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是什么样子

◇ 杜文娟

内地是什么样子

◇ 杜文娟

2013年5月20日下午三点半，德央给我打来电话，说山南地区的那个病孩已经到龙王潭公园北门，她一会赶到，让我先跟他们聊聊。

龙王潭公园其实就是布达拉宫后面那片古木参天、湖水荡漾的绿地。

走出位于布达拉宫附近的宾馆，赶到平时经常进出的公园东门，看见阿里一位熟人领着老婆孙子逛公园，急匆匆打过招呼，指给我北门方向。公园里外鲜花盛开，柳絮飞飞扬扬，妩媚飘逸。还没有到北门，就见公交车站牌旁边站了好几个人，一位戴眼镜的年轻女子向我微笑，我知道他们就是山南来的患儿家属和陪同人员，人数有点多，一时辨不清到底有几个人。

患儿是五岁男孩旺堆，依偎在妈妈怀里，身体虚弱，脸色寡淡。妈妈只有二十六岁，已经有一个七岁的女儿和五岁的旺堆，漂亮而焦苦的脸庞，让人顿生怜惜。

我引领他们进到公园里面的甜茶馆，要了甜茶和炸土豆片，特地为旺堆要了一瓶易拉罐饮料，这才发现少了两个人。戴眼镜的女孩告诉我，那是旺堆家在拉萨的熟人，担心他们不认识路，专程给他们引路。看到我，心里踏实了，就忙自己的去了，晚上旺堆住他们家。

旺堆一直靠在妈妈怀里，眼睛一会睁开，一会虚掩着，我摸摸他的额头，有一种酸楚感，我清楚他的病症，一种可怕的疾病。

妈妈和一同来的顿珠几乎没有言语，他们不懂我的汉语，我也不懂他们的藏语，戴眼镜的女孩自然是翻译，她是一位热情的女孩。

女孩自我介绍，说自己叫达娃卓玛，拉萨本地人，西藏大学毕业以后，2012年考上公务员，分配到山南地区加查县安绕镇人民政府工作，年底到扎雪村驻村，扎雪村驻村工作组一共四名队员，全是女性。旺堆和爸爸叔叔就是扎雪村村民，妈妈与爸爸离婚，生活在另一个乡的娘家，两地相距骑摩托车一个多小时的距离。

旺堆的爸爸和妈妈属于自由恋爱，妈妈以为爸爸结婚以后会改掉喝酒赌博打架的毛病，新婚两三天以后，就恢复了原来的面目。妈妈在无奈中生下一个女孩，又生下旺堆。全家四口人只有爸爸一个人的耕地，没有牛羊马匹。两年前父母离婚，女孩跟妈妈回到娘家，旺堆跟着爸爸在扎雪村生活。旺堆总见不到爸爸，有时候到叔叔家吃几顿饭，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吃土。叔叔不是亲叔叔，是奶奶的养子。

旺堆也喜欢玩耍，跟着小朋友嬉闹，跑着跑着一头倒地，站不起来。邻居们看见，找不着父亲的踪影，只好通知叔叔，叔叔和妈妈领旺堆到县医院检查，检查完以后，医生建议他们到山南地区医院检查，地区医院检查以后，让他们到拉萨的大医院检查。五月初，在妈妈和叔叔的陪同下到西藏人民医院检查，怀疑是急性白血病加营养不良，建议到内地医院治疗。医生把德央的电话告诉给他们，德央接到旺堆妈妈的电话，火速赶到医院门口，交代要办的三级贫困证明和家长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旺堆一家回去办手续，约定办完手续就去内地治疗。

这件事引起扎雪村村委会和安绕镇政府的高度重视，找不到旺堆的父亲，复印不了他的身份证，就复印了叔叔的身份证，意思是父母离异，旺堆由叔叔抚养。村、乡、县三级贫困证明，连同妈妈、叔叔的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旺堆的户口本复印件，请山南地委党校老师带到拉萨，送到德央手中。

德央计划让山南的旺堆和日喀则的朗加一同到成都治疗，中华儿慈会西部儿童专项基金执行主任李哲，为他们联系了成都妇女儿童医院，并请主治医生与德央取得联系，德央在微信上传去了两位患儿的相关资料，医生答应派车到火车站接站，李哲还在网上招募到成都会藏语的志愿者，担任患儿在成都治疗期间的翻译和力所能及的护理工作。

