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交际处述论

秦立海，高 芳

(天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072)

延安交际处，全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是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设立的主要负责对外接待工作的专门机构。“由于当年交际处的全部档案，在解放战争中被管理档案的同志不慎失落”[1]317-318，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延安交际处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近年来，关于延安交际处的研究文章主要有两篇：霍雅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的统战工作》，《中国延安干部学院》2010年第1期；缪平均《抗日战争中的延安交际处》，《光明日报》2011年12月14日第14版。鉴于此，本文主要根据时任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撰写的回忆录，同时辅以其它相关资料，尝试对延安交际处作一初步探讨。

一、延安交际处的发展历程

延安交际处从成立到结束，前后长达10年之久，并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37—1939年是起步发展阶段，1940—1943年是克服困难阶段，1944—1947年是成就辉煌阶段。

(一)延安交际处的起步发展阶段(1937—1939)

延安交际处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外交部的交际处，处长由西北办事处秘书长伍修权兼任。不久，交际处改为招待科，科长为胡金魁。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原西北办事处下属的部、局，相继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厅、处。调整后，外交部被撤销，只保留了一个招待科，负责外来宾客的生活接待。1937年11月底，陈云从苏联回到延安，鉴于外交部被撤销后对外宣传联络工作受到影响，建议中央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938年1月，中央组织部派曾在白区做过上层统战工作的金城，做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对外联络秘书。同年5月，边区政府决定将原招待科改为交际科，金城任科长。1940年，交际科又改为交际处，处长仍为金城。[2]

延安交际处在行政编制、经费开支、组织生活等方面，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管理，政治上、业务上初由中央组织部，后由中央办公厅领导。在人员编制方面，最初只有五名干部，十多名勤杂人员，后来逐步有所增加。根据工作需要，交际处下设三个科：联络科、招待科、总务科。其中，联络科和招待科主要负责联络并陪同客人会见党政军负责人，参观游览，参加群众大会、文艺晚会和宴会等；总务科主要负责后勤工作，照顾好客人的饮食起居。交际处早期驻地在延安城内大街的南端，只有三个招待所。“其中条件最好的是第二招待所，这是一个坐东向西的临街小院，里面有一处U字形的小平房，其中有三间所谓的‘特级’客房。每个房间里都有土火炕，室内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凳子。”[3]2931938年11月，延安遭到日本飞机轰炸，交际处被毁坏，不得不异地重建，迁往延安城南的南门外半山坡上，一共建造了15孔石窑洞，25孔土窑洞，35间平房，外加一座礼堂，两处餐厅和一所灶房，硬件设施较前大为改善。

延安交际处成立之初，由于物质条件有限、接待经验不足，而又来宾众多且情况复杂，在工作方面曾一度面临不少困难，但经过多方努力都得以克服，并逐步走上了正规。据统计，延安交际处仅在1938—1939年就接待中外来宾3000多人，涉及党政军民学各方面，还包括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国际青联访华代表团，南洋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国民党抗日将领卫立煌、续范亭，国民党政府北路慰问团、赈济委员会，著名抗日人士邱琮，著名肺结核病专家何穆夫妇等。延安交际处在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自力更生、勤俭办事的优良作风，收到了良好的工作效果。

(二)延安交际处的克服困难阶段(1940—1943)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为了限制、削弱乃至消灭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不但在1940年冬完全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而且在1941年1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此外，他们还调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对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再加上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和连年的自然灾害，致使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为了克服困难，陕甘宁边区广大军民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延安交际处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也搞起了生产自救。据金城回忆：“我们就利用我们的优势——有好厨子，来发展经济、克服困难。我们在南门外开了一个小饭馆，先取名‘延安酒家’，后改称‘足食园’，卖馄饨、包子、烙饼、八宝饭，也卖炒菜，包办酒席。当交际处接待外来宾客时，‘足食园’可开宴会；没有特别接待任务时，‘足食园’即对外开放。这样，‘足食园’既可招待外来宾客，又可赚些薄利，补充和改善交际处工作人员的生活。”经过两年的努力，1943年延安交际处的生产自救已经初见成效，基本做到了丰衣足食。“这时的‘足食园’不但能制作烧饼、油条、馄饨等大路货，还能制作糖果、面包、果酱、奶油、果脯、糕点等。为了招待来自欧美国家的盟友，我们还学会了做西餐，像炸猪排、牛排、沙拉、纸包鸡、苹果排、鸡蛋糕、奶油鸡汤等”。[1]314-316这为延安交际处进一步做好中外宾客的接待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此期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挑起国共摩擦，并对边区实行政治封锁，对中外来宾前往延安造成了不少困难，但很多人仍然冲破重重阻挠奔赴延安，结果除来自国民党方面的人员有所减少外，总体上到达延安的人员是有增无减。据统计，延安交际处在1940年接待中外来宾1400多人，1941年达到2800多人，1942年亦有2000多人。其中，包括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绥米绅士参观团，晋西北绅士参观团，甘肃回民抗日骑兵团团长马思义等。当然，更多的是从国统区、沦陷区和海外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他们的到来不但给延安增添了新的血液和力量，而且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三)延安交际处的成就辉煌阶段(1944—1947)

