在下徽村村头水口公园边，即木楼饭店。调查表明，多年来下徽村人在徽村村两委中把持着主要权力与占据优势地位。多位村干部(包括非下徽村人)抢得先机，将自家新房建在下徽村的公路边，并开设家庭旅馆。因而，徽村村集体的重要决策偏向于下徽村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3.3 旅行社及导游的理性选择与游客的惰性

由于徽村的游客以观光客人为主，旅行社在行程计划中安排在徽村景区的停留时间非常短(半小时至半天不等)，多数客人游玩到下徽村西头樟树王景点后，就沿原路返回。如果旅游团队需要用餐的话也基本选择在下徽村的几个大饭店。导游自然要执行旅行社的行程安排。据做过多年导游的下徽村人王导介绍说，由于上徽村没有指定的购物点，导游很少有拿回扣的机会。一些导游带团到上徽村购物、用餐的积极性不高。另外，还有部分游客存在害怕吃苦受累的心理的原因。他们从千里之遥的城市来到徽村景区访古探幽，却不愿冒着烈日多走一公里的山路。

3.4 村落文化的差异

曹锦清认为，中国乡村中，农户之间一直存在着竞争。［11］竞争存在于宗族之间、家庭之间、分家析产的兄弟之间。自然，竞争也同样存在于村落之间。虽然上、下徽村相隔咫尺，同属徽文化圈，但是两者的村落文化还是有些细微的差别。当地流传着一句俗语，即旧时徽村“商半村、官半村。”其意是说，在历史时期，下徽村商宅较多，村民经商为多，重商之风较强;上徽村官宅较多，村民仕宦者多，信义之气较盛。旅游开发之前，上、下徽村一直相安无事。受到旅游大潮的冲击，徽村村民沉睡多年的经商意识得以唤醒。如果在上、下徽村之间修通公路的话，上徽村村民定会效法下徽村，纷纷开设家庭旅馆与旅游餐馆，并与下徽村形成激烈竞争的态势。就区位而言，下徽村处于上徽村的必经之路，下徽村占据优越位置。就景观而言，下徽村商业化氛围较浓，上徽村的村落风貌依旧保持完好。上徽村在景观上要胜出一筹。因此，出于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徽村村民一直竭力阻挠上徽村修通公路的想法变成现实。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场域行动者的分析视角，以徽村田野考察资料为基础，将上徽村、下徽村视为不同利益的行动者，详细刻画了上徽村与下徽村在徽村旅游场域中的竞争与冲突关系及其生成机制。研究表明，上徽村与下徽旅游发展不均衡的影响因素有以下四点：古村落规划的约束、权力结构的不平衡、旅行社及导游的理性选择、村落文化的差异。本文的理论价值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地理学领域相关研究中偏重于静态分析与数理模型的局限，通过类似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突显了行动者在旅游地空间竞争中的主体性、能动性，丰富了本领域的研究。研究不足在于，它属于案例研究，其分析结论的普适性需要相关研究的检验。同时，它仅限于分析旅游目的地空间关系的竞争与冲突方面，对其空间关系的合作与协调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徽村是笔者对本文田野调查地点起的学名。为遵从学术伦理，本文所涉及的地名与人名经过化名处理。

②说明：左图为上徽村风貌。古树、碧水、老屋浑然天成，构成天人合一的图画。右图为下徽村风貌。从图中看，已有多处新房，其中村民在房顶搭建的水箱显得格外刺眼。图片皆为徽村村民王天福提供，原始出处不详。

③笔者第二次调查时(2008年10月)，上徽村村民在建新房有5家。他们都有开设家庭旅馆的打算。

④由于多年来徽村村委会没有进行旅游分红，村民的不满情绪在不断积聚。2004年五一节过后，下徽村人王道秋带领村民在村口设置路障，拦截旅游车，阻止游客进入景区参观。拦车事件之后，徽村村支书葛春林下台。

⑤此规划文本为桃源县文化研究所毕兴民先生提供。

⑥即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简称。

［1］保继刚，彭华.名山旅游地空间竞争研究：以皖南三大名山为例［J］.人文地理，1994，9(2)：4 －9.

［2］张凌云.旅游地空间竞争的交叉弹性分析［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89(1)：40－43.

［3］Gareth Shaw，Allan M Williams.Tourism ＆ Tourism Spaces［M］.UK：Sage Publications，2004：83 －90.

［4］保继刚，梁飞勇.滨海沙滩旅游资源开发的空间竞争分析：以茂名市沙滩开发为例［J］.经济地理，1991，11(2)：89－93.

［5］保继刚.喀斯特石林旅游开发的空间竞争研究［J］.经济地理，1994，14(3)：93 －96.

［6］章锦河，张捷，刘泽华.基于旅游场理论的区域旅游空间竞争［J］.地理科学，2005，25(2)：248 －256.

［7］陶伟，戴光全.区域旅游发展的“竞合模型”探索：以苏南三镇为例［J］.人文地理，2002，17(4)：29 －33.

［8］尹贻梅.旅游空间竞争合作分析模型的构建［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2)：66－71.

［9］王艳平，郭娜.面向单一客源城市的乡村旅游空间竞争模型［J］.财经问题研究，2010(4)：112－115.

［10］［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1］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