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中共党史研究综述

董 洁 沈传亮 李庆刚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师 北京 100091)

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习仲勋诞辰100周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本年度的党史研究以这些纪念活动为重点展开，公开发表了不少颇有特点和学术价值的党史论著，在多个方面取得了进展。

一、本年度公开出版的党史著作概述

(一)通史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作为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研究课题，充分吸收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在查阅、参考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分七章全面叙述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历史，在国史分期、史料运用等方面颇具特点，是一本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高水平国史著作。萧冬连著《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指出，自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五次选择，即实行新民主主义、效仿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转向改革开放，其中前四次选择是传统社会主义内在逻辑的演进，第五次选择则具有根本性转向意义，以走出传统社会主义为目标。尽管就五次选择的划分还有不同意见，但由于视角独特、分析深入，该书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良好反响。王文奇的《革故鼎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个三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专题层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发展进行了客观解读，回应了学界关于二者关系的争论。何学慧《新中国历程探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则就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与教训进行了再探讨。

(二)专史方面

专史研究方面，武力、郑有贵《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 (1921—2013)》(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介绍了1921年至2013年间，党关于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认识和政策的演变过程，具有系统性、全面性等特点，是研究党的“三农”思想史方面的重要著作。齐霁《中国共产党禁毒史》(中共党史出版社)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禁毒斗争史的专著，展示了党成立以来领导禁毒斗争的历史图景，对党的禁毒政策、主张、经验和成就等首次作出系统论述，具有填补研究空白的学术价值。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广东人民出版社)，以1956年至1957年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转折和选择为主线，从世界视野的广度指出，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任务的认识以及对社会主义同盟尤其是中苏关系的估计，是其制定对内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并最终主导了中共对中国道路的选择。该书最大特点是以原始档案为基本素材，以第一手资料见长。林小波、郭德宏《“文革”的预演—— “四清”运动始末》 (人民出版社)对“四清”运动全过程进行了客观再现，匡正了不少错讹，回应了学界争论，堪称研究“四清”问题的一部佳作。周其仁《改革的逻辑》 (中信出版社)从经济学角度对中国改革的理念、方法和历程进行梳理，深入解读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来龙去脉和关键问题，是研究改革开放经济史的一部新作。沈传亮《大转型——中国治理变革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以30多年来中国治理方式转变为线索，探讨了从封闭治理到开放治理、从人治转向法治、从计划转向市场等五大问题，是国内较早从治理角度研究改革开放史的一部新著。高爱娣《工运史论》(光明日报出版社)、罗平汉主编《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思想史》(人民出版社)等亦值得关注。

抗日战争研究。程朝云《抗日时期人口内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利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相关史料、当事人日记等一手资料，对全面抗战爆发后战区、沦陷区人口向后方迁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梳理和论述了抗战时期人口内迁的背景、构成、规模、分期、过程与具体路线，战时内迁人口在后方的分布与生活就业状况、对抗战的贡献、对迁入地的影响等问题，在难民定义、人数、人口内迁的分期上多有创新。陈国庆《胶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以减租减息运动为主线，分析运动前后胶东农村地权、阶级、经济关系的变迁，探索近代以后农村社会变革的一般规律性，是地方抗战史研究的新作。

思想文化研究。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力图从历史大环境和周围小环境的结合中追寻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书中选取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三人为代表，试图透过他们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个人际遇，分析当时知识分子在国家力量、个人性格和社会环境中左支右绌的困境和苦衷，由此解释和理解知识分子对时代巨变的认识及其所采取的应变行为，对知识分子的“集体转向”进行了再思考。杨凤城《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展现了中共文化观的历史演进，认为中共创建以来，党的文化观经历了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建设革命型文化到为人民服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化的两次转型。夏杏珍《共和国重大文化事件纪程》(九州出版社)，围绕“双百”方针的形成过程、文艺调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等重大文化事件展开叙述，并对重大文化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多角度深入分析，对于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轨迹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社会史研究。黄惠运《中央苏区社会保障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国内第一部关于中央苏区社会保障史的专题研究成果，对苏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形成、流变以及经验进行了详细阐释，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杨学新《起步与拓荒:新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社会史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内容涵盖土地改革、乡村社会变迁、社会建设和民生事业、新中国城市生活、社会传承变迁与转型、中国社会史复兴之路与当代社会史建设等，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图景。苏渭昌等《中国教育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上、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梳理了我国教育制度的发展历程，介绍了教育制度所涵盖的基本内容，阐释了新中国教育制度形成、变革、发展的历史过程。

对外关系研究。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 (1945—1959)》(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论述了1945年至1959年中苏同盟从建立到出现严重分歧的历史过程，对中苏同盟的历史进行了系统考察，同时披露了一些新史料，是该领域的一部佳作。刘守旭、徐萍编著《大国风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历程》 (世界知识出版社)勾勒出新中国60余年外交史的大体轮廓，是外交史研究领域一部有特色的著作。吕昭义等《中印边界问题、印巴领土纠纷研究》 (人民出版社)将中印边界问题、印巴领土争端置于国际局势的总体演变格局中加以考察，引证翔实的中外档案史料进行深入剖析，在若干问题上提出新见解，是研究中印关系史一部有较高水平的著作。

(三)史料编辑和回忆录出版方面

党史人物年谱、资料集。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毛泽东年谱 (1949—1976)》(共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以原始档案为基本依据，记录了毛泽东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间的生平、业绩，披露了大量新材料，体现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的统一，是研究毛泽东生平思想的必备参考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辑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思想生平研究资料选编》丛书，包括《毛泽东思想研究资料》《毛泽东生平研究资料》《邓小平理论研究资料》《邓小平生平研究资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资料》《科学发展观研究资料》等15本 (中央文献出版社)，每本均包括研究综述、重要文献和研究文章、研究文章篇目索引等内容，有助于拓展深化党史人物研究。 《习仲勋文集》 (上、下)(中共党史出版社)收入了习仲勋自1940年至2002年的讲话、报告、文章等文稿共计210篇，其中133篇为新收入，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 (人民出版社)收录了朱镕基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在上海市工作期间的讲话、谈话、信件等106篇，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发表，为研究朱镕基治沪思想和上海地方史提供了史料支撑。