延安交际处在克服经济困难，进而实现丰衣足食后，为了满足接待工作的需要，又进行了房屋扩建，在新市场南边向东的半山腰上打了30多孔冬暖夏凉的窑洞，在山脚下建造了20来间客用平房和工作人员宿舍，还建造了可供七、八十人使用的餐厅和会客厅。[1]206与此同时，随着接待任务的日益繁重，延安交际处的人员编制也不断扩充，后来发展到干部20多人，勤杂、警卫人员50人左右。这使延安交际处的接待能力较前大为提高。

1944年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的起步年，也是延安交际处历史上极为辉煌的一年。这年的6月和7月，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先后访问和进驻延安，揭开了中共外交工作的序幕。对此，中共中央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4]473为了做好接待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将延安交际处在政治上、业务上划归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领导，并增设了研究科、翻译科等科室，还专门设立了军委外事组，组长杨尚昆，副组长王世英、金城，成员有柯柏年、陈家康、黄华、凌青等，具体参与接待工作。因此，“交际处也可说是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的雏形，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奠定了基础。”[3]402

由于思想重视和准备充分，延安交际处的接待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仅以饮食为例，据金城回忆：“早餐时，中外记者见到一盆盆牛奶或稀粥，一盘盘的鸡蛋、面包、馒头、酥油(土制奶油)和小菜，兴致勃勃，狼吞虎咽，饱餐一顿。”同样，“在为美军人员洗尘的宴席上，当我们端上自制的西餐：面包、果酱、牛奶、猪排、炸鸡蛋以及各种西点时，客人欢欣已极，他们难以想象在陕北穷山沟里还能制作出如此丰富的西菜。”[1]205，193在住宿、参观考察、文娱活动等方面，延安交际处也安排得井井有条，令客人非常满意。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延安交际处也给予了热情周到的接待。据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中记载：“出延安城南门，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地名瓦窑湾，每人一间卧房，凡是你所想到需要的，都替你预备着。”[5]除上述3次重大接待活动外，延安交际处在1944—1947年间接待的重要人物还有：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国民党著名将领张冲，民主建国军参观团领队范龙章，著名法学家陈瑾昆等。

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3月14日，金城带领延安交际处的最后一批客人和工作人员撤离延安，在绥德暂驻一个多月后转移到山西。此后，金城调离交际处，到西北野战军教导团做敌军俘虏军官工作。1948年4月，延安收复后，交际处迁回原址。1949年6月，延安交际处改为陕北行政公署招待所。现为延安交际宾馆所在地。

二、延安交际处的主要职能

延安交际处作为中共主要负责对外接待工作的专门机构，其最基本的职能就是负责接待来延安的中外来宾。同时，由于延安交际处具有与中外来宾近距离接触和交往的特殊便利条件，因此在接待职能之外又衍生出了宣传、统战和情报工作职能，成为了当时中共对外工作方面的多面手。

(一)接待来延安的中外来宾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像一座光芒万丈的灯塔，吸引着大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纷纷从国统区、沦陷区和海外各地而来，探求真理，参加革命。延安交际处“相当于现在北京的钓鱼台，客人很多”，“从中央到边区的所有的党政军民学机关的客人，全归交际处接待”。[3]407，282

