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引《居易录》考误

●封树芬

（1．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南京210046；2．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226019）

《四库全书总目》引《居易录》考误

●封树芬1,2

（1．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南京210046；2．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226019）

四库全书总目；居易录；考误

《四库全书总目》内容繁复，出于众手，难免有些失误，学者已多有辨析。本文就《总目》征引王士祯《居易录》存在的一些失误作出辨析，凡13处。

《四库全书总目》是一部大型官修目录，真正体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宗旨，是我们研读古籍必参考之书（下简称《总目》）。此书内容浩繁，出于众手，由纪昀统编。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一云：“纪昀所撰提要，繁称博引，使人不能不服其淹贯，实则其考证皆有所本。如《经义考》《文献通考》《宋诗纪事》，以及清初通儒如顾炎武、黄宗羲、朱彝尊、阎若璩、王士祯诸家之著述议论，皆有所取裁，其是者亦是之，非者亦非，兢兢焉不敢出前人之范围。”［1］513可谓精辟之论。《总目》所引诸家均为清初学界通人，他们的观点评论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故而屡见征引。以王士祯为例，《总目》屡屡采用其著作及观点，诸如“士祯之说信然”、“所评良允”、“知士祯之论不诬”等，［2］据张传峰《〈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与王渔洋诗学》一文统计，“集部的别集、总集二类提要（不计存目）中，引《居易录》24处，引《池北偶谈》15处，引《论诗绝句》6处，引《香祖笔记》2处，引《蚕尾集》《古夫于亭杂录》《渔洋文略》各2处，其间有关诗学批评的条目甚多，且极有价值。”［3］相对于王士祯其他作品而言，引用《居易录》的内容为最多。近来偶检，发现《总目》全书引用《居易录》多达65次，而其征引内容时有失误之处，故于此略作辨正。

1 未核其出处，误引王氏他书为《居易录》

《总目》所称《居易录》，有时未核引书出处而发生张冠李戴的现象，往往将王士祯其他著作与《居易录》内容相混。这是因为王士祯是清初诗学理论批评大家，他著述丰厚，影响巨大，而且他的著作有关诗学批评的甚多，故而其几部作品有些内容相同或相似，而馆臣在撰写提要时仅凭记忆而不查核，故而产生疏误。

（1）《庶斋老学丛谈》三卷，提要云：“如载陆游姚将军、赵宗印二诗，惜不得姚名字，而《渭南集》实有《姚平仲传》。王士祯《居易录》已摘其疏。”（卷一二二杂家类六，第1628页）

按：遍寻《居易录》，未见其针对《庶斋老学丛谈》之评论。《池北偶谈》卷九“姚平仲”条：“《老学丛谈》载陆务观姚将军、赵宗印二诗，惜不得姚名字。今《渭南文集》有《姚平仲传》，庶斋岂未睹之邪？”［4］200由此可知《总目》所据当为《池北偶谈》，而非《居易录》。

（2）《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提要云：王士祯《居易录》谓旧藏杜集止二十卷，后见宋版本雕刻甚精，而多数卷。刘克庄《后村诗话》云樊川有续别集三卷，十八九皆许浑诗，牧仕宦不至南海，而别集乃有南海府罢之作。则宋本外集之外，又有续别集三卷，故士祯云然也。此本仅附外集别集各一卷，有裴延翰序，又有宋熙宁六年田概序，较克庄所见别集，尚少二卷，而南海府罢之作不收焉，则又经后人删定，非克庄所见本矣。（卷一五一别集类四，第2019页）

