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史路径下的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以新世纪以来华北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研究为中心

杨 豪 秦铁柱

新政治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欧美学术界逐渐兴起的一种研究潮流。作为对西方新史学的一种反思，新政治史在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取得明显突破与创新。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汉学界各种译著的陆续出版和国内社会史研究的自我反思，中国学术界在新政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硕果累累，新政治史的研究路径也越来越得到中国学术界的关注与认可。近年来，有学者对新政治史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视野进行了总结①李里峰:《新政治史的视野与方法》， 《福建论坛》2009年第6期。，但对于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则较少论及。其实中共党史领域的相关研究也正是新政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相关问题仍然值得做进一步回顾与思考。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新世纪以来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研究为中心②就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而言，目前学术界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研究相对深入与充分。因此，以华北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研究为案例进行学术回顾与思考，应该能够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新世纪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轨迹与学术争鸣。，分别从革命的历史事件、革命的政策实践、革命的制度与机制运行、革命的政治文化、革命的行为选择、革命中的群体等六个方面对新政治史路径下的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主要观点和重大论争作学术史的梳理与评析，以期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问题意识与学术争鸣的起点，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研究。

一、革命的历史事件

对于历史事件的研究历来是历史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年鉴学派兴起后，事件史在历史学研究中的主导性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但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叙事史的复兴，事件路径的研究方法又逐渐走进史学工作者的研究视野。所谓事件路径，即通过对短时段意义上的历史事件的深度描写与详细叙述，揭示历史事件背后长时段意义上的结构性因素与社会性变迁。

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共革命进程中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也开始遵循这一研究路径。如有学者对临清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细致考察，认为该事件中的基层干部、中层领导乃至最高层决策者都需要在现实客观条件和方针政策导向之间进行判断和选择，在强调集中统一和急速转型的战时环境下，要从认识上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被定性的临清事件，认识导向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替代了历史真实，强调国营商业的领导地位和行政干预的必要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特别是私人商业资本的危险性，也就成为九月会议前后中共中央认识发展的公开表述③刘一皋:《新中国成立前夕临清事件之历史真实与认识导向》，《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也有学者重新梳理平山整党中的封城事件，认为在中央工委工作团领导下的封城村土改复查中，村里主要干部郜吉因被斗而自杀，由此引发了时任冀晋区干部许仙领导平山封城村附近众多区县干部的抗议，这一事件反映出中央工委外来干部与晋察冀本地干部在土改整党问题上的分歧，也折射出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隔阂①徐进等:《一个村庄的整党故事:封城事件考论》，《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2期。。还有学者通过对“黎城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的阅读，解读出黎城离卦道事件的真实面相，认为村民在承受日军烧杀抢掠带来的灾难之同时，村干部又在抗战名义下滥用权力、实行摊派，使革命带给大多数村民的收益付之流水，而本来受到革命排斥的宗教结社却由此而获得了发展空间，宗教结社的发展又导致它与村中革命政权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但是，所谓离卦道暴乱，其实是民兵‘平暴’在前，离卦道‘暴动’于后的一个虚构事件”②孙江:《文本中的虚构——关于“黎城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之阅读》，《开放时代》2011年第4期。。更有学者通过对汾西县霍家坪村“郭四颗事件”中各种文本的梳理，揭示出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认为政治话语体系中的“反封建先锋”，其实是经过包装一个民间话语体系中的“无赖”而人为制造出来的，“霍家坪土改运动中阶级身份的认同基本上是官方强制构建的结果，村民郭四颗与孟文华的生活矛盾为霍家坪开展土改提供了一个确立阶级矛盾的起点”③岳谦厚等:《“郭四颗事件”与“反封先锋”的构建——关于汾西县霍家坪村土改中贫农致死一案的考察》，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7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7页。。

可以说，事件路径的研究方法无疑是使中共党史研究进一步深化与细化的一种重要途径，借助叙事的写作手法和文本的解析方法，事件路径既可以还原出丰富多彩的革命场景，又可以折射出这种丰富多彩背后的结构性变迁，从而沟通结构与经验、静态与动态、分析与描述等三个研究维度之间的联系。在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还有很多历史事件值得研究，因此学术界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将会有广阔的探索前景。只是历史事件的选取是否具有代表性，是这方面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过这种革命历史事件的选取更多地也应该缘于一种实践上的选择，而不仅仅只是一种理论意义上的选择。

二、革命的政策实践

对于各类政策的研究是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革命政策的研究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关注革命政策的制定，更需要注意到革命政策的执行，况且革命政策的执行还需要考察其在乡村社会中的实践情况，而这种对政策实践的关注也正是新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表征。

