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五元勋：骇浪惊涛从容渡

栾慧 张晓强

一套五位改革元勋的画传正在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当中，除了2014年9月推出的《谷牧画传》，另4人是万里、习仲勋、任仲夷和项南。这个划分清楚地凸显出了“改革派”的概念。

“改革开放，邓小平是主帅，还有一批干将和大将。这五位元勋就是其中重要的改革先驱。”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告诉《博客天下》。

张振明说出版这套画传的目的，“既是要铭记和讲述中国改革开创期的艰辛故事，更是要为现在的改革者鼓劲加油”。

中国的“现代化”始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队的一次考察。1978年5月，64岁的谷牧带领“文革”后中国政府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团访问欧洲法国、德国、瑞典、丹麦和比利时五国。

谷牧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是党内仅次于李先念、余秋里的“三号经济人物”。但这位副总理从未去过西方，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了解仅限于苏联教材—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

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亲自挑选了代表团的成员，大多数是重要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如水电部长、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建委副主任等，另有来自山东、广东等地方省份的官员。他们将会记录下自己看到的一切，汇报给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和华国锋等领导同志。

第一次出国访问难免出点洋相，有官员“怕冷”不敢吃冰激凌。谷牧震惊于现实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与经济。

德国一家电力公司的一座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只有2000名职工，而中国产5000万吨煤需要8万人；法国马赛的一个钢铁厂，年产350万吨，职工7000人，而中国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需要6.7万人。

在法国，谷牧看到一座水电站，全部用电脑控制，节假日没有工人上班，照样发电。

谷牧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落后于西方20年。这位年过花甲的副总理感到了“咄咄逼人的紧迫感”。

带着出国前夕邓小平的指示—“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谷牧用心观察，回国后提交报告—应吸收西方的资金、利用西方的技术、进行外贸体制变革。

这一切都是颠覆性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奉行的是“既无内债也无外债”，“敌视”来自西方的资金；而变革体制，意味着中央要向地方和各部委分权。

几位党内高层元老被谷牧的报告吸引了。叶剑英说，西欧有先进技术、资金过剩，引进技术的重点可以放在西欧。聂荣臻直接说，应当拍板，不要再议论了。

邓小平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

传统“内债外债”皆无的观念就此瓦解。

在谷牧作报告的国务院会议上，中央高层就利用西方国家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达成了共识。

当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此后，从海外引进技术和资本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规路径；特区、私营经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国内变革相继登场。

与谷牧的这次考察改变国家方向一样，100年前的日本明治政府的现代化同样跟一场出国考察息息相关。

1871年12月23日，日本明治天皇任命右大臣外务卿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带领48名官员与50多名留学生组成的使团，搭乘美国商船“亚美利加”号起航，访问欧美12国。

访问历时1年零9个月，考察团成员“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积蓄之文明成果，粲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

这次访问令日本人意识到与西方的差距，并就如何变革达成共识：日本不但要引进西方技术，还要引进新的组织和思维方式。

日本的考察比中国提前了100年，各方面发展也远超中国。在100年后的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两个曾有过相似经历的国家再次相交。谷牧依然是交会点。

1979年，日本提供首批500亿日圆低息贷款给中国，这是中国接受的第一批国外贷款，签字者是谷牧。

虽然老母亲在家拄着拐杖指着电视骂“汉奸汉奸”，但这位副总理意识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他要竭力缩小这个差距。除了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从1978年到1988年，他在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任上主抓改革开放事务，推动特区的发展。

有人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谷牧就是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之一。

关键的1978年

谷牧在1978年去了趟西欧，推动了改革；这一年，习仲勋来到广东；万里在安徽遭遇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旱灾；任仲夷在辽宁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摇旗呐喊。

“谷牧带团去西欧进行考察，对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做出很大贡献。他还是中央层面的具体推动者，协调推动广东、福建的改革开放。”张振明说。

谷牧出生于1914年9月，今年恰是其诞辰100周年。

“文革”时在江西一个偏僻拖拉机厂度过流放岁月的邓小平，当时就意识到饥饿和贫困才是中国最大的敌人。他主张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但他需要一支队伍来实践自己的理念。