按：此处所引不见于《居易录》。《池北偶谈》卷十四“樊川集”条载：“予旧藏杜牧之《樊川集》二十卷，后见徐健菴（乾学）所藏宋版本，雕刻最精，而多数卷。考《后村诗话》云：樊川有续别集三卷，十八九皆许浑诗，牧仕宦不至南海，别集乃有南海府罢之作，甚可笑。”［4］342是《总目》所引乃《池北偶谈》中内容并稍作简省。至于四库所选《樊川文集》之本是否经后人删削，余嘉锡已有辨析，［1］1105知《总目》据王氏及刘氏之言而误下结论。《总目》所著卷数与文渊阁库书不一致，所用版本为内府藏本。文渊阁库书作《樊川文集》十七卷，无外集、别集，据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载《杜樊川集》，“一函八册，书十七卷，计文百九十八篇，有裴延翰序，裴即为是书编集者。是本明朱一是、吴玙评次，一是自序。一是字近修，崇正壬午举人，有《为可堂集》”。据此，库书选用了此明刊十七卷本，而舍弃了二十卷本。

（3）《梨岳集》一卷，提要云：王士祯《居易录》称诗人为神，未有频之显著者。（卷一五一别集类四，第2019页）

按：此句不见于《居易录》，而见于《池北偶谈》卷二一李频条：“其诗今所传《梨岳集》是也。诗人殁而为神，未有如频之昭昭者。”［1］509

（4）《稼村类稿》三十卷，提要：诗文皆沿宋季单弱之习，绝少警策。故王士祯《居易录》以为芜浅无足取，且诋为最下最传。然观义山在湖南时……虽榛楛之勿翦，亦蒙茸于集翠，概加排斥，则又太过之论矣。（卷一六六别集类十九，第2203页）

按：不见于《居易录》，《池北偶谈》卷十八“王义山诗”条云：“予向谓刘后村诗好用本朝人事，近见宋末王义山《稼村集》效颦尤可厌，如‘争道老泉生二秀，最难锦水又三刘’……此真下劣诗魔，恶道坌出矣。宋末如王义山、何梦桂之流，酸腐庸下，而诗文独传至今。文之传不传，信有命耶？”［1］437－438王士祯评论其诗文低下，但《总目》并未一概加以排斥，认为王义山说经之作及表、启等作品还是有新意的，值得肯定，体现出四库馆臣公正客观的实事求是学风。

（5）《白沙诗教解》十卷附诗教外传五卷，提要云：明陈献章撰，湛若水注，献章有白沙集，若水有《三礼经传测》，皆已著录，《白沙诗教》凡一百六十六篇，皆阐发性理之作，《诗教外传》则皆献章语录之类，足与诗相发明者，若水以类排纂，各为之标目，献章于诗家为别调，不妨存备一格，若水务尊师说，必以为风雅正宗，至别撰此书以行，言之似乎成理，而实则不然。王士祯《居易录》曰：“如欲讲学，何不竟作语录。”可谓要言不烦矣。（卷一七五别集类存目二，第2397页）

按：《居易录》中未见此语，而见于《带经堂诗话》卷二七，曰：“襄城李来章本名灼然，以字行，改字礼山，常执经于予，工为古文，戊辰下第，与中牟冉觐祖永光同居嵩下，从宫詹逸庵耿先生讲学，各有诗一卷。庚午冬公车见之，予曰，诗三百主言情，与易太极说理，判然各别。若说理，何不竟作语录，而必强之为五言七言，且牵缀之以声韵，非蛇足乎？荆川之徒撰白沙定山及荆川诗为《二妙集》，继《击壤集》后，以为诗家正脉，艺林传为笑柄，讵可踵其陋哉！”［5］（《带经堂诗话》此条下注出自于《居易录》，但今本《居易录》中无此段话。）王士祯言“何不竟作语录”，反对陈白沙谈理说诗的做法，并批评《二妙集》和《击壤集》重蹈其陋，《总目》称《二妙集》“至诗道则全然不解，持论以谈理为宗，尤不可与口舌争，集成而世无好者”。《郡斋读书志》谓《击壤集》“亦颇切理，盛行于时”，对此，王士祯批评这种做法并主张诗主性情而非说理，四库馆臣亦采用了王氏的诗学观点。