口述史。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编《抗日战争时期大同矿工口述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收录了161位老矿工的口述史料，以他们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事实，揭露日本侵略者为掠夺大同煤炭而实行“以人换煤”、残害矿工的罪行，资料珍贵，内容翔实，以铁的事实证明了日本侵华之残暴罪行。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风雨征程》和《并不遥远的记忆》 (中央文献出版社)是专门反映北京当代历史的口述著作，采访了大量当事人，留存了宝贵的记忆，具有较高史料价值。邢晓群《小谈往事》 (中信出版社)访谈昔日望族建德周家的后人周启博、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的孙女黄且圆、前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纪坡民等人，记录尘封岁月中的家国往事，还原了部分历史情景。李永辉、张颖《周恩来公共外交访谈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通过16位工作在外交第一线亲历者的口述，反映了周恩来的外交风采，展示了周恩来非凡的外交智慧和高超的谈判技巧。

历史亲历者、见证者的回忆材料。张志功《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解放军出版社)追述作者担任习仲勋秘书20年间的所见所闻，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何载《红旗漫卷西北高原:缅怀习仲勋在西北》 (中共党史出版社)以老部下的视角，生动记述了习仲勋在西北战斗、工作的往事。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新四军将领论抗日游击战》 (中央文献出版社)，全面反映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功绩。康庭梓《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还原了林彪专机的全部活动过程，披露了机组幸存者的多舛命运。祝伟坡《微观历史:1957—1965》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以普通人的视角，借日记形式记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整风整社运动、 “四清”运动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还原了特定历史时期真实的社会风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与改革同行——体改战线亲历者回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收录了改革参与者的亲身经历，忠实记录了他们的感悟，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变革史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高尚全《改革只有进行时:对3个三中全会改革决定的回顾》 (人民出版社)作为亲历者对十二届、十四届、十六届三中全会重大决定的起草背景、过程、意义等的回忆性研究，具有重要史料和学术价值。

(四)人物生平和思想研究方面

毛泽东研究。李锐历时40年、数度修订后编纂完成的《毛泽东:峥嵘岁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以最新的文献资料为依据，以切身的观察分析为凭借，将毛泽东早年的才具、胆略与豪情，以及参与、领导学生和工农运动的历程，完整、准确地予以再现，对世人重新理解、认识和评价毛泽东颇有裨益。李捷、于俊道主编《实录毛泽东 (1893—1976)》(共四卷)(长征出版社)收录毛泽东至亲、师友、工作人员及外国政要等273人的回忆，翔实地记录了毛泽东的一生，尤其可贵的是，书中所收回忆均为客观记述，未做任何技术性修整，原汁原味地实录了毛泽东的一生。张万禄《毛泽东的道路 (1935—1945)》(中央文献出版社)，回顾了毛泽东如何领导中共和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历史，有一定价值。张兢《毛泽东研究战争的方法及当代思考》(国防大学出版社)是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又一新作。

周恩来研究。徐行《新中国行政体制的初创——周恩来与中央政府筹建管理述论》(当代中国出版社)全面考察了新中国中央行政体制创建和发展中，周恩来组建、调整和管理新中国第一至五届中央政府的过程，具有较高学术价值。金新果、赵力兵《周恩来与中国的国防事业》(中央文献出版社)以及刘济生《周恩来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央文献出版社)也值得关注。

邓小平研究。程中原、夏杏珍等编《前奏——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决战——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人民出版社)，是以体现邓小平在历史转折中的重要作用、重要地位及转折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为主题的历史转折三部曲，是国内较为全面系统论述该问题的大部头著作。于俊道《邓小平交往纪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介绍了邓小平从革命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与社会各界人士的交往经历。

习仲勋研究。 《习仲勋传》编委会著《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内容涵盖习仲勋一生，是其最权威、最翔实、最全面的一部传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收入与习仲勋一起战斗、工作过的战友、同事，原习仲勋身边工作人员及习仲勋亲属的回忆文章共104篇，内容涉及习仲勋一生的每个历史阶段及重大历史事件，是研究习仲勋必备的参考书。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进展

(一)关于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研究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郑师渠《中共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与中国思想界的两场论争(1922—1924)》(《历史研究》第4期)认为中共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与中国思想界的两场论争息息相关。胡适等人提出“好政府主义”反映了学界对军阀统治心存幻想，与中共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目标背道而驰，由此形成的紧迫感促使中共当机立断，最终形成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策，中共的严肃批判与耐心引导，既有力地维护了联合战线的大局，也团结了胡适诸人;在“科玄之争”中，中共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又超乎其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论争引向了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相统一的方向，并从中引出了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的重要思想，反映了其民主联合战线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尽管其中仍不脱稚嫩与失误。张太原《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言说中的“五四”》(《近代史研究》第2期)认为本来多面相的“五四”，随着时代的变化，自然会出现更多面相的解释。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对于“五四”不但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诠释，如个人解放、社会改造、内容复杂的运动等，而且出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不同比附。各种阐释和比附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言说者自身的心态和思想;“五四”常常以各种曲折的形式参与现实的关怀和作为。其中，同一派别所言的“五四”往往因实际的需要前后不一，而不同派别对“五四”的认知，亦有相同之处。这既显露了“五四”的本相，也昭示了更深层次的历史轨迹和走向。欧阳军喜《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新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5期)认为新启蒙运动的思想动因在于中共的文化自觉，中共将启蒙作为构建主体文化和培育文化主体的主要路径，将确立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和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民众作为自己的目标，试图把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结合起来。正是因为启蒙的政治化倾向，使新启蒙运动离启蒙的目标越来越远，并最终自我瓦解。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王海军《试论中国历史语境下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以〈共产党宣言〉为个案的分析》(《教学与研究》第6期)摆脱既往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从文本传播的视角出发，认为选择性传播是《共产党宣言》早期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鲜明特点，而这种选择性传播决定了《共产党宣言》从传入中国之初就开始了其本土化进程。刘招成《建党前中国人对〈共产党宣言〉的接受述论》(《史学月刊》第7期)，则从读者的角度审视了建党前中国人接受《共产党宣言》的过程、特点及其背后的相关因素，具有一定新意。

