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初求贤诏的演变

鲍严淑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浅析汉初求贤诏的演变

鲍严淑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西汉前期，历代皇帝都颁布了数量颇多的亲自撰写的求贤诏。这些求贤诏虽然在治国理念、求贤标准、颁布背景方面有诸多不同，无一不体现了各具特色的人才观。从汉初求贤诏的具体内容出发，以文体学视野剖析汉初求贤诏的演变进程，对借此探究古代公文与政治、文化千丝万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汉 求贤诏 人才标准 考核方式

求贤诏是诏令当中一类以征求人才为目的的诏书。两汉诏令历来被视为诏令类文体之典范，而两汉诏令中，又以西汉前期的诏令质量最令人称赞。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诏令多为皇帝亲笔撰写。从西汉开国几位君主颁布求贤诏的统计来看，诏举应该是汉初选举制度中最为重要的方式。尽管这些求贤诏在颁布背景、推举者身份、人数以及推举要求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同，但君王对人才的渴求都是显而易见的。在西汉之前，中央政府的多数官吏都是通过世袭的方式继承官位，但这样的方式已经严重损害到官僚制度的健康发展。尤其是汉武帝初期，为了抗衡汉初黄老政治以及皇权旁落的尴尬境地，汉武帝不得不另辟蹊径，选拔符合他政治改革要求的新型人才。至此，自汉高祖时期便已经开始发挥作用的察举制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而求贤诏也作为一种特殊的察举方式，在武帝时期得到了更多的使用。不可否认的是，汉武帝对求贤诏的应用在继承的基础上更多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发展。对此，我们重点将汉武帝的求贤诏与汉高祖、汉文帝的求贤诏做以比较，可以分析汉初求贤诏的演变进程。

一、“贤士大夫”标准的限定

西汉建国之初，经济凋敝、人口锐减。虽然整个国家的法律、礼仪、章程和军法等都有了基本的设定，但是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上仍然是不够完善的，庞大的汉帝国缺少适宜的官吏去管理兵刑钱粮等相关政务。所以，汉高祖刘邦在继高帝五年（公元前190年）颁布《复故爵田宅诏》，十一年颁布《限赋诏》之后，在同一年颁布了开国以来的第一道求贤诏，即《高帝求贤诏》：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①p71

汉高祖在诏令的开篇就以周文王、齐桓公自诩，从共同治理天下的高度出发，突出强调了任用贤才的重要性，并直言“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这篇求贤诏虽然简明扼要地以治国安邦为出发点，提出了较为详细的人才推选方法，但是在“求贤”的具体目的上却是模糊不清的。诏令中只是说要求“贤士大夫”，但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贤士大夫”，这些人推选出来后会委派一些什么职责都没有一一阐述。这一时期的求贤诏还仅停留在鼓舞民心的阶段，而且史籍中对此次求贤诏相关的情况、人物等都没有任何记载。可见，求贤诏在这时还没有与具体的政治活动衔接起来，对国家、社会的发展并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

至汉文帝时期，天象异常频发。在中国古代，这往往被认为是天子失德的一种昭示。朝廷一般会通过颁布诏令的方式，以皇帝在宗庙前检讨自己的过失加以应对。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据记载发生了日食，为此汉文帝特地颁布诏令，专门就日食之事检讨自己的过失，除了减少御用马匹，裁剪军队侍从，还要求臣下积极谏言等，即“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②p116。这篇诏令在《西汉诏令》中被命名为《日食求言诏》。就篇名而言，求贤似乎并非主要目的。的确如此，在这篇以稳定民心为主的诏令中，虽然汉文帝明确提出了想要求取能够直言进谏的贤才，对“贤士大夫”的标注有了初步限定，但是其求贤的出发点，是为了应对上天对其失德的警示，并非出于主观上对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考虑。可见，这一时期，求贤诏还未真正成为招纳贤才的主要工具。

但到了前元十五年，求贤诏已经有了较为规范性的格式，颁布的对象，推举人才的标准一般都需明确标注。如这一时期汉文帝颁布的《求贤诏》：

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③p127

其基本格式为：诏某官推举特定类型的人才。而征召的官员也有限制，一般为诸侯王、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等高级官吏。

汉文帝在文化上对黄老治术的极力推崇，使得其比起前代君主在选贤任能上更多了些谦恭与温婉。他更加重视任用一些有文学才能的贤士，可以对朝政进行较为温和的政治革新。从这道在前元十五年颁布的求贤诏，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汉文帝已经在主观意识上主动求贤。可见这一时期的求贤诏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实用性。

汉武帝主张以求贤而安天下，可以说他的求贤诏应用的次数为西汉历代皇帝之最。汉武帝继位之初，第一道诏书就是一篇求贤诏。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两千石、两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④p155-156初登大宝的汉武帝因循文帝传统，选拔贤才的标准仍然是能直言极谏者。但随着黄老之术的逐渐没落，儒家经学的日益鼎盛，汉武帝对“贤士大夫”的评判标准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能“直言极谏”上。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就颁布了两道求贤诏以选举 “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元光五年又颁布诏令以求“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而到了汉武帝鼎盛时期，求贤诏的求贤标准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孝廉、茂材、异等、习先圣之术、明当世之务等名目，对贤才的要求又有了更多地限定。可以说汉武帝在选拔人才时更有针对性，也更加具体。

