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诸民族跨国流动的历史景观与话语对峙
——以我国东北地区为例

孙 春 日

(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近代我国东北地区是东北亚多民族会集的地方。由于多种原因，日、俄、朝等诸民族19世纪后半期开始不断流入我国东北地区，以此为历史舞台，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景观。这些历史文化景观作为我国近代东北史的一个历史符号，让人触景生情，常常激起目击者的历史记忆和各种解读。有的让人想起东北亚诸民族友好往来的历史，而有的却让人追溯到锋刃相接的往事与场景。近年来，日本对当年在我国东北乃至亚洲各地留下来的象征侵略历史的文化景观视而不见，欲盖弥彰，指鹿为马，屡屡试图翻案，与中韩等国引起历史纷争和话语对峙，让人们对对军国主义历史毫无反省和悔改的日本惊愕不已。

就此，本文以中国东北地区历史文化景观为切入点，就日、朝、俄等民族近代以来以我国东北为中心跨国而居的社会背景、他们在东北地区留下的历史痕迹、以及围绕这些文化历史景观为什么东北亚诸民族产生话语对峙等进行考察。

一、东北亚诸民族流入我国东北地区

近代东北亚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是，东北亚诸民族不断向我国东北地区流动，最后形成跨国而居的生存形态。所谓地域文化，是“在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因素等多重要素综合作用下,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步孕育和形成的”。[1]但是，地域文化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两个因素中，起首要作用的还是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因为生活在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必须过着与这个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经济生活。而所谓社会文化，也是人们与自然环境相搏斗、克服过程中，逐渐顺应自然环境的社会活动的总称。当然,在社会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政治的、军事的等诸多社会人文因素曾予以的重大影响也不可低估。看近代以来东北亚诸民族不断迁徙、流动的过程，的确与所在国或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生存条件有密切关系。这种线索，可在近代以来日、俄、朝等诸民族流动中很容易找出其原因。

毋庸置疑，中国东北地区在自然地理条件和人类生存环境等方面，在东北亚诸国中处于优越地位。中国东北三省面积近80万平方公里，物质资源极其丰富。一望无际的东北大平原，无所不产，无所不藏。据统计，至20世纪30年代初，东北的未耕地尚存整个面积的55%。在这里，木材、铁矿、煤炭、石油等资源无所不有。仅以铁矿资源而言，20世纪30年代东北的埋藏量为4亿7千万吨，这比日本当时的埋藏量1亿2千万吨多达4倍。[2]东北还有广阔的海域和丰富的海域资源，特别是东北南端有大连、旅顺、营口等“不冻港”，为一年四季航海运输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天然条件。因此，近代以来我国东北地区一直成为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肥肉，其中日俄两国尤甚。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不断向大陆发展其势力。所谓“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为此，日本一直推行军事侵略和海外移民并举的“大陆政策”。值得一提的是，历代日本的移民政策，除了日本领土扩张野心外，与他们生存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不无关系。众所周知，大和民族生存的自然条件非常恶劣，领土面积只有3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云南省)的日本，山地和丘陵占日本陆地总面积的70%，平原很少。特别是火山多达200多座，常有火山爆发，日本里氏6级以上的地震占世界的二成以上。尽管水源充足，但是河流多发源于中部山脉，河流短小湍急，容易洪水泛滥。因为耕地少，资源也极度贫乏，粮食、煤炭等资源大多从国外进口。

相比之下，中国东北地区资源如此丰富，生存条件十分优越，日本把中国东北地区当作“现代地球上最有力的移住地”。[3]日本作为在帝国主义阵营中后起的国家，欲急起直追其他列强。但是，版图的狭小、原料的贫乏限制了其发展。而东北无所不有的资源，令其垂涎。若占领满蒙，满蒙资源可为日本工业发展注入血液。因此，号称“大东亚论客”的大川周明极力主张日本向中国东北扩张，说“舍满蒙之外别无他途”。[4]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上提出，中国东北对日本来说“在国防和国民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他在其所著的《滞满所感》中也写道：东北土地肥沃，可容纳多数移民，向大陆发展是日本民族生存的第一，经营大陆是国家的生存、民族发展的必然需要。1931年春，前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在一次演讲中也鼓吹：“满蒙问题是我国存亡攸关的问题，是我国民之生命线。无论在国防上或经济上都应这样考虑”。[5]总之，日本把侵略东北思想概括为“生命线”、“利益线”、“主权线”。