当时，周恩来曾明确要求，延安交际处在对中外来宾的生活接待方面，要做到热情周到，在物质上尽量给予优待和照顾；但也要量力而行，不要搞铺张浪费。据此，延安交际处在物质条件比较艰苦的情况下，大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并根据客人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把接待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例如，在接待国民参政会6位参政员时，延安交际处“特地准备了适合老人清淡口味而又营养丰富的食品，如牛奶、鸡蛋、小米粥、白面馒头、白塔油等等。又考虑到陕北的气候，虽已至六月，早晚仍有些寒冷，就集中了许多厚棉被褥，每张床上都铺垫了厚厚几层。”“在六位先生逗留延安的五日之中，几乎每天晚上都有盛大的宴席招待和群众大会、文艺晚会慰问。我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轮流出席作陪。”此外，在交际处的安排下，6位参政员还在会谈之外，“分头参观了延安市容、供销合作社、供应总店、信用合作社、银行、延安大学、光华农场、日本工农学校以及宝塔山等名胜古迹。……延安的上下一致、同心同德的精神面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气，特别是蒸蒸日上的各项事业的发展气势，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222，230

延安交际处的接待工作，在光鲜的外表背后其实异常艰辛，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大量心血和汗水。对此，据金城回忆：“不了解交际处实际工作特点的人，总以为在交际处工作可以经常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可以陪客参观游览；还可以出席宴会，好处很多。……但不为外人所知的是，在这些好处的背后，交际处同志们需要付出多少艰辛的劳动啊！交际处的工作人员，必须具备坚强的战斗意志，饱满的革命精神，热情好客的服务态度，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每接受一项大的接待任务，就象迎接一场战斗，从处长到每一个联络人员、招待人员、总务人员和秘书、文书，都全力以赴，投入战斗，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等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完成任务以后，每个人都象生了一场大病，疲乏不堪。”[1]301正是这种战斗式的奉献精神，才确保了每一次接待任务的圆满完成。

(二)宣传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宣传机构——宣传部；同时，也要求其他相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承担相应的宣传任务。延安交际处作为当时中共对外工作的重要窗口，具有与中外来宾近距离广泛接触的便利条件，自然在对外宣传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因此，充分利用接待之机向中外来宾广泛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和陕甘宁边区的建设成就，就成为延安交际处的一项重要任务。

早在延安交际处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对待来宾的宣传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根据地人民战斗胜利的成绩，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要采取老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切不要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组织他们参观考察时，要尽力让他们对我们有全面的了解，要让他们看我们工作中的优点和成绩，也可让他们看看我们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弱点甚至错误。……只要我们诚恳坦白地说清楚实际情况，是会取得人们的信任和理解的。”[1]6例如，1938年2月，国民党抗日人士邱琮以中山大学教授身份访问延安，在陕甘宁边区住了两个多月，从政治、经济、军队建设、文化教育、生产计划、行政领导等各方面进行了认真考察。“总的说来，我党、我军、我边区给他一个十分良好的印象。”但其中有些做法也引起了邱琮的不满和批评。后来，他在一封题为《管窥谨献》的来信中，从根本策略、统一战线、教育、文化、军事、对敌军政治工作、检查行旅、招待外来人员、生产建设9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和建议。邱琮特别对自己离开延安时，在七里铺检查站被翻检、搜身和扣留文件提出了尖锐批评。此事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专门派人进行了道歉，并将所扣笔记本送还。此外，毛泽东还要求延安交际处取消了原先实行的“来宾证”制度。[1]20-24

当时，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首府，曾引起了边区各地绅士们的极大兴趣，他们都想到延安看看。于是，在当地中共党组织和政府的支持下，一些有代表性的绅士们纷纷组成参观团，相继到延安来参观学习。仅1941年来延安的就有绥米绅士参观团、三边绅士参观团、陇东绅士参观团等。延安交际处对这些参观团，都大力做宣传、教育和争取工作，“安排他们参观延安工农商业的生产和经营情况、政府部门的工作情况以及人民生活、学校教育、群众团体活动等各方面情况，使他们切实了解延安，进而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人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对绅士参观团的到来十分重视，每一批都亲自接见和设宴款待，耐心解答绅士们提出的问题，启发他们放远眼光，积极参与和配合边区政府的工作。“参观团的绅士们通过在延安的参观、访问、学习，思想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他们带着对延安的良好感受和学到的先进经验回到当地，发挥了良好作用。”[1]128-129