以往学术界对中共革命进程中各类政策的研究大都是“政策—效果”模式，这种研究模式往往重点关注高层对政策的制定以及对政策本身具体条文的解读，而相对忽略革命政策在乡村社会实践中的效果与调整，但新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大大突破了这一研究模式。如有学者就对中共的借贷政策及其实践做了翔实研究，认为中共革命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或者减免了农民身上的债务负担，但是传统惯性力量的存在和约束又造成新的问题，即农民借贷的困难，因此1942年中共政权又采取了新债利率自由议定的温和措施，彰显了革命政策与传统制约之间的矛盾与妥协④李金铮:《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有学者则以晋西北 (晋绥)高等法院的25宗离婚案为例，考察了中共离婚政策在抗日根据地的实际遭遇，认为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所颁布的《晋西北婚姻暂行条例》对乡村女性离婚权予以法律肯定，但是离婚案件的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稳定，更不利于中共政权的抗战大局，因此中共中央于1943年发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方针的“四三决定”，修正了过去相对激进的婚姻变革政策，将妇女解放的关注重点由婚姻问题转向生产建设，这种灵活性的政策转变说明革命政策也要在很大程度上适应客观现实⑤岳谦厚等:《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女性离婚问题——以晋西北 (晋绥)高等法院25宗离婚案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10年第1期。。有学者也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政策及其实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认为中共推行的减租政策对抗日根据地的租佃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减租政策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它是一个问题丛生而又复杂的革命过程;在租佃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政权的力量已经开始显现，一些地方亦出现了农民集体通过各级政权机构寻求租佃纠纷解决的新现象，但租佃双方面对面解决的现象也为数不少，“这不仅反映了租佃关系的复杂性，亦反映了战时中国共产党渗入农村基层的艰难性和减租政策层面与实践层面之间的距离”①张玮:《战争·革命与乡村社会:晋西北租佃制度与借贷关系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还有学者通过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优抗政策的分析，认为中共政权基于对乡村传统的顺应而实行的优抗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中共政权的优抗政策也始终与乡村传统相纠结，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实际效果，可见“长期以来，在华北这块土地上，体现中共政治理念的革命政策始终与乡村传统相纠葛，并互相冲击和制约，这成为中共革命历史上的显著特征”②李军全:《军事动员与乡村传统: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优待抗属为例》，《历史教学》2011年第1期。。有学者借助集体传记分析的方法，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社会流动政策及其实践进行了研究思考，认为中共革命不仅是一种农民革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知识分子革命，中共政权的社会流动政策既为乡村大众发明了社会流动的机会，也为乡村知识分子创造了社会流动的机会③杨豪:《冀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代际和代内流动——以冀中地区新编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2期。。此外，对于华北解放区整党政策的实际效果，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外来工作团下乡进行普遍整党，干部数量的奇缺和素质的良莠不齐本身就是一大难，加上外来干部主导的工作团很难了解基层乡村社会的复杂情况，因此极易激化与当地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加上这次整党的贫农团往往为乡村边缘人员构成，他们的掌权不但未能彻底杜绝贪污浪费、行政命令等老问题，反而还因其工作能力低下使村中原本可完成的征兵、征粮等工作塌台，整党的实际效果不容乐观④徐进:《论1947—1948年华北土改中的工作团和贫农团——以晋察冀为中心的考察》， 《开放时代》2011年12期。。

近年来的一些学位论文也开始对革命的政策实践有所关注，如有博士就对晋中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政策及其实践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共革命政策的实行并非一帆风顺，社会各阶层民众基于日常生存经验而呈现的各种思维模式与行为选择对土地改革政策的实践形成了种种阻滞，使中共政权不得不在运用以往民众动员的经验和技术的同时，探寻更行之有效的革命政策来达到组织动员目标⑤郝正春:“经验、技术与权力:晋中新区之土改运作——以实验村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1948—1950)”，博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年，第299页。。

对于革命的政策实践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共革命进程中的有关参军支前、生产救灾、粮赋征收、土地改革等各类革命政策也均有进一步研究与探讨的空间。其实，揭示革命政策在乡村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遭遇和困难，并不是在给中共革命“抹黑”，相反，“超人”思维实质上才是对中共革命的贬低。因为只有正视这些困难和阻碍，才更能彰显中共革命的伟大功绩和来之不易，中共革命胜利的过程也正是中共政权敢于正视这些困难和阻碍，进而不断调整革命政策，找到政策与实践之间最佳临界点的历史进程。

