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的文章之法

李小白



《洛阳伽蓝记》的文章之法

李小白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洛阳伽蓝记》继承汉魏辞赋与括地志技法，吸收城邑地理、山水游记写作营养，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章之法，大大拓展了文章的信息量，使得叙事繁简得当，表现出一种全新的风貌，并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洛阳伽蓝记》；体例；谋篇；结构

《洛阳伽蓝记》内容浩繁，体例独特，自宋代开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且分歧多多。宋人欧阳修将其归为“道家类”，郑樵归为“释家塔寺类”，尤袤归为“地理类”，晁公武归为“史部地理类”；明代杨士奇归为“古今志”，陈第归为“方州各志类”；清代钱曾归为“地理舆图”[1]，莫衷一是，原因在于皆不得其立意要领。本文结合考古文献和实地考察，就《洛阳伽蓝记》的文章之法，进行一些讨论。

一、《洛阳伽蓝记》谋篇之法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以北魏洛阳佛寺为主要描写对象的笔记。“记”本来是识记的一种文体，主要记载事物，并通过记事、记物、写景、记人来抒发作者的感情或见解。杨衒之自述他是怀着“《麦秀》之感”“《黍离》之悲”，“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其写作主旨、情感倾向十分明确，这一点与当时一般的“博物”“拾遗”“杂记”等笔记体有着重大的区别。

北魏定都洛阳42年间，佛教极度繁荣，朝野上下“笃信弥繁，法教俞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2]5−6。在一部笔记当中要准确生动反映出整个社会醉心佛教的狂热，描绘出“昭提栉比，宝塔骈罗”的全貌，难度极大。当时的洛阳城，佛寺竟有1367所，北魏朝中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故事、市井习俗、社会文化无不浸润在佛教的影响当中，无不与佛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处理如此巨大的信息量，并按照作者记寺存史、劝诫资政、借古讽今、臧否人物的写作主旨恰当地选择材料，表达自我特殊的“麦秀之感”，文章的布局、叙事原则、写作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杨衒之谋篇之始，便首先对博杂的材料进行选择，并说明自己的记述原则：“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止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祥异，世谛事，因而出之。”[2]8这种选材与谋篇方法十分精妙，既避免了当时一般笔记体文章内容冗杂、主题游弋的弊端，又保留了时样文体“博物”“异闻”的特点，使得全书内容更加饱满，形成了以“大伽蓝”为骨干，以“祥异”中小佛寺为补充的框架式样，如此一来，文笔则灵活生动，腾挪自如。全书虽重点写了70多座佛寺，略带提及的中小佛寺50余座，带有“略陈大概”的遗风，但却始终围绕“伽蓝”主题，在整体气势上，显得丘壑纵横、极为深广，在细节描写上，又显得气象万千、光怪陆离。全城佛寺，尽在其中，伽蓝之盛，跃然纸上。

二、《洛阳伽蓝记》结构之法

(一) 全景图式的布局

《洛阳伽蓝记》的创作是印有括地志勃兴这个时代烙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括地志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记述的重点已由“异物”转向“山水风光”，其中如实叙写城阙宫殿，努力彰昭高洁人物事迹，成为其有别于其他时代括地志的突出特点。此时，游记也进入成熟繁荣期，“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自然在人们心灵中产生的壮美、崇高、神秘情感代替了玄言、教化等象征物不着边际的想象束缚，因而摹写自然、抒发情感的游记成为时代文学的新宠。由于空间的拓展，视野的开阔，大大增加了文章的信息量。于是，体例问题在当时受到了人们的格外关注。

杨衒之借鉴当时括地志、游记文章的结构方法，并融会贯通，创造出一个严密整齐的全景图式的布局——按照地域方位将全书分为5卷，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说：“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记远近。凡为五篇。”这样，在全书开端，作者首先以俯视的角度勾勒一幅全景地图，为全书搭建一个框架。有了这个框架，可以将所有内容尽括其中，使丰富杂乱的素材尽归其位。

