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实践效率提高的因素

冯东飞

(延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关于实践效率问题，我曾在《延安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上发表了“实践效率论”一文中指出：人的实践活动效率着重探讨人在实践活动过程中的投入与产出的相互关系问题。在通常情况下，当某活动所实现目的一定的情况下，活动投入越多，其效率就越低；反之，其效率就越高。当某活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该活动实现了较多、较高的目的，这种实践活动效率就高；反之，其效率就低。同时，由于人的活动目的有内在目的与外在目的；因此，作为人的活动形式之一的实践活动，其活动目的也可分为内在目的与外在目的，实践主体活动的内在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对某一活动过程本身的需求，满足实践主体的创造欲；实践主体活动的外在目的是为了指导该实践以外的其它活动。所以，实践效率又可分为实践本身的效率和实践作为手段的效率，实践本身的效率是指实践主体活动的投入与实践的内在目的实现的比值，实践作为手段的效率是指实践主体活动的投入与实践的外在目的实现的比值”[1]。在此基础上探讨制约实践效率提高的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其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提高在具体实践活动过程中的效率。

一、实践主体因素

实践主体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即，包括个人、集体和整个人类)。他肩负着提出实践目的、操纵实践工具、对实践客体进行改造的任务。某一实践主体能够顺利地完成一个具体的实践活动过程、并取得相应实践成果，这与该实践主体具有自己的能力结构有着很大的关系。所谓能力结构是指实践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的所呈现出的主体状态，它由实践主体的所具有的自然力(即，手、臂、腿等)、实践活动主体所拥有的智力因素和实践主体所拥有的情感和意志等非智力因素。实践主体的能力结构是在“天赋”的思维器官的结构和生理功能的基础上，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中，通过后天的社会实践、社会交往和历史继承而形成和建构起来的。其能力结构直接制约着实践主体改造世界的现实的范围与程度，影响和制约着主体与客体相关联的具体状况、具体态势，影响着实践主体效率的提高。

就实践主体所拥有的的自然力(即，手、臂、腿等)而言：实践主体具有与自然物性质相似的自然力，这样他就可以同自然界进行直接的物质交换，实践主体通过自己现实的、感性的力量同他的活动对象发生相互作用。当然，实践主体所具有的物质性，与一般自然物的物质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实践主体所拥有的物质力量总是要受到其精神力量的支配，这样，实践主体就不仅能够积极地适应自然界，还可以能动地改造自然界，创造出自然界本身不可能自动生成的客观对象(即我们常常说的人化自然)。正如马克思所说，“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2]

就实践主体的智力因素而言：在实践活动中，实践主体的智力因素主要是指主体所掌握的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规律的科学理论。实践主体只有掌握了关于客观对象、物质工具以及主体自身能力结构的基础上，它才能够结合实践主体的需要、实践客体的性质以及实践工具，来确定实践活动的目的，并根据这一实践活动的目的来确定实现这一目的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一般来说，实践主体的智力因素越完善、发展水平越高，实践主体在某一具体实践活动中，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体能、智能、时间、信息等的浪费，在该实践活动中所投入的体能、智能、时间、信息等就少，其实践活动的效率就高。反之，其实践活动的效率就低。例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如果学生的专业化水平越高(即，智力因素越完善、发展水平越高)，那么，他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就能够紧紧围绕活动目的投入相应的体能、智能、时间、信息等，以避免不必要的体能、智能、时间、信息等的浪费，从而使该学生的学习活动呈现出较高的效率。反之，其学习活动过程是低效率的。

然而过度专业化又会限制实践活动主体能力的发展，产生过犹不及的结果，从而制约着实践效率的提高。因此，在社会化、专业化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又迫切需要实践活动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流与传播，以进一步提高实践活动主体的能力。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不同行业、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交流、传播以及推广，以共享人类实践活动成果，这必然是有利于提高人类的实践活动效率。

就情感和意志等非智力因素而言：实践活动主体的情感和意志因素对于实践活动的发动与停止、对主体实践能力的发挥会产生重要的调控作用。在实践主体的能力结构中，能够充分发挥实践主体的情感、意志因素的积极作用，这样就有利于促进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使实践效率得以不断地提高。

首先，意志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着极为重要作用。所谓意志是指一个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支配、调节自己的行动，克服各种困难，从而实现目的的心理过程。[3]显然，在实践活动中有没有一个坚强的意志，是关系到某一实践活动成败与否的关键。科学发展史已证明：凡是在科学研究中取得重大的发明、创造等，与研究者本身所拥有的坚强意志是分不开的。例如，人们曾经问过发明大王——爱迪生成功的主要秘诀，他答道:“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4]。可见，坚强的意志能够帮助实践主体克服在活动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难，清除活动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困难，它是推动实践活动顺利进行的内在力量。