三、革命的制度与机制运行

对于革命制度与机制的研究历来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进入新世纪以来，受新政治史研究中的政治过程论与政治系统论的启发，学术界不仅关注革命的表达层面及宏观机制上的运行，而且更注重对其实践层面及微观机制运行上的研究。

以往学术界大都关注中共党组织运行的高效性、严密性与纪律性，但也有学者通过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共产党组织的研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并不十分理想，在新党员的吸纳机制上，突击型、拉夫型、拉拢型等发展方式比较普遍，造成部分党员的入党动机不纯、素质低下和信仰缺失;虽然各级党组织对党员的审查和清洗起到了一定成效，但这种纠偏努力始终无法贯彻到底，山东抗日根据地党组织涣散的局面也难以得到真正的扭转，“这充分展示出共产党在革命理想与现实需要之间的两难困境”①李里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抗战时期的山东共产党》，《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不过，该学者也承认中共基层党组织与国民党的组织情形相比较，无疑要严密得多②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5页。。无独有偶，还有学者考察了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农村党组织，并得出略有不同的结论，认为尽管中共在太行根据地及华北其他根据地都曾出现过严重的党员良莠不齐、支部混乱等问题，但是经过多次群众运动与整风运动，中共党组织逐渐在太行根据地扎根，农民与党组织也真正结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这就是中共党组织在太行抗日根据地解决自身组织问题，进而取得农民支持和参与的根本原因③李秉奎:《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共农村党组织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51页。。以往研究大都认为中共政权下的党政组织是相得益彰、密切配合的，但有学者通过对晋绥抗日根据地的个案研究，表明中共各级组织由于过分强调党员数量，而忽视对新党员的培养和教育，使得革命绩效并没有得到明显提升，乡村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各种村组织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也逐渐丧失独立性，因此“这一时期的乡村党政、党群关系亦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新乡村权威建构新社会结构的能力也有待进一步加强”④董佳:《革命与乡村:晋绥抗日根据地党与村政权的二元分析》，《历史教学》2007年第8期。。以往研究大都关注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革命性的一面，而相对忽略其继承性与传统性的一面。有学者就认为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不仅在道德上有回归传统的趋势，而且乡村政权组织也在向传统靠拢，共产党的政权组织部分恢复了乡里商议的古风，甚至对于近代以来出现的以强化国家权力为目的的乡村行政区划改革，也进行了一些继承传统式的调整⑤张鸣:《中共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选举与文化复归》，《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随着政治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研究的兴盛，革命机制运行中的技术、手段等微观因素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关中共革命进程中机制运行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有学者对诉苦这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进行了微观研究，认为诉苦运动中形成和创造出来的种种技术将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各类苦难统统地提取出来，并通过归罪逻辑和阶级中介将农民诉苦与国家话语建立联系，进而塑造出农民脑海中的国家观念;土改运动中的诉苦也启发了农民对新旧两种社会的认识，凸显了国家作为人民大救星的形象，一方面农民的解放是在国家主导下实现的，这使农民对国家产生了报恩和依赖的观念，另一方面农民的解放又是国家摧毁传统乡村权威的结果，又使农民对国家产生了某种恐惧⑥郭于华等:《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杨念群主编:《新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22页。。也有学者考察了诉苦的微观机制，认为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的诉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众动员技术，通过政治口号的通俗化，营建了诉苦光荣的舆论氛围。通过集体会议和骨干典型的作用，削弱了农民诉苦的各类顾虑;通过诉苦选择和场景布置，激发了农民内心中的阶级仇恨;通过找苦根和挖苦根，使农民苦难有了宣泄对象。总之，借助诉苦的种种动员技术和组织策略，共产党政权得以将乡村民众纳入国家权力的体系，并顺利实现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的目标。⑦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还有学者对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机制做了翔实论述，并着重分析了思想权力行使的两种重要方式，即诉苦实践与访苦实践，揭示出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特征:“突出心、思想或精神的东西的重要性，就此而言，翻心可谓未来共和国的革命政治文化之滥觞。”⑧李放春:《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华北解放区整党机制的研究也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如有学者就认为华北解放区整党运动的基本特征就是让党外群众介入其间，并对基层的党员干部行使审查评议之权，即所谓的“开门整党”，整党运动中党组织、党员、群众三者之间的关系，折射出乡村权力结构与共产党政权乡村治理模式的深刻变化;因此，借助党外群众的力量进行整党，不仅可以实现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有效监控，更有助于将乡村民众整合到党和国家的权力体系中①李里峰:《党组织、党员与群众——华北土改期间的整党运动》，《安徽史学》2012年第1期。。更有学者从革命性与乡土性相互影响的角度，论述了晋察冀边区的平山整党，认为乡土性曾经在平山县的建党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作为整党经验向全党推广，但为党建工作留下了一定隐患，因为整党中对贫雇农革命性的估计过高和对乡土性负面影响的忽视，造成晋察冀解放区极端民主化的错误与严重的社会混乱，并导致干部党员盲目服从的政治心理②张志永:《革命性与乡土性的拮抗: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整党运动探微》，《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革命的制度与机制运行的研究大大地拓展了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围。更重要的是，这种研究取向还特别注重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所以学术界对中共革命进程中的各种制度与机制运行的研究也将大有可为。同时，借助微观意义上的考察，以往很多被忽视的历史细节也逐渐走进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使得中共革命的历史面相越来越真实与全面。

