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绣万花谷》编者为谁再探讨

李致忠

前不久,写了一篇关于《锦绣万花谷》版本及其编者的短文，成文仓促，将此书编辑者推定为卢襄，说法简单有误，为防谬种流传，特予纠正。同时希望更多人参与研究，以期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锦绣万花谷》一书的编者，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降，几乎所有的书目著录都付阙如。直到明代孙能传编制《内阁藏书目录》，才谓此书为“万详编辑”。但万详为何许人，无考，因此也就未被世人所重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提要，又谓“前集之末独附载衢州卢襄《西征记》一篇，于体例殊不相类，或撰此书者亦衢人，故附载其乡先辈之书欤？”这是第一次提出此书编辑者可能是宋代的衢州人。清人范邦甸所编《天一阁书目》卷三著录了《锦绣万花谷》一书，题为“宋衢人萧赞元著”。这里的“萧赞元”盖由“襄赞元”之讹而来。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收有宋卢襄的《西征记》一文，《记》后落款是“襄赞元”。显然是将卢襄的“襄”字讹成了姓，然后再与卢襄的表字“赞元”相衔接，于是就衍出了一个子虚乌有的“襄赞元”。“襄”与“萧”，在字形上差异较大，由“襄”直接讹成“萧”，不易理解。“襄”、“萧”在读音上虽然声母相同，但韵母也差别较大，不知道南方人怎么读，尤其不知道宁波人怎么读。或是在方言中音读相近而讹，亦未可知。总的是“襄赞元”无其人，“萧赞元”也无其人，子虚乌有，不可能出来编辑什么书。但共同特点则是两者都没有离开“赞元”二字，因知，怀疑《锦绣万花谷》的编者是卢襄，并不始自今人，而是始自清人。

之后不久，在网上看到郑张尚芳关于《锦绣万花谷》编者的议论，认为卢襄不可能辑编此书，推定编辑此书者当是卢襄的子孙。此说推理有据，实获我心。现就郑张尚芳先生的思路，再做一些探讨，以期引起更多人关注并进一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此书编者不可能是卢襄，已如上述，但与卢襄又不是毫无干系，要想厘清这个问题，还得先从卢襄谈起。然而关于卢襄的传记材料零零总总，完整系统描述卢襄的文献材料，至今仍十分难得。且宋代有两个卢襄，表字都是赞元，一个是衢州人，一个是西安人，宋代的一些文献常将两个人事迹弄混，需要梳理清楚，才能确定衢州卢襄与《锦绣万花谷》编者有无关系。现将能够掌握的有关衢州卢襄的行迹材料撮录如下，以便从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清厉鹗《宋诗纪事》卷三十八载：“襄，三衢人，旧名天骥，字骏元。徽宗朝避‘天’字，改名襄，字赞元。大观元年进士。政和六年以朝散郎出为浙东提刑，捕盗入剡。靖康间拜吏部侍郎。推册张邦昌，建炎初安置衡州。”

宋谈鑰【嘉泰】《吴兴志》卷十四载：“卢襄，靖康元年三月初九日以徽猷阁直学士、中大夫到任，四月初九日除兵部侍郎。”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七载，金人攻打北宋国都开封时，“金人填塞南壁护龙河，李擢不能当，察降两官”。“金人攻东水门，圣旨宣化门东濠河内敌兵绞栰。卢襄以疾全不措置，不自请罢，滋长敌计，可落职”。还有一些有关他写诗的材料，不赘引。