基于这种理论和思维，日俄战争后，日本通过《朴茨茅斯条约》、《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即“间岛协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的条约》(即《满蒙条约》)》等诸多条约，在我国东北攫取了很大权益，并积极推行移民政策。日本策划者们企图通过移民来壮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势力，掠夺东北资源，同时为保障这些权益，又以强大的军事为后盾，防御俄国的反攻和其他列强在东北的插足。据《满洲开发四十年史》载：1906年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时，在大连和满铁附属地的日本侨民只不过16 612人。但是，以后逐年增加，1910年为61 934人，1915年为84 572人，1920年为135 470人，1925年为174 162人，1930年为215 463人。[6]也就是说，25年内，在大连和满铁附属地的日本人增加了13倍。他们之中，一部分是铁路职工和行政人员，一部分从事工商业、矿业、农业和水产业，还有少量的自由职业者或无职业者。“九·一八”事变后，通过《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日本政府企图让更多的日本移民来到东北。

俄罗斯人19世纪末大批流入中国东北地区，也是与当年俄国远东地区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沙俄除了在远东地区扩大领土外，在太平洋地区获得“不冻港”，是其在远东地区不断扩张的原动力。俄国从东欧小国，膨胀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但是基本上只作为内陆国，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交通运输尤其是海运业极不发达。为此，沙皇彼得一世指出：“俄国必须占有涅瓦河口、顿河口和阿穆尔河(黑龙江)口”，它们“对俄国未来的发展异常重要”。[7]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攫取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富庶土地，其中包括远东的重要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1896年俄国又迫使清政府“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以“共同防日”为由，获得了“借地接路”权利，也就是在黑龙江、吉林境内建造铁路，其终点为符拉迪沃斯托克。

然而，符拉迪沃斯托克并不是不冻港，不可能满足沙俄胃口。1898年，沙皇利用胶州湾事件，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取得了租借旅顺、大连及附近水面25年的特权，及修建中东铁路南部支线(哈尔滨经今长春、沈阳至旅顺、大连)的特权。对此，时任俄外交大臣的穆拉维约夫指出：“近几年来俄国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远东寻求一个交通便利的不冻港”。[8]旅顺、大连是居于西北太平洋中枢的天然良港，获得旅顺和大连标志着俄国寻求不冻港宿愿的基本实现。随着沙俄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扩张，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潮水般地涌入我国东北各地定居。

朝鲜民族现已成为东北亚地区较为典型的跨国民族。他们与日、俄民族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部分继续留在我国东北地区，成为我国的56个民族之一。19世纪后半期朝鲜民族大量迁入我国东北地区，也是与朝鲜咸镜道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密切关系。朝鲜咸镜道是高原山区，以磨天岭山脉为界，分为南关和北关，其地域相当于现在的咸镜南道和咸镜北道。不过，南关和北关在地理、人文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南关，则山川风物，与畿甸大同小异，既逾摩天，则已见山益高峻，野益荒远，民物谣俗渐觉殊异”，[9]“其地右挟山而左接海，长则二千余里，广不过百里，郡邑元不错列，一直不在于沿路，且间之以咸关、磨云磨天、鬼门、茂山岭之绝险，地势如瓶如筒”。[10]即咸镜北道属高原山区，平均海拔1 000米至2 000米，全区崇山峻岭纵横起伏，平地窄小，农业条件非常恶劣。在这里，因地高水低，落差很大，河水雨水几乎起不到灌溉作用，更何况咸镜北道的可耕地根本无法满足这里居民的需求。20世纪10年代初咸镜北道的农业可耕地只占咸镜道总面积的12%。为了生存，咸镜道农民大力开垦荒地，放火扩地，但都在陡峭的山坡上，即使“耘鉏粪治，全不致力，比之南农，功力不能半之也”。因此，咸镜北道的农业以粗糙的农法闻名于朝鲜。咸镜北道农民的主要食物为粟、稷等，但盐、酱、油等生活必需品非常缺乏，蔬菜也几乎不产，他们的口粮一般维持不到一年，时常以糠皮糊口，调味品和酒等副食品更是奇缺。

1860年8月，朝鲜咸镜道发生空前的大水灾，这一年咸镜北道富宁等十邑完全浸没在水中。1861年和1863年又相继发生类似的水灾，致使咸镜道饥民丛生，疾病横噬，生灵涂炭。在连年发生的自然灾害中丢失土地、无法维持生计的咸镜北道农民，只好离井背乡，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地逃荒到自然环境条件和生存条件相对好的图们江以北的中国境内。