四、革命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伴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文化史的风靡全球而出现的，也是新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而言，学术界在革命的话语、图像、象征物、身体、仪式、节日、心态、记忆等方面的研究上均取得了一些成果。革命政治文化的研究一方面广泛地借鉴了人类学、符号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实践着跨学科的研究取向;另一方面，作为对经济决定论的反思，革命的政治文化的研究还重点关注中共革命进程中非经济性因素的历史作用以及隐藏在其中的权力关系。

在革命的话语与图像方面，有学者对“贞操”这个古老的话语进行了讨论，认为“贞操”话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得以继承、改造与创新，并由重点针对妇女个体的贞操，逐步转化为普遍针对革命根据地男男女女的革命贞节，其中包括节制、贞洁和气节等方面，革命的贞节话语的形成缘于战争、性别、知识和权力等众因素与各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③王向贤:《“抗属”的贞节》，《思想战线》2004年第1期。。有学者讨论了土地改革中的村社话语，认为共产党政权以负载着宣教功能的新型文化活动替代了传统乡村文化网络，从而实现了对象征资源的垄断性占有，又借助重新定义、逻辑归罪等灵活的革命策略，将传统村社的道德话语纳入党和国家的阶级话语，进而实现了国家话语与村社话语的良性结合④李里峰:《土地改革与村社话语空间的重塑》，《长白学刊》2007年第4期。。也有学者借助话语的研究视角，考察了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的乡村妇女解放，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的乡村妇女通过不同场域的社会实践活动对她们的性别身份进行话语式的表演，她们的实践活动实质上是一种话语活动，是中共政权对妇女解放话语重塑下的新的社会活动⑤刘荣臻: 《中共话语视阈中的乡村妇女解放——以1937—1948年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为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还有学者对1946年至1948年北方诸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翻身与生产中的“话语—历史矛盾”作了历史诠释，认为北方解放区土地改革中农民的翻身要求往往指向抗战时期通过勤奋劳动而富裕起来的新中农和新富农，这就使得翻身与生产成为北方土地改革运动的一对矛盾;由于经验缺乏，运动组织者对这一对矛盾的把握也十分不准确，因此北方的土地改革运动历时两年，问题重重⑥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66页。。另外，有学者探讨了土改时期的阶级话语，认为随着土改运动的深入和完成，阶级话语逐渐成为乡村社会中的主导性力量，各种阶级话语所体现的各类权力的运转，对应着特定的权力结构，正是由于中共成功地借助了阶级话语，使农民在自身的观念和意识中形成对抽象的阶级分畛的认同，从而使中共革命找到了一个强大的权力支点⑦纪程:《话语政治: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的符号权力运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4页。。

针对学术界重视文献研究而轻视图像研究的倾向，有学者以《晋察冀画报》为例，呼吁历史学界应该加强图像研究，认为完全可以把《晋察冀画报》看做一种能够反映历史真实的史料，因为《晋察冀画报》首先是一种摄影式的画报，它所刊登的图像大都是照相机拍摄到的战地记者奔赴战争前线和深入基层生活的真实瞬间，而且《画报》《画刊》《丛刊》基本上属于一个整体，所以4000多幅摄影作品完全可以较为完整地反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历史面貌①行龙:《图像历史:以〈晋察冀画报〉为中心的视觉解读》，杨念群主编:《新史学——感觉·图像·叙事》，中华书局，2007年，第248页。。还有学者以华北解放区的美术画为中心，考察了传统的民间美术形式和来自西方的美术手段以及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存在的互相建构与共同影响的历史过程，讨论了“集中的、具有动势的人物场景构图模式与民间文化中明朗化、富于故事性的表现形式以及伦理秩序和仪式效应之间的关系，藉由这种对运动与斗争图像建构的复杂因素的透视”②胡斌:《解放区土改斗争会图像的文化语境与意识形态建构》，《文艺研究》2009年第7期。。革命的话语与图像的研究无疑扩展了革命史的研究范围，但是由于话语与图像本身都具有“所指”与“能指”的双重特征，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对话语和图像进行研究时，不能仅仅关注文本、语言、风格、色彩等，而且更应关注它们生成时的具体情景，尤其是当国家论述异常强势之时，更需要体会到它们背后的结构性因素。

