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的“中段”

赵一凡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王蒙飞抵乌鲁木齐，签售新书《这边风景》。次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又在伊宁市巴彦岱镇，举行“王蒙书屋”揭牌式，老王亲临致谢，维族乡亲也纷纷赶来道喜。我读这段新闻，正在考察途中。那天我驾车横穿巴丹吉林沙漠，当晚下榻额济纳宾馆。搜看新闻时，得知老王又回伊犁了。

查看新疆网，发现一则笑话。原来新书出版后，媒体揣测它尘封四十年的隐情。王蒙笑称：他在小说中找到了自己，就好比一条清蒸鱼找到了中段！回京后，老王寄来《这边风景》（以下简称《风景》） ，令我恍然：原来老王的中段落在这里！

二零一零年我发表《从鲁迅到王蒙》，试图说明：鲁王首尾相连，构成一个 “及远而反”的思想循环。而此一循环，早在鲁迅 《文化偏至论》（一九零九）中已被描述为一个“中西化合”之梦。鲁迅预测说：未来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大势，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而中国现代化功成之际，自当“外不后世界之思潮，内弗失固有之血脉”。

我的评论有缺憾。首先我从青年王蒙说起，中间跳过二十四年，径直讨论他的《蝴蝶》。此处麻烦是：缺了二十四年，王蒙还是王蒙么？此人偏又一生多事，其狡黠思想轨迹，忽隐忽现。在我看来，老王特殊性有三：一、他在巴金去世后，已成为中国文学的最大存在，即声望最高，作品最多，经历最曲折。二、老王与诺奖无缘，窃以为与其红色履历有关：生为少共作家、文化部长，他与中共血肉相连，关系密切到登堂入室、名列中枢。我预测老王领奖之日，不仅打破陈规，也是中国终被西方承认的标记。届时，鲁迅的中西化合梦，就算大功告成了。三、澳门大学汪应果教授称：王蒙创作主题，即“反思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其反思强势来自其“革命主体身份，所以他最有资格，也最具深度”。此说中肯。二零零七年，老王在上海介绍《王蒙自传》，说他将完成“一个人的国家日记”！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过此人上千万字的作品，近八十年复杂经历，岂不构成一套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其间老王左摇右摆，东倒西歪，却一直痴心不改，苦中作乐，丝丝入扣地记录下他的生命历程。所以，缺了王蒙的新疆记录，我将无法交代中国文学的现代转折。老王的中段，因而很重要，也很棘手。

《风景》开篇，就讲一九六二年“伊塔事件”。事件爆发背景，即中苏论战，两国交恶。那年中国遭遇天灾，苏联领事馆乘乱造谣。四月底，伊宁、塔城五万多人，蜂拥逃去苏联。一九六二年在北京，亦是多事之秋。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承认国民经济困难重重，诸如粮食紧张，供应短缺，财政亏空。中央被迫调整如下：精简城市人口三千万，压缩基建八十亿元，工业总产值减半。调整至六月，彭德怀递交八万言书，庐山上的政治钟摆，骤然从反左变成了反右。

王蒙的中段，竟有这般山呼海啸的时代背景！若要追根溯源，只怕要从《史记》、《汉书》说起。而我搜罗的史料，不仅残破，而且断裂。西域文献自古稀缺，原因在于中原人去西域，素以军士、刑徒、垦丁为主，伴随少许商贾、犯官、随军幕僚，其文化水平有限。当然有例外，如隋尚书裴矩、唐高僧玄奘、清大学士纪昀。其中深入西域，又写出长篇巨制者，王蒙堪为古今第一。

老王成为第一，实属造化弄人。身为右派，他自请下放新疆。《风景》记录下一幅“刻骨铭心的地图”：下放干部尹中信，乘火车走京汉线，从华北平原，到黄土高原。汽笛长鸣，烟尘滚滚，伴他走过西安古塔、兰州铁桥。其后改走兰新线，穿越乌鞘岭的盘山路，嘉峪关的古长城。戈壁黑风，祁连白雪，护送他来到乌鲁木齐。偏偏小尹不愿留省城，于是又搭长途车，逶迤走过昌吉、石河子，乌苏、奎屯。三天后抵达终点，即王蒙下放的伊宁县。

