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轶事(一)

□ 吕春松

李济深轶事(一)

□ 吕春松

坐落在北山公园上的中山纪念堂

筹建中山纪念堂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平逝世。是日，当时兼任梧州善后处处长的李济深正在梧州，接获广州国民政府电告这不幸消息时，悲痛不已。翌日，李济深即授命副官长李炯与梧州各界商议，成立了追悼孙大元帅筹备处，并决定于3月24日在梧州市大校场隆重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

3月24日上午11时，各机关团体约5000余人齐集于大校场，会场气氛庄严肃穆，挂满两粤将领及各机关团体的挽联。李济深亲笔书写的挽联是：“循遗嘱数言，非到建国成功，虽死不瞑；为群众一恸，岂第感恩知己，独恋其私。”

12时，李济深正式宣布开会哀悼，鸣炮21响，并发表了演说：

“今天我们开会追悼孙大元帅，大概有两种意思：第一，因为孙大元帅为中华民国的创造者，我国中华民国的国民，对孙大元帅的死，为崇德报功故，应该开会追悼他。第二，因为孙大元帅为我国国民革命的引导者，即为中华民国求平等自由的引导者，我国国民受他的指导，依靠他的带领，跟随他奋斗，可以希望达到致中华民国于平等自由之目的。现在他死了，革命还没有成功，中华民国还没有达到平等自由的地位，我们的革命导师就死去了！他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家长，今日我们的父母家长死了，我们做子女的就不能依靠父母家长，应当自己负起完全责任来！我们今后要大家负起责任，继续孙大元帅的遗志去革命，为中华民国的平等自由而奋斗！今天开个追悼会，就是要提醒大众，知道此后各人自己的责任的重大，望大家记着今天的追悼会，紧记着孙大元帅的奋斗生涯，紧记着我们自己所负的责任，为争中华民国的平等自由，为实现孙大元帅的主义而革命！”

追悼会上，李济深还宣读了祭文。

李济深组织这次约五千余人参加的大型追悼会，在群众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对鼓励家乡人民继承孙中山遗志，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洪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永远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在召开这次追悼大会后不久，李济深又首先在梧州发起筹建孙中山纪念堂。1925年4月23日下午1时，李济深召集梧州军、政、学、商、农、工、妇女、新闻各界，市党部代表及各机关职员，共40多人，在同园革命军人同乐会开会。会议由李济深主持，他说：“为何要建筑纪念堂，约有三种原因：一是孙中山先生为创造中华民国元勋，吾人为崇德报功起见，应有纪念堂，以垂永久；二是孙中山先生既有大功劳于国家，应建纪念堂使后人瞻仰，且时常得有感触，知道孙先生创业之艰难；三是梧州市内向无集会之地方，现拟建筑大规模之纪念堂，让市民有地方时常得集会之便利。”当月的26日和28日，李济深又连续召集开了两次会议，研究有关建筑纪念堂的具体事宜。

为建造梧州中山纪念堂，李济深成立了“梧州建筑中山纪念堂筹备委员会”，通过了章程，从军、政、绅、商、学、农、工、妇等各界中，选出军界陈济棠、政界苏鉴轩、学界叶毓成、商界招松观、报界张三民等10人，为该筹备委员会委员；李济深、苏鉴轩等人为总务、建筑、筹款各股负责人，并由梧州善后处拨开办费，开始着手各项筹建工作。

中山纪念堂工程于1926年1月25日奠基，奠基典礼由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在梧州市区的茶山上主持，1928年7月正式动工兴建，期间由于战争曾一度停工。1930年，在李济深的督促下，陈济棠拨款续建，陈亲笔书写“中山纪念堂”五个大字。当年10月，梧州中山纪念堂终于建成，成为全国最早建成的中山纪念堂。

李宅雨帽

南方多竹子，因而竹子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当中，许多日常生活用具就是利用竹子加工而成的。南方的雨帽，就是用竹篾编织，两层间夹竹叶，用于遮阳挡雨。雨帽分圆顶和尖顶两种。直至今天，很多农家还备有这样的雨帽。

据李济深家乡料神村的老人说，雨帽还有防止野兽偷袭的作用。当年，当地森林茂密，野兽很多，老虎、豹子经常出没，这些野兽攻击人时，主要是扑咬脖子、喉部。外出时，头戴一件尖顶大雨帽，老虎、豹子就不知如何下手。

