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群众观的价值内涵及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实践启迪

陈旭东

(中共金华市委党校 教科处，浙江 金华321000)*

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他的一生始终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并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了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群众观思想。梳理和研究习仲勋的群众观思想，对深化当前改革和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习仲勋群众观的形成

1.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教育熏陶

习仲勋对子女的家教很严，家风很好，对子女既严又慈，要求他们从小俭朴，不搞特殊化；教育子女要“雪中送炭”，始终对群众怀着最深厚的感情，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习仲勋的家教堪称楷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的群众观思想。而习仲勋的群众观思想又得益于他父母的家教，他在教育子女时，常常深情地谈起父母对他的教育:宁可做一名受人尊敬的教书先生，也不可当官欺压老百姓；宁可做一个种庄稼的本分农民，也不可当唯利是图的商人。这使习仲勋从小就在心灵深处种下了“当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朴素的群众观思想。晚年，习仲勋又回忆说：“我的父亲是个老实的农民，我被捕出狱后，当时还怕他指责我，他不但没有怪怨我，还对我说，你还小呢，等你长大了再当共产党的代表，为广大穷人办事就好了。一个农民当时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很不简单了。”[1]从小受到的这种教育，使习仲勋记忆深刻，影响深远。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山东菏泽时专门念了一副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2]由此可见，父母的教育，使子女从小就在内心深处根植了深厚的群众感情，扎下了为老百姓做事的朴素思想。

2.来源于早期的革命斗争实践

习仲勋的一生可谓峥嵘岁月，传奇人生。2002年，一位中央领导在看望病危的习仲勋时，曾评价他“英雄一世，坎坷一生”。[3]习仲勋年仅13岁就投身革命，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1岁当选为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被根据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娃娃主席”，32岁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期间，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在革命最艰难的岁月与刘志丹同志举起工农武装割据的大旗，后来建立陕甘宁“特区”；中央在延安办公期间，习仲勋在保卫中央、毛主席的战斗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主席曾五次盛赞习仲勋，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赞其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4]习仲勋有如此不同寻常的经历和功绩，与他密切联系群众是分不开的。只有紧紧依靠群众，个人才能迅速成长和成熟起来；也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在危险时刻化险为夷，在重大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两当兵变”失败后，习仲勋决定寻找陕甘宁游击队，得到了贫困农民周老四的帮助，以“驮盐换粮”为掩护，带习仲勋奔赴照金，找到了组织。在渭北苏区遭到失败后，习仲勋回到房平县，在幼时好友岳强明家住下来，不仅得到了很好的掩护，而且发展了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成立了党支部和农民运动总会，掀起了当地农民运动的一个小高潮。由于习仲勋具有扎实的群众基础，使其在革命工作中遇险时，都能在当地群众的热心帮助和悉心保护下安然无恙。可以说，习仲勋的群众观是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形成的。

3.历炼于社会建设时期的曲折实践

习仲勋的一生不管身处何种环境、分管哪项工作，都带有他浓浓的群众性。1951年3月，习仲勋在西北区报纸工作会议上提出：“报纸工作和新闻工作，目前存在的共同缺点，主要是群众性不够，所以,完全有必要增强报纸的群众性。”[5]1952年，中央决定调习仲勋出任中宣部部长。毛泽东曾评价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4]但是从1962年到1978年，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蒙冤受屈长达16年。习仲勋冤案持续时间之长，即使在众多曾受过迫害的老一代革命家中也是少有的。在习仲勋受审和受迫害的日子里，夫人齐心和孩子们也受到了株连。后来，在周恩来的关心下，齐心和孩子们终于见到了关押中的习仲勋。多年的分离，习仲勋竟分不清两个女儿、认不清已经长成小伙子的两个儿子。面对人生逆境，习仲勋坦荡无私、心胸开阔，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充满信心。习仲勋说：“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总会给我一个正确的评价。”[6]

4.汲取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群众观

毛泽东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倡导者、推进者和实践者。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论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7]1031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反复教育全党同志：“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7]1096习仲勋结合革命斗争和群众工作实践，忠实地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不当“官”和“老爷”、“走出衙门”、“深入乡村”等重要观点。[8]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执行者、实践者，他反复强调，“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9]229习仲勋坚定地贯彻邓小平的群众观思想，比如他在对待群众信访问题上就明确指出：“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能叫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干部在封建社会都不算好官。”[10]习仲勋的群众观思想与毛泽东、邓小平的群众观思想一脉相承，同时又在实践中进行了生动丰富的诠释，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组成部分。