在革命的象征物与身体方面，有学者对统一战线和中华民国架构下的国旗与领袖像这两种政治象征物进行了探讨，并通过分析这一时期毛泽东像取代神像在中共根据地农村普及的过程，从民间信仰的心性构造上考察了毛泽东信仰的特征，认为国旗和领袖像作为对国家归属意识整合的一种象征物，在中共根据地被经常使用，发挥了重要作用③〔日〕丸田孝志:《国旗、领袖像:中共根据地的象征(1937—1949)》，《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0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23页。。有学者也从象征视角出发，诠释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党旗党徽、革命建筑物、革命纪念物等政治符号，认为这些革命象征物在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这个历史作用可以被分为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积极作用主要是政治社会化的载体、政治沟通的桥梁、政治整合的工具、历史记忆的印迹、政治认同的标志、政治动员的力量等;消极作用有政治符号的神化与革命中的个人崇拜、政治符号的模仿与革命中的盲动主义、政治符号的泛滥与革命中的教条主义等方面”④胡国胜:“革命与象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符号研究 (1921—1949)”，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0年，“摘要”页。。还有学者考察了冀中解放区翻身运动中的身体，认为冀中解放区农民身体的翻身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即中共革命实践对身体翻身的规训、美与丑的转化、相对饥饿感的树立及翻身身体的国家化，农民身体的翻身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身⑤杨豪:《传统的发明:翻身运动中的仪式与身体——以冀中解放区为中心》，《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2期。。革命的实质就是一种权力的根本性变动与重组，这种变动与重组合法性的构建是不能离开革命的象征物与身体的，因为民众对革命的认同首先就表现在对革命象征物与身体的认同上。中共革命进程中产生过很多的革命象征物，也存在很多的身体规训，对革命的象征物与身体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革命的仪式与节日方面，有学者对太行和太岳根据地的追悼仪式进行了历史解读，认为中共的追悼仪式积极利用农民传统仪式，实现了群众普遍抱有的祭祀要求，并且希望借此培养群众的民族主义和阶级意识⑥〔日〕丸田孝志:《太行、太岳根據地の追悼のセレモニ一と土地改革期の民俗》，《近邻》2006年5月第49号。。也有学者研究了共产党在土地改革过程中的仪式化运作，认为这种仪式化的革命运作既满足了贫雇农阶层对土地资源的迫切需求，又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从而对中共革命的全面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⑦罗衍军:“革命与秩序:以山东省郓城县乡村社会为中心 (1939—1956)”，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06年，第106页。。有学者对中共通俗政治文化中的两类重要节日，即庆祝新政权诞生的节日和纪念死者与鼓舞生者的节日进行了深刻阐释，认为这两类节日在中共通俗政治文化构建中具有重要作用①洪长泰:《新文化史与中国政治》，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302页。。还有学者探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根据地的春节文娱，认为中共政权对华北革命根据地的春节文娱进行过很大程度地改造与借用，而这种节日的改造与借用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根据地的抗战动员工作，战争形势转变和社会环境变化使传统的春节再也不是单纯的娱乐和节日，而日益成为民众寻求政治意愿表达的重要途径，“这种新变化不仅是中共政治动员有效性的体现，也是春节文娱在内的民俗文化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得到继承和发展的体现”②李军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根据地春节文娱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2期。。上述有关革命仪式与节日的研究都折射出革命实践与乡村传统之间的共存与互动。不过，在对革命的仪式与节日进行研究时，也需要注意到表达与实践之间的张力，经过中共革命利用或改造的仪式与节日究竟在乡村民众的心目中是一种什么样的位置呢?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因为这直接影响着仪式与节日在构建革命的社会文化场域中的效用。