二零一零年我驾车走遍新疆。当时最大遗憾，即国人对于西域，迄今一知半解。途中我携带两本王蒙文集，其中有散文、诗歌、短篇。应该说，老王写起新疆来，情感充沛，题材丰富，无人能比。可在我目中，新疆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一向缺少与之匹配的弘大文体。而这种文体，只能是史诗。

所谓史诗，首先是指荷马《奥德赛》、弥尔顿《失乐园》。依照亚里士多德定义，史诗是一个民族的“创世记”故事：它源自神话，又突破神话;它以英雄为中心，描述艰苦旅程，异域风情;它以长篇叙事，面向民众，口口相传。

“五四”前后，中国学者一片惊呼：吾国无史诗！梁启超指“泰西诗动辄数万言， 中国最长者如《孔雀东南飞》，不过二三千言”。王国维悲叹中国没有荷马那样“代表国民精神”的文豪。胡适沉吟道：“史诗在中国来的迟，世界文学史上少见。它的产生不在文人阶级，而在爱听故事、爱讲故事的民间。”

怅然若失中，王蒙寄来《风景》，让我大喜过望：老王还有七十万字的新疆长篇！书中说古道今，排山倒海，无奇不有。请看老王自诩：“小说中有生活、有真情、有细节，有各种人性的集合。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写到了;国际国内斗争，我写到了;吃喝拉撒睡我写到了，就连洞房，我也钻进去写了。”

我在书中看见啥？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民俗画卷，一卷王洛宾的《西部情歌集》，一部穿越时空国界的边疆史话。其中最大难点，是作者“以右派身份，写左派小说”。据王蒙自述，一九七四年他从新疆文联去“五七干校”，荣任炊事班班副。突然间蠢蠢欲动，要写长篇了！此际王蒙人到中年，满腹经纶，灰头土脸。他在妻子鼓励下，发誓要写长篇，惹祸也要写！岂知一九七九年脱稿后，世风大变，他被迫藏匿书稿，直到二零一二年，才又被家人发现。

看来“吾国无史诗”说，命题沉重。王蒙执意写史诗，险险乎成了废纸。

中国到底有无史诗？看来关键首在文体，次在哲理。所以我由文体入手，步步设问如下。

问题一：老王落难新疆，何以如此多产？他坦言：“新疆是我的乐园，即使在苦难岁月里也罢。新疆是我的亲人，即使人际关系受到扭曲也罢。新疆是一幅最绚烂最悠长的画卷，新疆是一个充满幻想和野性的地方。”依照汉人俗见，老王这是天目开张了。所以他写了短篇，又写长篇，死活要完成一幅“最绚烂最悠长的画卷”！王蒙的新疆朋友维族作家阿拉提表示：“老王在困难日子里也没放弃自己，他学习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化。新疆人民选择了他，让他变成一个普通活命人。”老天有眼，安拉圣明，王蒙在伊犁乡下，变回普通人啦！他若不开心，朋友就劝他喝酒：“老王啊你是作家，真主会支持你。一个国家没有皇帝不行，没有诗人作家更不行。”王蒙于是明白：“聚餐是一所学校，说笑是教养男人的方式。”

问题二：史诗展示辽阔地域，炫耀异域风情。老王走运，一头扎进新疆的后花园：那里雪山森林环绕，激流奔腾而下。天山脚下，牛羊满坡。果子沟里，香气袭人。唯独气候无常：一时大雪纷飞，一时风和日丽，让人领悟唐诗里的惊喜：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伊犁绿洲上，住着十几个民族。对于王蒙，这又是天赐良机！他说新疆的民族分布丰富多彩、闹热红火！《风景》写了十个民族，即汉、回、维、蒙古、锡伯、塔塔尔、哈萨克、俄罗斯、乌兹别克。他们个个有名有姓，还有一个五代词人李珣，老王说他祖上来自波斯。