(二)关于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

钱守云、董琳《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认识农民问题的帮助》(《毛泽东思想研究》第5期)认为，中共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提高的，中共依据共产国际有关农民问题的指示，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把解决农民问题提升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来认识。

王继凯《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再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利用俄罗斯解密档案和当事人记载等资料，指出中共一大尽管没有在形式上明确提出加入共产国际，但中共在事实上已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组织，到中共二大之前，共产国际与中共的上下级关系实际是一种实质和形式趋于统一的过渡形态。形成这种特殊结局，主要是因为中共的独立自主意识、科学批判精神以及复杂的革命环境等因素，使中共采取了折中过渡的办法以缓和矛盾，此后，中共虽加入共产国际，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统一，始终是一个矛盾的统一和历史的磨合过程。如此就较为客观地解释了中共一大时是否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

黄志高《从诱敌深入到进攻路线: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反“围剿”军事策略的转变》(《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指出，中央苏区反“围剿”军事策略的选择与实施和共产国际有密切联系，共产国际对前三次反“围剿”的战术评价很高，但最终放弃转而采取进攻路线，既有对革命形势过于乐观的错误判断，也有基于中央苏区实际困境的客观考量，由于进攻路线的机械教条，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针对西安事变中的“电文乱码”事件，孙海舟《西安事变中共产国际指示电“乱码事件”之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第5期)认为，西安事变中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电”是存在的，毛泽东以“无法译出”作为解释其调整立场的理由，以此减缓来自党内外的各方压力，同时缓和中共与联共 (布)、共产国际的关系。

关于抗战时期苏联是否向中共提供武器援助的问题，一直是苏联与中共关系史上的悬案，孙艳玲《抗战时期苏联援助中共武器问题初探》(《抗日战争研究》第4期)利用俄罗斯、中国大陆及台湾方面最新档案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探后认为，抗战期间苏联的确曾秘密援助过中共武器和军事装备，援助主要集中在1940年之前，与抗战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的数百万美元的资金相比，苏联武器援助数量极少、效用有限。囿于档案资料的缺失与模糊，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依然存在较大空间。

(三)关于根据地的研究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研究方面，2013年适逢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有不少文章就此进行了分析。王新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与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第5期)通过梳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巩固的历史过程，认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取得成功的历史经验在于:坚定革命信念、坚持不懈开展武装斗争，从保存自己出发、正确估量革命形势和革命力量，各项政策都从当地实际出发，求同存异、以革命大局为重。杨元忠、李荣珍《陕甘边苏区的统战工作及其主要特色》(《中共党史研究》第7期)认为，陕甘边苏区的统战工作讲求实际，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对各种复杂环境和不同阶层，制定了具有针对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的统战政策，使党的统战理论得以成功实践。

抗日根据地研究方面，实证性研究是本年度的突出特点。关于根据地政治建设，杨东《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的社会结构与流动特征》(《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通过研究边区基层参议员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反映基层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凸显了近代以来基层社会结构变动的革命性与时代性的主题。姚建军《陕甘宁边区民选代表的历史考察》(《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5期)认为，陕甘宁边区的民主建设通过规范民选代表的产生程序、成分构成、职权，以及加强对民选代表的监督，来充分保障公民参与政治和议管边区事务的权利。把增强《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中的编余人员安置——以华北抗日根据地政权简政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第4期)，运用地方档案馆资料和当时的报纸，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编余人员安置问题展开探讨，揭示多元安置策略在具体实施中所遭遇的困难，指出安置工作的成效与不足。郑立柱《华北抗日根据地抗属的生存状况与政府应对》(《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则对抗日军人家属这一群体展开研究，考察了华北根据地抗属的生存情况，指出抗战初期抗属的生存状况曾一度恶化，根据地政府通过制定完善政策、进行思想教育、健全优待抗属组织等方式，改善抗属生存状况，取得积极成效。

关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魏本权《革命与互助:沂蒙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动员与劳动互助》(《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对根据地劳动方式、生产方式进行探讨，考察中共介入根据地的农业生产领域前后，乡村传统的劳动方式从剥削性的互助到对等性的变工的演变过程。刘文楠《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纸烟业》(《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以纸烟业的消费、生产、流通和行业管理为研究对象，探讨处于经济封锁中的陕甘宁边区在贸易入超压力下发展本地纸烟业的情况，指出边区公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受客观条件限制，一方面受其自身缺陷的制约，丰富了根据地经济史个案研究。张晓玲《解放战争时期晋绥边区物价问题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认为，晋绥边区的物价上涨是因物资短缺导致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是由自然灾害、战争、商人投机、币值不稳、贸易逆差等因素相互作用产生，边区政府通过在生产、金融、贸易、财政、流通等领域积极采取多种措施，使物价趋于相对稳定。

(四)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

关于抗战期间党的建设。罗平汉《抗战前期华北地区中共组织的发展与整顿》(《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考察了抗战前期华北各地中共组织迅速发展党员，并开展以审查干部和整理支部为中心内容的组织整顿工作的历史过程，选题角度新颖，论述较为深入。赵淑梅《抗战时期中共国统区组织发展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关注了党的建设中的薄弱领域——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建设，指出中共之所以能够在国共合作抗战的背景下，在国统区保存超过10万的党员队伍，主要原因在于:坚持了扩展外围、控制党内的发展战略;以保存实力为根本目标，不拘泥于旧有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从组织发展的实际出发，及时调整考察党员的侧重点。

