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EC模型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关系研究

王伟涛，林薛栋，张秉霄

（1.兰州商学院 金融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2.兰州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减少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是大多数处在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力图实现的重要目标，虽然很多国家并不能切实有效的实现。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经济增长既有可能缩小、也有可能扩大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增长率居世界前列，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到2012年末，我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按联合国的标准划分，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却不断拉大，经济失衡现象越来越严重，地区和城乡收入的差距拉大，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国家统计局公布2012年的基尼系数为0.474，已连续多年超过联合国警戒线。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引起了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能否在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减少收入差距，将直接关系到新时期改革的成败以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一步研究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领域的研究较多，但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研究工作既有成果，也有困惑。国外对此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也较多，本文简要综述了近年来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文献。Persson&Tabellin(1994）采用国际数据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收入差距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1]Barro(2000)考察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效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非线性关系，在解释变量中不仅包括收入差距，还包括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项，发现发达国家收入不均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正向关系，而在发展中国家，两者之间是负向关系。[2]Dollar&kraay（2000）发现经济增长能够减少收入差距，使穷人收益，他认为减少收入差距的重点在于促进经济增长。[3]Kakwani&Peria(2000)同样认为经济增长是减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但他提出，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发地起到减少收入差距的作用，收入分配才是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减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问题所在。[4]Son&Kakwani(2008)认为经济增长虽然能使得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收益，但这只是绝对数意义上的收益。只有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穷人、低收入阶层的相对收益较多时，才能够认为经济增长对缩小收入差距有益。否则，出现的结果只能是贫困线提高，而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为此他研究了80个国家的低收入群体的相对收益性，得出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带给穷人的相对收益性较低的结论。[5]

国内学者近年来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陆铭等（2004）基于联立方程和分布滞后模型对我国1987～200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6]王少平、欧阳志强(2008)在研究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进行研究，并对不同时期的阀值效应进行研究，得出了不同时期我国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通过泰尔指数和人均GDP进行测算，得出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异质性的关系。[7]曹裕等（2010）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的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得出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效应，不利于经济增长，但存在区域差异效应。[8]罗楚亮（2012）基于住户调查数据，计算了不同时期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贫困减缓弹性，并对分项收入分解。[9]

综上，由于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指标、使用的方法、分析的视角的不同，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成果有较大差异，但仍然有较大的参考意义。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协整检验与估计，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研究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作用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择和数据

本文选取1990～2012年的年度数据，以经济增长率（GDPR）、基尼系数（GC）分别衡量我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其中，经济增长率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基尼系数由于1990～2002年的数据官方未公布，本文根据其定义计算所得，2003～2012年的基尼系数采用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数据。考虑到金融在现代社会经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为了更加全面的来研究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关系，将金融发展水平（FIR）、城市化水平（URB）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当中。金融发展水平（FIR）采用金融相关率指标来衡量，由广义货币供应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得出；城市化水平(URB)采用城市化率指标，通过城镇人口比总人口计算得出。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世界银行网站、中国统计年鉴、国研网数据库。图1为1990～2012年经济增长率、金融相关率、城市化率和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数值。

（二）模型构建

Engle和Granger将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结合起来，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由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可以导出误差修正模型。而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每个方程均是一个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因此，可以认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是含有协整约束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通常用来研究非平稳时间序列所组成的系统的协整关系。

图1 1990～2012年经济增长率、金融相关率、城市化率和基尼系数变化趋势

根据本文研究过程中选取的指标，构建如下的VEC模型：

其中：yt=(ln(PGDPRtt),ln(FIRt),ln(URBt),ln(GCt))，α为调整参数矩阵，反映了变量之间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β为协整向量矩阵，εt是扰动列向量，它们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滞后值相关，且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

（三）实证结果分析

1.样本数据平稳性检验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异方差，在实际检验前对变量取对数。数据的平稳性检验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运用Eviews7.0软件处理，显著性水平取0.05.由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lnFIR、lnGDPR、lnURB、lnGC四个变量中只有lnGDPR是平稳的，但它们的一阶差分数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平稳序列，具有同阶单整性，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在利用VEC模型之前，要看模型是否满足协整约束，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协整关系检验通常有E-G两步法和Johansen两种方法，这里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四个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的迹统计量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四个变量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可以构建VEC模型研究变量间的动态关系。

表2 协整检验结果

2.模型求解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协整检验，结合滞后阶数选取的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确定滞后阶数为2，以lnFIR、lnGC、lnGDPR、lnURB这四个变量建立滞后二阶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EViews7.0对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求解结果如下：

其中赤池信息准则AIC=-14.3317，施瓦茨准则SC=-12.141，模型的整体效果显著。从模型的求解结果来看，短期内，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因素有前一期和前两期的经济增长率、金融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收入差距水平，并且前一期的经济增长率对本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最大，弹性为0.484，前一期的金融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收入差距水平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弹性分别为0.073、-0.017、0.062.前两期的经济增长率、金融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收入差距水平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弹性分别为-0.17、0.11、-0.044、-0.023.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同样有前一期和前两期的经济增长率、金融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收入差距水平，并且前两期的经济增长率对本期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弹性为1.043，其次是前一期的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弹性为-0.261、0.194，其他因素的影响弹性较小。但研究变量间的影响关系，不能局限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求解结果，本文继续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来进一步研究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这两个控制变量对两者的影响。

3.脉冲响应函数及冲击反映分析

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平稳性检验通过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来研究在扰动项上加上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系统内生变量的动态影响。图2表示脉冲响应冲击函数图。只列出了经济增长率（GDPR）和基尼系数（GC）对各变量冲击的相脉冲响应函数图。其中，横轴表示冲击的滞后期间（单位：年度），纵轴表示波动变化程度，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滞后期数取为10.