二、考核方式的进一步明确

求贤诏是皇帝亲自选拔人才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但要想将通过这种方式选拔出来的人才真正融入到国家政治管理活动中去，就要依赖皇帝的个人能力和对人才的渴求程度。汉高祖时期，伴随刘邦从一介平民打拼到天下尊主地位的贤才能士颇多，萧何、韩信、陈平等都可算得上是其左膀右臂，所以，刘邦并不真正再需要一个近身出谋划策的人才。我们从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颁布的《高帝求贤诏》中可以看到，他对人才的考核方式并没有明确规定，仅仅标注了“年老癃病，勿遣”。

到了汉文帝时期，文帝首创了贤良对策的方式选拔人才。这是一种由官员向皇帝推举贤良人才，再由皇帝亲自就政事、经义等问题对这些人员加以策试以选出可用之才的选官方式。这种方式往往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会出现诸多策问名篇。这样求贤诏中一般就不会多涉及选拔贤才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会在随后的策问中出现。如汉文帝在前元十五年颁布的《求贤诏》：“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这道求贤诏言简意赅，并未透露文帝求贤的真实原因和具体态度等内容。但我们从《汉书·袁盘晃错列传》中看到这篇著名的策问--《策贤良文学诏》：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长楙。高皇帝亲除大害，去乱从，并建豪英，以为官师，为谏争，辅天子之阙，而翼戴汉宗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方内以安，泽及四夷。今朕获执天子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乌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

针对这篇策问，晁错写出了著名的《举贤良对策》，对三皇五帝以来的君主在选拔任用人才方面的得失做出了精辟阐释，获得了这次贤良对策的第一名。前元十五年的这道求贤诏本身并未产生什么深远的影响，但是在随后的《策贤良文学诏》的策问中，明确地提出了这次求贤的原因 “将以匡朕之不逮”，求贤意图解决皇帝在个人、官吏、政务和人民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求贤的标准“能直言极谏者”。从功效方面来看，这次求贤，更是选出了像晁错这样的著名历史人物。可见，这时的求贤诏已经与政治活动有了密切的联系，通过贤良对策的方式选出的人才已经开始为国家的政治管理产生了诸多方面切实有效的作用了。

汉武帝对贤良对策的考核方式尤为重视，做到了亲力亲为。例如，在元光元年的诏举贤良中，董仲舒接受了汉武帝的三次策问，产生了著名的《天人三策》。汉武帝对被推举的贤良十分重视，经常亲自阅读对策之文，如果发现有被埋没之才，更是会破格提拔。元光五年，汉武帝正是亲自阅读了公孙弘的对策后，发现公孙弘在管理国家方面自有一套方案，便将当时的第二名公孙弘提拔至第一名，这才成就了后来的一代名相。

除了贤良对策的考核方式，汉武帝元光五年，诏：“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⑤p164这次的求贤采用的是与上计官吏一起去长安的方式。这种方式在西汉历代皇帝中绝无仅有，也足以见得汉武帝对人才的渴求程度。

三、效果显著，广纳人才

西汉建国初期，人才凋零、百业待兴，急需多方面的人才来建设管理国家。但我们来看汉高祖在高帝十一年颁布的《高帝求贤诏》，在之后的史书典籍中并没有对这次的求贤结果有所记录，故而我们可以推测，这篇求贤诏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究其原因，或许正是因为求贤标准和选拔方式的不明确才导致了这次的求贤未能落实到实处。

汉文帝继位之后，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以求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随着“文景之治”带来的物质生活上的极大满足，与之相呼应的政治生活却是另一番光景。由于汉文帝在政治上受黄老治术影响严重，文帝对搜求天下典籍、任用文学之士更加重视。在前元十五年九月的这篇《策贤良文学诏》中，“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可知文帝甚至专门颁布了诏令，征请天下名士赴京师长安传授各自所学。所以由此可见，汉文帝所选拔的人才如晁错等在治术上也较为狭隘，并没有为其他领域选拔出较为优秀的人才。

汉武帝时期，自建元元年至元光年中的求贤诏，在推举人数上都达到了数百人，更是在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虽然历史上借求贤诏显身扬名的人物有限，但是汉武帝屡次颁布求贤诏，这些诏书在民间广泛传播，百姓们看到统治者如此礼贤下士，招纳贤才，归属感和依附感不免油然而生；同时那些有志之士看到了皇帝求贤的诚意，即使未能被推举，也会纷纷至京城上书，希望能够得到皇帝的青睐。

诏令不仅是封建帝国最高统治者个人意愿的反映，更是统治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汉初历代君主的求贤诏也可以说是西汉初年政治变革、文化变迁的一面镜像。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兴起，求贤诏在人才儒学化方面的影响日渐明显。求贤诏不再仅仅是“求贤士大夫”的一道诏令，它更多的成为了统治者手中一把维护封建统治、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利器。

注释：

①②③④⑤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汉］司马迁.史记［M］.吉林:延边人民出版社，1995.

［3］［汉］董仲舒.董子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刘庆鑫.汉武帝求贤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

［7］丁春梅.中国古代诏书纵横谈［J］.档案学研宄，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