不可否认，近代以来日、俄、朝等民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流动、迁移，与他们本国的生态条件有密切关系，这也是迁移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大和民族和俄罗斯人往中国东北地区的流动，明显带有领土扩张的野心；而朝鲜人流入主要出于生计的目的。

二、东北亚诸民族留下的文化景观

近代以来东北亚诸民族在不断流动、迁徙过程中，在我国东北或长或短地都经历过跨国而居的历史时期。其中，日本人、俄罗斯人跨国而居的生活早已告终，只有朝鲜民族最终发展成为我国的朝鲜族。然而，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文化符号的消失。东北亚诸民族在我国东北跨国而居的生活中，留下了数不清的带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景观。这些文化景观作为历史遗址，可让人们追溯到当年各民族在东北生活的历史画面，也能感受到这些文化景物所散发出的历史内涵。

日本人在中国东北跨国而居的生活，若从1905年日俄战争后南满地区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算起，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有40多年时间。其间，不仅大量的军队及其随军家属在东北活动，还有日本领事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东洋和东亚拓殖会社等许多政治、经济、文化团体或企业在东北从事侵略活动。特别是1932年开始推行的满洲移民政策，使在东北的日本人数又急剧增加，至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时，包括内蒙古东部“三盟一市”的整个东北地区共有日本侨民大约155万人(不包括关东军和伪满当局的日本军事人员)。[11]

1945年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但是人走物在，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他们在中国东北留下了数不胜数的历史景物，这里包括建筑物、工厂、铁路、机场、公路、军事要塞、战迹地、集团部落等。例如在大连、旅顺修建的关东都督府民政府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调查本部、旅顺监狱等；在长春修建的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宪兵司令部、伪满治安部、关东军100细菌部队遗址以及伪皇宫等；在哈尔滨修建的关东军731细菌部队总部大楼及其实验残址；在延边修建的日本驻间岛总领事馆和头道、珲春、百草沟领事分馆等，还有分布在延边各地的如枫梧洞、青山里、小汪清、车厂子等当年日本讨伐抗日民众的历史遗址。在经济方面，为了掠夺东北经济资源铺设了京图铁路、拉滨铁路、海克铁路、泰克铁路、北黑铁路、宁霍铁路、霍黑铁路、长白铁路、白温铁路、图佳铁路、虎林铁路、四西铁路、梅辑铁路、鸭大铁路、锦古铁路、绥佳铁路等铁路，其总长达5 700公里。其中，图佳(图们到佳木斯)铁路、京图(长春至图们)铁路是为了大力开发图们江流域，通过陆海路把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连成一片，以朝鲜北部“三港”(清津、罗津、雄基)为基点，在其北修筑图佳铁路和京图铁路，开辟横渡日本海直达日本西部的最安全、最经济的交通线，使日本海变成日本的“内海”，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环日本海经济圈”，借此达到“内鲜一体”、“鲜满一如”的目的。这两条铁路现在还在使用中。

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留下的各种历史文化景物的特点是，数量多、分布广，与殖民地统治有关的建筑物和战迹地颇多，具有浓厚的侵略和军事色彩。

俄罗斯人在中国东北地区生活的文化踪迹，现主要集中在哈尔滨、黑河等地，但是历史上俄罗斯文化对东北地区产生的影响不能低估。俄罗斯人在东北的生活时间，若从中东铁路正式开工的1897年开始算起，至1947年苏联政府向旅居中国的侨民正式发出返国号召为止，正好是半个世纪。其间，他们在我国东北分布也很广，随处可见俄罗斯人，特别是中东铁路沿线的大小城镇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人数最多时达14万人。[12]其中，哈尔滨是俄罗斯人的主要聚居地。现在哈尔滨的很多建筑具有欧式风格、充满异国情调，其风格在中国其他城市几乎是罕见的。哈尔滨带有这种欧洲建筑文化风格,当然首先要归功于俄罗斯建筑文化曾对哈尔滨的重大影响。据统计，1912年居住在哈尔滨的俄罗斯人(不包括军队官兵及铁路员工)有4.3万,占哈尔滨总人口的63.7%。到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居住在哈尔滨的俄罗斯人已接近10万,远远超过当地中国居民的人数。[12]因此，哈尔滨一度被视为在华俄侨的“首都”。这些俄罗斯人，在1947年苏联政府号召他们返国后，一部分返回苏联，另一部分则辗转迁往其他国家。