(三)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已于1939年1月设立了专门的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但延安交际处仍然承担着十分重要的统战工作职能。因为延安交际处的主要接待对象是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外来宾，而他们又是中共的重要统战对象。因此，“延安交际处的工作并不只是招待客人食宿，主要任务是广交朋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409

早在延安交际处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对如何做好中外来宾的统战工作做了许多重要指示，强调：“统战工作是争取人、团结人的工作。人的阶级地位、政治立场、学术观点、社会影响，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都各不相同”。因此，“要做好统战工作，首先就要做好对外来宾客的调查研究。”此外，“对待外来宾客，接待交往，要讲民主、讲礼貌。只有给人以充分的民主，让来宾自由交往、自由议论，才能做到在政治上、思想上以理服人。……我们要以礼待人，不卑不亢，倾听各种不同意见，才能交成朋友。”毛泽东还针对金城反映的“介绍外来宾客到各机关、学校参观访问时，有些单位首长总是推托自己业务工作繁忙，不太愿意接待”的问题，明确要求各机关、学校的负责人必须尽可能地抽出时间亲自接待，不应把接待外来宾客看成额外负担。[1]4-7

毛泽东不仅非常关心和重视延安交际处的统战工作，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出面，广交朋友，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统战工作者的表率。当时，毛泽东经常亲自到延安交际处招待所会客。“对外来的宾客，不论是团体还是个人，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也不分进步、中间或落后，都很重视。对政治上落后与顽固的来宾，他尤其重视。”因此，凡是交际处“认为需要他亲自接见的，只要把报告一打上去，他有求必应，或及时在自己的住处接见，或主动来交际处会见。”1938年初，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行政工作考察团访问延安，团长王德圃提出过分要求，半个月内需要毛泽东4次出面接待。金城很为难，毛泽东得知后明确表示：“需要我出面四次就四次，你应当予以同意。”并着重强调：“今后来延安的客人，凡要求见我的，你尽可以答应他们，并把他们的要求及时告诉我。我工作虽多，但是统一战线工作就是我的重要任务之一，只要需要，我一定会抽出时间来。”[1]10-12王德圃对毛泽东数次亲自接见非常满意，表示他们在延安的时间虽短，但是所得印象深刻，并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给予了高度评价。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骤然紧张。延安交际处的工作人员甚至包括金城本人，曾一度对来宾中的国民党顽固分子采取了消极、冷淡的态度。对此，毛泽东指出：“进步分子的思想之所以进步，是因为别的同志早已做了许多工作；中间分子虽然有程度不同的两面性，但争取团结他们的工作也比较容易；争取团结顽固分子的工作，则要复杂困难得多。要知道分化顽固派，争取多数顽固分子与我们合作，是我们争取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继续合作的关键，你们必须下大力气、下大功夫去做。”[1]109毛泽东曾再三地对金城强调，交际处的统战工作重点一定要真正落实到分化、争取国民党顽固派上面，从而及时纠正了交际处统战工作中出现的偏差。

(四)搜集和整理情报信息

延安交际处除了要做好接待、宣传和统战工作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职能，就是充分利用与中外来宾密切接触的便利条件，努力做好情报信息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为中共中央及其有关部门及时了解和掌握各方面的最新动态，科学分析和判断国内外的复杂形势，进而做出正确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延安交际处在成立之初就建立了严密的登记制度，金城要求传达室对每天出入的人员都要认真记录，夜晚出去的人员更要记录出入的具体时间，以便了解和掌握客人的活动情况。此外，金城还非常重视从与客人的谈话中获得重要信息。有一次，金城从与邱琮的谈话中获悉，蒋介石想在广东恢复十九路军建制，起用原总指挥蒋光鼐，要他在潮梅汕直到东江一带组织抗日武装。这样，一来可以利用蒋光鼐在广东的声望和他对日作战的经验，带领国民党军队打几个胜仗，为蒋介石捞回一点面子；二来可以限制、排斥共产党在广东的抗日武装。金城知道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动态十分注意，特别是有关蒋的抗战决心和军事力量部署方面，尤为重视。于是，就将邱琮所谈的情况整理成一个材料，上报毛泽东。果然，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并很快回信表示：“广东材料很好。以后多收集这些材料告我，从外来人口中应该收集各方面材料。”[1]15-16此后，“金城遵照毛泽东同志的信示，每接待一批客人，都亲自向党中央、毛主席书面汇报一次情况。”为此，“他每天晚上都要听取科长们的汇报，主要是为了了解和掌握客人们的言行及思想动态，一般在夜里十一点，他开始写上报中央的报告。”[3]382，408