李家人多，备用的雨帽也就多，加上往来李家的客人又很多，为区分李家的雨帽与客人的雨帽，管家就在所有李家的雨帽内侧，写上“李宅”两个字。

有一次，李家派两个人到相邻广东省郁南县城采购货物。当二人进入郁南境内，经过一个森林茂密、偏僻的山坳时，突然跳出几个持枪大汉，抢过两人的包裹，其中一人头戴的雨帽被一大汉用枪挑起，丢在地上。突然，这个大汉看到帽上有“李宅”两字，拿起帽子就问：“哪里人？”已经吓得发抖的二人忙说：“苍梧料神村人。”“是那个打日本仔的李济深的人？”两人连忙点头。“算我们今天倒霉，兄弟们，走！”持枪大汉说完，丢下包裹，跳进山坳，很快就消失在密林深处。

二人办完事回到料神村，向主人家报告了此事。李家亲戚和村里人很快明白，李家虽然有钱有势，但从来不仗势欺人，还经常救济周边的贫民和路过的难民，处处与人方便，因此，附近的山贼对李家也礼让三分。

自此之后，李家亲戚和村里人外出，就前往李家借雨帽。对方见来人戴“李宅”的雨帽，都不敢蛮不讲理，山贼、土匪见了也很少为难他们。

歇马树

2011年前，两广交界的苍郁高速公路还没有开通，前往李济深故居旅游、参观，必须先从苍梧县城沿苍郁省际公路到达河步村，再沿上小河边的乡村水泥路上行约6公里，才能到达料神村。从河步村前行1.2公里，有一个小山坳，山坳的路旁有一棵两人都不能合抱的大樟树，当地人称之为“歇马树”，其名字的由来也与李济深先生有关。

据说，李济深先生每次从外地回乡，骑马经过这个地方，就会主动下马，把马拴在那棵树下，休息片刻后，再牵着马步行走过前面的村子。原来这个村叫子村，李济深先生的母亲就出生在这里，是该村吴展情的女儿，名叫吴桂英。李济深年幼时名叫锦江，六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只能靠母亲支撑着这个家庭，含辛茹苦地抚育他们兄弟姐妹六人。正如李济深在《忆母》一文中所说，“吾母于哀痛之余，勉抑悲怀，教养子女，以至成立，盖无日不在困苦艰难中奋斗也。”此间，他们一家得到了舅家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为了更好地管教李济深，母亲把他送到娘家子村，师从其舅父吴德初就读乡塾，吃住在其舅父家。吴德初是清代秀才，时在子村惠封学堂任教。该学堂设在该村的惠封庙的两侧，既是庙宇，又是学堂。当时，学堂四周绿树成荫，花草簇簇，惠封庙门前有一口大池塘，绿柳成行，碧波荡漾。距庙不远处，便是上小河。李济深在这环境优雅的学堂，度过了难忘的两年启蒙时光。

李济深后来回忆自述，幼时，他克勤克俭，勤敏向学，“衣服每破必补，虽旧必洁。日间所读之书，夜必熟习背诵而后已”。他性情活泼好动，言谈不凡，爬树捣巢捉鸟，下河捉鱼摸虾，跑到庙堂里玩耍，时而有之。有一天下午，课间休息时，同学们都跑到学堂旁边的一块空地上玩耍、做游戏。他与小伙伴们玩了一会，便独自溜进庙堂，踮起双脚，爬上神殿，抚摸菩萨的头、脸和胡须。最后，爬在大盘古圣爷木像的后背，用两只小手揽着菩萨的颈部，自言自语地说：“菩萨菩萨，背背我吧，我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就在此时，吴德初先生进来了，一见此状，大吃一惊，大声斥道：“锦江，快给我滚下来！你太不像话了。”先生的大声怒斥，把外面玩耍的小同学全都引了回来，围在先生身后，一齐看着小锦江。只见锦江乖乖地从盘古圣爷的后背爬下来，在众目睽睽下站在殿堂默默无语。

放学后，先生把锦江独自留下，罚背书三篇，他背诵如流，一字不漏。此时，吴先生的怒气已消了大半，对他语重心长地说：“锦江呀！你妈把你交给我，是让我管教好你，让你日后有出息，可是今天你为何做出那种有损神明的事呢？” 锦江略加思索，说道:“菩萨是大好人，不是天天有男男女女来拜祭，祈求保佑么？” 吴先生又说道：“那你就更不应该爬到菩萨身上去呀！” 锦江回答：“先生，我是想让菩萨保佑，把我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吴先生听后，心想，锦江年纪小小，就有如此天真而远大的想法，实在难得。只好说：“以后不许再这样玩耍，读好书，长大后就能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说到子村惠封庙，不得不说说这座庙的历史。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赐封剿灭番王立下汗马功劳的韦良睦为“御赐武状元”。因韦良睦家境贫寒，于是，朱元璋派地理大师给韦良睦四处寻找宅基地，建造韦家府。地理大师千里迢迢来到子村琵琶山，一看此乃宝地，就点给韦良睦作宅基地。但韦良睦此人正直忠厚，一心报国，他向朱元璋上奏：在此宝地敬立开天盘古圣爷神殿，让民众瞻仰，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朱元璋准奏，特封在该宝地建庙，故名“惠封庙”。

