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泽厚的“实用理性”

陈思

摘 要：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实用理性”的特征，即没有超越性，是一种经验合理性，并且是一个不断地向前推进的过程。这种观点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利用西方哲学的资源分析实用理性，对其内涵、作用等方面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实用理性；经验合理性；经验情感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089-02

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等著作中，李泽厚提出中国文化是“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的论断，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这里我们将关注前一个问题，从西方哲学的视角，尝试探讨李泽厚关于“实用理性”的论断。

李泽厚对实用理性的界定是：“实用理性正是这种‘经验合理性的哲学概括。中国哲学和文化特征之一，是不承认先验理性，不把理性摆在最高位置。理性只是工具，‘实用理性以服务人类生存为最终目的，它不但没有超越性，而且不脱离经验和历史。……‘实用理性使古代中国的技艺非常发达，但始终没有产生古希腊的数学公理系统和抽象思辨的哲学，所以，它在现代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但也因为它的实用性格，当它发现抽象思辨和科学系统有益于人的时候，便注意自己文化的弱点而努力去接受和吸取。”[1]这就是说，实用理性具有如下特征：没有超越性、不脱离经验和历史、是一种经验合理性；但是当它发现抽象思辨和科学系统有益于人的时候，便注意自己文化的弱点而努力去接受和吸取。这里李泽厚将实用理性和抽象思辨区分开来，他认为，实用理性之所以和抽象思辨不同，是因为抽象思辨是一种先验理性，它具有超越性，脱离经验和历史，这一点是和实用理性截然相对的。所以，如果实用理性吸收抽象思辨，它将具有先验理性和超越性的特征，两个相互冲突的特征将聚集在一个事物身上，那么，这时的实用理性还能不能称为实用理性？它此时已经不再符合作者所说的实用理性的特征：没有超越性、不脱离经验和历史、是一种经验合理性。从而，这种对实用理性的界定——吸收了超越性的实用理性将是自相矛盾的。

李泽厚说实用理性使古代中国的技艺非常发达，这里的技艺应该是在《美的历程》中提到的绘画、雕塑、书法等。但事实上，西方国家缺少所谓的实用理性，其技艺也许比中国的还要发达，无论是绘画、雕塑、音乐都不逊色于中国。他又说，当实用理性发现抽象思辨和科学系统有益于人的时候，便注意自己文化的弱点而努力去接受和吸取。从历史事实看，早期中国学西方并不是由于实用理性而主动接受外来文化的。事实上，旧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排斥很强烈，只是到了非变革不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时候，才发生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从历史角度看，民族之间的相遇通常是一场民族体力的较量：经济、政治、军事体力强的民族盘剥、同化体力弱的民族，即便这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并不虚弱。”[2]也就是说，如果说实用理性吸收了思辨理性的优点的话，也绝不是由于它的包容性，而是由于后者的强势而盘剥、同化了前者。中国人学西方固然是因为抽象思辨和科学系统更有益处，但不是主动学习，而是遭受欺凌之后不得已才放弃原来盲目排外的自大姿态，从而去接受西方文化。而且中国早期学习的只是西方的工业技术，对精神文明的学习要晚得多。所以，李泽厚对实用理性独特作用的论述是有问题的。

李泽厚对实用理性吸收抽象思辨和科学系统的合理性做了论证：“‘实用理性……不是指某些一成不变的模式或形式，而是指一个活生生的过程中的结构原则或创造原则。……它本身乃是一个不断展开、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1]在这里，实用理性被赋予一种可变化的结构、系统。我们将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分析李泽厚的论述，因为李泽厚既然想要赋予实用理性以现代意义，并且和西方精神做比较，我们就有理由用西方哲学的资源去分析它。从结构主义的立场看，实用理性之为实用理性，或者因其结构，或者因其要素。根据结构主义的原则，只是由于结构，要素才获得其意义、功能、性质，才能成为某一系统中的要素。系统与系统之间没有重叠关系，要素不能既属于一个系统又属于另一个系统，每一个系统都有其独特的结构原则，这些原则之间不存在继承、融合关系，从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之间的变化是跨越断裂层的“飞跃”。就是说，结构与结构之间只有共时性，没有历时性。李泽厚认为实用理性的模式在不断变化，而从结构主义的立场看，结构发生变化了的实用理性已经不再是实用理性。如果要回答结构主义的质疑，这种关于实用理性的论述显然还要进行更加深入和系统的思考。