5.丰富于改革开放的探索实践

习仲勋到广东工作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旗帜鲜明地带领广东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指出：“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11]这让广大干部群众摆脱了“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从而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习仲勋本人非常注重实践，重视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主张“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他在广东期间，深入调研，亲自挂帅，领导省委围绕大力发展农业这个工作重心，开始恢复和发展农村的多种形式经济责任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使广东农村经济从此走入一个繁荣昌盛的新时期。1978年广东深圳、宝安等地出现逃港现象后，习仲勋百感交集，他认为，外逃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地经济极端贫困，这一点不解决，外逃就会一直持续。[12]这之后，习仲勋派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查研究。当年10月，广东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通过据理力争、积极争取，为广东率先对外开放赢得了重大的历史机遇。习仲勋把广东当作他的第二故乡，把广东人民当作他的父老乡亲，一直在深圳居住生活了近12年，时时牵挂特区发展。

二、习仲勋群众观的价值内涵

1.勤于跟群众打成一片——是习仲勋群众观的实践基础

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解群众之所忧，是习仲勋一生的真实写照。习仲勋的一生不搞特殊化，也不允许子女搞特殊化。无论什么时候，习仲勋始终严格要求本人、家属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同群众同吃同住打成一片。1934年，习仲勋当选为陕甘宁边区苏维埃主席后带领队伍在环县一带活动，有时群众想给他改善一下生活，他就说：“在生活上不能给我搞特殊化，我也是从农民家庭走出来的人。”在创建照金苏维埃政权过程中，他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等政策。在绥德，他深入农村了解群众的冷暖，领导当地大生产运动、“三三制”政权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他对人民怀有深厚感情、全心全意造福于民，群众也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有一次习仲勋双脚被冻得失去了知觉，房东魏大爷就用被子裹住他的双脚，用了一个多小时才使他的双脚恢复知觉。由于当时斗争环境复杂，习仲勋和县委的工作人员白天在洪德城工作，晚上就钻进梢林，县委领导同志住的窑洞，群众常常自觉为其站岗放哨。[13]当年，党组织曾对习仲勋作过这样的评价：“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平时在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群众，群众总是把仲勋同志看成最知心的朋友。”[14]

2.甘于为群众奉献一切——是习仲勋群众观的核心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群众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7]1094习仲勋把为党和人民群众奉献一切作为毕生追求和人生的最大幸福，他常说的一句话：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15]群众的安危利益既有个体的，又有整体的，无论是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的人，也无论事大还是事小，习仲勋都非常重视，亲力亲为。农民李青林因为儿子被国民党抓丁而被周边群众误解，病急而无人理会时，习仲勋挺身而出背着李青林到边区医院看病，一路上李青林的鼻血不断滴在他的脖子上，习仲勋又动员大家为李青林输血，深受感动的李青林后来把儿子从国民党队伍中叫回了家，还动员了几个青年加入革命队伍。[16]“习仲勋到广东后很拼命，中午不休息，晚上经常是凌晨一点才睡，要是打盹的话，就到凌晨三点才睡，早上五六点又起床工作，上卫生间的时候，都在批阅文件、处理问题。”[17]习仲勋曾说过，现在要用一天的时间，干两天的工作，把损失的时间弥补回来。习仲勋面对人家请求他写回忆录时曾这样说：“我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一生，个人是渺小的，个人没什么重要的，由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我什么也不写！”[18]

3.善于紧紧依靠和团结群众——是习仲勋群众观的主要方法

列宁把群众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最深刻的历史哲学原理之一，认为“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19]邓小平特别强调：“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9]368

习仲勋深谙这一道理，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十分注重依靠群众，团结群众，毛泽东曾评价他是“群众领袖”、“已如火纯青”。在革命时期，习仲勋依靠和团结群众，夺取了一次又一次胜利，创建了第一个根据地——陕甘宁“特区”。在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期间，习仲勋也依靠和团结群众，出台了移民工作方案，鼓励深挖地广出粮，使移民工作和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同样是依靠和团结群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功，率先建立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习仲勋人生中的重大历史功绩都是其群众观思想在实践中的集中体现，是依靠和团结广大干部群众、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取得的。