万里、习仲勋、谷牧、任仲夷、项南，成为邓小平选中的改革五主将。

“习仲勋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后来又进入中央继续支持和推动改革事业。任仲夷主政广东5年，为探索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作出重大贡献，也为全国改革开放探索和创造了经验。二人是前后接棒的关系，密不可分。”张振明说，“万里在安徽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项南被称为福建改革开放事业的开拓者和先锋。”

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1978年都是中国最为关键的年份。在意识形态领域，“真理标准大讨论”横空出世，与“两个凡是”短兵相接；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政策于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出，中国放弃“阶级斗争为纲”，集中精力发展经济。邓小平亦在这次会议上成为中国实际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这一年，邓小平的五员大将或被平反，或陆续进入他的视野。

出生于1913年的开国元老习仲勋，1978年获得平反并被中央派往广东，时年65岁。

1962年，因为卷入小说《刘志丹》事件，习仲勋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时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他被剥夺职务，后被下放到河南洛阳的一个机械厂劳动16年。

1978年4月，踏足广东的习仲勋感到时间宝贵，“只争朝夕”，推动广东的改革开放。

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后来升任第一省委书记的习仲勋，首先面临的就是大逃港。

深圳宝安与香港一河之隔，却对比鲜明：香港车水马龙，高楼大厦；宝安破破烂烂，杂草丛生。这让一开始抱着投奔香港是拥抱资本主义想法的习仲勋颇为震惊。他意识到，搞好这边的经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上任伊始，习仲勋接连考察了广东境内多个地方。他认为广东毗邻香港，海外华侨众多，从事外贸比哪个省的条件都好。但这些优势受到旧体制的束缚，广东放不开手脚。

他认为，搞好广东，必须向中央要一些特殊的政策。

就在习仲勋酝酿着向中央要政策时，离开工作了26年的黑龙江、出任辽宁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开始了拨乱反正、发展经济之路。

“文革”时期，辽宁处于毛远新管辖之下，“左倾”严重。任仲夷就从破除僵化思想动刀。1978年，“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大讨论隔空交火，任仲夷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斗争中率先表态。5月14日，即《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天，64岁的任仲夷发表《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公开批判“两个凡是”。

1978年9月，邓小平来辽宁视察，任仲夷将文章送他一份，邓表示赞赏。

与习任二人的破旧立新相比，这一年身处中部省份安徽的万里，日子要难过许多。

农业大省安徽因受极左政策影响，成了远近驰名的“讨饭省”。安徽凤阳一带的农民由于吃不饱饭，常年在外要饭，十室九空。

1978年，安徽又遭遇严重旱灾。这是一场罕见的大旱，3月出现春旱，夏旱、秋旱接踵而至，“活着的人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大旱”，学者赵树凯在《万里与农村改革》一文中写道。

大旱令春播秋播都陷入停顿，而人民公社的固有弊病更令生产难以为继。为了种上麦子，旱情严重的滁县等地尝试突破生产队经营规模，将地包给农民分组耕种，甚至分户进行，时称“借地种麦”或“借地度荒”。也就在这一年，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开始实施大包干，分田到户。

在“农业学大寨”的时代，今天看来再寻常不过的包产到户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在政治上是大忌。

但万里对此深表支持。“今冬明春的关键是搞好秋种，与其抛荒，倒不如划出一定数量的耕地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在严重干旱的非常时期，必须打破常规，采取特殊政策，战胜自然灾害。”

非议随之而来。万里回应：“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饱肚子，都可以度荒。”

在万里支持之下，安徽平安度过了这场罕见旱灾。

那一年，60岁的项南虽然恢复工作，但尚未获得平反。项南原在农业机械部工作，1966年至1970年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他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农机局局长，7年后升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项南以敢言闻名。1956年就任团中央宣传部长时，项南起草了一份关于青年团工作的文件，提到扩大民主生活等问题，即《十点建议》。这份建议在1958年遭到批判，项南被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两级。