李哲在北京遥控安排成都的工作，德央在拉萨协调山南和日喀则两位患儿去内地事宜，原计划两家人于5月20日上午到拉萨，也就是今天，由我和德央带他们去火车站买票，乘坐今天晚上的火车去成都，日喀则朗加一家要到傍晚才能到拉萨，出发时间只能推迟到明天。

达娃卓玛告诉我，5月17日安绕镇和村委会开会，安排旺堆到内地住院事项，既然苹果基金会承担住院费用，路费就由当地政府支付，并派达娃卓玛护送到拉萨。同时通知安绕镇在湖南学习的一位副镇长，5月22日学习结束以后，直接到成都接站和看望旺堆。政府还找到旺堆妈妈的一个远方亲戚顿珠，陪同旺堆母子一起到成都。顿珠显然比旺堆的妈妈更年轻，是一位少语瘦削的小伙子，同样也不会讲汉语。

达娃卓玛一行四人为了省钱，乘坐大一点的轿车从山南绕小道到拉萨，300多公里的路程花去大半天时间，一路颠簸很不舒服。大路是柏油路，但大路上设有口蹄疫检查站，也会耽搁时间。

甜茶喝到一半，德央急匆匆赶来，见到德央，旺堆妈妈露出少有的笑容，德央把旺堆拉到自己怀里，一边抚摸旺堆的脸颊，一边交代明天在火车上的注意事项，并在一张纸条上写上成都妇女儿童医院主治医生的电话，日喀则患儿朗加父亲的电话和德央的电话，吩咐他们有不清楚的地方随时电话联系。

旺堆妈妈收起纸条，对德央嘀咕了一句，德央停顿了一下，然后用藏语说着什么。末了，用汉语向我解释，她问内地是什么样子。

我也愣了一下，反问德央，那你说，内地是什么样子。

德央说，她对旺堆的妈妈介绍，内地与扎雪村完全不同，有高楼大厦，人也比拉萨多，但别害怕，医生医术高明，有会藏语的志愿者帮助他们，说藏语的地方就是家乡。

安排完旺堆的事情以后，德央告诉我刚接到自治区人民医院医生的电话，有一位出生27天的日喀则患儿在重症监护室，让她到医院看看，是否符合苹果基金会救治范围，五点半医院下班，最好在下班前赶到。

告别旺堆一行，我和德央赶到医院，正是下班时分，在住院部一楼院子里，迎面碰上几位女士，其中一位个子高挑，面容白皙的中年女人，用汉语问德央，这个你们也管？

德央说，要管的。

还没走到住院部，德央举起手机正要拨打，一楼大厅门口站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子，手里捧着几张白纸，白纸在空气中颤抖不止。见到德央和我，双手合十，有一丝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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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央没有介绍自己，也没有介绍我，只问了一句，情况怎样？

乘了电梯，上到二楼儿科重症监护室，患儿的妈妈和外婆正在哭泣，患儿躺在有孔洞的玻璃罩里吸氧，很清醒的样子，脸上和头部满是褶皱，婴儿似乎望了我一眼，水灵灵的眼神，异常明亮。

德央用手机快速为患儿拍了照片，走出病房，妈妈和外婆送我们到门口，妈妈在门口止步，外婆一直送到楼道大厅，双手放在胸前，竖起两个大拇指，泪流满面。

在二楼大厅，女人把白纸交给德央，一会用藏语交流，一会用汉语说话，我望一阵德央，再望一阵女人，大致搞清楚了患儿的基本情况。

出生27天的患儿还没有取名字，女人好像是患儿的姨妈，父亲在老家照顾老人。患儿是日喀则地区仁布县康雄乡人，在乡卫生院出生，三天以后转到自治区人民医院，已经花费近两万元。诊断为新生儿吸入性肺炎，食道上也有问题。治疗方式是禁食、补液，不能吃奶，输液太多怕心脏承受不了。几位专家会诊以后，建议转到内地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治疗，患儿亲属已经联系好北京一家医院，决定明天乘飞机到北京，民航局要求医院出示证明，证明患儿能够断氧登机。