4.乐于面向干部群众“亮丑”——是习仲勋群众观的重要原则

古人说过“闻过则喜”。深受传统重民爱民思想熏陶的习仲勋善于听取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尤其是“带刺”的尖锐的意见建议。他曾经说过：“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该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到刺耳的话，写信的同志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他又说：“群众对我们提意见，是对我们的信任，是我们工作的动力，是我们决策正确的保证。”[20]1978年9月25日，广东惠阳地区检察院麦子灿在写给习仲勋的批评信中开口就说：“我同你不熟悉，也未见过面，感觉到你还是个爱听汇报，爱听夸夸其谈的人。”信中说，习仲勋对惠阳地区两个治水工程的评价太高，不符合事实，处理群众信访不及时。习仲勋在接到麦子灿的信后，表示诚恳的接受，并决定将信转发给各地。随后，习仲勋到省革委会自暴来信。两天后，习仲勋又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写了一封公开信，将麦子灿和他的回信一并转发省委下发文件，让大家学习讨论，解决如何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习仲勋早在绥德时就强调过：“我们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21]习仲勋的一生都忠实于实践，他处理麦子灿来信的做法不仅给当时的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心胸宽广、实事求是、闻过则喜、勇于自省的形象和榜样，也使广大群众看到了共产党员干部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官老爷”的公仆形象。

5.敢于为群众承担责任——是习仲勋群众观的价值体现

在工作中出现问题的时候，习仲勋更多地是自己承担责任，不委过，不迁怒。改革开放初期，广东深圳、宝安等地群众迫于生计，大批群众偷渡外逃，遣返遣送途中经常发生偷渡人员逃跑、群众抢人乃至抢夺押运人员武器的恶性事件。习仲勋亲自做偷渡人员的思想工作，并在召开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上严肃指出：“不能把他们当做敌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他还说：“要加强收容站对偷渡者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连几句开导的话都不说。不要歧视、虐待外逃者”。中央关注广东外逃风之后，他也不向下推卸责任，而是多次在各种场合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他说：“责任要由省委来负，对下面支持、撑腰不够。”“我们不能怪下面，更不能对下面的同志有什么批评，这个责任省委完全承担了。”[22]遇到不利的局面，作为领导能体察实情，勇于自省，实事求是地从群众的客观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调整政策，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既是习仲勋高尚品格的反映，也是他高超领导艺术的体现。

6.勇于在困境中闯出一条新路——是习仲勋群众观的动力保证

无论是创建陕甘宁“特区”，还是开创深圳经济“特区”，都是名副其实的重大创举，是前所未有的新路，而且都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产生的。习仲勋十分了解群众的呼声，敢为群众疾呼，因势利导，走出新路来。1978年，面对广东求变求新的急切呼声，习仲勋决心为广东豁出去，在风口浪尖“先行一步”。他向中央坦荡直言，大胆要求给予广东特殊政策，搞一个“特区”，获得了邓小平的支持。在刹住外逃风后，习仲勋决心加快特区建设。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同志：“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管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22]习仲勋为加快特区的创建，熬白了头发，在广东、乃至全国都赢得了很高的威望。

三、习仲勋群众观对当前群众路线教育的现实启示

1.要始终坚持“群众至上”、群众是主体和“英雄”的价值立场不动摇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马克思曾说过：“理论一经掌握，就会变成物质力量”。[23]毛泽东认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24]从群众中走出来的习仲勋，他深知群众中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一再强调：要把党和人民争取的政策、任务拿到群众中去，广泛宣传，细心听取群众的呼声，相信群众力量，凡是动员群众一块去做的，都胜利了。[25]当前，我们党正在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重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之风和奢靡之风。只有坚持“人民至上”、“群众至上”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追求，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改善民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2.要始终坚持“群众最亲”、群众是“衣食父母”的工作情怀不动摇

习仲勋视人民群众如父母。他说：“我们当干部的万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如果我们的干部叫人家一看，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26]习仲勋认为，坚持群众观点就是“要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把群众看做自己的亲人，一点一滴、脚踏实地替群众做些事情，为群众服务”。关于调查研究，习仲勋曾有过一段精彩的话：“下去搞调查要真的能够放下架子，给农民讲话要深入浅出，要让农民听懂，不要打官腔，群众要求急需解决的问题你要真心实意地去办。比如眼下群众迫切需要干红薯叶下锅，需要豆腐渣充饥，你就要想方设法办到，群众才会把你当成自己人，当成知己，才会向你说出真心话。否则，群众把你当成领导、当成当官的，那你就什么也了解不到了。”[27]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要深入基层、走进群众，视人民群众为衣食父母，扑下身子倾听民意，科学广泛地集中民智、视民心民力如生命，殚精竭力实现民惠民富，要像爱护自己的父母那样爱护老百姓，像孝顺父母那样为老百姓谋利益，努力尽好“人民之子”的“孝道”。