清代地理大师雷友兰四处寻找回龙顾祖穴地，于1696年春来到惠封庙，留下了赞赏诗篇：“四耳岭顶起祖宗，二十四山龙随龙。金龙随弯顺水下，回龙顾祖是惠封。前屹文笔架峦峰，后有猛虎山相从。九曲潺流相环抱，左右旗鼓更威风。狮象鱼虾把水口，英雄将相靠此功。”惠封庙两侧还有教室，因而既是庙宇又是学堂。

1907年，李济深回家省亲时，特地重访惠封庙和惠封学堂，并以“名圣惠封”为冠，题诗一首：“名传四海天下扬，圣地神灵培精英。惠国惠民赐天福，封官封爵出将相。”

当年李济深在惠封学堂读书的时间虽短，但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李济深是一个重情义之人，因此，他每次回料神老家，经过子村前的小山坳，就会主动下马，把马拴在这棵樟树，稍息片刻，再牵着马默默步行走过子村，以示对惠封庙和惠封学堂的敬意，对舅父吴德初先生的怀念。当地人一直把这棵樟树称为“歇马树”，把此事作为一段佳话流传了下去。

八角凉亭与汤山囚禁

1929年元旦，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李济深被任命为广州编遣区主任。他把裁军看成是和平的曙光，期望实现真正的和平，使老百姓早日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是年2月，正当李济深准备率领代表团赴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发生了一桩历史上称之为“湘案”的突发事件。

当时桂系第四集团军总部设在武汉，北有白崇禧占据平津地区，南有黄绍竑占据广西。蒋介石觉得桂系对他构成了威胁，便处心积虑地想要消灭桂系。于是，蒋介石暗送军火给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以加强十八师的装备，对抗桂系。但蒋偷运给鲁的军火被桂系截获，促使桂系先发制人， 2月19日，桂系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罢免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及十八师师长职务，改任何键为湖南省主席，同时由叶琪、夏威率部队进入湖南，进攻长沙，迫使鲁涤平部退至江西，湖南便为桂系所控制了。这就是所谓的“湘案”。

“湘案”成了蒋介石消灭桂系的借口，他一面要求监察院长蔡元培和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查办“湘案”，一面调动他的第一集团军，与鲁涤平配合，从南北两路对武汉实施合击。一时间战云密布，一触即发。

3月12日，李济深为了和平解决冲突，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前往南京进行调停。 13日，李济深和蔡元培向中央政治会议报告查办“湘案”情况，提出了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意见，并要求蒋介石不要继续向湖南增兵，以免与桂系部队发生冲突。蒋当面答应，背地里却仍然调兵遣将加快战争准备。21日，再次开会时，李济深仍然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并指责蒋介石依然在调动军队。当晚，蒋介石借口李济深与桂系串通一气，以“伙同李、白分头发难，谋叛党国”的罪名，将其逮捕，囚禁于南京汤山。

据李济深副官龙飞群回忆：蒋介石是采用欺骗手段逮捕李济深的。21日上午，蒋介石派人送来请帖，邀请李济深参加当晚在蒋公馆举行的晚宴。下午，又打来三次电话催请。时间将到，李济深带上龙飞群和警卫人员前往蒋公馆赴宴。一行人来到蒋公馆时，由蒋的工作人员作向导，先请龙飞群坐在外厅等候，把李济深带入了内厅。接着，外厅突然进来两个军人，叫龙飞群把公事包交给他们，龙飞群说要亲自交给李济深本人，话还没有说完，两人便强行动手，迅速把龙飞群的手枪与公事包夺去。此时，在门外的随行警卫员，也被人缴械用汽车押走。李济深被捕后，随即被送往“汤山官员招待所”囚禁。几天后，在龙飞群一再要求下，他被准许去汤山侍候李济深。李济深的警卫人员则在被关押一星期后释放。

2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决定免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人的本兼各职，对桂系下了“讨伐令”，命令前方各军对桂系所有部队“痛加讨伐“。随后，蒋介石宣布永远开除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的党籍。

李济深被蒋介石囚禁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家乡，李家人和家乡父老万分焦急，千方百计设法去营救，打探消息，却杳无音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李家人请来当地的风水先生。风水先生说：在莲花塘的东南角建一座八角凉亭，就可风平浪静，化危为安。于是，李家人赶忙备料、放干塘水，择日动工。在清除莲花塘东南角的淤泥后，便着手建造八角凉亭。

再说，李济深被囚禁汤山后，无所事事，每日除看书看报、临池写作，还以推敲棋谱打发日子。蒋介石曾向吴稚晖等四位国民党元老保证，以他的人格担保绝不会扣留李济深。李济深被囚，让吴稚晖颜面全失。于是，他立下遗嘱：李济深一旦遭性命之虞，愿以身殉而尽友谊。接着，吴稚晖就前往汤山与李济深同住，陪他下棋以解忧闷。

