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里的风景

李孝萱

阿纳托尔·法朗士带着轻妙的诙谐说：“如果我是造化神，我愿把我的青春放在人生最后。”

兆琳过早的感悟，游离了她青春的短暂，无论她对美的向往，还是表述的障碍，都超乎了她岁月的极限。她怀疑和疑问下的真正意图虽近乎迷茫，但她感到了痴力，时刻忘不掉的呼吸。于是她渴望穿越人生的屏障，琐累的现实，还自己自由自在。

当她懂得“难”时，她可能最害怕生命的磨砺与心酸会让她承受不能承受之重。

在我的视野里，画画并非兆琳惟一的生活方式，她和其他女人一样被情感牵累，为情感折磨。画画只是她对情感的一种寄寓，或者是她逃避现实冲突的一种手段，从种种情形看，不管是喜悦，还是郁闷；无论是孤独，还是悲悯；最后能使她愉悦的无非是能够找到一个心灵释放的出口。她选择了它，渐渐成了习惯，这种习惯如影随形，甚至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她观看世界的方式。

依照她自己的话，“创作的过程就是实现我理想的过程，是我生活的必需品，接触世界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我不是记忆性的学习者，而是感受型的。我的内心一直是分裂的，一部分是理想，一部分是现实，现实里我只考虑现实的事情”。

因此，透视兆琳的作品，它既不是某种激情下的教条主义的重复，又不是故作奇异诡辩下的所谓梦游型的专注。她虽承认她的内心“一直是分裂的”，但在面对她的作品时，根本看不到这种征兆，以她内向型的性格，她会掩埋这种倾向，尽可能使它超越，这正说明一点，她更非“写生型”的画家。依照她的话，她不是记忆型的学习者，她是感受型的。澄清其本意的活学活用外，那么她的感受其实始终都没有抽离开她对形象的特殊记忆，而且一直作用于她的情感和情绪下，贯穿在她的作品中。

她的《规则》、《无意识》、《欢喜》和《无法逃离》等一系列作品也许就是在梳理她心中的记忆那一刻形成的。好比我们拉开抽屉，拣择旧物一样，有的东西用不着沉量就会丢弃，有的真正能唤起记忆，甚至勾起你更多往事，哪怕你想从大脑中删除都无济于事，因为它一直栩栩如生地活在心里。而兆琳直到现在有意无意中都会沉浸在她童年痴迷的二维世界里，她心里也知道少女般的幻想挺傻的，但二维世界，曾经是她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她画的人好看可能就受了这些影响。假如你不了解她的背景，看她的画时指向就不会清晰。

走进她的画，大块的布白闪动在每个有序和无序的颜色中，抽离了漫画般色彩的纯粹，还原了它的美丽。人物在淡雅的空间中出没，欢悦着，却又不知不觉走进一种情绪，造型基于某种形式的准确又分离了具象的感觉。作为一个画家，记忆展现的也许未必是我们的选择，但在我的记忆中，烙下最生动印象的，却是一个画家的谋求，因为这种谋求一旦提供给心灵要牢记的东西，就会产生形象，当它在与现实的对应中得到某种认知时，我们的感觉和感受就是新鲜的、富有生机的。

其实一个画家最应该注视的不是“记忆”本身，而是记忆的“认知”，记不清是哪位西方思想家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记忆是一回事，认知是另一回事。记忆就是去保护闯入我们记忆的某种东西都成为自己的，而不是依赖原初的东西，也不是不断地看着大师怎样说”。

随着兆琳年龄的递增，她作品中的个人品格愈来愈趋向明朗。这点我很赞同，而且我一直主张我的学生们在触及宣纸那一瞬间能够尽可能彻底地歪曲对老师的忠诚。以兆琳的性格她绝不想徘徊在谁的影子下，她一定时时刻刻都想她心里搭建的那个幻想怎样能够真真切切附着在那张纸上，感受那顷刻间的痛快。她推翻了一个又一个违背她心象和瞬间感知的真实。她抓住，又放弃；放弃，又抓住。她在闪现的种种符号和语言中行走、尝试、辨认，她探索的终极目的是—肯定。