除了从外来友好人士中收集材料外，延安交际处还非常重视从国民党顽固分子甚至特务中获取情报。当时，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曾以加强国共军事合作的名义，先后向延安派遣了多批联络参谋。但事实上，这些联络参谋都是由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直接指挥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我党、政、军、民各方面的情报秘密上报重庆、西安。有的甚至搞阴谋诡计，收买我方人员，或者企图打入我党，进行破坏活动。”为此，延安交际处“一方面对他们以礼相待，政治上、生活上给以优待和方便，以期他们完成正当任务；另一方面，对他们的破坏活动或不正当行为，予以针锋相对的斗争。”[1]50-51因此，延安交际处作为一个接待单位，在广交朋友、盛情接待八方宾客的同时，不得不去搞情报工作，也是被当时严酷的现实，特别是国民党的特务活动逼出来的。

为此，“交际处人员中有一批情报工作人员，业务分别受当时的社会部和保安处领导，但是许多具体工作是在金城同志协助下完成的。”[3]402据曾在延安交际处担任招待科长的杨黄霖回忆：“金城让我跟招待人员一起，和国民党联络参谋同住在一个院子里，日夜留心他们的活动。那时交际处的招待人员，同时又是精干的侦察员。……招待人员都经过训练，每天把国民党联络参谋房间内的废纸都从废纸篓里捡出来交给我。我把那些撕碎的纸片拼起来，从中知道他们的动向和关注点。”杨黄霖每天都把得到的情况向金城汇报，并向边区政府保安处侦察科长王凡汇报。延安交际处曾圆满完成过很多上级交办的情报工作任务，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夏至1944年春，延安交际处有关工作人员在金城的直接指挥下，经过精心策划和认真准备，圆满完成了窃取国民党联络参谋同重庆方面电报往来的密电码任务，使中央社会部成功破译了国民党联络参谋与重庆之间的大量往来密电，为中国共产党有关决策提供了重要情报依据。[6]

三、延安交际处的工作原则

延安交际处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坚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并在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原则。这些原则主要包括：“来去自由”的接待政策；“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宣教方针；“正面宣传，求同存异”的统战策略。

(一)“来去自由”的接待政策

在延安交际处接待的广大中外来宾中，除进行短暂访问的客人外，绝大多数留了下来，并走上了革命道路，但也有个别人“因各种原因，不能适应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环境，在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向组织要求离开。”“对个别来而复去的朋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延安交际处成立之初就定下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的政策。

当时，许多党员干部对“来去自由”的政策不理解，甚至个别人还抱有抵触情绪。对此，毛泽东耐心解释道：“一个人参加革命，完全得凭他的自觉自愿，凭他自己的觉悟程度。有的朋友对我们党的宗旨、路线、方针政策不很理解，对我们的工作制度、工作方法或生活习惯感到不能适应，觉得国民党统治区的某些东西更适合他的口味，因此来了以后又想出去，那么就让他出去嘛。强扭的瓜不甜，勉强留下的人对双方都没什么好处！过去他对我根据地是慕名而来的，现在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将来他回国统区后，又会以亲身经历将我解放区和国统区再一次作比较，那时他的认识就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了。他如果觉得还是我们根据地好，想再来，我们再欢迎他。他是经过反复认识、比较又一次确立参加革命的信念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欢迎他呢？”[1]159