在革命的心态与记忆方面，有学者对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进行了深度解析，认为本来应该给农民带来巨大利益的土地改革，却并没有立刻燃起农民的热情之火，他们往往不敢立即起来响应中共的革命政策;在此种情况下，中共政权从改造传统民俗伦理入手，通过挖穷根、斗争大会等方法激发出农民对地主阶级的被剥削感、阶级意识、斗争意识和拥护中共的意识;通过这些革命策略，一向温和、忍让的中国农民把将整个地主阶级打翻在地的复仇情绪宣泄到极点，农民传统的平均主义心态也不再限于打倒地主阶级的均贫富，而是发展为部分贫苦农民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在这个贫富错位的社会变革中，农民传统的发家致富心态日益转变为既渴望富裕、又惧怕富裕冒尖的矛盾心态③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也有学者以河北西村的口述调查材料为依据，探讨了土地改革时期西村农民的社会生活记忆，认为调查研究和诉苦的创造都源于以跨地方事件的发生来重新划分个人的生活节奏，以事件对农村社区的重新分化和整合的努力，前者同划阶级相连，后者同塑造一种新的集体认同相连，“但是调查研究和‘诉苦’在遭遇一个农村社区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一个‘无事件境’记忆的汪洋”④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70页。。还有学者对山西抗战中的几个典型记忆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抗战记忆基本上都是通过个人的艰苦转化成为集体的苦感，进而再转化到国家的苦难，个体的艰苦通常是以具体事件的形式被讲述和记忆的，但共同的经历使得个体化的、事件性的苦感被抽象化为一种群体的苦感，文艺、纪念、象征等多种形式将这种苦感提升为一种国家的苦难，所以个体艰苦都变成一种国家苦难⑤陈旭清:“心灵的记忆:苦难与抗争——山西抗战口述史”，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05年，第82页。。革命是人的革命，心态史与记忆史的研究则可以让革命中的主角——个体化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单纯结构主义论述的缺陷，从而揭示出革命深处那复杂而又多元的历史面相。同时，革命的心态与记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权力实践的一种体现，因此对于革命心态与记忆的解读无疑也是研究中共革命实践的另一个重要窗口。

尽管注重政治文化对于革命的构建作用或许有些矫枉过正，但是革命的政治文化毕竟已经长时段地根植在乡村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中，成为中共革命实践的一种不可忽略的影响性力量，因此对于革命的政治文化之研究也就显得越发必要和重要。

五、革命的行为选择

有关革命的行为选择的研究，学术界一直以来就存在两种基本分歧，即生存伦理选择与理性选择。新世纪以来，新政治史研究中的行为主义理论与方法日益盛行。受此影响，有学者就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探讨了华北土改期间各阶层民众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认为乡村各阶层民众在土改运动中被赋予不同的阶级身份，他们据此对革命形势和自身处境加以判断，进而作出理性的行为选择。地富阶级的选择余地较小，只能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艰难博弈，以规避更坏的结果;贫雇农阶级则在运动中居于优势地位，其行为选择往往体现理性农民与道义农民之间的张力;而中农阶级则在安全与利益两种考量之间进行权衡，自身安全的考虑往往成为行为选择的基本依据。①李里峰:《“运动”中的理性人——华北土改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在另一篇有关参军的文章中，该学者同样从理性选择的视角出发，认为农民参军是一种理性意义上的选择，共产党政权通过土地改革的资源再分配，在共产党与农民之间确立了一种利益共同体关系，通过实行拥军优属的选择性激励，克服了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通过各种微观技术手段的运用，消除了动员农民参军过程中的各类障碍，共产党政权由此不仅成功地积累了战争所需要的人力资源，而且还将广大农民整合进国家权力的体系中，避免了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卷化②李里峰:《土改与参军:理性选择视角的历史考察》，《福建论坛》2007年第11期。。也有学者通过研究诉苦运动中农民“说话”的表达，认为在诉苦运动中，农民的说话绝非是阶级化的社会苦难模板的重复和再现，而是对这个模板的接受、利用、改造、规避、沉默甚至抵制的多重选择。作为说话的主体，农民对于阶级化的诉苦话语空间存在明显的选择性适应，在这种选择性适应中，农民通过诉苦来舒张自身的利益、情感、价值等诉求，同时“又以各种策略性的应对来回应因说话违背阶级化诉苦模版而遭到的话语空间压缩”③吴毅等:《“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还有学者通过分析1937年至1949年冀中乡村的社会流动，认为在中共革命主导的社会流动机制中，地主和农民所选择的实际路径具有很明显的博弈性质和理性色彩，是一种在综合思考中共政策、地方环境及自身条件三方面内容的基础上所作出的选择和比附，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革命行为同样洋溢着理性思考④杨豪:《革命场域下的社会流动实证研究——以1937年—1949年的冀中乡村为中心》，《开放时代》2012年第8期。。

