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古人学习为官之道

◎ 张华

向古人学习为官之道

◎ 张华

近年来，中共中央提出要加强官员的官德修养，各类官箴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官箴》《官箴集要》《官箴的智慧》《问策官箴》等纷纷被各级官员摆上案头。何谓官箴？为官之箴言，简言之，就是做官的座右铭。官箴书是中国古代为官者的必读书，统治者希望通过官箴加强各级官员的道德自律；就官员自身来说，可以从官箴书中汲取前辈官员的为官从政之道。今天，加强官员的道德修养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向古人学习为官之道，从古代优秀的官箴著作中汲取营养，升华精神。

针与箴：从工具到文体

箴，现在一般解作劝诫、劝告，从字源上考量，箴，原本是上古时期缝衣服的工具，同时也指以刺肌体而达到治病目的的用具。在原始社会，人们使用的针最初是用竹子做的，所以写作“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金属针出现了，“箴”才改写成“鍼”，后来又演变成“针”。同时，“箴”的本义逐渐剥离出来，取而代之的是它的引申义。

《康熙字典》解释道：“古者，以石为箴，所以刺病。”这种用来治病的石头就是今天所说的砭石。治病与救世，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着同样的内涵，因此才有针砭之说。从治病的角度出发，箴便引申出劝告、规诫等含义。

最晚至春秋时期，箴还是一种官名。顾名思义，这个官职主要负责给诸侯提意见，属于治病救世的批评者。

早在夏商周三代之时，箴就用来命名一种以规诫为主要内容的文体，这种文体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比如多用骈句、注重押韵、文风质朴等。“箴”的文体发展史上，规诫对象经历了由君王到百官再到私人的发散式嬗变，逐步产生了私箴和官箴两种不同的箴体作品。

官箴：古人的为官之道

私箴，往往是以自警自省为目的的作品。除了保留劝诫色彩和骈体特征外，私箴的内容往往五花八门，文风也朝着嬉笑怒骂的方向发展。私箴的内容可以取材于日常生活，比如旨在劝人勿酗酒的《酒箴》，又如自警口舌之祸的《口箴》，这些都是历代文人政客所喜爱的主题。

官箴，则以对君王或者其他上层官员所作的规诫为主要内容。官箴起初规诫对象的范围很广，除了帝王将相，有时连后宫也包括在内。如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张华的《女史箴》，就以晋惠帝皇后为讽刺对象，在暗讽其专权善妒的同时，对宫廷妇女进行妇德教育。

随着皇权的加强，官箴的内容和写作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帝王摇身一变成为规诫者，受规诫的对象变成了各级官员，乃至广大民众。南朝梁武帝萧衍的《凡百箴》是较早的代表作，在这篇箴言中，梁武帝对包括百官在内的子民提出许多要求，大体上是要大家树立远大目标，积极向上，不要自轻自贱，更多地关注人的自我修养。

帝王作箴，是为了巩固统治；而百官作箴，在失去向帝王进言的劝谏功能后，则转向内省。因此，官箴的最后一层含义，即做官的戒规应运而生。同时，唐代以来一部分不以箴命名，散体结构的文章，因其具有“劝讽为官之道、行政之方”的功用，也被算作官箴之列，是为广义上的官箴。

唐代官箴多为散体，由帝王牵头，朝中大臣编撰。比如武则天时期的《臣轨》、玄宗时期的《贞观政要》，其内容不是箴言，却更具模范作用，受到广大官吏的欢迎。

后蜀皇帝孟昶撰写的官箴以短小精悍著称，全文仅120字，四言一句。孟昶以“朕念赤子，旰食宵衣”开场，告诫各级官吏“为民父母，罔不仁慈”。官箴写成后，孟昶就命令各州县将之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各州县衙门前，以为警戒。

宋吕本中《官箴》为官箴代表著作之一，是作者从政经验的总结。书中开篇即揭示清、慎、勤三字为当官之法，成为千古不易的名言。图为《官箴》刻本。

宋元时期，官吏职能日益庞杂，官箴书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陈襄《州县提纲》、李元弼《作邑自箴》、吕本中《官箴》、朱熹《朱文正公政训》、真德秀《西山政训》、张养浩《三事忠告》等，都是中国古代官箴文书中的名作。与前代相比，宋元时期的官箴除道德规诫外，还非常关注总结各级官吏的实践经验。如《州县提纲》《作邑自箴》等，都是针对县令施政而作；又如《三事忠告》，分别根据自己在出任地方官员、监察官员、中央官员时的施政举措和一些想法作出总结，对后人提出真诚劝告。

到了明代，随着官僚队伍的日益壮大，官箴文化更趋丰富。明代官箴条理清晰，言简意赅，而且日渐细化，几乎达到了每一官皆有箴的地步。明宣宗朱瞻基颁布的《御制官箴》，共35篇，可谓细致之极，它通篇四言，凝炼地指出各部门的职责所在，告诫各部官吏要恪尽职守。成书于明朝的《官箴集要》，集从政为官和治学为一体，以仁义礼乐为本，是历代官箴类作品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之一。书中辑录了诸多历史人物的佳言善行，既有经国济世的学问，又有从政为官的智慧；既有各种政务的操作方法和规则，也有调节政治关系的种种规定，为官员的实际工作提供了参照。

为民、务实、清廉：官箴的当代价值

近代维新派改革家梁启超在《新民说·论公德》中说：“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的确，如果要评选清代最为人熟知的官箴，清、慎、勤可谓当仁不让，这要归功于清代帝王的大力提倡。

清康熙年间，朝廷把清、慎、勤三字当作钦定的官箴，康熙皇帝还亲自书写这三字送给朝中大臣。一时间，只要有衙门的地方，都能看到这三字官箴，所谓“各衙署讼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匾额”。

其实，清、慎、勤三字并不是清代官箴的发明，早在南宋，诗人吕本中就在其《官箴》一文中着重提出了这个概念：“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在吕本中眼里，清、慎、勤三字是一个合格的官吏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清廉为官，审慎做事，勤勉奉公，这才是千古不易的为官之道。

同样是对于廉洁奉公的重视，在著名的“三十六字官箴”中又有这样的阐述：“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与清、慎、勤在清代的重新被发现一样，三十六字官箴也经历过一个传奇式的再发现之旅，而且成就了一段官场佳话。

三十六字官箴的发现者是清乾隆年间广东连平人颜希深，在出任山东泰安知府时，颜希深于府衙的墙壁上偶然发现了明朝时期的泰安知州顾景祥刻的一块官箴碑，碑文就是上述三十六字。颜希深觉得这三十六字极具概括性，言简意深，很受启发，于是把它当作自己为官的座右铭。

不仅如此，颜氏三代为官，皆牢记三十六字官箴，以之鞭策和约束自己。颜氏祖孙为官廉洁奉公，深得民心，被当作官箴文化成功感召的典范广为传颂。

历代官箴，无论是君王御制的，还是官吏自创的，无论详略，都深刻揭示了古人为官之道的基本思路，一言以蔽之：为民，务实，清廉。今天，当官僚主义时有抬头的时候，党中央及时提出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扬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之风，坚决反对、摈弃和扫除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必要举措，也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广大党员的拥护。在群众路线如火如荼开展的前提下，重新发掘并充分汲取古代官箴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对于群众路线的广泛深入开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十六字官箴碑文拓片，道光四年（1824）十月刻，碑身有颜希深祖孙三代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