李泽厚在谈到实用理性时说：“去创造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理想世界，在地上建立天国，实现大同太平，这构成了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伟大的使命感。这使命虽属人事，却关乎天命。因为这种使命感并不只是纯粹的主观意愿和主观理想，而是来自于一种宇宙律令，一种神圣的召唤或天职。中国知识分子勇于献身的热情及其信仰心态绝不亚于宗教徒，‘救民于水火、‘以天下为己任这类信仰，可以同任何宗教对救赎的关注相提并论。”[1]李泽厚似乎对这种“伟大的使命感”很自豪。关于这种在地上建立天国、实现大同世界的乌托邦理想，李泽厚认识到，实用理性中的这种激情要素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能够制造出一种准宗教性的狂热，这是正确的。但他没有认清这种狂热可能导致的严重社会后果。我们将尝试利用20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的观点来分析实用理性的这种精神。

奥克肖特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一书中区分了两种知识：一是技术知识，它可以通过学习书本上的规则条例来掌握，是理性主义所追求的；二是实践的知识或者传统知识，它无法像学习数学公式一样学会，只能通过长期的实践达到心领神会、运用自如，政治就属于这种知识。但是人们往往从理性主义的角度理解政治，认为一切政治问题都可以通过理性的分析而得到完美的解决，理性的设计是最完美的，可以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程度。理性主义政治甚至相信可以完全抛弃传统的经验，认为“人们可以先于政治经验提出一个政治构想和政治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地加以实现。”事实上，“政治活动当然要追求某些理想和目标，但这些理想和目标不是通过抽象思辨演绎出来的，而是应该在我们的经验中暗示了的”[3]，具体的整治措施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离不开传统的经验和制度。所以，李泽厚所言的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伟大使命感在某种意义上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很有可能在现实中起到消极作用的。因为社会的运转是必须要基于现实的制度和流传已久的传统的，只有尊重这一点，才能在现实中取得效用。

李泽厚说：“耶稣的名言：‘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孔子的名言：‘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两相对照，前者舍弃日常经验，显示服从上帝意志的理性力量。后者则以生存的合理性来做衡量和决定，经验情感的实用精神十分突出。”[1]其实，基督教说别人打你不可还手，这正是践行了“不可打人”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无条件的绝对命令，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如果还手就破坏了这一原则。孔子说以正直来报答怨恨，以恩德来报答恩德，在李泽厚看来是一种“以生存的合理性来做衡量和决定”的灵活的实用理性。在《论语》中这种实用理性的灵活性比基督教中要明显得多。基督教的道德要求是命令句，表现为“我应该”、“我必须”；实用理性强调经验情感与生存合理性，更多地表现为条件句，即“如果……那么……”如果道德或者行为的实施是基于可变通的条件的话，那么这其中的猫腻就很大了。因为这种变通没有一个可公度的标准，而是以个人的判断、体悟为转移。例如孔子见南子，南子是一个名声不好的贵妇，把持卫国的朝政。回来后子路生他的气，他赌咒说：我要是和她做了什么事，“天厌之”。据说孔子见南子是想在那里施行政治理想，但是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去见名声不好的南子，是违背礼的。为了政治目的而违背礼的规范，这大概是实用理性的灵活应用，符合“生存合理性”。但这种行为在孔子看来可以，在子路看来不可以。所以说实用理性缺乏公度。明代曾经为太监魏忠贤立生祠，把他和孔子并列，大概也是这种实用理性的应用。西方的道德是建立在法权之上，如具体的法条、圣经中的摩西十诫；中国的道德多是诉诸人的自然情感，所以往往难以谈清楚，这也为康德所批评。尽管实用理性与康德所谓的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在名称上有相似，但是两者有着根本区别。康德的实践理性是批评了那种将人的自然情感当作道德准则的看法的，认为道德法则应当是无条件的绝对命令。

康德指出：“凡是把欲求能力的客体（质料）作为意志决定根据的先决条件的原则，一切都是经验的，并且不能给出任何实践法则。”[4]李泽厚的实用理性所涉及的人的自然情感，就是康德这里所言的人的欲求的能力。这种欲求能力必然是经验性的，因为它的根据是欲求对象以及对象和主体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相对于现实性的快乐。康德认为，那种能够作为道德的或实践的法则的东西，决不能是质料的、经验性的，而必须是形式的，这就是那种无条件的绝对命令。

通过以上的简要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李泽厚对实用理性的论述仍然存在着很大问题。实用理性涉及很多极其复杂的问题，也绝不是这篇文章所能论述清楚的。李泽厚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大家，对中国思想史上的很多问题都有过精辟的论述，但实用理性是否真的如他所言那么高明，却是值得探讨的。

参考文献：

[1]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285，250，248，76.

[2]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

[3][英]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M].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4][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