这段闲暇对于戎马倥偬、终日奔忙的李济深而言，实属难得，他开始思考救国之路到底该如何走，并痛悔三年前没有认清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跟随他在广州实行“清党”所造成的不堪后果。李济深作了一首诗：“丢了将军印，问渠何所之？汤山容憩影，独坐静敲棋。”李济深一人独坐，“静敲”之“棋”，也正是他人生转变的大棋局。

据说，故居凉亭是在当年9月初建成，接着就传来了李济深获释的好消息。其实，当年8月，桂系已被蒋控制，被蒋收买的陈济棠在广东也站稳了脚跟，加上国内对李济深被囚禁的非议太多，各界人士强烈呼吁释放李济深。李济深才得以恢复了名义上的“自由”，从汤山搬到南京鼓楼二巷他的私宅中。

苍梧故居的莲花塘东南角从此多了一个八角凉亭；汤山被囚，更成为李济深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使他初步辨明了政治方向。从此，他从军界转入政界，开始全身心地为中国的民主政治而奋斗。

现在，故居的八角凉亭，依然完好地挺立在莲花塘的东南角，很多人到此赋诗缅怀李济深先生。后来，故居工作人员精心选出四首诗，制成四块横幅，分别悬挂在八角凉亭上，供游人吟诵、缅怀。分别是：

大坡镇周泽棣的《桃园忆故人——缅怀李济深先生》：梦魂夜到先贤宅，缅辨伟人轨迹。爱国毕生肩责，晚年树高德。音容笑语如平日，掷地有力迸出，不倦诲人获亲炙，能不长追忆。

澳门马万祺的《颂任公》：少壮怀才志气雄，以身许国乐从戎。追随总理求民主，反对独裁促大同。决意南巡除敌寇，毅然北上树勋功。九州一统临终愿，万代传扬晚节风。

广东邓凯芳的《李济深故居感怀》：五山环抱景青幽，围屋炮楼胜迹留。历史波涛惊百越，英雄气概铸千秋。

广西诗词学会林诚安的《观李济深故居》：群山俯首拜苍龙，脉人料神皆杰雄。武可安邦文治国，享名八桂独登峰。

李济深写春联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护法”北伐中途夭折，李济深遵照孙中山继续留在粤军第一师的秘密指示，等待转机。1923年1月，李济深认为时机已成熟，率粤军第一师两个团和工兵营，在阵前起义，与孙中山委派的西路“讨贼军”并肩作战，痛击陈炯明叛军，连克肇庆、三水，收复广州后，李济深荣升为粤军第一师师长。

随后，李济深奉孙中山之命，收复江门，讨伐沈鸿英，平定了西江。7月19日，孙中山力排众议，破格任命李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负责统筹处理西江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数十个县）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项事宜。接着，李济深挥师溯西江而上，一举占领了广西重镇梧州。

1924年3月，李济深被任命为梧州善后处处长。任梧州善后处处长期间，李济深在肇庆创办了“西江陆海军讲武堂”，大力培养军事干部，扶植黄绍竑、白崇禧和李宗仁等新桂系将领，奠定了统一广西的基础。

1924年12月初，李济深受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派，与李血泪、李天和、何予淑等，筹备国民党梧州市党部。6日，李济深从广东返回梧州，正好遇上梧州市区发生大火。当时，北风怒号，火势迅速蔓延到北门内及河边之四坊街，大批兵痞、流氓趁火打劫，胡作非为，灾民呼天喊地。他立即偕黄绍竑亲自督队奔往火场，指挥扑救，维持治安。

翌日清查，发现此次火烧毁铺户约1500间，损失多达30万元。于是，李济深紧急筹款安民，电告广州国民政府赈济灾民，灾民不胜感激。此时，在李济深的帮助和支持下，李宗仁、黄绍竑分别就任孙中山大本营所委派的“广西绥靖督办”和“广西绥靖会办”职务，建立了广西革命政权。李济深为了尽快实现孙中山“桂人治桂”、统一广西的理想，他与李宗仁、黄绍竑等人研究、策划、部署全歼军阀沈鸿英残部的战略，并派出粤军第一师主力支援新桂系，参与剿灭沈鸿英部的作战。

一切布置完毕后，已是农历年末。李济深便回到他魂牵梦绕的故乡苍梧县料神村过春节，他吩咐家人拿来大红纸，端来砚台，磨好一壶香墨，想到很快就能实现孙中山“桂人治桂”、统一广西的理想，心情特别愉快，拎起大笔，写出一副春联：“一门孝悌传家业，万里江山入梦魂。”此时，李济深青云得志，衣锦还乡，这对联透露出当时他的愿望是满门忠孝、礼义传家。