我们将这些材料综合起来，卢襄的行实大体可以勾勒出一个轮廓：卢襄原名卢天骥，字骏元,三衢（今浙江衢州）人。北宋徽宗在位时回避“天”字，故改名卢襄，字赞元。北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进士，政和六年（1116）以朝散郎出任浙东提刑，并因追捕盗匪而入剡（今浙江嵊县），在剡写下了不少诗篇。他的落职是因为金人破汴时守城不力，遭降两官。而他被夺职，则是在开封失守后，他又参与推举册立汉奸张邦昌，故在南宋建炎初年被责“授成州团练，衡州安置”（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十）。这样，卢襄在几个时间段上的行迹就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了。大观元年（1107）卢襄已经中进士；靖康元年（1126）四月已除为兵部侍郎（有题吏部侍郎者）；同年金人破汴，卢襄落职；建炎初，以推册张邦昌为帝，被夺职安置衡州。这里我们不妨假定卢襄二十岁中进士，而到建炎初被夺职衡州安置时，就已经有四十岁了。而《锦绣万花谷》自序却写于南宋孝宗赵眘淳熙十五年（1188），若真出自卢襄之手，则此时距卢襄被安置在衡州已有六十二年，此时年事至少也当在百岁开外了，不可能在百岁开外又回到衢州并写下《锦绣万花谷》的自序，所以此《序》不会出自卢襄之手。《序》既不是卢襄所写，当然他就不可能是此书的编辑者了。那么此序到底出自什么人之手，这位写序之人与卢襄有没有关系，这既需要有力的材料来证明，也需要我们从序文中加以分析。目下，有力的证明材料一时难以搜集到手，分析《锦绣万花谷》卷前自序便成了必由之路。现将自序全文抄录如下：

“余为童时，适当胡马蹂践之间。又居穷乡，无业儒者，余独背驰而为之。文籍最为难得，苟可以假鬻，亦未尝戛戛以尽其诚。以余有书之癖，每读一篇章，如小儿之于饴剂，有加而不能自止。当其剧时，虽夜分漏尽，不知觉也。所患性鲁，无强记之敏，诵久亦漫漶而不牢。先人既老，又独譍门，出入乎衡阳胥伍之中，而喔咿于籧篨俯仰之际，如是者数年，索诸故吾孑然矣。其后家益贫，奔走于四方，为饥寒计，幸焉一温，亦若隔世人。夫以穷乡乱后，假鬻之难，而居衡阳奔走之中，加以鲁性易失，则不存也固宜，尚何咎哉！

然土炭之嗜不变，于是始为晚岁之谋，凡书有当存乎我心者，辄稍招还其旧而聚其旅，二三年间，抄益多,然而琐碎而无统，又多除舍于人，不得以尽随，故为风雨虫鼠之所蚀，或为人之所廋，或为酱瓿之所败，不得成焉。又数年，抄不辍，如司马子长、班、范、欧阳之书，抄已而四五矣。晚益困，无以自娱，复留意于科举之外，凡古人文集、佛老异书，至于百家传记、医技稗官、齐谐小说、荒录怪志，闻必求，求必览焉。久之，浩浩如也，乃略有叙，又附之以唐人及国家诸公之诗。自九华之归，编粗成，为三集，每集析为四十卷。古今之事物，天下之可闻可见者，灿乎其有条矣。

夫穷达无异趣、文章无异体，将以经纶乎国家，规恢乎功名，雕绘万物而吟咏性情，若取之怀袖中，彼得焉失焉有命，此则不可一日缺也。先是乌江萧恭父、河南胡恪闻其大概，为余命名曰《锦绣万花谷》，今从其名。嗟夫！余之困于时也，我知之矣，不敢怼，虽怼而甘于此，人虽我非而我自信而不辍，故夫是书独可以自娱，而不可传人。盖天下之书不可尽，而余之心亦不可足，以不足之心而读不可尽之书，其抄无既，其事无穷，望睪如愤如而后止，故于其类之间白其行者有差，所以容其方来也。淳熙十五年十月一日叙。”

这篇序文有若干处值得加以分析：

其一，“余为童时，适当胡马蹂践之间，又居穷乡，无业儒者”，表明《锦绣万花谷》的编辑者为孩童时，正是胡马（金人）蹂躏践踏神州大好山河之际。而他所居住生活的地方，是穷乡僻壤，那里没有业儒的文化人，十分落后。