本来他会成为一名专业型农机干部。项南的女儿项小米曾在一本农业百科全书里看到，父亲的名字排在中国农机专家词条之下。

在改变命运的机会到来之前，这位农机专家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农业机械化上。

邓小平看中的人

这些改革者跟邓小平有诸多相似之处：胆大、有干劲，可承受压力而波澜不惊，乐观、豁达，以发展经济推动中国现代化为己任。

民间有云：“要吃米找万里”，说的是万里在安徽推动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的事。

关于万里的段子，在其协助邓小平管理铁道部时也出现过。1973年邓短暂复出，任用万里担任铁道部长。铁路因“文革”基本瘫痪，但在万里大力整顿下，开始朝着“四通八达、多装快跑、安全正点”的方向迈进。

“安全正点万里行”即是对万里的褒扬。

无论是铁道部长，还是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都着力于抓改革民生。对事件的判断，他心中自有一个标准：以常识和老百姓的生活为准。

热爱运动的万里身体康健，是目前五位改革元勋中唯一健在的一位。他喜欢打网球，以不服输著称。在政坛，他也是如此。

1977年6月，刚进入安徽的万里惊诧于眼前所见：安徽农民太穷了。土坯房，没有像样的家具。寒冬腊月，没有裤子穿，只能卧在柴火堆里或者锅灶里取暖。

3个月后，他就提出“省委六条”：突破禁区，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情况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允许组织作业组，适合个人干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允许农民自主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多种经营”。

次年爆发的旱灾让许多地方悄悄开始实施包干到组、包干到户。但在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6000字长文批评万里的改革。

万里说，要是秋后，《人民日报》给你粮食你就按它说的办，否则你按我说的办。

万里的坚持令一度遭到中央压力的包干到组、包干到户得以延续。邓小平曾经就此说过一句话，“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

万里和邓小平相识很早。万里第一次引起邓小平注意是在1946年。当时邓小平在晋冀鲁豫多山的边区领导中共活动。邓小平注意到，有些地方的部队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供应比另一些地方好得多。他调查后发现，万里协助动员当地人征购粮食和其他物品，将它们运往正在前线作战的刘邓大军。

提拔与自己相熟、了解的人到一定岗位上，并不意味着邓小平“用人唯亲”。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里说，邓小平用人并没有很强烈的派系色彩，“只要他们能干，忠于上级，不搞帮派活动”。

谷牧是一个明显例子。

谷牧经验丰富。1954年他从上海调北京任建委副主任，一直是经济领域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他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协助周管理工业、交通和生产建设，竭力减少“文革”的损失。

“文革”时谷牧虽也遭批斗，但并不严重。这让邓小平一度产生警惕心理。傅高义说：“但邓在看到谷牧是个干练而务实的干部，并支持现代化后，很快打消了疑虑。”

事实上，邓小平眼光很准。谷牧成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主要推手之一。

谷牧是山东荣成人，少时读过6年私塾，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他以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和关系著称。“文革”后复职的老干部以及“文革”受益者，他都相处得不错。

谷牧因为一场考察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格局；其后在改革推进过程中，他继续发挥在人际关系处理上的长处。

曾担任谷牧秘书的张守德说：“谷牧扮演的是决策者和具体实践人的双重身份，一个政策从酝酿、出台到贯彻执行以及效果反馈都不需要等待，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完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特区后说了句：“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邓提出了指导方向，具体操盘手同样是谷牧。

当年3月，一个包括了部分沿海城市、党中央、国务院等负责官员的会议召开。这是一次有关对外开放工作的最大规模会议。会议的成果是，上海、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被纳入开放行列，实行特殊政策。

随后中央在批转一份关于沿海城市座谈会议纪要时特别指出，“中央和国务院委托谷牧同志监督、检查执行情况，并协调、仲裁执行中可能出现的矛盾。”

这一提法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中非常罕见。

在谷牧推动下，改革开放的特区从几个小点连成一线，珠三角、长三角以及厦漳泉随后加入。

邓小平三起三落，对人对事都看得很透。什么样的人可以助自己成就大业，他了然于胸。五位改革主将跟他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胆大、有干劲，可以承受压力而波澜不惊；乐观、豁达，注重发展经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任仲夷除了率先响应中央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79年更因给张志新平反而赢得赞誉。张志新反对“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对“文革”和毛泽东的错误也提出过尖锐批评，“文革”结束前夜惨遭割喉。