家属找到医院，医生说以前也开过转院证明，但从来没有开过这种证明。我、德央、患儿姨妈一行三人来到医生值班室，向医生说明来意，交涉结果是明天一早找主任医师帮忙。

后来我得到的消息是，次日医院给民航局开出证明，并让家属携带氧气登机，傍晚时分抵达北京并住进医院。

德央向患儿姨妈详细交代，到北京以后，及时告知医院账号和主治医生联系方式，她尽快给患儿转去治疗费用。

拉萨的白天有一些漫长，从医院出来天还亮着，我和德央在一家面馆吃晚饭，德央接到电话，日喀则朗加一家已经来到拉萨。德央放下碗筷出去迎接，我继续享用合口味的面食，喝完一小碗面汤，才去对面的甜茶馆，德央正向他们交代出行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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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加是日喀则地区白朗县玛乡人，兄妹三人，自己排行老大，已经12岁了，还没上学。肛门失禁七年，曾经作过四次手术未果，西藏各大医院都无法治疗，只能到内地医院救治。历次住院花费四万多元，农村合作医疗不能全额报销，借款至今没有还清。这次到内地治病，从亲戚家借了三千多元路费。找到当地民政部门希望得到帮助，被告知先去治病，回来后按合作医疗标准进行报销。

清早从家里出门，步行到白朗县城，乘坐黑车到日喀则，每人30元车费，再搭乘日喀则到拉萨的班车，每人90元，父母和舅舅陪同朗加到拉萨，到成都只有父亲陪同。全家人没有一个人会汉语，父亲不会打电话，勉强会接电话，德央一遍遍教朗加的父亲拨打电话，我在一旁看着都着急。

朗加有一个大家庭，爷爷奶奶叔叔姑妈加上他们，一共十二口人，只有八亩青稞地，耕地基本够全家人吃饭，牛奶酥油可以自足。

不用一问一答，德央直接替他们回答了我想了解的情况。

拉萨市人民医院有一位医生叫次珍，算是苹果基金会的义务宣传员，得知老家日喀则患儿朗加符合基金会救治范围，主动把德央的电话告诉给朗加父母，又把朗加父母的电话告诉给德央，德央打过几次电话，指导他们如何办理手续，并约定今天上午到拉萨，与山南的旺堆会合以后，晚上乘火车去成都，尽管紧赶慢赶，从家里到拉萨300多公里的路程，现在才到拉萨。

与朗加父母商议的结果是明天一早，德央和我一道为两家人购买火车票并送站。德央发短信把情况告诉给北京的李哲，一会功夫，李哲回复德央，让她放心，成都妇女儿童医院会安排人到火车站接站。

从甜茶馆出来，夕阳已经染红了布达拉宫高高的金顶，月亮已经升上天空，这是西藏特有的自然现象，日月同辉，神奇美丽。

次日清晨，我被德央的电话唤醒，一看时间才八点五十分，德央告诉我两家人要买机票去成都，她开车还有一会才到，让我先去民航售票厅看看，有没有打折的机票。十分钟以后，又接到德央的电话，说山南的旺堆乘飞机去成都，日喀则的朗加还得买火车票，两家人已经在民航售票厅门口会合了。

我答应立即赶到。

宾馆楼下的商店已经开门，为两位患儿各买了饼干、饮料、炸土豆片，拎着两包食品来到民航局售票大厅门口，两家人或站或坐，面无表情，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达娃卓玛的父亲也来送旺堆，朗加的舅舅没有来，去拉萨青稞酒厂上班了。只有卓玛会讲汉语，我也只能向卓玛了解情况。

卓玛说担心旺堆身体虚弱，火车时间太长，万一在火车上摔倒起不来，麻烦就大了，向镇政府领导请示以后，允许他们乘飞机。机票还没有买，等德央来了以后再确定。朗加和父亲只有三千多元路费，如果去内地时乘坐飞机，返回来的路费就不够了。

德央终于赶到，问明情况，又到售票大厅问了售票员，知道还有打折机票，觉得乘坐飞机比较划算，与两家商量干脆都乘飞机，成都方面也好统一接机。

差不多就要掏钱买机票了，朗加的父母说他们的行李还放在堆龙德庆县的亲戚家，乘坐公共汽车去堆龙取行李，再赶到这里乘机场大巴，起码也到中午时分了。德央一时无语，沉默以后，作出决定，旺堆家先乘飞机去成都，朗加父子乘明天的飞机。