刘兴旺、林志彬《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体形象的塑造与认同——以〈新华日报〉为考察对象》(《广西社会科学》第10期)认为，中共利用《新华日报》这一平台，以新闻、论战、纪念、副刊等多样化报道策略，以立足读者、情感攻心、怀柔谋略、巧用外力的传播特点，充分展现了自己客观、公正、团结、包容的政党形象，有效提高了在国统区的知名度，增强了国统区民众的认同感。王建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兼析新民主主义理论生成的实践逻辑》(《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则认为，中共通过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建构，既实现了理论创新，也塑造了崭新形象，以此应对形象塑造时来自国民党方面的质疑与批判。

王骅书、王祖奇《新四军、八路军华中“连通”战略的缘起与逐步实现》(《史学月刊》第3期)，以1940年江南新四军与八路军主力会师苏北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新四军、八路军华中“连通”战略目标的缘起、演进与实施过程，指出“连通”战略意义重大，为中共争取民族战争的全面胜利及战后有力反击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五)关于解放战争时期土改和整党的研究

近年来，土改研究开始从国家层面延伸到村庄层面，从制度层面深入到实践层面，对于土改运动中的“过激化”现象，也开始从意识形态化解读转变为学理性分析。李里峰《有法之法与无法之法——1940年代后期华北土改运动“过激化”再思考》(《史学月刊》第4期)，以山东、河北等省档案馆所藏的基层土改文件为主体材料，对国共内战时期华北土改运动中的“过激化”现象及其形成机制进行进一步探讨，并提出“有法之法”和“无法之法”这一对概念，形成一组辩证关系，以此作为中共群众运动的基本特征之一。作者认为，在温和与激进、 “有法之法”与“无法之法”间转换，是中共得以成功实现民众动员和乡村治理目标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开展的整党运动，以往党史著述中的叙述常常十分简略，且分析不够深入。黄道炫《革命来了——韩丁笔下的红色张庄》(《近代史研究》第3期)以一个历史“知道者”的后人视角，对韩丁的纪实作品《翻身》进行解读，认为韩丁有为这场以整党为中心的革命辩护之嫌，指出在20世纪40年代末土改运动与整党运动相伴行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农村受到革命的洗礼，中共实现革命目标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革命中不尽如人意之处层出，中共强大之处并不在于尽善尽美，而在于朝着目标不懈推进。

曾耀荣《误读富农:中共在近代土地革命中打击富农的主要因素》(《史学月刊》第6期)认为，土地革命中富农屡遭打击的深层原因并不是学术界既往解释的党内“左”倾错误，而是中共对富农的误读，这种误读体现在对富农阶级性质和经济方式的认识方面，而误读产生的源头在于仅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不足以满足贫雇农的需求，因而中共需要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误读即是为这种没收政策和行为提供合法性基础。这一分析较为新颖，也是一家之言。

除上述成果外，还有两篇文章值得关注。张永《1929年朱毛之争与红军的权力结构演变》(《近代史研究》第5期)抓住“权力结构”这一关乎红军命运的核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认为1929年的“朱毛之争”以及随后召开的古田会议使红军权力结构迅速向集权方向演变，这对于中国革命前途以及现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都有深远影响。李东朗《简论陈家坡会议》(《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以党史学界关注较少且史实说法各异的陈家坡会议为中心，对会议召开的背景、决策及地位进行考据，认为会议在统一思想、统一对红军部队领导、确定陕甘边革命斗争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形成西北革命的领导骨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中对于史实表述不一之处也进行了辨析，深化了相关研究。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研究进展

(一)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前七年的研究

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涵盖领域宽泛，涉及土改、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等诸多问题。

关于土地改革与农业问题。陈益元、黄琨《土地改革与农村社会转型——以1949年至1952年湖南省攸县为个案》(《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基于个案分析指出，通过土改，党政权力逐渐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主导性力量。张宏卿《乡土意识与国家建构——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瑞金土改为中心的考察》(《开放时代》第4期)，揭示了土改中革命理念的惯性作用与国家建构的路径依赖，并指出，中共以土改为契机，在全社会重塑政党权威、建构国家认同。王英《建国初土地改革中的多样叙事》(《党史研究与教学》第1期)详述了土地改革运动作为知识分子接受革命锻炼场景的构造，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傅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历史辨析》(《中共党史研究》第12期)指出，《纲要》的制定和实施，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思考和探索，蕴含着关于新农村建设必须全民动员、广泛参与，在统筹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工业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大局中大力发展农业和技术革命的思想，以及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关于社会与政治治理。高中伟《新中国初期城市失业治理的历史考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考察了中共治理城市失业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及其成效。吕连仁《建国初期“党支部下乡”与农村政治整合》(《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指出，党政权力以党的组织网络为基础，重组了乡村权力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和价值体系，把农民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中。这种整合也使农村的社会空间缩小、村庄自治功能弱化。贾滕《论建国初期的乡村干群关系——以淮河流域商水县为例 (1949—1954)》(《安徽史学》第1期)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政权下乡与党团下乡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对于乡村干群矛盾的化解受到革命伦理及动员—运动机制的制约。黄利新《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指出，在北京市各区区代会的具体运作过程中，中共将阶级政策和民主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协商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民主。邬思源《新中国初期华东区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及其实践》(《中共党史研究》第11期)指出，华东区人民监察通讯员探索行之有效的发现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积极宣传监察工作，提高了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杨奎松《1950年代中国出兵朝鲜探究》 (上、下)(《江淮文史》第3、4期)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历程及战争影响作了详细梳理。郭志刚《对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军事历史》第5期)对战争该不该打、是不是打胜了、是否阻碍了国民经济恢复、是否延误了解放台湾等问题进行了再探讨。陈少铭《美国在新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上的判断与决策——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评估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指出，中情局的情报影响了美国政府作出军事越过三八线的决策，但中情局的情报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对中苏关系的错误认识是美国政府战略误判的根本原因，安全受到威胁则是新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性因素。孟涛《关于朝鲜战争中美军实施细菌战的再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第5期)指出，各方面的人证、物证以及档案文献均能证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对中朝军队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沈雁昕《社会主义改造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对毛泽东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的思考》(《党的文献》第3期)指出，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问题十分重要，这是毛泽东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源头。赵晋《中共建政之初私营工商业的困境 (1949—1950)——以刘鸿生章华毛纺公司为个案的考察》(《史林》第5期)，考察分析了私营工商业的运行情况及其最终走向合营的经济根源。江文君《建国初期上海中产阶级的改造与重生》(《史林》第3期)对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在阶层重组过程中被整合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王海光《农业集体化运动背景下的民族政策调整:以贵州省麻山地区“闹皇帝”事件的和平解决为例》(《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基于个案，剖析考察了农业集体化运动背景下的民族政策调整情况。

