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情欲叙事管见

曾颂勇

新时期文学情欲叙事管见

曾颂勇

新时期以来，情欲叙事成为文学表现的重镇，其写作呈现出良莠杂陈。然而情欲叙事必将是文学表现的题中之意，当代作家必须对情欲叙事持有坦荡的态度，超越狭隘性别限制对之进行高妙的文学表现，才能取得更大成就。

情欲叙事 写作立场 审美选择 文学表现中性写作

新时期情欲叙事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多样的表现手法丰富了中国文学，形成了一定的好经验，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描绘男女之间纯洁爱情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赤裸裸的身体交媾展示和极端变态性心理强烈撞击读者的眼球。这样的情欲叙事对人们的道德底线构成了严重挑战，也遭到广大读者的强烈拒绝。因此当代作家必须以严谨的写作态度，运用高超的叙事技巧，展现情欲叙事深邃复杂的思想内容，情欲叙事或可期待经典出现。以个人的浅见，情欲叙事应该注意以下基本规范：

一、情欲叙事要求作家具有坦然的写作态度

情欲是文学表现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情欲史。文学史表明，禁欲主义时代文学作品耻于表现情欲，致使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成了某种宗教教义或者政治主义的传声筒，丧失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立体性，致使人物没有血肉，缺乏生机，显得虚假和不可信任，缺乏审美内涵。而在欲望至上、娱乐致死的消费主义时代，情欲叙事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部分作家以情欲叙事作为招徕眼球的卖点，对作品人物的情欲冲动尤其性行为渲染得无可复加，甚至喧宾夺主地抽空了情欲心理尤其性心理、性行为中社会的、时代的、环境的、文化的、人性的丰富内容，将文学中的情欲叙事沦落为赤裸裸的性交展览，致使作品人物成为了性欲动物，同样成为了扁平的、单调的、不可置信的行尸走肉。这都是非正常的情欲叙事。在意识形态已经非常开放、言论已经高度自由的写作环境中，中国作家要有高度的自律意识，在文学中进行情欲叙事的时候，应该坦然而淡定、收敛而节制，适可而止，拿捏准确，不失分寸。作家应该对情欲叙事有足够的重视，并且充分挖掘和利用好这座人性的富矿。但是，一定要理性地开采和勘探，不要导致人性的基座彻底坍塌。毕竟，情欲只是人性欲望的某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作家在表现人物情欲的时候，不需要用显微镜将之无限扩大，致使部分遮盖了整体，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而应该采取一定的距离，站在审美的距离，以情欲为视点，全面审视、穿透人物机体尤其心理地壳的隐秘。从表现完整的、有机的人物出发，是当代作家在情欲叙事中应有的态度。以情欲为视角，穿透人物的社会的、时代的、文化的各种屏障直达人性腹地，是当代作家情欲叙事的高端追求。

二、情欲叙事要经过作家的审美选择

适当的情欲满足是自然人性健康发展的需要，过分的情欲奢求导致人性的扭曲乃至毁灭。过犹不及，一个思想健康、精神健全、人格健旺、品质健雅的人应该尊重正常情欲的满足，更应该节制情欲的过分泛滥。在文明社会，个体情欲早已不仅仅是一种生理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必然受到社会观念、文化意识、伦理道德的约束和规范。情欲行为是人类社会生活中非常个体同时又是非常社会化的行为，应该遵循进步、健康的社会观念和道德律令。社会生活中总是千人千面，个性行为更是千差万别，在情欲满足上自然也是千姿百态、不一而足。作家对情欲这个比较隐秘和敏感的领域进行表现的时候，心中更应该有一杆社会道德的秤、一面艺术审美的网，将之进行筛选和过滤、考量和评判，将符合进步社会观念的健康美好的自然情欲心理和行为呈现给读者，将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心理的畸形的、过度的、淫乱的情欲心理和行为适当屏蔽和笼罩。窃以为《白鹿原》在这方面做出了值得借鉴的示范作用，而《废都》恰恰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子，因此，两部作品的社会认可度自是判若云泥。王小波作品主人公之间的性行为不乏粗俗而且违背社会性爱道德，他们偷情、野合，放诞无忌，但是因为他们的性爱具有反抗非正常的专制政治的意义，因而具有了更多的社会意义和审美内涵。而《上海宝贝》中倪可和马克的性交是以纵欲主义、享乐主义为目的的，是情与欲相分离的，既不符合正常人性发展的需要，更不符合社会伦常，因而是丑恶的。作家的自然主义描写对之缺乏审美观照和文化批判，因而给人淫秽不堪的阅读感受。

