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北平党员亮身份

陆兵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从宣布解放这天起，中共北平市委各部委开始进入市内办公，最初驻扎在东交民巷几个接收的院落里。由于刚进城，党的组织依然保持着一种地下工作时的神秘色彩。市委领导及市委办公室、研究室在旧德国大使馆院内办公，市委书记彭真的代号为“五○九”，市委第一副书记叶剑英的代号为“六○一”，市委办公室对外称“光山部”。在旧日本兵营办公的市委组织部，对外代号称“广德部”，每天持介绍信来“广德部”接洽组织关系的党员络绎不绝。

1949年2月4日，在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的第二天，中共北平市委在国会街礼堂（今新华社院内）召开地下党员会师大会。许多过去相识而不相知、相知而不能相认的地下党员，终于在党内公开了身份。会上，市委书记彭真、市委第一副书记叶剑英、第二副书记赵振声，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平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市委组织部部长刘仁作报告或发表讲话。赵振声同志代表市委第一次提出工厂、学校、机关的党支部要全面公开的问题。

向群众公开党的组织和党员名单，是党在执政后的一个重要举措。此时，全市共有地下党员3376人，其中正式党员2462人，候补党员914人。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斗争需要，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上级组织对党员采用单线联系方式。同一单位的几个党支部，一般是由上级党组织分别领导；同一单位的党员，往往由几个系统分头领导；同一支部的党员，多数情况下也不发生横向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调派大批干部支援北平建设，至1949年6月，市委系统的党员总数增加到7255名。各个系统都进行了党员登记，把分散的、单线领导的党员与平行的党支部，按单位或地區改建为统一的党支部。当这些工作得到落实后，向群众公开党的支部与党员的条件便基本成熟了。

公开党的组织与党员名单，一些党员还是有所顾虑的。有的党员认为自己理论水平低，怕公开身份后起不了骨干作用；有的学生党员过去忙于地下斗争而耽误了学业，怕公开身份后影响党的声誉；有的党员习惯独立处理问题、秘密进行工作，在作风上脱离群众，怕公开身份后得不到信任。为了解决这些认识问题，市委指导各级党的组织开展了细致的思想工作。当时，燕京大学党支部提出13个问题向党员进行调查，如：党公开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好处和坏处有哪些、党公开后组织生活怎么过法、公开后如何开展活动等。被调查者对每个问题都写了文字答案，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意见和建议，大多数党员都拥护党的组织公开。燕京大学党支部的调查情况，在全市党员中具有普遍性。

1949年6月18日，市委作出决定，要求各工厂、学校、机关在纪念党诞生28周年时，将党的支部和党员名单一律在群众中公开。彭真同志亲自指示《北平解放报》发表了题为《党的支部必须全部公开》的社论。社论有针对性地批评一些党员“家丑不可外扬”的错误认识，指出：“党的缺点和错误，应该克服，不应该隐瞒，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一家，并不是两家，党的组织公开，把党放在群众监督下面，就好比放在太阳下面一样，正可以利用群众力量的帮助，纠正党与党员的错误。”

在市委领导下，市委组织部下发了公开党支部布告形式与说明词，全市绝大多数基层党支部和党员在“七一”前后顺利实现向群众公开。公开过程简单朴实，许多党支部公开后，便邀请群众参加支部大会，并在会上讨论和检讨支部与党员的工作，检讨党与群众的关系。这些举动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许多群众说：“共产党光明正大，老老实实信得过。”辅仁大学党支部公开后，一名教授就说：“你们党敢公开，证明你们不做坏事。国民党做坏事，就不敢公开。”党的组织公开后，使一些群众扫除了过去对党的误解和怀疑。有些群众说：“这一来，有事好商量了。”还有些群众打听入党条件，要求入党或向党推荐候补党员。有些潜伏特务也主动向所在工厂、学校的党支部坦白交代问题。

在党的组织公开后，党员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一贯表现比较好的党员，在群众中更加活跃；过去有缺点、有毛病的党员，虽然精神上有些紧张，但在工作和学习上都更加努力；有些党员公开前自高自大，公开后变得谦和虚心了；有些党员公开前办事不民主、习惯强迫命令，公开后变得比较谨慎，办事注意和群众商量了。党内的一些家长作风也得到克服，扩大了党内民主。群众普遍反映说：“共产党员都是好样的。”

党组织公开，使党的队伍迅速发展起来。北平解放后的一年里，共发展新党员5860人，其中党组织公开后的9月至1950年1月共发展4716人，占新党员总数的80.5%。党的队伍发展壮大，为建设新北京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组织公开，也使党内一些投机、动摇分子，有严重劣迹的坏分子暴露出来。北平解放后的一年里，全市共清除146名不合格的党员出党，其中：有政治问题的30人，被敌人逮捕叛变者15人，消极蜕化者54人，自动脱离党的关系者47人。纯洁党的组织，确保了党的战斗力的发挥。

（作者：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魏晔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