(二)关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的研究

关于“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陈晋《毛泽东的三篇口头讲话是怎样成为经典文献的》(《党的文献》第1期)，探究分析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三篇口头讲话成为经典文献的过程与原因。邱巍《〈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和传播——若干史实与观点的补充和辩证》(《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认为，不能仅从毛泽东本人对文献的认识与阐释来评判《论十大关系》的地位、意义，而是要结合文献的实践和传播过程，结合中共领导集体对文献的阐释、发展来加以评判。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新观点。周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国际传播与国际评价研究》(《党的文献》第6期)认为，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扩大了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引起了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注意，一些国家因此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对华政策。

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王胜军、朱庆跃《固化与升华:1956—1966年正确思想指导下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调适性构建》(《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指出，这一时期中共立足于实践的变化，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科学化、制度化和社会化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调适性构建。孙秀芳、翟洪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活的思想教育”活动述评》(《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指出，“活的思想教育”在内容和方法上存在严重缺陷，“活的思想教育”活动加剧了社会军事化、政治人治化和思想道统化。赵庆云《中苏论战背景下的史学“反修组”初探》(《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指出，史学“反修组”的成立，体现出“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应被忽视的学术成果。

关于“大跃进”。本年度对这一时期水利建设研究的成果较为集中。王瑞芳《“大跃进”运动前后“三主”治水方针的形成与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期)考察总结了水利建设的方针从“大跃进”时期“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三主”方针，到1964年调整为“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新“三主”方针的过程与经验。刘彦文《“大跃进”时期的甘肃引洮工程述评》(《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指出，引洮工程通过持续不断的政治高压来维系，最终难逃失败厄运。葛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皖西北河网化运动研究——以临泉县为例的初步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第10期)以个案分析为基础指出，依靠政治手段推进水利工程很难实现预期目标，相反会因水系之变带来不少人为涝灾。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姚宏志《1959—1961年安徽灾荒的差异性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第2期)指出，三年困难时期的灾荒本质上是一个农村现象，即使在农村地区，各地差异性也很大。蔡天新《对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运动”的再认识》(《延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5期)指出，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群众性的救灾活动迅速演变为一场波及全国的以生产和食用代食品为内容的政治运动。胡玉坤《“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家庭生存策略——从社会性别视角看陕西侯永禄一家的经历》(《社会科学论坛》第8期)，从社会性别视野勾勒出困难时期一个普通农家生存之道的大致轮廓，并着重描述了农家妇女的独特作用。

(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

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持续升温与深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唐荣智口述，金大陆采访，孙路遥、王芳整理《“文革”从华东局开始的三件史事》(《炎黄春秋》第10期)以历史参与者的身份回顾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三件事，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初级发动阶段是在华东局，然后推向全国。“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并且长达十年，群众组织起着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叶青《对“文革”时期群众组织与社会动员的反思——以福建群众组织为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探究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组织产生、发展、活动及其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剖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组织所建构的社会动员网络机制。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重要事件、政策的考证和反思。王永魁《“揪刘火线”开始与结束时间考订》(《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考证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产生重大影响的北京各造反派组织组成“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事件的来龙去脉。杨德山《中共对“大民主”的认识演变述析》(《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概述了“四大”式的“大民主”的发展演变过程，着重分析了其能够为毛泽东接受、欣赏、推行的原因。郑谦《“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中共党史研究》第9期)对知识青年下放与“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关系、下放的主要动因、下放的理论根据、 “青春无悔”还是岁月蹉跎，以及知识青年下放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四)关于外交政策和外交问题的研究

谈判》(《史学集刊》第5期)指出，在1950年至1954年的中英谈判过程中，中国主导着谈判进程，在西方阵营内部打开了一个缺口。中法关系方面，姚百慧《〈中法建交公报〉形成考释》(《当代中国史研究》第2期)对建交公报没有涉及台湾问题进行了新辨析。中苏关系方面，曹广金《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及其对中苏关系影响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第1期)指出，此事件不能仅作为一个插曲进行描述，其影响巨大，中共对苏共的方针政策由此发生逆转。中美关系方面，张静《从积极推动到保守谨慎——美国国务院在中美关系缓和中的角色 (1969—1972)》(《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指出，尼克松和基辛格虽然以秘密的个人外交方式实现了中美关系的历史性突破，但他们对中国领导人在台湾等问题上的一系列承诺，既未经美国国务院等官僚部门的商讨，也未获得国会的批准，从而给中美关系的发展留下了一条崎岖艰难的道路。中德关系方面，陈弢《中国同联邦德国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民主德国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指出，1969年初开始，中国对民主德国采取“区别对待政策”，以分化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最后不顾民主德国的反对，与联邦德国实现建交，实际上突破了“区别对待政策”，化解了这一政策与“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矛盾。中印关系方面，戴超武《印度对西藏地方的贸易管制和禁运与中国的反应和政策 (1950—1962)》(《中共党史研究》第6、7期)指出，印度在1950年至1962年期间两次对中国西藏地方实施贸易管制和禁运，中国对第一次禁运的反应和政策相当温和，而对第二次禁运则采取了坚决反击措施，反映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显著变化。

