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年底的一次尴尬经历

梁长山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辽宁的产业结构“重重轻轻”，副食品供应相当紧张。一个月发3两油票，很少的细粮票，几个月才发一次肉票，陷入了“无肉少糖”的困境。而当时的北京，各种副食品一应俱全，成为全国人民都向往的“福利高地”。

1978年12月22日，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那天，我坐火车去北京出差。临行前，单位的同事纷纷托我买肉买糖，屈指一算，居然有20多人。

当时，我应允得很慷慨，而要兑现诺言，就得付出时间了。下火车后，我走进北京大栅栏的一家副食品商场排队买肉。当时我前边只有几个人，轮到我时，我底气十足地说：“我要30斤肉，每份1斤。”

服务员用一种异样的表情盯着我说：“东北的吧？我们这儿有规定，一次只能买2斤，多了不卖！”

我惊讶地问：“为什么呀？”

这时只听后边排队的一个人用“京腔”大声地说：“为什么？就因为‘东北虎下山了！”

又一个人接着说：“真是‘东北虎下山，每人都是几十斤地整。”

我当即不悦地说道：“你这个规定可有问题，是不是歧视外地人？”

后边一个人居然不客气地说：“就是针对你们‘东北虎制定的。你们一买就是几十斤，长途贩运回去投机倒把呀？”面对这无端的诽谤和恶语，我和他针锋相对地吵了起来：“你别以为自己是首都人就狂妄自大，就觉得很了不起。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靠着全国各地的支持，北京的条件才这么好……”

这场不快终于在一位商场负责人的劝和下结束了。他告诉售货员：“多给他称一份。”此刻，一种被嘲笑、被伤害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在后面人揶揄的眼神里，我付了钱，拎起4斤猪肉匆匆“逃离”现场，耳边似乎仍然回响着他们的窃窃私语。想到还没有买足斤数，仿佛看到了回去后同事们失望的目光，我只好硬着头皮，又接连去了几家副食品商场，排了好几次队，才买足了既定的斤数。

当我乘坐的火车抵达沈阳站时，几位托我买肉的同志早已等在站台上了。看到我手里大包小包的行李，他们一阵欢呼，大声说：“可以吃红烧肉啦！”而此时，我的心里却涌出了一种苦涩——为了买到这些肉，我可是尝到了被嘲讽的尴尬滋味。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往日物资紧缺的生活，那个尴尬场面就历历在目。可以说，这是那个特定时代留给我的深刻烙印，也是抹不去的时代伤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很快吹遍神州大地。仅仅经过两年的时间，辽宁城乡各地的副食品供应就实现了自给自足，结束了“东北虎下山”到北京购买肉、糖的历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