这种布局构思，既承继了前人城邑志与辞赋的章法，同时又有所创新和提高。记载城邑和叙写宫阙是古文学的一种重要题材，史籍、辞赋多有提及，如左思《三都赋》、张衡《二京赋》均从不同方位对都城宫阙进行了描绘，但这种概念性文学描绘与写实性舆志相去甚远。齐梁期间的《三辅黄图》是记载秦汉时期长安三辅的城池、宫观、陵庙、明堂、辟雍、郊畤等的一部城邑志，该书在处理周秦汉诸朝城邑变化历史材料时，以故城、都门、长安九室、宫室、园囿为顺序，记述了各代的遗迹、建筑，并指出其所在方位。这种布局，虽然条理清晰，详略有序，对材料的使用也能收放自如，但是它采用游记方式，单线索记述城邑建筑，难免有叙述迂回、描写重复的弊端，使读者难以形成全局的印象。

《洛阳伽蓝记》采用全景地图式布局，在序中就将全书的所有内容交代清楚，以城市方位进行分卷，这样的安排就显得整齐而严密。各卷之中，又以某城门为起点，按顺序记述周边的主要建筑，以及与建筑有关的各种历史事件。这种布局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容量，做到了散而不乱，分而能合，有效解决了同类相犯、题材重复等问题，并且其指事、总括作用非常明显，使得读者一开始就对描写的城邑一览无余，全局在胸。在《中国文学史》第二卷中有这样的评说：“可见作者对前代京都大赋，由于其所表现主要是帝室皇居的空间之美，与本书有某种一致性，必有钻味。当他正面记叙某一贵族豪侈生活或某项京城盛典之际，笔端似有意带上了汉大赋式的气韵，这对传递出特定对象夸饰的本质，无疑是相得的。”[3]178

也正是这种文章之法，使得后人得以根据《洛阳伽蓝记》的记述而描绘出北魏洛阳城详细的城邑图，这也是它被称作地理书籍的重要原因。现存最早的如隐堂刻本，在前五卷分别绘制了城内、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地图，将《洛阳伽蓝记》所记载的建筑物一一标明。考古发掘也印证了《洛阳伽蓝记》记述的准确性，《洛阳市志·文物志》“汉魏洛阳城”一节总结说：“现存汉魏洛阳城的基本结构和布局，基本为北魏时期所遗留。”又说：“东垣的北起第一门址即《洛阳伽蓝记》所记‘三门’。”[4]38再如，卷五城邑地图根据书中文字记载，明确标明“闻义里”位于内城与外郭城之间的东北角。这一位置，处在今偃师金村北约1000米的田野中，恰好这一带外郭城和内城保存较为完好，残留地面的城墙绵延有1300多米。实地勘察此处，汉魏时期的建筑构件残片仍时有发现，相关考古发掘也进一步证明了此地即为“闻义里”遗址。由此可知，《洛阳伽蓝记》的确是一部实录之记，其布局之法来自第一手资料。

(二) 卷轴式叙事方法

卷轴，是中国书画的装裱形式之一，在文学当中，又被当作一种重要的叙述方法而广为使用。这种叙述方法，线索清晰，交代清楚，注重整体叙事效果。

杨衒之在使用这种方法时，充分考虑到《洛阳伽蓝记》城邑志的特点，成功地将园林“移步换景”的审美方法与之结合起来。全书以分卷形式谋篇布局，每卷以主要宫城建筑为原点，以寺庙为叙述骨干，以“移步换景”为游踪线索，将所有材料缀合在一起，犹如展开一幅幅画轴片段。在每一片断中，以寺庙为视觉中心，环视四周，依意取舍，各有侧重，形成步步有景、处处生奇的效果，使得文章摇曳生姿。例如《卷一·城内》，原点选在皇宫“阊阖宫门”前，沿着铜驼大街这个轴线，以游踪变换将内城各寺分为两组。第一组从“阊阖宫门”始，自东向西、向北，记述了永宁寺、建中寺、长秋寺、瑶光寺；第二组亦从“阊阖宫门”始，起点选择与永宁寺对应而立的景乐寺，自西向东，记述了景乐寺、昭仪寺、胡统寺、修梵寺、景林寺。两组合起来，正好绕内城一周，自然形成文章条目。在具体描述上，立足以上各个寺庙，以环视角度记述周边自然环境，兼记与寺庙、城池建筑有关的历史掌故，使得寺与街区、逸闻与时闻浑然一体而井然有序。