西域歌舞，妙曼轻柔。唐代诗人岑参，当年初识胡旋女，不由得神魂颠倒：“凉州七里十万家，胡儿半解弹琵琶。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未之见。”可在王蒙小说中，漂亮女孩随处可见，她们巧笑倩会，美目顾盼。塔塔尔族美妇人莱依拉，更是国色天香！老王加注曰：莱依拉与英语同，是百合花之意。

纪晓岚在迪化，一度垂青西域民妇：“蓝帐青裙乌角簪，半操北语半南音，秋来多少流人妇，侨住城南小巷深。”楚楚动人开了头，却没有下文。又写乌鲁木齐某同知查案，“破门而入，见俩情侣，裸体拥抱而死”，接着是一段酸词：鸳鸯毕竟不双飞，天上人间旧愿违。

王蒙不然：他写边疆人的恋爱婚姻，有头有尾，充满了理解与同情。小说第十一章描述维族美女乌尔汗，在俱乐部里翩翩起舞，如痴如醉：“这个十五岁的姑娘，出挑得明光耀眼。她在跳《迎春舞》，舞曲出自《十二木卡姆》：它让乌尔汗轻盈起舞，越来越激扬，流露解放后的春色满怀，又在欢乐中表现感恩和祈求。”再往下看，这妮子会让你牵肠挂肚！

问题三：史诗作者擅长说唱。王蒙呢？不但维语说得好，羊肉吃得香，还喜欢赶着马车，领略伊犁人的夜半歌声。朋友们确认：老王酷爱维族情歌《黑眼睛》：“麦西莱甫晚会热闹非凡。乐手沙依提江大叔为他演唱时，王蒙静静地听着，双眼噙满泪水。”中国西域史上，何曾有过善解风情至此的中原文人？李白出生碎叶，可他不会像王蒙那样，“一讲维语就春风得意”。王蒙写《风景》，是先用维语构思，再译成汉语！可见他的情感思维，与百姓水乳交融。老王踏歌而行，如诉如泣，讲述各民族悲喜故事，这难道不是史诗么？

史诗旧案，曾经陈寅恪一招点破，学生我斗胆议论了。以我拙见，《风景》虽有西洋史诗皮相，也混杂苏联小说血脉。其中《静静的顿河》、《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作为二十世纪革命史诗，无疑让王蒙刻骨铭心：对于这位少共作家，“青春就是革命，就是爱情，就是文学，也就是苏联”。

《远离莫斯科》大开大合，上下两卷，《风景》与之前呼后应、旗鼓相当。阿扎耶夫描述一群首都青年高唱战歌，前去开发远东。王蒙豪情满怀，奔赴新疆，几乎如出一辙。再看肖洛霍夫少年得志，二十岁写完《顿河》第一部。面对奔腾的伊犁河（比顿河不差） ，剽悍的哈萨克（哥萨克又如何） ，王蒙岂肯低人一头？

自鲁迅起，中国作家对于舶来洋货，顺手拿来，见怪不怪。所以王蒙尝试写一部原汁原味的革命史诗，本是好事。无奈中国革命大浪迭起，冲波逆折，几度跌入深渊，令人不堪回首。小说中一系列事件，前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后有大跃进、人民公社、社教运动。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值得大动干戈么？可在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目中，它们谱写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王蒙追忆工作队文化，悚然动容：自鸦片战争以来，能将偌大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改变一盘散沙状况的，正是毛主席和共产党！（《风景》 ，454页） ，他加按语说：“工作队下乡，这是一个本事，一个成功经验。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国民政府一旦离开城市，就失去影响力、控制力。历朝历代，能像共产党这样把自己的政治意图贯彻到村村户户的，再无先例。”

王蒙好学，无书不读。他曾邀我去开会，商讨中国作家学者化，又请 我修改英文稿，以便他赶去欧洲作家大会发言。这让我刮目相看，视他为一架先进观测仪：从中我可以把握中国改革的温度、速度，及其中西化合的程度、限度。近来老王学问大进，开始涉猎美国汉学，让我有些手忙脚乱。