其次，情感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心理学大辞典》中认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不同人的有着不同的情感，任何实践主体在活动过程中，都总是从自己独特的情感支配下来追求和创造相应的价值对象、理想对象，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实践主体的需要。黑格尔曾经指出：“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声称“观念”和“人类的热情”，“两者交织成世界史的经纬线”[5]马克思则说：“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6]。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7]。可见，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充分发挥实践主体情感因素的积极作用，不断克服其消极作用，激发实践主体的创造精神。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实践活动效率，还有利于拓展实践活动的新领域。

概而言之，意志、情感等非智力性因素对实践主体的活动效率也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在通常情况下，当实践活动目的一定的情况下，当实践主体的智力因素一定的情况下，如果实践主体在实现这一实践目的的过程中，有着极大的激情和坚强的意志力；那么该实践主体在实践活动中就能够集中精力实现其活动目的，其活动过程中所投入的体能、智能、时间、信息等就愈少，其活动效率就愈高；反之，要实现某一实践目标，在实践主体的智力因素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实践主体在实现某一实践目标的过程中，缺乏极大的激情和热情，缺乏坚强的意志力；那么该主体在实践活动中就会出现偏离其实践目标，其活动过程中所投入的体能、智能、时间、信息等就愈多，其实践效率就愈低。

当然，实践主体所具有的智力因素和意志、情感等非智力性因素相比较，实践主体所具有的智力因素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一般来说，实践主体所拥有的智力因素是确定正确实践目标，实现实践目标与任务，提高实践效率的前提条件。如果失去这个前提条件的支撑，实践主体即使有巨大的激情、热情和坚强的意志力，就难以实现其目标与任务，更谈不上提高实践效率的问题。然而，实践主体在实现其目标和任务的过程中，并不是仅仅依靠其智力因素，主体的意志、情感等非智力因素也参与其中，两者相互交织、相互融合来共同实现活动的目标和任务。因此，缺乏对实践主体活动要达到目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激情、热情和坚强的意志力，这必然会影响实践主体去完成其目标和任务，也就会影响着实践效率的提高。在现实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只有当主体的智力因素和意志、情绪等非智力性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使实践主体的功能结构呈现出一个良好的态势，这样就有利于实践主体顺利地完成其目标和任务，其活动过程呈现出较高的效率；否则其活动过程是低效率的。

二、实践客体因素

众所周知，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制约实践效率提高的因素，除了有实践主体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实践客体因素。所谓实践客体是指实践主体活动对象的总和，是进入主体对象性活动领域，并同主体发生功能性关系，或为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客观事物。[8]这就是说，只有从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角度，才能够全面地把握实践客体这一范畴。一方面，实践客体具有客观实在性，其表现为：不仅客观事物在成为实践客体之前就具有客观实在性；而且即使进入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的关系结构以后，这种客观实在性也仍然存在着。另一方面，不能把实践客体与客观事物等同起来，只有进入实践主体活动范围内的，作为主体活动所指向并与主体相对立的东西时才成为客体。一般来说，实践客体主要包括客观对象、使用的物质工具以及所处的各种环境这三个方面构成。

首先，我们来看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所指向的客观对象。就主体所面对的客观对象来看，实践客体就是指所有进入主体实践活动范围并与实践活动主体发生相互作用的客观事物。由于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之间的相互交织、相互融合，从而决定了，一方面实践主体必须把实践客体包含于自身的规定性之中，另一方面实践客体也必须把实践主体包含于自身的规定性之中。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两者之间是相互依赖、互为前提，一方的存在是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失去了其中的一方，另一方也不存在。因此，在实践客体中必然蕴含着实践主体性因素；同时，在实践活动过程中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又必须以尊重客观规律性为前提条件。

可见，在任何实践活动过程中，必然要有实践客体这一因素参与人们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并成为实践效率中不可或缺因素，没有这一因素的参与，其活动就无法进行，也就无法谈论实践效率的这一问题。

其次，我们来看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所使用的物质工具。就主体使用的物质工具来看，实践客体是实践主体在改造实践对象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中介手段。它主要是指对于人的体能和智能延伸的工具系统。人的体能方面延伸的工具系统主要包括：古代的手工工具、耕牛等畜力使用；人的智能方面延伸的工具系统主要包括：从机器计算机到电子计算机等人工智能系统的广泛使用。它是实践活动主体为了实现某种活动目的，充分利用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思维活动规律基础上，对实践客体进行具体的改造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人工物质系统。