任仲夷不仅替张志新平反，还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任仲夷身体不好，却非常乐观。1983年他先切除了胆囊，后又切除了五分之四的胃。他说：“没有了胆，却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可以说浑身是胆，切除了胃，也就无所谓了。”

90岁时，任仲夷一只耳朵失聪，他可以“偏听不偏信”，后来一只眼睛也失明，却是“一目了然”；而两只眼睛看不见，就是彻底“目中无人”了。

“杀出一条血路”

在与保守力量的交锋中，有人平安着陆，有人黯然去职。但改革者精神长存。

改革开放之初，“杀出一条血路来”一语被频繁提及。

习仲勋于1979年向邓小平请示特区名字时，邓就说了那句名言：“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特区发展遭遇重重阻力时，叶剑英也鼓励谷牧：“小平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你就是侦察兵，要杀出一条血路。”

改革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在那个姓资与姓社、保守与开放势力缠斗不休的年代，改革之路荆棘丛生。对此感受最深的应是地方改革先锋任仲夷和项南。

任仲夷在1980年接棒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书记。

到广东后，任仲夷遇到的第一道难题就是“缓改革”的阻力。

1981年，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一位领导提出“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仲任夷觉得过于保守，认为改革步子太慢，才在经济上出现了许多问题，所以不能“缓改革”。

他做的第一件事则是给个体经济正名。当时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2名，否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当时正在做研究生论文的经济学家郑炎潮提出一个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即个体经济蓬勃发展不可阻挡，只能扶持不能压制，得给它正名，就叫“私营经济”。任仲夷得到了理论支持，推动了一系列改革。中国第一家国际酒店白天鹅宾馆试营业；第一批“香港游”亦在1983年出发。

但与此同时，危机也在酝酿。

1982年，广东出现了大量走私现象，甚至不少官员卷入其中。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对广东干部的违反党纪案件进行了查处。他批评，广东和福建的高层官员查处不力。

1982年1月，陈云提出了一份严厉打击走私活动的报告，由中纪委下发。受到压力的邓小平批了8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

各种流言弥漫，将特区比作清朝时上海租界的人大有人在。

2月中旬，任仲夷和省长刘田夫奉召进京。在中纪委会议上，二人被要求对未能阻止走私和腐败做出解释。甚至有人表示，这关系到意识形态问题。

在胡耀邦支持下，任仲夷顶住了压力。回到广东后，他并未向省委传达北京的情况，强调要坚定地改革开放。他说，“省委第一书记要承担责任，我的下级就不必了。”

但危机并未结束。

中央随后要求他们二次进京，交代问题。胡耀邦要求任仲夷写一份新的检讨，胡摊开双手：“连我都写了。”任仲夷于是写了一份自我批评力度更大的检讨。

之后，中纪委又专门派了一队人马核实调查。直到中纪委出具报告证明，广东高层在打击走私方面颇为努力之后，这场危机才真正告一段落。

1985年，71岁的任仲夷荣退，“安全着陆”。

与他形成对比的是主政福建的项南，在福建推行了大量改革措施、为福建打开局面后，却因“晋江假药案”黯然去职。

项南做事不落俗套。他从科威特的一个发展基金那里借到2200万美元来修建机场，命名为“厦门国际机场”；为了解决通讯问题，他从日本富士通引进了程控交换电话机；他支持日本和福建合资建立了“福日”电视机厂，这是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家电企业。

项南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即使在1982年打击走私活动中，亦坚持乡镇企业发展与打击走私并不矛盾。

在项南大刀阔斧之下，福建经济发生了质的飞跃。项南主政之初，福建GDP位列全国第23位；在项南去职的1986年，福建位列第三。

这位务实、能干的省部级高官，离开时除了一些书外，就是福建的一些小盆栽。

但后人并未遗忘他所做的一切。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曾在项南诞辰90周年的2008年写词褒扬他，“骇浪惊涛，从容渡，常存锐气”。

改革从来就不是一件易事。

“‘改革是习近平这一代领导集体的主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特别是习近平说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现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所以我们特别需要改革先驱们一心为公、敢字当头、勇于担当、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品格。”张振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