1944年9月，李济深接受周恩来的建议，从桂林返回家乡，组织民众武装抗日，在敌后与日寇周旋。时隔二十年后的腊月，李济深和董必武派来的一批民主文化人士，在故居准备一起过春节，他再一次挥笔疾书，写下春联：“心如老骥常千里，春入梅花又一年。”这时，李济深已年近花甲，但他为了国家的独立、民主，仍到处奔走疾呼，救国救民的赤胆忠心和乐观主义精神跃然纸上。

办学为桑梓

李济深先生热爱家乡，关心家乡教育事业。1924年，李济深兼任梧州善后处处长期间，为了培育家乡子弟，打算在梧州蝴蝶山上办一所高级中学。他把自己的想法与留美回来的盘珠祁硕士商谈，盘珠祁认为，梧州市位于浔江、桂江、西江交汇点，为广西内河航运的咽喉，交通便利，与其办一所高级中学，还不如建一所大学。李济深听了，十分赞赏，马上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当时的广西民政厅厅长黄绍竑，托他办好这事，加快广西各类人才的培养。黄绍竑十分重视，表示竭力支持。

当时时局相当混乱。1925年1月，陈炯明兵分三路进攻广州，广西军阀沈鸿英派四个师的兵力东进，从东、西两个方向夹攻广州。1925年3月25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一些野心家趁孙中山逝世纷纷发难，云南的唐继尧率6万大军，从云南、贵州兵分三路东下，妄图篡夺广州大元帅府的领导权。1925年秋，在李济深的帮助下，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先后击溃了沈鸿英部和唐继尧部，统一了广西。

1927年冬，黄绍竑为了尽快实现李济深先生多年前的嘱托，向省府提议创办广西大学，由其本人担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教育、财政、建设等各厅长及省内外桂籍学者名流任委员。由于创办大学是李济深先生和盘珠祁硕士所倡仪，很快得到了广西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进展十分顺利。

1928年9月13日，坐落在梧州蝴蝶山上的广西第一所大学——广西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马君武为校长，盘珠祁为副校长。盘珠祁后来经常说，李济深先生是广西大学创办发起人。

在苍梧县大坡镇马地山下的大坡圩旁，有一所历史悠久、深受人们敬仰的学校，这就是李济深于1939年创办的苍梧中山中学。这是一所绿树成荫、荷叶飘香的花园式学校，整个校园面积24000多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为11300多平方米，分教学区、运动区和生活区三个区，有19个教学班,在校学生1100多人,教职工60多人。

抗日战争期间，李济深目睹日寇大举侵略中国，家乡梧州一带遭敌机狂轰滥炸，民不聊生，学校纷纷搬迁，学生读书无门，他义愤填膺，在协调统率华南各军与敌人鏖战的同时，谋划在家乡创办一所中学，以解决家乡学子求学难的问题。1939年，李济深把为桑梓办学的想法，函告其兄长李少轩，两人一拍即合，把校址确定在距苍梧县城20多公里的大坡圩旁。李济深亲自担任建校董事会董事长，李少轩、钟宝衡、周泽甫等6人为董事。

为筹集办学资金，李济深带头捐献部分自家田产，还赠送一批珍藏古籍。李少轩和钟宝衡等人，则风尘仆仆走遍所有邻近乡村，发动民众捐资办学。李济深的老部下蔡廷锴、薛岳将军闻此善举，亦鼎力支持，众多海外侨胞也慷慨解囊相助。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学校终于建成。校董们建议把学校命名为“苍梧任潮中学”，李济深则曰：“任潮乃鄙人之号，无德无才，不应为校名，应以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命名之。”接着，李济深亲笔题写了校名“苍梧中山中学”。该校于1942年秋天开始招生，苍梧县南部各乡学子得以就近入学。当年，乡亲们为赞颂李济深淡泊名利、造福乡里的善举，唱出了“大坡任公，创办中学，培育后辈，立下丰功”这首民谚歌谣，一直流传至今。

苍梧中山中学高度重视师资质量，治学严谨，校风良好。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黄迥凡等不少资深教师慕名来校任教，吸引着苍梧邻县及梧州市的青年学子远道来校求学。李济深之子李沛瑶也在该校读过书。该校十分注重学生的德育教育。办学初期，时值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李济深每次回家乡，都亲自到校视察，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勉励师生勤教苦学，励志图强。有一次，他给师生讲抗战形势时，即席朗诵了他写的战斗诗文，激发师生的爱国热情：