其二，“先人既老，又独譍门，出入乎衡阳胥伍之中，而喔咿于籧篨俯仰之际，如是者数年”；“夫以穷乡乱后，假鬻之难，而居衡阳奔走之中，加以鲁性易失，则不存也固宜，尚何咎哉”。两段文字，两次出现“出入乎衡阳胥伍之中”和“而居衡阳奔走之中”语，表明《锦绣万花谷》自序作者所居之地是衡阳，也就是卢襄贬官之后安置的衡州。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锦绣万花谷》自序作者与卢襄的安置之地是同一个地方，表明卢襄与该书自序作者之间应该是有关系的。宋代衡州的治所在衡阳，以地处衡山之阳而得名，古属三苗之地，到宋代仍算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常是官员贬谪之地。卢襄当年被贬衡州安置时，《锦绣万花谷》自序作者尚处在孩童时段，只得跟随降官贬职的卢襄迁往衡州，过起贬谪之后的生活。如果真是这样，则《锦绣万花谷》的自序作者，就当是卢襄的后辈子孙。

“先人既老，又独譍门”，显然是指《锦绣万花谷》自序作者的“先人”，这个人是谁，如果上述前提成立，这个人就应该是卢襄。自序作者说自己虽然喜欢读书，可所居之地“又无业儒者”，而自己的先人又已经老去，所以有了问题连个解惑释疑的请教之人都没有，只能自己应答。“譍”，通“应”，即应答。苏轼《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诗“遥知读《易》东窗下，车马敲门定不譍”（明成化本《苏文忠公全集》卷一）。又《上巳日与二三子出游随所见辄作数句明日集之为诗故词无伦次》“映簾空复小桃枝，乞浆不见譍门女”（明成化本《苏文忠公全集》卷十三）。两诗所用之“譍”字，都是回应、应答之意。《锦绣万花谷》自序作者所谓“又独譍门”，也说的是先人老去之后连个回答问题的人都没有，只得自己回答自己。这种既实际而又带有感情的表述，是晚辈遭遇困难时而思念已故先人的怅惘，进一步透露出《锦绣万花谷》的编者与卢襄可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卢襄后辈子孙的曲折表现。

其三，“为晚岁之谋，凡书有当存乎我心者，辄稍招还其旧而聚其旅，二三年间，抄益多,然而琐碎而无统，又多除舍于人，不得以尽随，故为风雨虫鼠之所蚀，或为人之所廋，或为酱瓿之所败，不得成焉”。是说自序作者在衡阳贫居数十年，为了给晚年生计做一点准备，将所读书中有“当存乎我心者”一一加以摘抄，两三年当中日积月累，所抄日多，但因“琐碎无统，又多除舍于人”，最后未能成书。

其四，“晚益困，无以自娱，复留意于科举之外”，对“古人文集、佛老异书”，乃“至于百家传记、齐谐小说、荒录怪志，闻必求，求必览焉”，久之，又抄录得“浩浩如也”，并有了类归和层次顺序，并“附之以唐人及国家诸公之诗”，最后成就了《锦绣万花谷》。

其五，“自九华之归，编粗成，为三集，每集析为四十卷。古今事物，天下之可闻见者，灿乎有条矣”。“自九华之归”可能是泛指之词，并非实指。“九华山”和“衡山”，都是佛教圣地，九华朝圣，向是人们礼佛的理想之地。以“九华之归”来表述自衡阳而归，更富文学色彩。而归到何处，自当是卢襄的老家，即浙江的衢州。表明，“编粗成”，分“为三集”，“每集析为四十卷”的《锦绣万花谷》，基本应该脱稿于衡阳。