三、情欲叙事要有高妙的文学表现

人为什么要穿衣服呢？不仅因为身体需要保暖，更因为身体需要遮蔽、需要美化——一丝不挂的身体其实是不美的，赤裸裸的性器官更是不雅的。一个人赤身裸体晃荡在大街上，要么是精神错乱，要么是哗众取宠。如果不是丧心病狂，人性丧尽，我们不可想象有人能在青天白日、大庭广众之下进行性行为了。现实生活中人都有羞恶之心、廉耻之心，一个优秀作家塑造出来的文学人物，自然是血肉丰满呼吸生动的。作家不仅应该描写他们的七情六欲，更应该尊重他们做人的基本尊严——为他们的性行为提供一个隐秘的空间，至少是一层遮人眼目的文字屏幕。可是有些作家对他们塑造的人物缺乏基本尊重，将他们的廉耻之心践踏成泥，将他们的羞恶之心碾压成粉，将他们剥光了进行赤裸裸的性表演，自己却在一边忙着收钱。比如卫慧竟然让她《上海宝贝》中的主人公倪可和马克在酒店的厕所里忘乎所以地性交，不知羞耻地呻唤，以欲盖弥彰的手段吸引读者眼球，赚取商业利润；比如九丹竟然让她《乌鸦》中的小龙女和芬争相为日本嫖客表演“吹箫”，接受日本嫖客令人发指的蹂躏和侮辱，小龙女和芬牺牲了肉体和人格，赚钱的却是肆意涂抹她们的作家九丹；贾平凹让庄之蝶在《废都》中和不同的女人不知疲倦地表演“车轮战法”，还假惺惺地感叹着苦闷和迷茫。作家既把人物当做毫无廉耻的性欲狂，更把读者当蠢货。在这些作家的上述作品中，情欲心理都是简化的、苍白的，性描写都是直白的、粗俗的。读着这些粗糙龌龊的文字，文学的间接性、想象性、审美性荡然无存。文字这种艺术媒介的最本质特点是它的间接性，以及由这个特点催生出的想象性和由此而产生的朦胧美。用粗糙的文字对性行为进行照相式的描摹，实在是舍本逐末的最愚蠢的写作方式，试想一下：文字的复现能力比得上各种声像材料吗？

四、情欲叙事要能够坚持超越性别的中性写作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确实深受男权压迫，而文化传统的强大力量也没有能够使这种历史的陈腐意识在新时期迅速被现代平等意识荡涤干净。因此，新时期女性写作中，部分作家怀着“清算男权主义旧账”的思想，对男性中心主义文化进行了报复性的写作，她们将男人写得猥琐、淫乱、虚伪、奸诈、自私、霸道、道德败坏、行为丑恶，是女性悲剧命运的制造者，尤其是女性情感生活的毁灭者。因此，女作家们在文字世界里，展开了对于男人的激烈讨伐和攻击。比如池莉小说《小姐，你早》中三个曾经受过伤害的女性组成姐妹联盟，共同惩治了不可一世、自我中心的王自力；张洁小说《无字》更是一部讨伐男权的檄文，充满了愤激的控诉。而张洁的短篇小说《她抽的是带薄荷味的烟》，更是让以色诱人、以色事人的男人出尽了洋相。陈染、林白出于对男性世界的不可信任和深刻成见，以一种高傲和冷漠的姿态，拒绝对男性内心世界进行勘探和呈现，转而专心营造女性自己心造的幻影和女性之间的微妙关系。她们清丽流畅的文字所呈现出来的丰盈神秘、幽渺迷蒙的女性情感天空和内心世界，确实具有别具一格的美。然而，正像没有男人的现实世界是不可想象的一样，没有男人的文学世界也是残缺不全的，因此，陈染、林白的小说，总是让我们体会到更多的孤独、寂寞、无奈和清冷，却缺少了两性之间的相互扶持、相濡以沫所产生的和谐、温馨、甜蜜和幸福。新时期以来，无论从社会制度还是从文化观念上看，中国男性已经非常积极地对女性表现出和解意识和尊重态度，女性作家作为女性群体中的知识分子和精神领袖，应该率先接受这种和解意识，并且以友好的姿态亲近男性，对他们的描写不带性别偏见，客观理性地审视男性心理世界和情感领域，将他们还原为真实自然的社会人。在对男女两性情感世界的表现上，我想艾米的《山楂树之恋》是值得肯定的。小说不仅沦肌浃髓地表现了少女静秋的恋爱心理，同时也怀着尊重意识塑造了“老三”这个恋爱中男人的伟美人格，“完全改写了大多爱情文本中无力担当、想爱而不敢的软弱形象，更是彻底颠覆了那种始乱终弃、寻花问柳的恶德男子形象”。[1]正是因为艾米具有平和公正的写作立场和态度，才能够塑造出这样美好优雅的男性主人公来。

要让积怨已深的女性作家调整写作姿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男性作家要真正充分地清除自己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更是需要做出自觉而且巨大的努力。如果男性作家在写作意识上对自己不做提醒、没有要求，也许不自觉地便滑入了男权写作的老路：要么将女人想象成妖女荡妇，要么将女人想象成圣母女神，都会偏离女性的血肉之躯和真实性情，这必将遭到读者的反对尤其是女性读者的诟病。比如贾平凹《废都》中的女性，想来是不能够赢得大部分女性认同的，只是满足了一部分男性中心主义者自欺欺人、自我陶醉的性幻想罢了。学者型作家阎真的《因为女人》，我以为充分表露了作家“怜香惜玉”的思想，对柳依依的情感遭遇和人生悲剧充满同情，似乎是社会迫使她一步步走向了不幸，却无限地宽容了她自己的爱慕虚荣、贪图享受、不思进取等等性格缺陷——我以为这是另一种类型的男权中心主义——将女人看做弱者，其实是最深刻的男权意识。只有真正平等地看待女性，探究女性，将他们看做虽然和男人生理上有差异、情感上有不同，但是人格上平等、尊严上持重的人，才能真正公允地写出她们丰盈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美好曼妙的情感世界。

当代作家应该谨记不要将情欲描写扭曲成色情描写，不要将人性的丰富性简化为性欲，将美好沦落成丑恶，作家应该自觉利用审美原则将人的情欲进行升华，使其在文学表现中具有隽永的意味和丰富的启示，给读者更多审美享受和情感净化、精神澡雪。只有这样，未来的情欲叙事作品才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经典的作品才能不断涌现。

[1]曾颂勇.深情款款扣心弦——略论《山楂树之恋》[J].名作欣赏,2010,12(38).

（作者单位：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运营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