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战略决策与历史功绩

孙丽萍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北京 100080)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活动贯穿了邓小平推动和实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也面临着新的考验。邓小平推动并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他面对新形势下的新特点、新问题和新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健全干部退休制度，培养使用中青年干部，积极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奠定了改革开放30多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制度基础，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以及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贡献。

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形成有其深刻久远的历史原因，也有制度方面的原因，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完善的缺陷所导致的原因。但后果是不好的，甚至是严重的。邓小平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反对封建思想残余和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入手，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并且用十年的时间，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起适合当时干部队伍实际情况的干部离退休制度，为中央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以及实行各级领导干部任期制铺平了道路，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改革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70年代邓小平提出建立干部退休制度的设想，到8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实现干部新老交替迈出坚实的步伐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与干部队伍年轻化、实现新老交替相辅相成，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党的中央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并不突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大多年富力强。经过七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开始酝酿施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的战略设想。在八大前夕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自己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的想法，大家认为可行;他也谈到不当党的主席的设想，大家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为八大做准备的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谈了中央领导层安排的设想: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他把这称作“防风林”，并称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为“少壮派”。他提出，因为“身体、年龄、精力各个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可以说是酝酿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准备实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②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99页。。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七大选出的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人，新增加比较年轻的陈云、邓小平两人 (陈云51岁、邓小平52岁)，在组织上为以后的新老交替作了准备。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谈整风问题时又说:“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③《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2页。毛泽东在会上还提到:“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④转引自龚育之:《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学习时报》2003年1月6日。毛泽东在这一年的秋季访问苏联时，还对赫鲁晓夫讲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三人有条件担任国家主席的话。然而，随着国际国内相继出现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因素及其新的变化，关于毛泽东要辞掉国家主席的事情不再提及。

可以说，80年代之前我国的干部领导职务成为事实上的终身制。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相继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一大批老同志相继复出工作，成为拨乱反正、推动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领导者。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此时，邓小平已经73岁、陈云72岁，而相继复出的老同志也大都到了六七十岁的年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起步。同时，邓小平也在积极思考事关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当时迫切需要建立的领导干部退休制度。因为干部队伍一方面严重老化，这是由于从50年代后期的反右派斗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持续了将近20年，原来的年轻人此时早已进入中年，中年人成了老年人;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大批老干部恢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干部人数多了，年轻干部因为没有位子上不来。这种情况不能不重视，也必须要解决。

1980年，身为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在一些重要场合中，强调实行领导干部退休制度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中央会议上，在接见外宾和接受记者采访时，在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谈话中，邓小平多次阐述他对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的设想。3月12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提出军队要“消肿”的问题，并且说要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要有退休制度，不仅军队要有，地方也要有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5—287页。。5月31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中指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②《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42页。从而表明了对废除终身制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心和坚强决心。6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讲述了他为什么要重提退休问题的一些思考:“我们刚建国时也规定了退休年龄，但这些规定只在工厂职工里实行了，而在机关领导层却没有实行，因为那时各级领导都还年轻。现在都老了，所以我们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③《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第648页。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系统提出了改革的方针、任务、目标和指导原则，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基本指导思想。邓小平谈到权力不宜过分集中，领导干部兼职、副职不宜过多，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现行制度下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必须进行改革，“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他说，要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等关系到党和国家建设以及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强调“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 (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0、321、331—332页。当时，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年龄都超过了70岁。为打破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僵局，邓小平把培养提拔中青年干部与老干部离休退休一同作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突破重点。