（6）别本《东田集》十五卷，提要云：王士祯《居易录》亦称中锡《中山狼传》为刺李梦阳负康海而作。（卷一七五别集类存目二，第2403页）

按：今《居易录》中未见此语。《池北偶谈》卷十四“中山狼传”条载：“按《对山集》有《读中山狼传》诗云：平生爱物未筹量，那记当年救此狼。则此传为马刺空同作无疑。”［4］348而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曰：“《中山狼》小说乃东田马中锡所作，今载其集中，世传以訾（李）献吉者，数其负（康）德涵也，考之康李未尝隙末，黄才伯有《读见素捄空同奏疏诗》云：怜才不是云庄老，愁杀中山猎后狼。然则当日所訾，乃负见素耳。见素林尚书，名俊，字待用，莆田人。”馆臣误《池北偶谈》作《居易录》，不察《静志居诗话》于此早有辨正。（《带经堂诗话》卷二八张宗柟案语中亦引用《静志居诗话》加以考辨）

2 未加细检，漏掉《居易录》其他记载而误判

《璇玑图诗读法》二卷，提要：起宗不知何许人。王士祯《居易录》载赵孟兆页妻管道升璇玑图真迹，已称起宗道人云云，其人当在宋元间也。（卷一四八别集类一，第1985页）

按：《居易录》卷五载，“苏氏织锦回文纵横八寸许，计八百余言，形如璇玑，理难尽识，起宗道人分图拆类，独得其旨，附录其右。天水管道升后有仇英补图，亦工”。馆臣据此推断起宗道人“当在宋元间”，而《居易录》原文称“起宗道人”，并非赵孟兆页妻管道升之语，馆臣盖误解或误记。而实际上，《居易录》卷二六亦载：苏氏织锦回文诗则天记云二百首，杨文公读至五百余首，明僧起宗乃又分为七图一百四十七段，得三四五六七言诗到三千七百首，某王府刻之，亦异之，而苏氏方寸之图，古今衍之如无尽藏神矣哉。此处明言“明僧起宗”，则当为明代人。又明朝都穆《都公谈纂》卷下亦载有一事：“左都郡史王越尝岀入大监汪直门下，又尝从汪岀征北边，官骤升至威宁伯，一日忽作诗曰：归去来兮归去来，千金难买钓鱼台，也知世事只如此，试问古人安在哉。白发有情怜我老，黄花无主为谁开，平生报国心如火，一夜西风化作灰。未几汪败，越以附汪故，竟削爵为安陆州民，亦诗谶欤。僧起宗为予言近适绍兴某氏寺，有老僧年七十余，五十年前曾手录此诗，起宗亲见其稿，始知非王所作，盖好事者嫁之耳。”王越，明人，《明史》卷一七一有传，50年前手录王越之诗，则推知起宗是明朝人，非宋元间人也，王士祯所言为是。四库馆臣未见《居易录》卷二六内容并未加辩证而误判。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三载有《读织锦回文法》一卷，下亦有辩证，“四库著录亦即是书，此本前有宏治丙辰仇柬之序，称起宗道人经禅之暇，以游戏三昧细玩是图，得诗三四五六七言者三千七百余首，韵意悉如已岀，尝录以见赠，是起宗为明僧无疑，馆臣据王渔洋《居易录》所载赵孟兆页妻管道升书璇玑图真迹已称起宗道人，遂疑起宗为宋元间人，而不知仲姬墨迹为明人伪造，似当日馆臣所见之本，前脱仇序及读法凡例并吕赐识语，故致此误”。亦是明见。

3 未加详审，所引不见于《居易录》及王氏其他著作

《两晋南北奇谈》六卷，提要云：王士祯《居易录》尝见书贾携《两晋奇谈》，不云谁作。（卷六五史抄类存目，第897页）

按：王士祯《居易录》中无此语，遍考他书亦不知所出。提要云“旧本题宋王涣撰”。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六史部四有考证，认为此书非宋王涣撰，而是明代长洲人王涣所作。其文曰：