3.要始终坚持“群众利益最紧要”、最难最累也要把问题解决好的工作取向不改变

习仲勋晚年还深有感慨地说：“当敌人围剿的时候，每当敌人进攻的时候，我不需要转移。每当危险的关头，人民群众自然会挺身而出，保护我的安全。”[28]这就是群众路线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你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把你当亲人的生动体现。因为群众清楚，保护他们的“亲人”，也是保护他们的利益。所以，只要涉及到群众利益，作为党员干部，最苦最累也要把问题解决好，时时刻刻把群众冷暖安危挂在心头，“一枝一叶总关情”。特别是当前处在经济发展关键期、社会转型深水区时期，我们党员干部要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冲得上去、豁得出去，义无反顾地维护好群众利益。既要实打实地解决好各种民生问题，又要大力推进改革，从根本上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既要向上级负责，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要向下负责，认真维护好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处理好群众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的关系，使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一致，最大限度、最长远地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群众的根本利益。

4.要始终坚持“群众最实在”、原则性与政策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的工作方法不改变

在西北局工作期间，党组织在对习仲勋的鉴定中写道：“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的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29]习仲勋反复说过：“只有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服务，才会有力量，才会有办法。”[30]群众最实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谁抗日就支持谁，谁让他们翻身做主人，他们就拥护谁。在今天“四个多样化”的新形势下，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样，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利益格局，存在一些“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软办法不顶用，硬办法不能用”的情况。学习习仲勋群众观，就要学习他对待群众的感情、方法和能力，学会“本着群众心”走基层进村户，虚心向群众求教，拜群众为师，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善于问政、问计、问需于民。只要我们把党的政策掌握透，把当前形势分析透，把群众需要研究透，就能增强群众工作的底气和能力，把长远和眼前、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得更好。

5.要始终坚持“群众评判最公正”，从我做起、从缺点和错误改起的工作态度不改变

习仲勋正是因为十分注重群众路线的贯彻，所以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非常重视脱离群众的危险。1945年底习仲勋在布置1946年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时，就特别指出，要整顿党务，转变作风，告诫同志们“永远不要脱离群众”。[31]20世纪50年代，国家一度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食油短缺，山西家乡人写信给习仲勋，措词有些过激，习仲勋认为群众有情况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认为刺耳的话能使领导出一身冷汗，时刻保持惊醒。习仲勋把这段事例写入信访简报，上报毛泽东和周恩来，中央及时调整政策，使广大农民得到了方便和实惠。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更要把群众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把群众评判当作第一标准，以“闻过则喜”的包容心态倾听群众意见和批评，鼓励群众多提意见和建议，意见正确与否都应“洗耳恭听”，不扣“帽子”，不抓“辫子”。对群众的意见建议要及时回复，合理建议要尽快研究落实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要耐心做好解释说明工作。群众观指导下的实践证明，善于听取群众的批评和意见，才能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防微杜渐，我们的工作才能不断进步，事业才能不断发展，群众才能真心拥戴、真正拥护。

6.要始终坚持“群众最近”，保持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工作作风不改变

习仲勋在1997年听取延安市委忽培元同志汇报时对开展扶贫攻坚很感兴趣，习仲勋说：“这个办法好，就是要保证干部下基层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现在有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有些干部成天高高在上，吃喝玩乐，怎么能不脱离群众？干部要下到贫困地区包村包户扶贫，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自然就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没有不拥护的道理。”[32]历史和实践都证明，我们什么时候离群众近了，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什么时候离群众远了，就会脱离群众。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广大党员干部走得更近、心贴得更紧，更好地克服和战胜“四风”危害。每个党员干部都要与群众尤其是贫困群众开展一对一、心贴心的谈话，要像习仲勋说的那样说群众听得懂、想听的话，谈群众关心的话题，做群众想做又没做到的事，帮助群众理清发展思路，制定发展计划，克服实际困难，实现发展目标；要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同吃同住同劳动活动,引导每位党员干部长期坚持定期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感同身受地体会群众劳动的艰辛与苦乐，自觉克服“交通条件好了，同吃同住同劳动没必要了”的错误思想，努力解决好“办公条件好了，干群关系却疏了”的问题，使干群关系真正如鱼水关系，须臾不可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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