其六，“先是乌江萧恭父、河南胡恪闻其大概，为余命名曰《锦绣万花谷》，今从其名”。表明《锦绣万花谷》乃萧恭父、胡恪二公所赐的书名。萧恭父为谁，一时难以稽考。胡恪则有些踪迹可寻。明张内蕴《三吴水考》卷七宋代县令栏内载有胡恪之名，并说他是“进士，修三江五汇”。明卓钿所修万历《青浦县志》卷六亦载“前宋进士胡恪开修三江五汇”。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十一亦载“乾道间命前进士胡恪开修三江五汇”。胡恪的详细行实虽然与《锦绣万花谷》之名难以无缝对接，但从乾道间他还只是县令看，在年龄上他应该既接触过卢襄，也还能认识卢襄子孙中这位《锦绣万花谷》的编辑者，由他来为此书命名，也很合乎情理。

其七，“人虽我非而我自信而不辍，故夫是书独可以自娱，而不可传人”。为什么此书只可以自娱，“而不可传人”？自序作者说是因为“天下之书不可尽，而余之心亦不可足，以不足之心而读不可尽之书，其抄无既，其事无穷”。这既是自谦之词，也当是其时的实际情况。说明直到淳熙十五年编者写序时，此书并未梓行。

除《锦绣万花谷》自序透露的种种信息外，书内收诗中也有些迹象也值得注意。在《锦绣万花谷》前集之末，不伦不类地收录卢襄的《西征记》，显然是编者的有意安排，目的是要凸显它的位置，达到彰显的目的。这一点四库馆臣已经指出。这说明什么，这应该说明《锦绣万花谷》的编者与卢襄有亲情关系。另外，《锦绣万花谷》还在卷三收录卢襄“岸红初破木芙蓉，送别遥闻野寺钟，江抱月流青炯炯，山随天去碧重重”诗；同卷又收其“江鸥斜日浪清浅，岩桂小窗香有无，井花汲水银瓶冷，雁字吹高玉露寒。恍疑水底长流月，冷觉天围不剩秋”诗；卷七又收其“已消残雪豆稭灰，斜压疎篱一半开，虽我故园无分看，问渠春色几时来。冷香渐欲熏诗梦，落叶犹能韵砌台，定复水边多屐齿，试呼长鬣视苍苔”诗。这首诗的诗题称《窗外梅花》，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的伤感情怀。卷二十四收其“身在秋湖天一角，岭猿洲雁亦相哀，他时相见柯山下，土锉芳薪煮芋魁”。这个湖指的应是洞庭湖；“岭猿”应指南岭之猿，“洲雁”应指“雁飞不过衡阳之浦”的大雁。两句合起来，是说自己身处秋湖的一角，连岭猿洲雁也为之同哀。进一步流露出卢襄安置在衡州时的哀怨。卷二十五“钓船归落昏鸦后，江雨来从白鸟边，旧屋但余烧叶灶，破囊犹欠买山钱”，这是卢襄自叹长年贬居衡州，穷愁潦倒，苦雨凄风,独钓之后回到破旧的老屋，靠燃烧残枝败叶煮饭过活的锅灶仍躺在那里，而囊中羞涩，却还托欠着人家的买山钱。这种贬谪生活的窘境，与《锦绣万花谷》自序中所说“又居穷乡，无业儒者”；“夫以穷乡乱后，假鬻之难，而居衡阳奔走之中”；“其后家益贫，奔走于四方，为饥寒计，幸焉一温，亦若隔世人”；“晚益困，无以自娱”等,可以说丝丝相扣，诗文契合，说明《锦绣万花谷》的编者与卢襄是一家人，所以才感同身受，由此推定《锦绣万花谷》的编辑者是卢襄的子孙，应该是可信的。问题是这位子孙是谁，以我本人的稽考能力和检索水平，目下尚难以解决，只好寄望于来哲。