堪叹中华被日凌，

郝颜一味哭秦廷。

官家长策真难解，

袖手何能看故平。

失了华南我弃家，

坚持抗战走天涯。

平台大战曾歼寇，

谁说神州是散沙。

李济深还请来当时疏散到贺县八步、昭平和料神村的文化界民主人士到校给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1945年夏，李济深陪同著名学者梁漱溟视察该校，梁先生即席发表演讲，给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学校还开设有童军训练课，学生们接受简单的军事训练，精神焕发。

学校还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实践教育，每周设劳作课两课时，结合生物课实习，在校园种植瓜果蔬菜。这种学用结合的教育方式，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延续，学校勤工俭学成绩显著，多次受到上级表彰。

苍梧中山中学，历史上有过辉煌，如今更加蓬勃向上。1981年，学校聘任李济深长子、华南农学院教授、副院长李沛文为该校名誉校长。1985年11月6日李济深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学校举办了建校43周年纪念活动， 举行了任潮科学馆落成典礼仪式，李济深的儿子李沛瑶重题“苍梧中山中学”校名。任潮科学馆楼高三层，建筑面积为420平方米，内设李济深先生纪念馆，以缅怀李济深先生这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题写“李济深先生纪念馆”馆名。

逼蒋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寇步步深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12月，李济深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出任训练总监部总监，负责全国军事学校和国民的军事教育。不久，李济深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厅主任。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违抗蒋介石命令，奋起反抗，重创了日军。李济深闻讯后，即与冯玉祥、朱培德三人联名发表通电，赞扬十九路军全体将士“正当防卫，英勇抗敌，内伸民气，外扬国威”。十九路军在坚守上海一个多月里，日寇未能前进一步，迫使其先后撤换三名主帅，不断增加兵力。但是，蒋介石顽固地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九路军与日寇顽强拼搏，伤亡惨重，最终被迫撤出上海。

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威名远震，但却招来蒋介石的嫉恨。于是，蒋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去“剿共”。是年5月，蒋介石又任命李济深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李济深对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极度反感，加之看透了蒋介石对十九路军采取“一石二鸟”、消灭异己的险恶图谋，遂毅然辞去一切职务，离开南京前往香港，然后回到苍梧料神村老家。

在老家小住的日子，李济深经常出去访贫问苦，回来后或在凉亭里静坐沉思，或坐在议事厅，透过天井上空，看云逸鸟翔。之后，他开始奔走在家乡与香港之间的华南地区，设法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实力派及民主派人士，筹备建立新的民主政权，举起反蒋大旗。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等人来到福州，与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十九路军为基础发动了“福建事变”。在反蒋抗日旗帜下，此事变为国民党民主派的第一次大团结，李济深发表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和《对外宣言》，确立了“联共反蒋抗日”的路线，李济深也由此开始了与共产党的合作。但是，由于内外势力的夹击，历时53天的“福建事变”最终归于失败。李济深和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被迫流亡香港。

李济深并没有因失败而气馁，反而愈挫愈坚。他继续奔走在家乡与香港之间的华南地区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他请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宣侠父（共产党员），协助自己建立反蒋抗日组织。宣侠父提议把当时已有的“黄埔革命同学会”改组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这样更有利于团结更多的人。李济深欣然采纳了宣侠父这个建议。此时，往来苍梧故居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梅龚彬、陈希周、宣侠父、胡兰畦、杨东莼、徐君虎、王亚樵、朱蕴山、吴迈、赖慧鹏、赖刚、李新俊等人，均为座上宾客。故居的议事厅，成为他们商讨筹建大同盟、召开重要会议的主要场所。

1935年7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李济深被选为主席。后因港府暗中监视，被迫回到苍梧故居，在议事厅继续召开大同盟的重要会议。当年12月，大同盟先后发表《成立宣言》，提出了“反蒋抗日”的行动纲领，同时，发表《告同胞书》，声援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苍梧龙圩镇古凤村的十二窦石拱桥，在当年是进出两广的必经之处，路经这里，向前仰望，在一座当地人称之谓“望江咀”的山上，“抗日救国”四个大字赫然入目，不断提醒着每一个过往的路人，家国责任不可忘。如今，经过几十年风吹雨打，“抗日救国”四个大字仍依稀可见。这就是当年李济深带领梧州的学生军，用鹅卵石镶嵌出的“抗日救国”四个大字，每字宽13米，笔画宽2米，大气磅礴。

1936年1月，李济深代表大同盟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团体，共同建立反蒋抗日的联合阵线。6月1日，爆发“两广事变”，李宗仁、白崇禧决心另立一个政权机构，请李济深担任主席，共同反蒋。李济深离开家乡梧州来到南宁后，宣侠父把化名为林秀先的红军代表云广英介绍给李济深。云广英把当时中共党内《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精神向李济深作了通报：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更有利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主张把反蒋抗日方针改变为逼蒋抗日。