俄罗斯文化一直对东北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有着重大影响。在经济方面，除了在东三省境内建成了长约2 489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支线外，1900年还在哈尔滨设立秋林公司(属下有灌肠厂、面包厂、香料厂、卷烟厂、酒厂等一系列加工厂)。特别是创办于1904年的一面坡中东啤酒公司，是1936年以前在东北地区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啤酒厂，产品曾荣获法国巴黎和西班牙马德里国际金奖。在宗教建筑方面，于1907年建造的哈尔滨索菲亚教堂，目前成为哈尔滨的一大旅游景点。这座教堂，外观富丽堂皇,造型独特，充分体现了俄罗斯建筑的特征,是典型的拜占庭式的建筑代表，被冠名为哈尔滨建筑艺术馆。在文化方面，现哈尔滨工业大学，其前身是中东铁路管理局于1920年创办的哈尔滨中俄工业技术学校；现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是俄罗斯人于1926年创办的哈尔滨药剂师传习所。

俄罗斯人在东北留下其文化痕迹的特点是，与当年沙俄推行南下政策相吻合，随着中东铁路及其支线的铺设，俄罗斯人沿着中东铁路从北向南扩张，带有鲜明的殖民扩张性质。

朝鲜民族是在东北亚诸民族当中唯一发展成为现代跨国民族的群体。朝鲜民族由于在中国东北移居生活中，创造出灿烂的民族文化，在中国东北地区多元文化中独树一帜，为我国东北边疆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朝鲜民族大批迁入中国东北地区，从19世纪后半期到1945年大约有一百年时间，人数最多时达230万之多。[13]其中，近100万人1945年返回朝鲜半岛，所剩130万人发展成为当今的中国朝鲜族。

历史上，朝鲜民族较早流入中国东北地区，分布范围也很广，东北三省各地基本上都留下了他们的历史踪迹，特别是延边地区的开发，基本上靠朝鲜移民。他们成为开发和建设延边的主力。19世纪后半期，朝鲜北部连续发生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民不聊生，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朝鲜灾民为了生计，“犯禁”潜入图们江以北我国境内，聚众而居。1881年，这种状况被清地方官衙发现，本拟悉数遣回。然而，朝鲜垦民在此垦殖多年，人数又过数千，返遣实非易事，加上此时正值清朝在东北地区推动移民实边政策，清只好“准其领照纳租”，并“查明户籍，分归珲春暨敦化县管辖”。[14]继而，1885年在图们江以北划定朝鲜移民的“专垦区”，即“图们江北长约七百里，宽约四五十里为收纳韩民之地，所予韩民权利，且较华民为优”。[15]1891年吉林将军在局子街(今延吉)设抚垦局，1894年在图们江上游朝鲜移民垦殖区统建4堡39社，以资垦荒。

现在，延边一带“泉坪、泉水坪、清水洞、清川、药水洞”等诸如此类的地名颇多，这与朝鲜移民的土地开发有关。19世纪后半期，朝鲜移民来到延边时，沉睡二百多年的延边到处是荒原和塔头甸子，腐水久积，人饮此水，便得大骨节和粗脖子病。因此，朝鲜垦民们四处寻找水土好的地方，一旦找到清泉汩汩的好地方，便围泉而居，把地名或命名为“泉坪”、“泉水坪”，或起名为“清水洞”、“药水洞”。这样，冠以“泉”、“清”、“药”字的地名在延边各地相继出现。[16]另外，东北地区的水田开发，也是朝鲜民族的一大功劳。众所周知，公元926年渤海国被契丹灭亡之后，水田农业在中国东北地区失传，再没有出现，导致东北地区长期以来维持以旱田农业为主体的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但是19世纪后半期，随着图们江、鸭绿江以北朝鲜移民逐年增多，他们在这一带试种水稻的成功，开创了近代东北水稻种植的先河。此后，水田农业在东北逐渐得到普及，水稻成为当今东北农业的主要品种之一。朝鲜民族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在我国东北地区抗日斗争中做出过重大贡献。现在延边各地建立了许多烈士纪念碑和抗日斗争历史遗址，“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这一著名诗句，就是朝鲜族革命历史的真实写照。