《锦绣万花谷》既是卢襄的子孙，自序之后为什么连名字都不肯公布，这大概跟金人破汴，开封失守后被贬官员及其子弟都想隐姓埋名有关。北宋发展到徽宗时代，国势已岌岌可危，民族斗争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卖国求荣的汉奸；迎合帝好而不顾国家安危的贪官污吏；贪生怕死、临阵脱逃、防守不力、坐视汴京失守的大小官员，在金人破汴之后几乎都受到了处分。南渡之后很多人隐姓埋名，不愿张扬先人的人品、过失与羞辱，也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目的是免遭别人嗤笑而失去固有的尊严。例如写《东京梦华录》的孟元老，就不写自己的真实姓名。孟元老本名孟钺，是孟揆的儿子。孟揆曾积极为岌岌可危的北宋王朝大兴土木，在开封修造万寿山，因为山在城东北的“艮”位之上，所以也称“艮岳”。艮岳的修造，劳民伤财，引起方腊等起义，加速了北宋王朝的灭亡。金人破汴，开封失守后，孟揆在一片骂声中受到了严肃的处理，其子孟钺也同霍知白、赵奇、宋晸等一起被“放罢”，所以他只好避地江左，隐姓埋名地生活在杭州。晚年“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因“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故“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覩当时之盛……目之曰《梦华录》”（《东京梦华录自序》）。这篇自序倒是题写了孟元老，但孟元老不过是孟钺的托名而已。为什么不露真名，原因就是他爹因主修艮岳加速了北宋的灭亡，更使徽、钦二宗一同被掳，其罪过之大无以复加，骂名千载无法消弭，对他的子孙家族也是无法抬头的耻辱。《锦绣万花谷》的编辑者，虽无孟揆及孟钺那样的地位，但他守城不力，致使首都开封被金人攻破，导致徽钦二宗北狩，罪过也并不轻，只好被贬衡州。直到一个甲子后他子孙编辑《锦绣万花谷》，仍不敢将真实姓名落于笔端，原因跟孟元老一样，仍怕有人背后指指点点，再次遭到唾弃。

《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提要称：“其书既成于淳熙中，而纪年类载理宗绍定、端平年号；帝后诞节类载宁宗瑞庆节、理宗天基节诸名；并称理宗为今上，是当时书肆已有所附益，并非淳熙原本之旧矣。”

晚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十一著录此书，亦提出了同样问题，但不完全同意四库馆的意见，谓：“若果淳熙中其书既成，三集则每集每类必无重复，何以前集所分之类，后集、续集、别集亦大半同之！比勘之，实是前集有不尽者，复载于后集，续集、别集皆然。余意其人初成此书，只《前集》四十卷，厥后屡增屡续，遂有四集。初集之成在淳熙，至续、别集之成，已至端平之代。其前集纪年有理宗之号，当时或补刊或挖板，皆不可知。余意，此书特书贾之稍通文理者所为，故时代已移，但改序文数语，不知与年世不照也。”

两段文字，对该书所存在的相同问题做了不同的解释。其实，两者都未能注意《锦绣万花谷》自序中“是书独可以自娱，而不可传人”语。这句话表明前三集编成之后，只是写了一篇自序，并未付梓，而仍停留在“独可以自娱，而不可传人”的阶段，这就给《锦绣万花谷》自序者的后人又留下了续补此书的余地。前三编的编者，不管他是卢襄的儿子还是孙子，自孩童时随卢襄衡阳安置，到他为《锦绣万花谷》写序时，至少也应在近七十左右了。而从他淳熙十五年（1188）写序到此书出现端平（1234—1236）年号及宁宗、理宗时节令并题理宗为“今上”，之间又隔了四十八年。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已有前三集的相关类下由写序者的后人继续加以补充，同时将新材料再编成《别集》三十卷，则是完全有可能的。若果真如此，则四库馆及杨守敬所提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锦绣万花谷》前、后、续、别四集的编辑者，真的就只能是卢襄的子孙了。说此书编类水平不高可以，这跟编者的文化水平和素养有关，若说是书贾所为，恐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