对于中共革命进程中的理性选择模式，有学者也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提出“结构约束范围内的人的选择”这一概念，认为“客观社会经济环境的约束，以及这些环境所提供的机会，只有通过作为行为主体的人所从事的策略互动，才能使人们感觉到它们，才能影响历史发展，以及重新塑造历史。这种约束和机会，也就是‘参数环境’的部分或整体，它们为政治活动者所遇到，但又还没有包括与政治角色自己‘类似’的其他人从事策略思想和策略行动的能力”⑤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1页。。其实，对于革命行为选择的研究，除了需要关注生存伦理选择和理性选择这两种行为选择模式外，也需要关注其他行为选择模式，比如本能、情感、信仰等。因为这些因素对于个体或者群体行为选择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比如敌伪“扫荡”所造成的革命低潮时的退却就很难用所谓的理性选择还是本能选择而加以区分，入党时的原始动机也很难用理性选择还是信仰选择而加以区别。可以说，革命的行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革命理想主义与革命实用主义的结合体。

六、革命中的群体

对于革命中的群体之研究也是新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显学分支。与传统政治史的研究有所不同，新政治史研究普遍采取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也由过去精英人物而转变为基层群体，尤其注重研究中共革命进程中各类群体的社会构成与真实群景。

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共党史研究中，有关革命中的群体研究也取得一定成绩，特别是学术界对中共政权基层干部群体的研究尤为引人瞩目。有学者就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基层干部群体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之后，即开始着手自身的政权建设，并试图通过民主选举方式和平、合法地对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进行改造，而越来越多的贫雇农也依靠中共政权的支持，并借助民选途径进入政权各级部门，这些新型基层干部尽管是中共政权在乡村社会的最基本依靠力量，但是由于他们文化素质低下、行政经验缺乏、革命意识薄弱，似乎很难真正承担起中共的伟大理想①岳谦厚等:《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安徽史学》2009年第1期。。还有学者探讨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基层干部群体，认为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中共的领导力和控制力也是一个新挑战，而整改基层干部所体现出的民主建政愿望、群众集体意志、反贪廉政诉求、阶级站队做法等都鲜明地反映了中共建立新社会的理想与要求，“其过程和结果，既是中共非同一般的控制力的集中反映，同时又提示出作为正向执政道路迈进的政治力量，面对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其理论准备和实际经验都尚在积累，对变化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②黄道炫:《洗脸——1946年至1948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但对上述研究结论，部分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对于基层干部的贪污问题，认为由于中共权力的集中、政令的畅通、组织能力的强大，所以当其发动大规模运动之时，各级干部就必须遵守党的决策，各种报纸也必须凸显党的决策，村干部贪污罪行才会一时间显得罄竹难书，而且看似表现最严重的村干部贪污问题，也往往与共产党政权的基层制度和果实分配政策有直接关联，村干部的这些问题并不如以往研究所宣扬的那么恶劣③徐进等:《政治风向与基层制度:“老区”村干部贪污问题》，《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而对于基层干部中男女关系混乱的问题，该学者同样认为这类问题也不能以干部腐化而简单论之，因为如果将其放在乡村社会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即可发现非婚性行为是固有并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这与当地的男女比例失调、婚姻制度不合理有一定关联，战争的影响以及共产党政权在妇女动员等政策上的误解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一问题， “但是整党运动的实际进程证明，此次整党，村干部问题被严重高估，具体到村干部的‘男女关系’问题也是如此”④徐进:《革命与性:晋察冀根据地村干部“男女关系”问题的由来》，《史学月刊》2011年第10期。。

学术界在革命中其他群体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如有学者综合考察了土改中的中农群体，认为自抗战以来，中农就在老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土地改革开始后，共产党政权在理论原则上也一直把中农视为主要的团结对象，但在土地改革的实际进程中，中农却常常处于被打击的境地，这种情形的出现既和土地改革的目标宗旨及共产党政权的阶级立场、阶级判断有关，也缘于老区农村的实际社会状况，共产党政权理想化的农村土地改革方案跟实际的农村社会状况存在很大距离，这就使得中农常常处于被挤压的尴尬局面⑤黄道炫:《盟友抑或潜在对手——老区土地改革中的中农》，《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还有学者对华北农村的“破鞋”群体进行了探究，认为“破鞋”群体在抗战初期的妇女动员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一群体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她们往往政治立场摇摆不定，不良行为频发，阻碍了根据地抗日运动的良性发展;1940年后，华北根据地的妇女运动进入以稳定社会秩序为主的阶段，共产党政权大力矫治根据地的性乱现象，并对“破鞋”群体进行了根本性改造，使这一群体逐渐分化而趋于式微⑥张志永:《从边缘到主流:抗战时期华北农村妇女特殊亚群体的演化》，《史林》2010年第1期。。