总之，近代以来日、俄、朝等民族在中国东北地区留下了带有本民族特色和含有不同目的的文化景物，为后人解读和诠释近代东北史提供了事实依据。

三、东北亚诸民族的话语对峙

如前所述，近代以来东北亚诸民族频频流动、迁徙，归根到底是与他们生存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生存环境有很大关系，即资源、气候、火山、地震、出海口等多种因素促使东北亚诸民族不断向自然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更好的方向流动，而我国东北地区成为他们首当其冲的目标。

然而，东北亚诸民族的流动、迁徙，内涵不尽一致：有的为了生计，而有的则伴随着领士扩张和殖民野心。因此，他们在我国东北留下的历史文化景观，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无论是所建位置，还是结构设计、内涵构思，都流露出他们当年来到我国东北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说，历史文化景观作为历史见证者，除了反映本地区的地理特征外，作为一个过去与现在共存的空间，还有解读历史的社会功能。正如美国学者凯文·林奇所说：“景观也充当着一种社会角色。人人都熟悉的有名有姓的环境，成为大家共同的记忆和符号的源泉，人们因此被联合起来，并得以相互交流。为了保存群体的历史和思想，景观充当着一个巨大的记忆系统”。[17]我国东北地区的历史文化景观，作为东北亚诸民族在此活动的历史符号，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历史。但是，事实证明，东北亚诸民族在解读这些历史文化景观时，他们的历史记忆大相径庭，话语对峙也无以复加。

首先，日本对历史记忆和解读至今一直离不开当年的军国主义史观，视而不见或歪曲他们在中国东北留下的这么多象征侵略的历史文化景物，还在美化他们的侵略行为。特别是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越来越猖獗，围绕着历史问题一直在以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荒谬无耻的言论来挑动中、韩等亚洲国家敏感的神经和感情。

近年来，日本的历史记忆和话语与中、朝等民族如此背道而驰，其主要原因除了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清算不彻底外，是日本社会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近代亚细亚主义(区域主义)思想使然。这个思想的影响，让日本政界、学界乃至社会很难摆脱皇国主义史观的阴影。

所谓日本亚细亚主义，是19世纪70年代末面对亚洲危机在日本社会形成的一种思想，初期应该说是具有“亚细亚连带”、“亚洲命运共同体”等联合亚洲国家共同抵抗西方侵略的思想意识。因此，初期的日本亚细亚主义具有“在东方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倡导区域内团结、合作共同抵御外来西方势力的思想与行动”的性质。[18]也就是说，面对东方民族的共同危机，在儒家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区域内团结、平等、合作，共同抵御外来西方势力。因此，1880年日本成立“兴亚会”时，除了日本人外，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黎庶昌及朝鲜的金玉均、徐光范等均成为会员之一。

然而，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清军后，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发生“质变”，“日本盟主论”代替了“亚细亚连带论”。日本要企图摆脱亚洲穷国，与西方列强为伍，日本的国家利益被置于亚洲各国利益之上。尽管如此，日本思想家们为了辩护和美化日本对亚洲的侵略，仍然打着“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旗号，借此欺骗亚洲人民，把日本的侵略合理化和正当化。日本把甲午战争说成是“文野之战”，是为了“东洋和平”进行了一次内部调整；把日俄战争爆发的原因，说成是中国和朝鲜“非常衰落”所致，日俄战争是一场日本“拯救亚洲的战争”，“没有军国日本，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亚洲”等。[19]日俄战争后，日本民族自大情绪高度膨胀，大力宣扬“日本民族优越论”，蔑视亚洲其他国家和人民，自认为应该成为亚洲其他民族的主人和救星。

此后，日本在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始终打着亚细亚主义的旗号，一直延续着这种侵略逻辑。“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美化伪满洲国，提出类似于亚细亚主义的“区域主义”理论，强调日满特殊关系，借此麻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他们把伪满洲国说成是“新国家”、“新社会”，鼓吹“满洲事变使得满洲变得非常稳定，发展速度是中国的好几倍”，[19]说日本给中国东北“这一落后地区带来了现代文化”，甚至说“在满洲事变后的十五年，日本全力以赴的殖民地活动，使满洲实现了全面的现代化工业”，[20]“将日本的技术引进到这一新天地，使之旧貌变新颜，建设起一个新时代的国家”。[21]中日战争爆发后，又开始倡导所谓“东亚新秩序论”，而“区域主义”就是其理论基础。日本称，“支那战争是试图建设日满支(指日本、伪满洲国、中国)一体的东亚新秩序的日本与美英苏结盟的蒋介石的一场斗争”，“民族主义无法成为救助亚洲的原理”，“中华民族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超越民族的区域连横的必要性”。[18]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中日战争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反日民族主义运动妨碍区域合作。日本美化太平洋战争的逻辑也大体相同。日本主张，“大东亚战争”的结果，“使亚洲各民族摆脱了欧洲列强的统治获得了独立”。[22]