《洛阳伽蓝记》作于武定五年，杨衒之因公务来到洛阳，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废墟，他顿生“《麦秀》之感”“《黍离》之悲”。本来，发思古之幽情是古文学一个永恒的主题，情感倾向必然要求对记述对象有所取舍。为了细致准确表达特殊的感情和思想，杨衒之采用卷轴式的移步换景手法，使文章能够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演进，很好地避免了城邑志等纯地理书籍面面俱到、不分巨细的弊端。这的确是作者高超的结构之法，也是他的创新之处。

三、《洛阳伽蓝记》的写景之法

中国是园林艺术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有着独特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表现。魏晋南北朝初步确立了园林美学思想，奠定了中国风景园林大发展的基础，是我国古典园林史的转折期。其讲究疏密得当，错落有致，相互呼应，以小见大，借景生情的园林写景之法被杨衒之很好地汲取化用。

先看疏密得当，错落有致的写法。《伽蓝记》笔触专注时，细至毫微，如瑶光寺“千秋门内道北有西游园，园中有凌云台，即是魏文帝所筑者。台上有八角井，高祖于井北造凉风观，登之远望，目极洛川。台下有碧海曲池。台东有宣慈观，去地十丈。观东有灵芝钓台，累木为之，出于海中，去地二十丈。风生户牖，云起梁栋，丹楹刻桷，图写列仙。刻石为鲸鱼，背负钓台，既如从地踊出，又似空中飞下”[2]54。目光由近及远，描写直观幽细。笔触简约时，则勾勒而过，如“胡统寺，太后从姑所立也。入道为尼，遂居此寺。在永宁南一里许。宝塔五重，金刹高耸。洞房周匝，对户交疏。朱柱素壁，甚为佳丽”[2]62−63，寥寥数笔，不事渲染。再如，“璎珞寺，在建春门外御道北，所谓建阳里也。即中朝时白社地，董威辇所居处。里内有璎珞、慈善、晖和、通觉、晖玄、宗圣、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2]74，粗笔勾线，一画而过。这样写来，全书景致描绘做到了丘壑起伏，气象万千。

再看以小见大，借景抒情的写法。杨衒之在重要的条目下，不惜旁征博引，浓抹皴染，从一点开掘下去，完全打破卷目、条目间的平衡关系，使得其进深极远，别有洞天。例如卷一“永宁寺”条目，篇幅就达4500余字，占该卷一半以上，而同在该卷的“胡统寺”条目仅不到100字。再如，卷五中写到“闻义里有敦煌人宋云宅”时，作者由此一路开掘而去，将西域求法故事详细著录下来，大大超过了该卷其他条目的内容，以至于有人认为卷五为特殊的一篇，不属于“伽蓝记”而为“西行记”。特别是在记述“永宁寺”时，作者借塔之兴毁表佛法之兴毁、人事之替代，通过对永宁寺“殚土木之功”“绣柱金铺”建筑的摹写，表达对胡太后造塔、尔朱荣生乱等许多重大历史事变的无限感喟。借景抒情、以小见大之笔法得到极致的发挥。而对其他条目，则尽可能压缩篇幅，或是粗陈大概，或是一掠而过。这样，细景的描绘各有重点，表达的思想感情与选择的材料有很大的差异。杂综一起，相映成趣。

杨氏在雕镂写景之时，更多考虑了“黍离”情感的抒发，为了烘托气氛，不惜使用夸张笔法，即便一些记述明显不符实际也在所不惜。例如写永宁寺之焚毁，云“火经三月不灭”“周年犹有烟气”，显然是夸饰之语。写永宁寺高度，《水经注》载：“浮屠下基方十四丈，自金露盘下至地四十九丈。”[5]1414而《伽蓝记》则云：“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2]19“一千尺”折合今340米，依当时建筑水平，绝对不可能实现。洛阳《文物志》已经指出这段文章之弊：“参照解放后对该塔进行考古发掘的资料，可知《水经注·谷水注》的记载是正确的。”

正是作者采用这种园林式写景、文学式渲染、补阙式记事之法，使得全书错落有致，整体上给人目不暇接的感觉，以致后人称之为历史书、文学书、宗教书、地理书、小说等。

综上，《洛阳伽蓝记》汲取了时代文章之精华，并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章之法，大大拓展了笔记体的信息容量，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1]曹虹．《洛阳伽蓝记》新探[J]．文学遗产，1995(4)．

[2]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3．

[3]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2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篡委员会．洛阳市志·文物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

[5]杨守敬．水经注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2014-03-28

李小白（1991―），女，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

I2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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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