本研究由于样本量较少、病例选择单一于腰椎管狭窄症且腰部解剖结构自身的复杂性，不可避免具有一定的偏移，有待于后续更大样本量和更为深入的研究。

另外，关于中越关系，主要涉及如何评价日内瓦会议。李丹慧《日内瓦会议上中国解决印支问题方针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指出，中国通过妥协换取了日内瓦协议的签订，既约束了美国的行为，也约束了中越结盟的可能，中立的老挝、柬埔寨成为美英法与中国冷战对峙的缓冲垫。李桂华《1954年日内瓦会议与中越关系的嬗变》(《党史研究与教学》第4期)认为，中国在日内瓦会议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失去了盟友越南的信任，中越关系由此出现重大嬗变。

关于总体外交政策。张颖、潘敬国《对建国初期新中国外交方针变化的计量分析——以〈人民日报〉为样本》(《国际论坛》第2期)通过对《人民日报》中有关词汇使用频率的变化进行计量分析，从一个侧面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方针确立与调整的历史过程。陈少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共党史研究》第12期)指出，这一时期新中国外交经历了一系列调整，贯穿着独立自主原则和国际统一战线思想。颜永琦《新中国“两面出击”外交战略评析》(《党史研究与教学》第3期)指出，20世纪60年代制定和实施的“两面出击”外交战略是对当时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的反应，同时也与国内“左”倾思潮泛滥、党和毛泽东对国内和国际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有关。

关于双边外交。中英关系方面，徐友珍《走向半外交关系:1950—1954年的中英建交

四、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研究进展

(一)关于经济问题的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演进和实践进程方面有新成果问世。萧冬连《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之路》(《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认为，中国改革是一个决策者放手、地方试验和民间突破的互动过程，体制外经济力量的成长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构成，造成不可逆转的形势，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当然，中国的市场化转轨并不完全是自然过程，每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争论。在历史关节点上，邓小平的决断发挥了重要作用。冷兆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实践》(《桂海论丛》第1期)认为，2006年10月至2007年10月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的提出和初步形成时期，2007年10月至2012年是丰富和发展时期。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明显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石建国《改革开放后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与国企改革的路径选择》(《党的文献》第4期)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共对经济体制理论探索的整个历程来看，关键问题是国有企业如何同市场经济相结合。中共对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情况，直接影响或决定了国企改革的路径选择。反过来，国企改革的自身要求和生动实践，也促使理论探索不断走向深入。俞荣新《20世纪80年代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第2期)认为，试点期间重庆市在“利改税”和工资奖励制度改革、老企业技术改造、外贸体制改革、流通体制改革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通过试点，企业活力增强，城市中心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地方经济实力有所增强。这是国内较早以地方档案为据研究经济改革史的一篇文章。

关于涉农问题，研究者较为关注。原正军、冯开文《“中央一号文件”涉农政策的演变与创新》(《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2期)通过梳理“一号文件”涉农政策的演变轨迹、增收效用与创新思路指出， “一号文件”采取的措施多是对以往制度薄弱环节进行补充和完善。持续推动农业生产领域生产要素的制度创新，可以形成农业内生的发展动力。廖惠霞《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广州农副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述论》(《中共党史研究》第9期)指出，1977年至1978年广州农副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推行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理顺价格机制，开放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搞活城乡流通。广州率先对农副产品流通体制进行改革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既有商业发达的历史基础与文化传统，也有供应港澳任务重、承办广交会等现实压力。这就较系统地展现了广州试点先行的改革图景。

关于资金和技术引进也有新的梳理。董志凯《改革开放与跨国 (地区)投资历程考察》(《桂海论丛》第1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跨国投资包括“引进来”与“走出去”两个方面，即外商对华投资和华商对他国投资，并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引进来”，发展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行。21世纪初，中外之间的跨国投资进入新的阶段。林柏《1979—1991年中国工业技术引进及其绩效分析——以技术创新为视角》(《江汉论坛》第4期)认为1979年至1991年，中国的基础创新体系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发生了有利于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变化，但技术创新所需人才、企业动力和能力、科研体系、横向联合机制等依然存在问题。

(二)关于政治问题的研究

政治问题研究较为分散，部分研究成果有一定新意。黄一兵《理论工作务虚会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基于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的分析指出，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公开提出了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建议，实际上开启了全面讨论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序幕;会议讨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凸显了尽快解决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会上邓小平发表的重要讲话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乃至新时期党对自身历史的总结都生产了深远影响。蓝剑平《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化、问题与对策》(《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第1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央地关系经历了放权让利、制度创新与再调整三个阶段，至今央地关系还存在一些摩擦，有待于进一步理顺。冯军旗《改革开放初期中央纪委领导集体构成研究》(《党的文献》第6期)指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的构成中，常委以上的领导基本属于同一时代的干部，大多通过从事工农运动走上革命道路，密集地在全国工农运动高涨的1925年至1926年入党，其籍贯分布具有某种程度的集群性，基本都有共同的延安经历。这就从空间分布的新角度深化了对干部群体的研究。陈坚《从新时期党代会报告看中共民主观的发展》(《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指出，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以反思过去在民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为基础，中共顺应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属性、范畴、价值等基本理论观点进行发展;透过中共民主观的发展过程，不仅可以观察其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实践产生的重要影响，而且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与进步的轨迹。闫茂旭《改革开放以来干部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北京党史》第4期)认为，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干部制度改革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二者之间存在良性互动，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观察问题的视角较有新意。

(三)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

新时期文化问题研究虽刚刚兴起，但也发表了部分有新见的论文。王宗峰《修复集体记忆——对近年来革命文化再度勃兴的思考》(《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1期)认为，革命文化的再度勃兴与主导意识形态积极修复关于革命的集体记忆，重新确认革命正当性并强化政治合法性，以及力图使社会公众的文化认同与主导意识形态相吻合，从而增强自身及其价值体系的凝聚力有内在关联。这一思考颇有深度，点出了当今红色文化勃兴的深层动因。廖小平《论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变迁的五大机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4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从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从理想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从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变迁。该观点有一定见地。樊锐《改革开放以来七次党代会报告对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指出，中共十二大到十八大的报告在文化建设内涵、文化发展方向、文化建设地位、文化发展思路以及文化发展目标等方面认识不断深化，体现了新时期中共对文化理论的创新，而创新的路径则可解读为整合、拓展和探索等。