明李诩《戒庵漫笔》卷七云：“余少时见苏城妇女祭所谓太妈者，献酒拜伏，必祝曰：‘今夜献过太妈娘娘三杯酒，愿得我家养子像陆南、王涣、文征明。’遍城皆然，习以为例，今人所皆知者惟文耳。”自注云：“王涣，号墨池，习见其所纂《两晋南北奇谈》六卷，其所著杂赋一卷，则衡山公饷余者，与陆偕中正德己卯科应天乡举。”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二子部小说类有王涣《墨池琐录》三卷，自注云：“字涣之，长洲人，正德己卯举人，嘉兴府通判。”《提要》谓是弘治丙辰进士，丙辰系弘治九年，下距正德十四年己卯，已阅二十三年矣。恶有已中进士二十余年，复举于乡者乎？且其籍贯不同，一象山，一长洲，明系二人，此是长洲王涣之所作，提要张冠李戴耳。［1］319

又钱谦益编《列朝诗集》丙集卷十一有王通判涣小传，则更为详细，兹录于下。

涣字涣文，长洲人，正德己卯举于乡，授嘉兴府通判，改东川军民府，未上而卒。涣文博综群籍，能为古赋。尝为杂赋，小引云：“涣游南廱，会八省名士，为时文以备春试，暇时为三四杂赋，或成于移晷，或竟日终篇，迟不敢附太冲，速不敢拟子安，蛛丝屋角，辛苦自收，蜗涎满壁，循行犹记，涣于落落沈寥之余，步日挑灯而有得者，不遂，弃去，出以呈同游诸公。”刘勰负书于道左，李华称名以求知，殆若是乎?文征仲云：“涣文诗宗白傅,晚效放翁、石湖。”今《墨池堂诗集》不传，仅存杂赋及《墨池琐录》。涣少与征仲齐名，吴俗多淫祀，祠神鼓舞必祝云：“生子当如陆南、王涣、文征明。”南亦与涣同举于乡，吴人今不复知其氏名矣。

因四库未收钱谦益之书，故而这条小传为馆臣所忽略，对作者未能详考。

4 引用《居易录》未详审而妄下断语

（1）《仁山集》六卷，提要：王士祯《居易录》极称其《箕子操》一篇，然亦不工。（卷一六五别集类十八，第2198页）

按，王士祯《居易录》卷一：“《仁山集》二卷，董遵所编。仁山道学，不工诗，而《广箕子操》一篇特工。”而《总目》所引语意上与之相反。《云自在龛随笔》卷六也云：“宋《金仁山集》中《广箕子操》一篇特工。”［6］看来此篇仍然为人所认可，非不工也。

（2）《月屋漫稿》一卷，提要：皆风致婉约，犹具晚唐之一体。王士祯《居易录》谓《月屋漫稿》一卷，皆庸下无足取，未免诋之太甚矣。（卷一六六别集类十九，第2205页）

按，王士祯《居易录》卷一曰：诗庸下无足观，多馆山阴王修竹之作，谢皋父林霁山辈皆修竹客，盖同时人也，修竹名英孙。张氏《藏书志》、瞿氏《目录》均有著录四卷旧抄本，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二集部四载，“《月屋漫稿》四卷旧钞本，记有元黄庚撰，前有泰定丁卯自序，王渔洋《居易录》谓《月屋漫稿》一卷皆无足取，实未见其全也”。王士祯只就其一卷本加以评论，而《总目》对其版本未加考究而妄下断语，据此认为王士祯“诋之太甚”，所言不妥。

（3）《迪功集》六卷附谈艺录一卷，提要：王士祯《居易录》称黄庭坚自定其诗为精华录，仅三百首，祯卿自定《迪功集》亦三百首。此本凡乐府四十四首，……共一百八十二首，不足三百之数。而五卷以下则为杂文二十四篇，题正德庚辰刊。前有李梦阳、顾璘序，并称六卷，当是原本。不知何以与士祯所言不符，岂士祯所见别有一本欤？（卷一七一别集类二四，第2314页）