在没有先例可以援引、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参考的情况下，因为制度上存在许多不完善不科学的地方，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施干部离退休制度的阻力很大。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要继续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9、360页。。邓小平适时提出实施离休、退休制度，指出在废除职务终身制的工作中既要慎重、周到、稳妥，又要十分坚决，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条例。他还指出，废除终身制与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战略问题要一起来考虑。当时党内也有老同志提出关于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建议，但还有一些同志对自己刚刚复位、马上又要退休仍有想不通、不情愿的地方，不少人还想继续工作一段时间。1981年7月9日，邓小平同杨尚昆等人谈话时说:“五年内，老同志要逐步退到第二线，找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接替。这个问题很迫切，因为事情总要有人来做。”12月31日，邓小平在听取韦国清等人汇报全军政治工作之后指出:“从全军来说，今后三年工作的中心是调整，把军队搞精干……这个问题，涉及许多老同志，要慎重，要周到，更要坚决。精简整编，着重精简军以上的人员、干部和机构。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军队如此，地方也是这样。”⑥《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55、794页。邓小平要求对老干部的离休、退休问题，用革命的办法解决，同时认为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主持起草决议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和建议。他指出，三中全会以后“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就是毛泽东曾经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之一。在邓小平、陈云等一批党内老同志的积极推动下，1982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指出:“中央认为，把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问题提到全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有秩序有步骤地加以妥善解决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为了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后继有人，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中二线的制度是必要的，“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是保障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进行和健全发展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必须立即着手有系统地建立和健全起来，使之经常化，并且严格地加以实行”。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51、452页。文件还规定了担任中央以及省、市、自治区领导干部的任职年龄界限。之后，在企业开始试行领导干部任期制，以及相应的辞职、免职、奖惩等一系列规定。

可以说，培养使用中青年干部、建立老干部离退休制度与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同步实施，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领域迈出了实实在在的一大步。

二、邓小平建议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使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顺利过渡到正常的退休制度，平稳实现了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为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创造了有利政治条件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举行，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时代命题。从1982年至1992年的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推进的时期。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中共中央在干部制度方面迈出改革的步伐。具有过渡性质的组织机构即中央顾问委员会，从它的设立到取消，对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最终完成干部离休退休制度的法律化、正常化发挥了必要的过渡作用，也是关键性的作用。

早在197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任军委总参谋长、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职。邓小平在第二次复出不久，就向毛泽东提出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当时讨论中共十大主席团的组成人员，邓小平说一些老同志身体不好，可以做顾问。毛泽东很重视这个建议，提出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由他当主席。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协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说明邓小平建议设立顾问委员会“这件事主席跟我一个人讲，我说不行。他又跟政治局的同志讲，大家也都不同意。主席说，你们大家不赞成，我只好鞠躬尽瘁”③《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93页。。这一年毛泽东已经是80岁的高龄。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重提老同志的退休问题。1979年1月，他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军队最根本的、核心的问题，说到底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这是我和在座同志感到很苦恼的一个问题，要创造条件，解决这个问题。顾问制度是我提议的，我自己愿意以身作则。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目标，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能在六年内想办法把军队臃肿的状况解决了，那就会有大批老同志或者当顾问，或者退休，或者转到地方去。确实要这样做，要不然到那时，师以上干部起码有五万人要安置。这是件大事。”④《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第463页。邓小平提出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机构，就是在创造条件解决这个疑难问题，目的在于使党的各级委员会成员逐步年轻化，使已经臃肿庞大的机构逐步得到精简。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上，围绕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主题，谈了领导干部生活不能搞特殊化、老同志和高级干部第一位的事情是选拔好接班人以及关心群众生活等几个问题，指出:“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行通，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现在看来，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不建立这个制度，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以及青年人上不来的问题，都无法解决。”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6页。他还指出，老年人退休、年轻人接班是自然规律，是关系党和国家后继有人、事业兴旺的大问题。

从邓小平开始阐述建立退休制度的设想，到中央和地方正式设立顾问委员会，再到完全实现各级领导干部退休规范化、制度化，这是带有实质性制度改革的举措。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中央已经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同时，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批准了一批老同志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请求，明显地减少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干部副职的数目。而对中央顾问委员会的相关问题“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决心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②章百家主编:《历史大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90年90事》(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42页。。80年代初期，健在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有250万人，其中大部分还留在工作岗位上。1982年7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阐述了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办法。他说:“这次的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3—414页。。中共十二大根据新党章选举出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层新老交替的过渡性机构，邓小平担任了第一届中顾委主任。9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在着手解决干部老化的问题，“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如果花两个五年的时间，通过这种过渡的形式，稳妥地顺当地解决好这个问题，把退休制度逐步建立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页。。中央顾问委员会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事实证明，此举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小平还讲，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同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国家领导人和各级领导机构人员的任期作出了明确规定，干部退休制度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制度。