(四)关于社会问题的研究

社会问题逐渐引起学界注意，但有的研究还停留在政策梳理和考察层面。李琦《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人口决策历程考察》(《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指出，20世纪80年代人口政策从实施“急刹车”到“开口子”微调并基本稳定为“一孩半”;90年代突出可持续发展战略下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中人口因素的关键性;新世纪以来决策重心转到包括数量控制在内的“人的全面发展”;人口决策历程表明，数量问题始终是中国人口第一位的问题。陈朋《走向合作的社会管理——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管理思想趋向之述评》(《江苏社会科学》第1期)认为，合作成为十六大以来中共社会管理思想的鲜明趋向，这体现在:主体上强调政府与社会的互动，理念上尊重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导向上坚持民主民生相互倚重，以及路径上实现法治与德治的合力并举。王勤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救灾款物使用管理办法的地方实践——以山西省平陆县为中心的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第5期)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救灾款物使用管理办法不断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山西省平陆县对国家救灾款物的使用管理政策作了符合地方实际的变通与创新，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政府的宏观政策具有权威性和延续性，地方的实践则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如此个案研究很有新意。

此外，关于生态文明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零星出现的成果大多侧重政策梳理。姚燕《新世纪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回顾与分析》(《当代中国史研究》第3期)指出，十六大以来，中共不断提升生态文明的地位，相继在党代会上提出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战略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运用经济手段推动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从中央政策推动进入省级政治实践、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手段充分完善、社会民间环保组织发展迅速、环保管理体系进一步增强;同时，生态文明建设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发展机遇期。武市红《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追寻》(《北京党史》第1期)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共执政60余年一贯倡导和追求的理念一脉相承，是中共对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的新概括、再升华。

五、中共党史人物生平和思想研究进展

(一)关于毛泽东的研究

毛泽东研究热度不减，在纪念性研究的同时出现了一批高质量学术论文。

关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和地位。冷溶《毛泽东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四座里程碑》(《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3日)，论述了毛泽东与辛亥革命、党的创建、新中国的建立，以及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指出毛泽东为民族复兴作出了堪称里程碑式的历史贡献。逄先知《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认为，毛泽东有四大历史功绩——创建了一个新中国、建设了一个先进的党、缔造了一支人民军队、创立了一个科学理论。这些功绩，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使中国实现了由弱变强、由衰而盛的历史转折。欧阳淞《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贡献》(《求是》第24期)从建党、建军、建国、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确立社会主义制度、领导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等六个方面记述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柳建辉《毛泽东思想时代价值再认识》(《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认为，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与正确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失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借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关于毛泽东党建思想。沙健孙《毛泽东关于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中共党史研究》第12期)指出，在分析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任务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要做到“两个务必”，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正确对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进一步健全民主集中制，防止“和平演变”。石仲泉《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廉政为民思想》(《党的文献》第6期)认为，毛泽东廉政为民思想的核心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主要指向是反对贪污和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基本特点是强调通过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和干部队伍素质、强调检查和监督，贯彻的重要途径是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深入群众解决民生疾苦。程中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党的文献》第5期)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并注意结合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总是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提出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新内容;坚持不懈地反对贪污腐败等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要求真正把群众路线落到实处;制定和建立诸如下基层调查研究、整风、重视人民来信等一系列规定和制度，从根本上保证群众路线的有效贯彻实施。

关于毛泽东其他方面研究。陈晋《毛泽东阅读史略》(《中共党史研究》第1—6期)对毛泽东阅读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内容翔实、分析独到，为继续了解毛泽东读书提供了基础性线索。金冲及《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党的文献》第6期)认为，战略思维在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占有突出地位，尤以全局性的眼光和敏锐的预见性最为重要。宫力《毛泽东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战略决策》(《历史研究》第6期)认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家战略态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在美苏争霸中开始处于劣势，被迫进行战略收缩，并考虑改善对华关系;而苏联急剧扩张，对中国构成很大威胁;国家利益促使毛泽东重新审视中美关系，逐渐形成利用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推动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战略设想。毛泽东的非凡洞察力和决断力，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由此形成国际关系新格局。杨凤城《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历史研究》第6期)从宏观审视和心理背景等新的视角出发，对毛泽东文化思想中的“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进行了再分析，凸显了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与特定时代的互动及其历史意蕴。陈述《毛泽东与中共党史研究》(《历史研究》第6期)就毛泽东与中共党史研究展开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值得关注。陶文昭《论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的苏联情结》(《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认为，苏联情结是毛泽东发展思想背后的一种浓郁而深厚的情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冷静探索，造成了一些误判。周丹《论毛泽东的现代性思想》(《社会科学辑刊》第5期)认为毛泽东著作里虽然较少涉及现代性的词汇，但毛泽东具有现代性思想。这可视作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新发掘。

(二)关于陈独秀的研究

陈独秀一直是党史人物研究的关注对象。本年度学术界的关注点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成因。赵秀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诱因新探》(《湖北社会科学》第10期)就此作出了新的解读，认为“二次革命论”主要源于陈独秀对俄国革命模式的不准确模仿和受苏联对中国革命指导的影响。朱洪《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来龙去脉——早期中共党史问题研究》(《学术界》第5期)则认为，马林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播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种子，并得到了共产国际支持。陈独秀起初对“二次革命论”持抵制态度，后来虽因服从共产国际纪律，接受和宣传“二次革命论”，但对其是有抵触的。此外，罗志田《陈独秀与“五四”后〈新青年〉的转向》(《天津社会科学》第3期)依据最近出现的陈独秀给胡适的几封信，认为杂志的转向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密切相关，直接诱因是陈独秀不再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经费问题可能是使刊物与中共联系起来的一个实际考量因素。这为研究此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材料。