图2 脉冲响应冲击函数图

由图2经济增长率对各变量的冲击反映函数图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金融相关率（FIR）一个标准新息的正向冲击后，经济增长率在前3期较快增加，从第三期开始小幅波动，但保持正向的冲击效应。这说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较短的时滞，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在本期给城市化率（URB）一个标准新息的正向冲击后，经济增长率同样在前3期保持较快增加，然后平稳。这说明随着时期推移，城市化率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积极的影响，刺激经济稳定增长。当在本期给基尼系数（GC）一个标准新息的正向冲击后，经济增长率较快增加。这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的增长具有刺激作用。这与我国实行“先城市，后农村”的发展政策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是一致的。原因可能在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整体的经济运行效率较低，收入差距扩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部分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由图2基尼系数对各变量的冲击反映函数图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经济增长率（GDPR）一个标准新息的正向冲击后，基尼系数（GC）在前3期增加，但增加幅度逐渐减小，从第4期开始，冲击效应转为负向，然后逐渐平稳收敛这表明经济增长减少收入差距存在时滞效应，在短期内会使收入差距扩大，但长期来看，却能缩小收入差距。当本期给金融相关率（FIR）一个标准新息的正向冲击后，基尼系数在第1期增加，但从第2期开始逐渐减小并收敛，这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缩小收入差距。当在本期给城市化率（URB）一个标准新息的正向冲击后，基尼系数持续增加。原因在于农村人口过多，城市化水平提高后，新增城市人口的收入水平增加幅度大于农村，由于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收入增加幅度计算过程中，基数大小不同，一定程度上会使收入差距扩大的。但城市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会使这种情况得到逆转，能够对缩小收入差距起到积极的作用。

4.方差分解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对其他内生变量的影响。而方差分解通过研究模型的动态特征，把内生变量的波动分解为与各方程新息相关联的组成部分，来研究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一个随机扰动项的相对重要性。自Sims于1980年提出后，在分析变量间影响关系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表3为经济增长率和基尼系数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格第1列为时期数，其他列为标准误差和各变量的相对贡献程度，用百分比表示。

从经济增长率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对自身的贡献程度呈下降趋势，到第10期降为82.257%，金融相关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从第3期开始，基本维持在1.1%左右，城市化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随时期数的增加逐渐增加。基尼系数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在前4期保持增长，然后基本稳定在12%左右。

从基尼系数的方差分解结果看，经济增长率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逐期下降，从第1期的18.18%下降到第10期的4.769%.这说明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差距缩小的边际效用随着滞后期的增加逐渐减小。金融相关率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呈小幅上升趋势，到10期达到4.729%.城市化率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程度同样呈下降趋势，从第1期的9.726%小幅下降，到第10期降到了5.854%，基尼系数对自身的贡献率较大，且保持上升趋势，到第10期达到了84.649%.

5.格兰杰因果检验

基于以上的VEC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这里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一步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3 经济增长率和基尼系数的方差分解结果

表4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从表4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滞后2阶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是引起金融发展水平和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水平是引起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但反向因果关系均不成立，其它变量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滞后4阶时，在10%的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是引起金融发展水平的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水平是引起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收入差距是引起城市化的格兰杰原因，但反向因果关系均不成立，其他变量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对我国1990～2012年样本区间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我国经济增长在前期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增长能够减小收入差距，说明经济增长减小收入差距存在滞后效应。和金融发展、城市化两个控制变量相比，经济增长能更大程度地减少收入差距，这说明了减少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这与Dollar&Kraay(2000)的研究结论很接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起正向影响作用，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很大的相关性，我国仍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前期，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此阶段促进经济增长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同时，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原因在于现有金融资源的配置结构欠佳，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和发展水平远低于城市，最终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发挥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减少收入差距的关键性作用，推动经济较快发展。把握现阶段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积极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种阶段，应该追求协调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和改革要更多地注重内在质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把缩小收入差距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目标。

（二）注重收入分配制度减少收入差距的作用。经济增长不会自发地有利于贫困地区和穷人，伴随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加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大对农村、农民、城镇低收入阶层、失业人口、偏远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使中低收入阶层也能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收入分配不均，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内需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较强。关键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差距过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收入差距拉大不仅不能提高经济效率，反而造成经济失衡和增长质量下降，不利于经济社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既是共富之路，也是经济增长之途，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改善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失调状况。扩大农村金融机构规模，建立多元化农村金融体系，提高农村金融效率，使金融能更好地为农民和农村经济服务，推动农村经济在金融的支持下健康良性发展，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经济和金融协调发展。

（四）科学合理地推动城乡二元制结构转变，推进城镇化发展进程。在城市发展的同时，积极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城乡在空间上的整合发展。金融部门要积极支持乡镇企业发展，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既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也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要加大对落后地区教育事业的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要加大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援，减少区域发展差距。

[1]PERSSON,TORSTEN,GUIDO TABELLIN.I.“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60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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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AKWANI,E.PERNIA.“What is Pro-Poor Growth”[J].Asian Development Review.2000,18(1),1-16.

[5]SON.HYUN,NANAK,KAWWANI.“Global Estimates of Propoor Growth”[N].World Development 2008,36(6),1048-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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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曹裕,陈晓红,等.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0,(12):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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