李济深先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私怨，欣然接受了中共的主张，放弃了反蒋抗日方针，把逼蒋抗日作为大同盟此后的行动纲领。9月，在李济深努力下，加之当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蒋介石为了尽快平息两广事变，双方达成六项条款，其中一条是“中央接纳李宗仁、白崇禧抗日救国的建议，日军如再进逼，由蒋中正领导全面抗战，广西立即出兵参加抗战”。

“两广事变”平息后，李济深请云广英带去致毛泽东的信：“广西当局已同意贵党逼蒋抗日，不打内战的主张。今后，济深必当与贵党合作，努力从事抗日救国运动，并在军事行动方面与红军密切合作。” 云广英也把毛泽东的来信交给李济深，还捎来毛泽东的口讯：向参加福建事变的几位领导人问候。李济深百感交集，表示今后将与中共风雨同舟，共赴国难，合作到底，矢志不渝。随后，他回到了料神村老家。

在此期间，李济深劝说被派来与他联系的张威（共产党员）加入大同盟，由张威担任他的秘书工作。张威为了让李济深接受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提出改组大同盟的四点建议：一是设法同中共取得联系；二是与内地（上海）救国会密切合作；三是设立海外部，加强对海外侨胞的宣传联络工作；四是重新登记，对政治上的可疑分子不予登记，以免特务混入破坏。对这几点建议，李济深接受了，并召集骨干分子宣侠父、梅龚彬等四人来料神村开会。

当年11月中旬，李济深派张威去上海，设法与中共组织及救国会取得联系。张威于12月3日抵达上海，由于当时救国会七君子已被捕入狱，只会晤了吴敏同志，吴敏即随张威一同返回苍梧会见李济深。此后，李济深与共产党的联系更加密切了。

在家乡抗战

1944年8月，衡阳失守，日军进犯广西，桂林告急，广西危在旦夕。广西省政府迁往桂西山区，李济深批评党国要员未议守城就轻言撤退。他说，“蒋介石不要的土地，我们要；他不要的人民，我们要。我们要和人民坚持在敌后斗争，直到胜利。” 李济深以养病为由，返回苍梧老家，决心与日寇周旋，坚持敌后抗日斗争。

1944年9月，李济深离开桂林返回家乡，途经贺县时，看望了疏散到那里的何香凝、柳亚子、欧阳予倩、梁漱溟等人，他们一起登上浮山，作了七绝《题浮山》一首：“临江江水去悠悠，却有浮山水上留；纵历洪涛千万别，依然砥柱障中流。” 诗国可看出他满怀着坚持敌后抗战的决心。他还与在八步、昭平的爱国民主人士商讨了抗日救亡问题，推动他们尽快组织起来，坚持抗战。随后，李济深回到梧州。

李济深刚抵达梧州，日军已从东、北两个方向逼近。他立刻返回家乡——苍梧县大坡的料神村，发动家乡各界人士，建立人民自卫自治动员委员会。李济深又派人与罗定的老部下蔡廷锴联络，决心以山高林密的铜镬大山为中心，建立抗日游击区，与敌人周旋。

这时，李济深全家除长子沛文随岭南大学农学院疏散粤北，长女筱梅留居美国，季弟达潮在粤西盐务管理局外，其他家庭成员均在乡下。胡希明、舒宗鎏、陈残云、曾昭森、李铁夫、黄庆云、黄婴宁等一批民主人士，都住在他家，他还派人到贺县八步、昭平接一些民主人士前来避难，并安置了一批进步人士到他创办的苍梧中山中学任教。李镇靖、云应霖、梁漱溟、李伯球、陈汝楫、陈芦荻、冯苏夫等人，都曾先后前来探望他，一时间，故居门前车水马龙，盛极一时。李济深安排夫人周月卿和长媳李聘意负责接待工作。

11月10日，日军占领了梧州和苍梧县龙圩，离料神村仅20公里的路程。李济深命令李沛霖，迅速在大坡组织群众，成立抗日组织，仅数日之内，就成立了“南区抗日自治委员会”。他又立即派人到贺县、昭平，与疏散在当地的爱国人士联系，组织昭平县自卫委员会。

当时华南地区的敌后抗日武装，有中共的东江纵队、粤中部队、珠江纵队、郁南县民众武装指挥部等组织，还有爱国人士张炎在雷州半岛建立的高雷人民抗日军，蔡廷锴、谭启秀领导的三罗民众武装抗日指挥部。同时，李济深派人与老部下蔡廷锴、张炎等将军联络，按周恩来派狄超白转达的指示：准备以李济深为中心，联络蔡廷锴、张炎等，在西南敌后与未沦陷区，建立半独立性的抗日民主政权。