延安交际处在接待工作中始终严格贯彻执行“来去自由”的政策，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例如，1938年8月，著名的肺结核病专家何穆夫妇从重庆来到延安，受到交际处的热情接待，并为他们安排了与其专业相关的工作，但不久因工作不顺利和生活不适应而要求离开延安。对此，中国共产党方面立即批准，并郑重表示：“若愿意再来，我们一如既往地热情欢迎。”何穆夫妇于1939年1月回到重庆后开了一个私人诊所，结果黑暗势力的压迫接踵而至，再加上物价的昂贵、生计的艰难、特务的盯梢……，使他们产生了重回延安的愿望。1940年12月，何穆夫妇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第二次来到延安，又受到热烈欢迎。后来，二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当然，也有去而不返的。1946年6月，原国民党中央航空第八大队上尉机长刘善本驾机起义后，其中有4人不愿意留在解放区，执意要回去。延安交际处以礼相待，将他们护送出了解放区。

(二)“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宣教方针

1938年10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政府强化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全面封锁政策：“一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二不许边区报纸对外销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来往。”[4]470结果，“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7]为了打破这种封锁，中共中央为延安交际处制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宣教方针。

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这为交际处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为此，周恩来指出，这次“交际处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八个大字。就是要把中央的各项政策、方针和我党、我军、我解放区党、政、军、民、学各条战线在具体实践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成绩宣传出去。我们除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参观访问外，还要准备对记者团在参观访问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各种思想，多做解答解释工作，揭穿国民党的造谣诬蔑，提高他们对我们的认识，加深他们对我们的了解。”周恩来还特别强调：“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1]200

据此，延安交际处安排中外记者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杨尚昆等人进行了多次会见和会谈，并参观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及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兵工厂、被服厂、难民工厂、光华农场、中央医院等单位，对边区各方面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中国记者们回到重庆后，许多人在报上或私下如实地介绍了他们在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外国记者们返回大后方和本国后，更以详实的资料广泛宣传了延安和解放区的欣欣向荣面貌。1945年3月，董必武在一次报告中曾提到：“一个外国新闻记者对我说，他在来延安前，觉得我们的宣传有些夸大，来延安后，他觉得我们的宣传太不够了。”[1]217

(三)“正面宣传，求同存异”的统战策略

延安交际处接待的中外来宾，由于政治态度各异，统战工作难度很大。据金城回忆：“在交际处接待的外来宾客中，有政治态度先进的、中间的，也有落后顽固的。那些比较先进或中间的客人，态度友好，谦虚诚恳，容易看到我们的优点，接受我们的宣传。而那些落后顽固分子，往往抱着成见，甚至抱着敌意来到延安，他们之中有的含蓄，有的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出言不逊、吹毛求疵。对这些落后顽固分子，我们并不急于与之辩论，更不当面争吵，而是采取以礼相待、正面宣传、求同存异，用事实进行反驳和教育的方针，最后达到分化、争取他们的目的。”[1]74

1938年8月，延安交际处对国民党赈济委员的接待，就是灵活运用这一方针取得成功的典型。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下属的赈济委员会派出曹仲植、郝瑞真、韩天耀、董承荫、李崇庭五名赈济委员，携10万元赈济款来陕甘宁边区救济灾民，随行的还有曹的秘书李振鹏和其弟弟曹觉民。其中，对中国共产党态度比较友好的有郝瑞真、韩天耀，比较顽固的是曹仲植、曹觉民兄弟。在办理放款工作之余，交际处工作人员陪同他们对延安和边区进行了参观考察。虽然曹氏兄弟抱着成见，到处挑毛病，甚至故意对好的地方视而不见，但不管他们多么出言不逊，态度蛮横，延安交际处的工作人员仍然以礼相待，“采取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正面宣传，用事实说明问题的方针，经过耐心的工作，终于使那几位态度不大友好的赈济委员在事实面前态度不得不有所改变。”后来，曹氏兄弟还分别捐款给鲁艺及文协，虽然数目不大，还是表达了他们有所转变的心意。[1]74-77

延安交际处的上述三个工作原则，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其中，“来去自由”的接待政策所体现的自由和尊重精神，吸引了更多的有识之士奔赴延安，从而为贯彻“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宣教方针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会；“正面宣传，求同存异”的统战策略，则为更好地“宣传出去，争取过来”提供了正确的策略指导。总之，这三个工作原则，不但对当年延安交际处各项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做好当前的宣传统战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2]缪平均.抗日战争中的延安交际处[N].光明日报，2011-12-14(14).

[3]金城.为党交游六十年——金城文集[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175.

[6]杨黄霖.延安交际处忆往[J].百年潮，2007(2)：26-28.

[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