我听得一头雾水，堆龙德庆县我比较熟悉，打车去那里顶多半小时，来去一个小时的路程怎么耽搁一天时间呢。

我问德央是不是可以开她的车取行李，德央说已经约好民族团结发展促进协会财务人员，一会要去转账。

我说那我打车帮他们取行李，你帮他们买今天中午的机票，两家人一同出发。

说完后，伸手拦住一辆出租车，讲好来回一百元的价钱，在朗加父亲上车还是母亲上车的细节上，我发现父亲没有反应，母亲似乎明白要赶时间，跟我上了出租车。出租车直接开到堆龙德庆县城一栋三层小楼前，楼上楼下没有一个人，朗加的妈妈上到二楼靠边的一户人家，门开着，她扛来一个很重的编织袋放到出租车后备箱里，再次上楼，又扛来一个巨大的提包，我以为没有东西了，正要合上后备箱，她说了一句什么，我没有领会。

司机问我，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拿这么多东西。

我说，要去内地给孩子治病。

司机惊叹，去个内地，至于拿这么多风干肉青稞面吗？内地还没有饭馆啊，哎呀，还有青稞酒哩。

说话的当儿，朗加妈妈又拖来一个拉杆皮箱，怀里还抱着两罐两公斤装的饮料瓶，瓶子里是自家酿制的青稞酒。

赶紧让她坐上车，开出一程，我给德央打去电话，说二十分钟后赶到。

到了售票厅门口，两家人的机票已经买好，当天中午的机票，德央跟李哲联系，确定了接机事宜，并商量请李哲帮忙，能否解决朗加父子返回西藏的路费。

德央在两张A4打印纸上写上大大的“成都妇女儿童医院”字样，并在右下角写上两位主治医生的电话，和双方家长电话，旺堆妈妈和朗加父亲各拿一张。

德央一再叮嘱旺堆的妈妈、顿珠和朗加的父亲，上飞机前关闭手机，下飞机后打开手机，两家人不要走散，如果走散，按照纸上的手机号码联系对方，出机场的时候举起白纸，有人接机。

上机场大巴的时候，忽然发现朗加的父亲怀里抱着那两罐青稞酒，脸喝得红红的。我笑着对他说，飞机上不让带酒。他似乎没明白我在说什么，对着酒瓶又喝了一大口。

德央对我说，他心里难受，想喝就喝吧。

我说，喝醉就登不了机了。

德央说，自家酿的青稞酒度数不高，没事。

达娃卓玛陪同两家人一起到机场，几分钟后，机场大巴消失在拉萨的和风与垂柳间，我长叹一声。问德央，你天天为这些琐事忙碌，图什么啊。

德央笑着说，这是我的工作啊，做这种事，比到寺庙磕头烧香祈求福祉实在，其实也是积德行善。王秋杨还是汉族人，她创立的苹果基金会远在北京，还得到成龙基金会的支持，有这么好的基金会和好心人帮助西藏，为西藏贫困儿童解除病痛，每一位西藏人都应该感激和保佑他们，本人只是一位执行者，虽然辛苦，内心非常踏实。

晚上六点，德央发来短信，成都妇女儿童医院已经接到两家人，两位患儿状态正常。

2013年8月30日，写完以上文字，给拉萨的德央打去电话，询问相关情况。德央告诉我，截止现在，今年已经经手办理了近60位大病患儿手续，200万元一旦用完，成龙基金会继续注入资金。

她还告诉我，山南的旺堆还在成都治疗，已经第四次住院，每一次出院中间间隔一两个周，一直在成都待着，有志愿者陪伴，时不时送一些玩具和零食。旺堆的病情有所好转，但不太稳定，化疗以后会发高烧，已经转去十多万元医疗费。

朗加在成都妇女儿童医院做完手术以后，病情有所好转，但没有根治，需要患儿做一些康复性锻炼，总费用不到五万元。医院派车送他们到机场，父子俩人自己买机票已经返回西藏。

那位送往北京治疗的婴儿，最终没有治愈，返回家乡两三天以后死亡，苹果基金会为其落实四万多元住院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