顾问委员会的设立是特定时期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切实可行的过渡办法。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共十二大和十三大设立的中央组织机构。当选中顾委委员的基本条件是:必须具有40年以上的党龄，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决定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选举产生了172名中顾委委员。在172名委员中，抗日战争以前入党的有169人 (其中1927年以前入党的74人)。委员中年龄最大的86岁，最小的63岁，平均年龄74岁。①黎虹:《回忆薄老在中顾委的十年》，《我们认识的一波同志——薄一波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中顾委组建了一个只有20多名工作人员的工作机构，地方各省、市、自治区大多数也成立了顾问委员会。在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的时候，邓小平讲了工作中要注意的三件事:一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二要联系群众;三要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之后，也有一些地方在汇报工作时提到有的地方顾问委员会在工作中仍然有“干扰”问题的存在，比如“开始的时候，有的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列席省委会议，逢会必讲，每讲必长，个别同志甚至行使‘否决权’，这样做对谁都不好”。直到中共十四大的时候，中顾委委员讨论工作报告，对是否撤销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问题还进行了热烈讨论，“同志们各抒己见，有些委员认为应当撤销了，也有些委员思想不大通，认为还可以保留一段时间”②《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第546、558页。。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阻力始终存在，但是随着干部退休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这种阻力逐渐减弱。

事实上，中顾委内部的新老交替也在进行。1985年6月，中顾委酝酿进行一次较大的人事调整，确定属于下列情况者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85岁 (含85岁)以上的同志，80岁 (含80岁)以上身体不大好的同志，身体多病、丧失工作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的同志，在人大、政协有职务的委员只能在一头任职。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讨论了局部调整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问题，同意131位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请求。其中，有36人退出了中顾委，新增补委员56人，中顾委副主任、常委也有变更。这是中央顾问委员会新老交替的一次实践。与中顾委酝酿人事调整的同时，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人民解放军裁军100万的方案，军队着手精简整编。干部退休制度在党、政、军各个方面开始推行。

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后的十年间，在事关中国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方向性问题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从何处着手和着力，邓小平在1986年会见日本客人时说，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177页。。培养中青年干部，建立健全干部退休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无疑就是邓小平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着力点。对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改革，既要稳妥、又要顺当，也是邓小平一贯的改革思路。领导干部实行退休制势在必行。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前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一退到底，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也要求“全退”，“那时，对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全退’的要求，尤其是对邓小平同志‘全退’的要求，许多同志表示不能接受。后来，经过反复酝酿，才议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仍担任一个职务，小平同志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同志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同志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同志‘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和‘四老’全退的带动下，又有一批老同志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同时，一批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增加了新的活力”④《宋任穷回忆录》，第552—553页。。

邓小平晚年以自己的解职退休完成了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重任，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1987年1月起，邓小平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由陈云担任第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十三大以后，邓小平谈到过一段时间要全退下来。1989年11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实现了他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夙愿。他曾对江泽民等人说过，可能自己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中共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完全实现了邓小平之前的战略设想，顺利完成了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权力的平稳交接。权力交替有了制度和法律的保障，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

三、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自信与实践自觉，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

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这个历史人物比前人多做了什么事情，更要看其思想和活动对当时和以后社会的总体进步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是改革开放前期一块非常难啃的“骨头”，因为“在中国，封建专制实行了两千多年，民主制度建立还不到一百年。因此，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带头实行干部退休制度，是邓小平践行他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举措”①龙平平:《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和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党的文献》2013年第1期。。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发展而采取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步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稳定性、连续性和长期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机制。邓小平对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探索实践及其贡献，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第一，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原则，表现出充分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邓小平为后人提供了范例。

邓小平在把发展的必然性与现实的可能性有机统一的认识基础上，在对党情、国情、世情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推动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目标的实施和完成。民主的具体模式、发展过程和完备程度，总是要受到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历史传统、民族心理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制约，民主不是只有一种固定的模式，民主也不能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而必须切合本国实际。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谈到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时候说:“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9页。领导干部退休成为制度，既是管理方法问题，也是管理制度问题。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尤其深刻，特别是党内权力过于集中，会导致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就会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破除封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家长制作风，成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迫切要求。从国际上看，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也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特别是前苏联从斯大林开始的历任领导人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到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说:“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291—292页。决不照搬西方模式，走自己的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第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从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着手，从改革制度、完善制度着力，有效化解各类矛盾，取得了比较圆满的结果。