费正清与中国有缘。他是我的研究重点，也与《风景》密切相关。早在抗战中，费氏已结识中共领袖周恩来，参观过八路军根据地。其时他在重庆分析战况，一再向华盛顿发报，称“中共不是苏联傀儡，中国革命极富本土性，具备强大内生动力”。抗战胜利，国共相争，他在《纽约时报》撰文：“中共终将胜出。原因在于中共一大法宝：群众路线。这个党深入乡村，发动群众。”

费正清历时半个世纪，写成《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国：传统与变迁》。至晚年，他又调集欧美大腕，编撰《新中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费氏有一评语，可注释王蒙小说的复杂性：“中国人依据他们承袭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在此基础上，中国革命造就一种新的中国文化综合体，其中中外因素彼此交织，达成共识。但千万别得出结论说：他们变得像我们了！”

至于《风景》中的极左政治，费氏亦有冷静分析：“中国文化优越，中国人因此获得一种深藏不露的优越感。正因如此，中国现代化也不得不比多数国家走得更远，改变更多，这是由于它停滞得太久了。结果便有一股惰性遏制力，让中国革命带有痉挛性，时而从内部抑制，时而迸发出破坏性。”

费教授一九九一年去世，未能读到《风景》。王蒙满头华发，仍在《苏联祭》中痛说家史：“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立破兴衰，人类在这块广袤土地上进行的实验，个中的经验教训，爱恨情仇，都会长久地留在史册上。”

至于新中国文学，王蒙赞扬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称许孙犁的《白洋淀》，说它们充满乡土气息，反映深刻变革。可它们能否经受历史考验？老王分析：中国自古推崇文以载道，视文章为经国大业，把小说当成政治工具，结果养成一种“泛政治化、泛道德化倾向”。

“五四”学者痛批传统文学，指其迂腐陈旧，缺少反思启迪。荷马史诗里，能有多少哲理思辨？请看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

《奥德赛》讲述俄底修斯率部返乡的经历。阿多诺说：俄氏为了返乡，不断与命运搏斗，最终否定了自我。途经塞壬岛时，他命水手用蜜蜡封耳。女妖歌声令人欲仙欲死，可是众水手听不见，齐心划船远去。塞壬的神秘世界就此崩溃，西方英雄昂首步入文明！这说明俄氏通过自控，获得主体意识。身为启蒙英雄，他又彰显了工具理性。

难道中国文学，一无反思批判？纪昀皮里阳秋、装神弄鬼，鲁迅却道“他是不信狐鬼的，不过对愚民，不得不以神道设教”。又说老纪在乾隆法纪最严时，竟敢攻击礼法，“以当时眼光看，算得很有魄力”。再看陈寅恪。先生中年饱学，“于弹词复有所心会。衰年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遂草成此文”。

我辈愚钝，不明白先生偌大学问，干吗看重陈端生、柳如是？后读冯友兰、周一良纪念文，始有觉悟，陈寅恪革新近代中国史，掌握百科全书式的丰富资料，远超古人。先生又长于贯通，巧于补缀，因能化腐朽为神奇。

一九五七年，先生在中大讲课，偶尔透露心迹：“我之所以用唐诗证唐史，实因唐自武宗后，历史记录多有错误，复杂难辨。但唐诗中保留了大量实录，反映当时社会现实。”此一将诗补史、史诗合一的新方法，让先生在乱麻一团的明清诗词笔记堆里，赫然发现地火穿行的近代史诗！其文言格式，掩不住风流放诞的靓丽人生，其冗长叙事，饱含着毫无拘牵的自由梦想。