(三)关于刘少奇的研究

刘少奇研究呈现出新的视角和观点。王双梅《安源:刘少奇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党的文献》第3期)认为，刘少奇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期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领安源工人打破“包工制”采取“合作制”，建立代表会议制度，开办工人补习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举办消费合作社，发展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尽最大可能为安源工人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王玉强《刘少奇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史学月刊》第11期)认为，刘少奇协助毛泽东领导了镇反运动，主持制定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区别了土改案件与反革命案件的判处主体、对象和权限，强调要小心谨慎清理中层、内层，以免再犯历史错误，严格区分了一般迷信行为与反革命行为、一般迷信群众和反革命分子，为镇反运动顺利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吴志军《从政治批判到学术研究:拨乱反正时期的刘少奇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8期)认为，拨乱反正时期的刘少奇研究经历了一个完整的从政治批判到学术研究、从持续解构到逐步重建的进程，突出表现了党史研究拨乱反正的进程和特点。

(四)关于周恩来的研究

周恩来研究在视角选择和史料发掘上有新突破。张太原《大历史脉络中的人物关系——周恩来与胡适》(《党的文献》第6期)认为，周恩来和胡适在五四时期有交合点，共同推动了新时代的到来。此后二人逐渐疏离。1937年前后，二人关系又出现交合，一起研究抗日救国方略。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认为需要批判胡适，且设想给胡适一定言论空间，而胡适不认同中共，也无从回应。二人关系昭示了“大历史”的发展脉络。张静《周恩来与基辛格1971年密谈中的台湾问题及日本因素——基于美国解密档案的考察》(《党的文献》第2期)通过对美国档案的研究后认为，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在1971年中美密谈时，迫使美国为实现总统访华必须在台湾问题上作明确表态，且作出反对日本军事实力进驻台湾、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承诺。牛建立《周恩来与1956年国务院体制改革会议》(《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认为，周恩来主持了1956年的国务院体制改革会议，研究制定出《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 (草案)》，提出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拉开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此外，薛琳《周恩来对外援助思想研究——以新中国对亚非国家援助为中心的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第3期)值得关注。

(五)关于邓小平的研究

邓小平研究继续深化。龙平平《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和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党的文献》第1期)认为，研究邓小平理论要从怎样正确看待邓小平的历史贡献和如何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着手;就历史贡献而言，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富起来、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构想和成功实践，以及创立邓小平理论是要点。就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而言，则要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共同富裕、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及小康社会上下功夫;在作者看来，这几个方面邓小平仅仅破了题，还没来得及全面论述，是今后邓小平理论研究的生长点。许耀桐《邓小平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论贡献》(《党的文献》第3期)认为，邓小平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论贡献表现为三个重要论断，即“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张金才《邓小平与“七千人大会”》(《当代中国史研究》第2期)认为，邓小平主持和参加了会议书面报告的起草工作，提出了健全党的生活的正确观点和主张，贯彻实行了大会的成果和精神。温卫东《邓小平与“改革开放”一词的提出》(《党的文献》第3期)认为，邓小平于1984年2月9日在厦门考察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和使用了“改革开放”一词。刘雯《论邓小平软实力思想的形成要素》(《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认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国际国内环境、个人经历与人格品质是邓小平软实力思想形成不可或缺的因素。

(六)关于陈云的研究

陈云研究得到继续拓展。朱佳木《如何研究陈云对外开放思想》(《党的文献》第3期)认为，陈云对外开放思想主要体现为:既要大胆开放又要循序渐进，既要微观搞活又要宏观管理，既要使对方有利可图又要坚持以我为主，既要充分利用开放的积极成果又要重视开放带来的消极后果。高宁《试论陈云经济思想中的科学发展思想》(《天府新论》第4期)认为，以人为本、重视民生的经济目的论，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方法论，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经济发展实效论，这些是陈云经济思想中科学发展思想的主要体现。王丹莉《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合作化思想研究》(《党的文献》第4期)认为，陈云在肯定合作化必要性的同时，也看到了合作化推进过快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他更加关注合作化是否在有利于生产的条件下进行，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多样化需要的满足。

(七)关于习仲勋的研究

习仲勋生平和思想研究是新的研究热点，出现了一些高质量论文。王新生《习仲勋与照金苏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习仲勋在照金苏区工作期间，善于做群众工作，积累下的政权建设和革命武装建设经验，在创建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东朗《习仲勋与两当起义述论》(《中共党史研究》第10期)认为，习仲勋作为两当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在起义过程中作用突出，不能因为起义军后来的失败，而对起义本身提出种种质疑，习仲勋在兵运活动和两当起义中，能力得到全面提升，迅速成长为革命骨干，在此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也影响了他的思想及后来的革命实践。袁武振、梁月兰《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对西北经济建设的贡献》(《中共党史研究》第9期)认为，习仲勋主政西北地区期间，在努力完成西北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致力于经济建设，在制订西北地区经济建设计划、恢复和发展西北国民经济的过程中，注重抓好农业、畜牧业、植树造林、铁路建设等基础性工作，使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陈弘君《习仲勋与广东省改革开放事业的开创》(《当代中国史研究》第5期)认为，习仲勋在广东工作期间积极推动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力争发挥广东的人文地缘优势，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从多方面启动改革开放，如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打开广东对外开放的大门，促进农业生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计划和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推动价格和商品流通管理体制改革等，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起步提供了重要经验。

此外，学界还就瞿秋白、王明、张闻天、高一涵、聂荣臻、胡乔木等党史人物展开了进一步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

2013年党史研究具有热点集中、亮点纷呈的特点，尤其是在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上有较多论文问世。《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史学月刊》等杂志也就史学理论和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问题进行了探讨，引发了党史学工作者的共鸣。从年度研究看，进一步拓展深化党史研究还需要继续加强学科建设，鼓励和加强地方党史研究或个案研究，拓宽选题视野避免“炒冷饭”，尽快形成新的党史研究形态，以适应社会对党史研究的现实需求，使党史研究跟上国内外学术发展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