兆琳的作品给我感触最深的是那种温柔的力量，带给人的是缓慢的、不声不响的情感上的共鸣。由此想到那些假惺惺的力量，假惺惺的深刻，总令我不忍卒读。画原本是假，只是看起来似乎是真的而已，就是这个“似乎”深味情感上真实，心与意的诚恳。不然岂不假上加假。再不然伪装自己，矫饰语言，画画也就成了负累。艺术打动人心的未必仅是深刻，未必非得是力量，你当然可以享用你认为的各种方式，这是没有边界的。当疾风骤雨过后，彩虹挂在头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空气难道没有快意？随着岁月的流逝，耗尽了我当初的勇猛，平添几许淡然，几许的平静，我从不觉得这是退化，我以为，艺术以平淡的方式打动人，想必更有力量，中国人有句老话“越温柔越刚强”。

波德莱尔告诫艺术家们：“把所有性情的流露都禠夺得点滴不留。”

余下是兆琳另一个阶段的创作，她思路的一贯性仍在持续，所不同是更倾向于主观意识的瞬间感受，她懊恼着个人知识与经历带给她的滞碍，力图穿越和唤醒不同时间、不同背景下女人们本来沉睡的情绪，包括她们的愿望和情欲，犹豫和诉求，无奈和心痛，她要使她们的精神重新再活跃起来。像《联系》、《丽人》、《女同志》和《她们》等等作品，颜色更趋向浓烈，形态多了表情，人物多了组合，同性多了认同，丰润多了质感，臀部多了扭动……兆琳在注视着她们，在安排着她们，调合和分配着她们的命运。她注视她们的同时也在关注自己，她规定着她权力范围内所有的一切，为的是把她心里的景观装饰得超出她的欲想—大小、方圆、长短、纵横、曲直、倾斜。

她甚至近乎玩笑般地为女人的姿态，表情，服饰包括她们的品位、经历，她们的喜怒、哀乐，解释着、审辨着。以自己微弱的力量保护着女人的尊严、女人的风度。

兆琳背负的并不轻松，她要展现“美”，她要警示自己和别人什么才是美！她要抵御那些无知的，尤其那些毫无洞悉力的男人们的轻狂与轻蔑，最重要的是她要以她的方式为女人们的风度添色增光。

虽然她有时也为她的才能忧愁，愤愤不平；虽然这个世上所有的地盘全被男人盘踞，尤其被几乎没什么像样的男人盘踞的时刻，居然没有一个有风度的男人给女人让个位子。最不能容忍的是连声起码的客气都难听到。兆琳非但不稀罕，表情里更不掺杂一点鄙视，她只是淡然。因为她心理建筑起来的教养，能够怂恿她最大野心的莫过于一个智慧的平常女人。

她很平静，因为她十分清楚一起偷窥苏珊娜沐浴的人们，正是男人。而苏珊娜的反应却带着微笑转而注视着瞧着她的这些男人们。

英国批评家约翰·伯格对此的道白：

“她裸露着，并非如其本来的裸体形象，

她裸露着，按照观者眼中的裸体模样。”

我恍恍惚惚、隐隐约约地在兆琳的画中看到了她的影子，她与那些女人一样包里携带着镜子，这是她真正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女人时，才有的镜子。在她的潜意识中一直有个极其肯定的判断，“有人爱着她”，甚至很多人爱着她。于是她展示着这把镜子，为了容颜依旧，丰神绰约，或者为虚荣而不虚荣。她从容地确认，然后把自己心目中的风景全都奉献给了它。

直到一天，她惊愕到几乎使自己窒息的时候，才真正意识到她苦心营造的那个如此美妙的梦，所依托的偶像早就与她分钗断带了，而起初她执拗的样子足令她自己都感动的落泪。

但兆琳那颗善良的心，在她的画中一直理解着，原谅着那些人的行为，相形之下那些愚蠢无耻的人们竟把羞愧当成了一种炫耀。

兆琳的镜子里保留着她的喜悦、她的欣慰、她的宽厚、她的心疼，可风景里的辛酸和沧桑却总是她一个人搁受，她默默无语，因为平淡、平静已经拯救了她的灵魂。

（以上文字摘自《镜子里的风景—马兆琳的人与画》，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