近年来的一些学位论文也开始对革命中的群体有所关注，如深入讨论了1937年至1949年华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共士兵群体，认为多数农民最关注的是自家的生产和生活，参军动机在于满足个人利益而非民族主义与阶级觉悟，对家庭、婚姻的顾虑和死亡的恐惧始终是农民参军的障碍，动员农民参军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否认，部分农民响应中共政权的号召积极参军，但也有部分农民采取各种手段规避参军，阻碍参军动员工作的顺利进行;不仅动员农民参军是一件颇为困难的工作，即使参军，也有相当比例的士兵逃亡，影响着部队的战斗力①齐小林:“中共士兵、革命政权与华北乡村:1937—1949”，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1年，第237页。。还有研究者研究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妇女群体，认为沂蒙的妇女经历了革命化与社会化的双重历程，而这一历程又呈现矛盾性的一面，因为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妇女在革命期间所做的一切主要是为了适应阶级斗争和战争动员的需要，而较少考虑她们作为女性的自身需要，她们参加革命战争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解决自身的社会压迫和经济压迫，而不只是为了妇女自身的解放，“革命战争与妇女解放构成二位一体的社会文化现象，妇女运动与社会革命之间有着公开的一致性和隐蔽的紧张关系”②王克霞:“革命与变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沂蒙妇女生活状况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7年，第165页。。这些学位论文大大丰富了学术界对革命中的群体的研究。

纵观学术界对于革命中的群体的研究，仍然存在可待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中共革命进程中的差异性群体及各类亚群体还有很多。中共革命历来是秉承着阶级分析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乡村社会结构的，但是阶级分野并不是社会分层的唯一标准，血缘、地缘、业缘等也都是乡村社会认同的重要构成要素，因此从非阶级的研究视角出发，重新认识中共革命进程中的各类群体将会是十分有价值的。

七、结 语

综上所述，学术界在新政治史路径下的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已经取得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新政治史的研究路径也越来越得到中共党史界的广泛关注与积极认可。但到目前为止，此路径下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仍为专题论文或学位论文，专著类的研究成果较少。可见，该领域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一些有待加强的地方，可进一步提升的研究空间也甚大。从研究内容方面而言，笔者已经在上文各个具体问题的论述中对研究内容存在的稍显不足之处与有待提升之处做了一定的思考与展望。就方法论方面而言，该领域的研究中也有两个问题需要重点关注:第一，现实关怀需要加强，比如对于革命的政策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的研究就很有现实意义。社会问题具有普遍性和周期性的特征，历史与现实有时也会惊人的相似。学术研究有责任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总结，并提供一些宝贵的经验与教训，而新政治史的研究路径无疑就具有这样的使命，因为对于现实的关怀一直就是新政治史研究路径的一个重要表征。第二，对社会个体的关怀也需要加强，比如对于革命的政治文化中社会个体的差异性认同的研究就很有学术价值。革命建立在个体选择与行动的基础之上，革命场域中的主角实质上也就是个体化的人，社会个体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中也是有明显的能动选择和个体诉求的，而新政治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以一种反思结构决定论的面貌而出现的，所以对于社会个体的关注将会使中共党史研究更加丰富与真实。当然，对于新政治史的研究，学术界也有一些学者持较为谨慎的态度，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新政治史的研究正在失去政治史的“政治特征”。新政治史研究中的个别研究成果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着矫枉过正之嫌，但是笔者认为，新政治史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视野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的借鉴与运用目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党史研究中的很多重要问题仍然需要借助这种研究路径。因此，我们不妨怀着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先将其视为一阵正在冲击我们研究思维的拂柳西风，等其真正需要深刻反思的时候，笔者深信中国学术界也一定会自觉地进行这种反思的。

总之，新政治史路径下的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仍然存在着十分广阔的探索空间与研究前景，新政治史的研究路径将会是中共党史研究实现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的一种重要方法，也势必会将中共党史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研究层次，中共党史研究也一定会增添更加喜人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