“在注重制度建设方面，邓小平有一个非常独到深刻的见解，就是要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角度去考虑制度的改革。”②郑必坚等主编:《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第256页。邓小平认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因此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要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他指出:“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1980年8月，邓小平两次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讲到领导职务终身制就是封建残余，必须克服，必须解决。当法拉奇问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时，邓小平坚定地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1、348页。中国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无疑就是制度中的一大缺陷。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必须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必须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中共十二大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选举产生的还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从设立顾问委员会以后的一系列有关人事干部制度的完善，到中共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高层领导干部的任期制度形成并且能够真正地推行实施，直至最后成熟定型。1993年9月，邓小平再次讲到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这个曾经对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发挥过重要影响的问题:“没有退休制度，我们的事业难以为继。长久下去，会背起一个大包袱，一堆老人。不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活力没有了，战斗力没有了……要创造一种风气，一代一代传下去，让国家逐步兴旺起来。”④《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第1364页。制度是根本，制度是保障，制度管长远，有了制度就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用好的制度管人管事管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有根本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仍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规律的认识也是发展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完善也永无止境。

第三，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基本遵循了顶层设计、重点突破、自上而下、合理推进的有效方法。一方面，在设定目标时要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遵循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照顾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改革某一方面制度或某一项具体制度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中国国情，要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推动实施新老干部的权力交接。邓小平为后人提供了方法。

1980年4月，邓小平在谈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讲了两条最重要的意见:“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⑤《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第624页。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用了十年的时间，实施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提出退休制度的设想，在干部队伍中尤其是一大批共和国的元勋、元老以及功臣中间取得基本共识，形成由中央制定的符合阶段性发展要求的干部退休方案;第二步，设立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机构即顾问委员会，这是由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积极稳妥地处理好领导干部队伍吐故纳新的长久之制与权宜之策所作的战略抉择，这样一个过渡性质的组织机构的存在为这项制度的改革留出了时间和空间;第三步，在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特别是中央领导层干部新老交替的各方面条件基本成熟的时候，坚决地取消中央顾问委员会和地方顾问委员会，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有条不紊地实现从第二代到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了保证党在一个时期内相对稳定地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在改革某项制度的时候，依然需要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主攻方向、推进方式、时间表和路线图的科学设计，进与退同步进行，立与废配套实施。

第四，邓小平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从理论到实践都表现出坚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信心和决心，不遗余力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前途命运考虑，80年代初，坚决地表明任何领导干部的任期都不能是无限期的态度;90年代他在会见外国记者时讲，如果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不正常的。民主政治要求淡化和弱化个人作用，形成集体领导制度，减少决策中的随意性与重大失误。他从自己做起，为实现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正常化作出了表率。在中共十三大之后的几年里，每年有近百万干部按照规定离休退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邓小平表态要退出中央领导岗位，并反复说明，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信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9月4日，邓小平与江泽民等新的中央领导同志见面时，开宗明义说明要商定他退休的时间和方式，他希望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安定团结和改革开放的形象，并表达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前途、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充满必胜的信念。11月6日至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审议通过《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关于调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几天后，邓小平在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说:“你们这个团可能也是我见的最后一个正式代表团。我已经八十五岁了，再不退，不知到哪一天就变成终身制了。我自己提出应该废除终身制，自己不退就是在终身制问题上犯错误。”①《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第1298页。不退休就可能犯错误，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失，清醒的政治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意识，使邓小平又一次作出对党和国家民主政治生死攸关的重大抉择。提出退休需要有超凡的勇气和宽广的胸怀，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当时的中央领导班子，并且说:“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看着现在的同志成熟起来。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作障碍人的事。对于办得不妥当的事，也要好心好意地帮，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1页。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与政治智慧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顺利实现中央领导层的平稳交接以及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