在实践活动过程中，主体之所以能逾越自身肉体器官所属的时空界限来改造实践客体，不断使“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这主要归功于人类能够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不断地创造和使用各种各样的物质工具。例如，人类登月计划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其主要原因是人类已经充分掌握了有关航天航空方面的科学技术。对此，黑格尔指出：“人为了自己的需要，以实践的方式同外部自然界发生关系；他借助自然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征服自然界，同时起着中间人的作用。问题在于：自然界的对象是强有力的，而且进行种种的反抗。为了征服它们，人在它们中间加进另外一些自然物，这样，人就使自然界反对自然界本身，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明工具”[9]。同时，黑格尔又把发明和利用工具，看作是“理性的技巧”[10]。

人的肉体器官从人的生物遗传而来的，它是主体与生俱有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工具。当人作为实践主体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对象性活动中，即为了实践地掌握客体过程中，就必须唤醒其蕴藏于其中的自然力，发挥实践主体的肉体器官在实践活动中的作用。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11]但是，实践主体在进行对象性活动过程中，并不是仅仅依靠实践主体与生俱来的自然力量和肉体器官或天赋装备，来改造世界的。这是因为动物就是利用自己身上的自然力量、肉体器官或天赋装备进行活动以适应环境的。而且人自己身上的自然力量、肉体器官或天赋装备，具有很大的自然局限性，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动物。正如荀子所说的：“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康德也指出:“人既没有利爪，也没有尖牙，因而——他没有任何武器”。[12]这就是说，如果人类仅仅是一种凭借自己身上的自然力量和肉体器官、天赋装备而进行生活与活动，那么人类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动物，人类难以成为自然生物中的强者。而我们的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人并不是自然生物界的弱者，而是自然生物界的强者，其主要原因是人能够超越人自身肉体器官的限制，制造和利用物质工具来改造世界。

进一步来说，实践主体的人具有的思维器官以及人的其它肢体器官的功能都有不可避免的自然局限性，因此人类只好不断地创造和使用相应的工具系统来延伸自身的体能、智能来改造实践客体，以实现其最终目的。对此，齐振海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人的肉体器官一般分为三类，即效应或运动器官、感受器官和思维器官(这是以心理学的反射理论对肉体器官的分类为依据的)[13]84。这就是说，实践主体所使用的物质工具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它们分别延伸了上述三类器官，其具体表现为作为主体效应或运动器官延伸的物质工具，作为主体感受器官延伸的物质工具，作为主体思维器官延伸的物质工具[13]84-85。事实表明：实践主体总是充分利用上述三方面的物质工具来改造实践客体，以实现其活动目的的。

总之，实践主体在活动过程中使用的物质工具对其活动效率的提高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一般来说，当实践活动目的一定的情况下，实践主体所使用的物质工具愈先进，就愈有利于确立科学、合理的实践活动目标，并且在实现其活动目的的过程中，就可以做到一些避免不必要的体能、智能、时间、信息等的浪费，其活动过程中的投入就会减少，其活动效率就愈高；反之，其活动效率就愈低。譬如，上个世纪40-50年代诞生的电子计算机，大大延长了实践主体的思维器官，使人的脑力劳动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人类的实践活动效率得以迅速地提高。

最后，我们来看主体在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处环境。众所周知，实践主体的活动与其所处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对于其活动效率的提高同样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通常情况下，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实践主体所面对的环境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当实践主体所适用的物质工具一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具体实践客体的创造过程中，如果该实践主体处在良好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中，这样就有利于使其释放正能量；那么其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就能够做到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体能、智能、时间、信息等的浪费，其活动过程中的投入就少，活动效率就高；反之，如果实践主体在实践活动中处在不良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中，其活动的效率就低。例如，一个科研工作者，如果他处在一个舒适、宁静、幽雅(如，图书馆、舒适的书房等地方)的自然环境之中，其研究成果所付出的体能、智能、时间、信息等就少，其活动效率就高；反之，他所处的自然环境较为烦噪(如，噪音等)，其活动效率就低。同时，一个科研工作者，如果所处的社会环境具有浓厚的学术气氛(如，全社会形成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等氛围)之中，其活动效率就高；反之，如果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一个没有浓厚的学术氛围(如，全社会处在钱本位、权本位、官本位等)之中，其活动效率就低。

总之，深入探讨制约实践效率提高的因素，一方面将有利于提高人们在具体实践活动过程中的效率；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深化对实践唯物主义研究。

参考文献：

[1]冯东飞.实践效率论[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

[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027.

[4]王通讯，朱彤.科学家名言[Z].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27.

[5]北大哲学系.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416.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9.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7.

[8]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4.

[9]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74.

[10][德]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94.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65.

[12]康德.实用人类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233.

[13]齐振海:认识论探索[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