中国文化优越性，造就一个傲慢保守的自闭系统：它内有缜密抑制手段（毁禁图书，修编国典） ，外有狂躁冲击破坏（农民起义、政治运动）。费正清为此扼腕道：中国革命自有一种痉挛性，它反复发作，伤及国体。老王苦等四十年，直到今年才推出“考古文本”。这说明什么？痉挛过去了。王蒙的侥幸，让我如释重负：中国文化系统，终于开始宽容了！再看纪昀与王蒙，他俩同为当朝一品，都以犯官身份流放新疆。老纪忧谗畏讥一生，硬是没有老王的运气！

如何让荒诞年月再现，于后世有所交代？老王在《风景》每章之后，补写小说人语，自称是模仿司马迁“太史公曰”、蒲松龄“异史氏曰”。窃以为，他以七十九岁的老辣眼光，反思三十九岁的创作，恰是一种史诗对话！其中有白头宫女的唠叨，也暗藏“作家变学者”的欲望。吊诡之处，在于他能否借力司马迁，将《风景》变回一部史诗？对此我不敢妄断，笔录几段如下，敬请行家过目。

关于革命浪漫：第三十五章写三个女人一台戏。雪林古丽是村里的美人儿，可她婚姻不幸，郁郁寡欢。队长妻子米琪尔婉，时常宽慰这个苦命姑娘。她俩共有一个闺蜜，那是来自湖南的女农技员杨辉。听说工作队要进村，三人一边做晚饭，一边商议如何迎接工作队，又憧憬今后的好日子。小说人语：那时共和国多么年轻，那时年轻人更浪漫，更会发烧，更容易上当（454页） 。

关于阶级斗争：小说中除了地主恶霸，还有苏侨协会的木拉托夫，叛逃未遂的科长麦素木，暗藏的特务赖提甫。小说人语：阶级斗争是一个事实。如能倾听生活，而不执著于基本教义（原教旨），人们就会生活得舒服一些。要求干净彻底地消灭对手，这样的思路略显修辞化了。共产党重视文学，可我们缺乏科学精神，习惯于以诗治国（443页） 。

关于极左思潮：第四十一章写工作队员章洋，与七队队长伊力哈穆发生冲突。小说人语：章洋的执拗，是重要小说元素，奥赛罗、项羽、李自成都有这种性格，传统文化包含一种自毁潜程序。章洋具备阶级斗争的理论与激情，追求斗争的修辞化、表演化，结果是没事找事，恶性循环，越来越左（521页） 。

《伟大的中国革命》结尾，费正清出示历史X光片：其一，西方人梦想改变中国，给它套上洋马鞍。他们两次对中国文化发起冲击，自由主义一次，马克思主义一次，但中国迄今保持大一统的文化连续性！其二，解放后出现两轮激烈循环：大跃进与“文革”，费氏戏称是“民粹派痉挛”。每次痉挛后，都会进行系统修复，重提经济建设。这就造成中国的革命两极化：左右摇摆，新旧激荡，复古与西化争执不下。费氏仰天长啸：不知何时消停，不再循环？

呼应老费，老王在《风景》后记中表示：“许多事情都改变了，但生活依旧，人性依旧，拉面条和奶茶仍然甘美，亭亭玉立的后人仍然亭亭玉立。万岁的不是政治标签，权力符号，而是生活，是人性，是鲜活的生命。”

二零零八年老王蒙做客凤凰卫视。面对尖锐提问，他理直气壮道：我若写诗，就是“我告诉你，我们相信”！面对新一轮左右相争，老王主张渐进变革。其理由是：“中国走了很多弯路，吃了太多激进主义的亏。现在又有急切情绪，这与以往的激进一脉相承，很危险！”

王蒙早年是右派，中段他形左实右，如今孰左孰右？铁凝说她认识两个王蒙，一个是退休高官，一个是讲维语的老王。毕淑敏读王蒙小说，发现他一直厕身于政治与生活之间，搅和稀泥。查建英进而推断：王蒙是主流温和派，他体现中庸之道。我的说法更传统一些：王顾左右而执中。

当年陈寅恪写完《钱柳姻缘诗释证稿》，留下一首《稿竟说偈》：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得成此书，乃天所赐……今逢老王八十大寿，谨以此诗庆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