因此，战后亚细亚主义影响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他们还在认为日本是为亚洲做出了牺牲。他们把亚细亚主义美其名曰：“它的最大特征表现为与中国等亚洲国家连横，对抗西方列强的压迫。在主张将亚洲从这种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它有意无意地使自己抢先于列强侵略了亚洲，或者说，亚细亚主义发挥了使日本取列强而代之侵略亚洲的作用”。[23]这种逻辑和思维，只能让日本当权者和右翼势力始终无法摆脱军国主义史观。

俄罗斯对远东的历史记忆也是充满着沙文主义色彩，经常为当年沙俄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加以辩护。俄罗斯史书多处记载，“远东乃无主之地，有野民,臣服大清,定期给大清上贡,但不算大清之民,和朝鲜越南地位相同”。对在东北地区进行的日俄战争，说只有“日本是真正的侵略者”，战争之爆发主要是由于“日本采取了发动战争的坚定方针”，而俄国是“力图避免同日本发生战争的”。[24]由于俄国的干涉，“使中国保住了辽东”，并因此“显著地改善”了中俄关系。当然，列宁和苏维埃政府曾经对过去的历史有过反省，并在《加拉罕次宣言》中，多次提到废除沙俄与中国定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意向，但是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其实，向远东扩张是历代沙皇的既定国策。从19世纪末叶开始, 沙皇的整个机器都为谋求远东太平洋地区的霸权而转动,其中包括俄国当时一些著名的探险家、一流的法律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汉学家以及沙俄的亲王等。他们的活动为俄国对远东的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支持。他们认为,由于俄国文化处于欧洲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因此俄国有把西方文化传播到东方去的“历史使命”。沙俄的御用文人还纷纷著书立说，进行宣传:“可怜的亚洲人切望着俄国权力向前推进”，“俄国在亚洲的不断前进对世界文明有好处”，[24]俄国必须征服亚洲，以保卫欧洲不受“黄种人势力”的侵犯等等。

19世纪后半期朝鲜民族大批流入中国东北，也是带有复杂的历史情感而来，从而也引起了中韩话语对峙。中国认为，朝鲜移民“犯禁”迁入我国东北地区，理所当然是“非法”行为，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但是，韩国学界认为，朝鲜自古有“故土怀旧论”的主张，朝鲜民族流入东北是17世纪以来朝鲜实学派的北方领土意识在行动上的表现。[25]也就是说，朝鲜李朝时期推行“北拓”政策，是出于对高句丽、渤海故地的怀念。事实上，19世纪的朝鲜社会充满着“故土收复论”，向北方开拓疆土成为社会潮流。这一时期朝鲜实学派打破“华夷”观念，非常关心民族问题，专心研究朝鲜地理、历史和文化，以此树立起民族自我意识。特别是他们通过著书立说，把高句丽、渤海曾经活动过的地方当作朝鲜民族失去的土地，激发人们对古代朝鲜疆域的怀念。其实，这种言论在韩国一直延续到当代。

可见，东北亚诸民族围绕同一文化景观产生如此较大的历史记忆差异和话语对峙，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自我中心主义的观点和视觉，特别是曾经给亚洲人民带来极大危害的日本还在坚持军国主义史观，为自己的侵略行为千方百计地找出合理化的借口，实为可悲。

综上所述，日、俄、朝等民族在中国东北地区近半个世纪的生活中，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景观。但是，其内涵可谓大相径庭，有的伴随着侵略历史，而有的就是为生计。然而，未曾想到，东北亚诸民族对这些文化景观的历史话语莫衷一是，特别作为加害国的日本至今根本认识不到自己留下的文化景观曾经给其他民族带来的伤痕，不时散播受害国无法接受的言论，造成东北亚民族间的隔阂。因此，东北亚诸民族若想今后和平相处，互惠互利，首先必须清算历史，消除隔阂，建立起可信赖和经得起考验的东北亚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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