按：此语不见于《居易录》，而见于《池北偶谈》卷十一黄徐诗条：“黄鲁直晚自刊定其诗，止三百八篇。徐昌国自选《迪功集》，亦止三百余首。昔人自爱其名如此。”［4］245另，《香祖笔记》卷十二，东坡诗云：诗文岂在多，一颂了伯伦。……山谷豫章集最多，而晚年自删其诗，止存三百篇；徐昌谷自定《迪功集》亦最少，二公正得此意。［7］《带经堂诗话》卷四所言：“弱岁官扬州，数于役大江南北，停骖辍櫂，必以迪功苏门二集自随。顺治辛丑，泊舟海陵，尝取二集评次，录为一通，大抵于徐主《迪功集》，而外集、别集什不取一，于高（子业）主五言，而七言则姑舍是。此本贮箧中久矣。康煕己卯居京师，烧烛检故书，适得二集，铅椠宛然，辄加删补，锓版京师，以申平生瓣香二公之志云。”［5］可知王士祯确有自选刻本，但与四库本之别无从查考。

（4）《完玉堂诗集》十卷，提要云：其诗以清雅为宗，时有秀句。如才怜孤峤远，斗转一峰迎。……王士祯亦摘入《居易录》中。（卷一八一别集类存目八，第2527页）

按：王士祯《居易录》卷十七中只录入一句而己：“一笛破寒渚，千帆凑夕阳。”其他的诗句未见征引。

（5）《草堂雅集》十三卷，提要云：是书世罕传本，王士祯《居易录》记朱彝尊于吴门医生陆其清家仅一见之。此本纸墨犹为旧抄，疑或即陆氏本欤？（卷一八八总集类三，第2636页）

按，《居易录》卷十四：“竹垞说，吴门陆医士其清家有洪炎玉父集、元人税汝权易启蒙小传；顾阿瑛选元人诗，亦名《玉山雅集》，又阿瑛选张伯雨诗，皆毛氏刻十元人诗所不载。”但不能据此推测出此本为陆其清本。《仪顾堂集》卷十九《足本草堂雅集书后》云：“考顾嗣立《元诗选》小传有云，向来藏书家奉《草堂雅集》为秘宝，兵燹之余，独缺首卷。近者朱竹垞太史从琴川毛氏得《草堂雅集》钞本一册，阅之，乃首卷敬仲诗也。由是言之，则《雅集》首卷国初已不可见，作伪者既以卷十一之陈基诗为首卷，又割卷十二之彭罙以下为十一卷，以充完本，当时亦莫辨其伪也。此本（足本）首尾完具，不但远胜浙本，以视顾氏所见首卷仅有敬仲诗者，亦迥不侔矣。”［8］此处言朱彝尊从琴川毛氏所得钞本一册，实为罕见之本。而陆本不知如何，盖不能推测四库本为陆本。且四库本自陈基始至释自恢凡七十人，知为作伪者所修之本。孙星衍云：四库所收不足，仪顾堂有足本。而馆臣未作辨别，选用此本入四库，还疑其为陆本，未加详考。另，谷春霞《草堂雅集的版本系统与成因》［9］一文考此书有三个版本系统，即元刊本、俗本和徐渭仁所藏清抄本。四库所收之本为浙江巡抚采进本，即俗本系统。学界已指出其底本之缺点。

［1］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2］（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6.

［3］张传峰.《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与王渔洋诗学［J］．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49－53.

［4］（清）王士祯．池北偶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757.

［6］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227.

［7］（清）王士祯．香祖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28.

［8］陆心源．仪顾堂集·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9：525.

［9］谷春霞，刘惠．草堂雅集的版本系统及成因［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0（4）：23－28.

［责任编辑］宋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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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树芬（1976－），女，江苏连云港人，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文献教学研究工作。

2012－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