李济深安排李铁夫、李沛金等人，负责利用收听记录有关抗战电讯，通过自办的油印小报《南报》刊登抗战消息，使当地民众及时了解前线消息，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抗日。《南报》派发到广西桂东南地区及广东郁南、罗定、云浮等地，犹如战斗檄文，唤起民众同仇敌忾，挥戈抗敌的决心。他还支持身边的工作人员陈远图、黄桂荣、胡蔚萱、李筱菊等人，分别在圩场、村边出版抗日宣传墙报和编演反映抗日内容的采茶戏。这时苍梧南区的乡间，成了李济深开展敌后抗日运动的大本营。是年12月，日寇派一个曾是李济深旧部的汉奸，去苍梧大坡乡李的家中作说客，劝李济深与日本“合作”，并说日本人愿将中南和华南地区交李管辖，遭到李济深严词拒绝。

1945年1月初，李济深率舒宗鎏、胡希明、李沛金、周洪蕃等十多人，起程南巡桂东南各县，串连抗日武装。他沿途慷慨陈词，发动民众抗日，到北流时，县城东门口街道两旁，站满了冒着严寒前来欢迎的学生、各界人士及当地民众。李济深看到这热烈的欢迎场面，有感而发，写下了《过北流》诗一首：“舆马分驰到北流，两旁父老尽凝眸。时人哪解余心苦，惆怅将军已白头。”诗句流露出李济深忧国忧民的沉重心情，他也从两旁父老的“凝眸”中，理解到自己身上承担的国家与民族安危的沉重责任。

在玉林时，李济深参加了杨家庄集会，作公开讲演，再一次表示绝不与国民党中央同流合污祸国殃民，号召民众团结起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保卫自己的家乡。他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建议广西全省应建立人民武装，提倡人民自卫，并尊重民权，促进人民自治。他还与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及各界代表，共商建立粤桂边人民政府，以便有组织地领导抗战，得到了各界代表的支持，但因遭到当时玉林行署主任梁朝玑的强烈阻挠未能实现。梁还派出许多特务，监视李济深的行动。李济深便愤然离开玉林，经陆川前往广东茂名。

2月，李济深南巡途中，得知张炎被捕的消息，非常震惊。李济深打电报给蒋，力保张炎；蔡延锴电告余汉谋转呈蒋介石，欲保释张炎；张发奎、张励设法疏通关系，争取释放张炎；共产党组织也设法营救张炎。但一切都无济于事，蒋介石下达密令：将张炎就地枪毙。3月22日，没经任何审判，玉林行署主任梁朝玑就杀害了张炎。得知张炎被害，李济深在悲愤无奈中，赋诗一首：烽烟四垒满山城，无限悲凉赶茂名。莫怪连朝风雨急，代人倾泻不平声。

李济深前往广东茂名，原本是为了去联络张炎，共同抗击日寇。此时，他只好怀着沉重的心情，从广东高州折道，经信宜，前往老部下蔡廷锴的家乡广东罗定，得到了热情款待。在罗定期间，蒋介石为了控制李济深的活动，写了亲笔信通过熊式辉，派彭泽湘带到罗定县，催李到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一职。李济深当即给蒋回电说：“在没有发动人民实行民主抗战前，我是绝不会去重庆的。”蒋接电后非常生气，就派特务到苍梧行刺李济深，未逞。

此时，中共代表李嘉人将周恩来给中共广东临时省委来电的内容，向李济深作了转述：中共拟以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为主力部队，联合两广的各爱国抗日武装，成立华南民主联军，由李济深担任司令。李济深听了以后，大为振奋，决心大干一场。此时，蔡廷锴、谭启秀等人已与中共合作，成立了三罗（罗定、郁南、云浮三县）抗日民众武装指挥部，李济深与蔡廷锴等讨论了开展敌后抗战问题。同时，李济深在罗定收编了一支由二三百人组成的盐警队，作为军事参议院的警卫队，后带回苍梧，驻扎在广平圩。3月，中共广东临时省委和东江纵队的代表李嘉人，在罗定再次会见了李济深，与李商谈了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问题。后东江纵队托人带给李济深10两黄金和1斤人参，补助他开展抗日活动的费用。

4月，李济深一行南巡结束，返回苍梧。在回返途中，他应邀前往郁南通门视察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受到热烈欢迎，并在1000多人的大会上发表坚持抗战、主张民主的演说，给当地军民很大的鼓舞。5月，李济深一行回到苍梧后，中共粤中部队派杨基到苍梧看望李济深，商谈了双方加强合作问题。李济深嘱杨基回到部队后，将他的近况发电报报告周恩来。随后，李济深派陈残云去广东罗浮山区，通过东江纵队与中共中央商讨下一步抗战行动，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南民主联军”，以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为骨干，请李济深任司令，准备反攻广州。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抗日战争结束，此计划未能实行。但李济深与中共合作抗日的态度却已十分鲜明。

关于李济深在家乡敌后抗日，还要说一说李济深和王烈生的故事。1944年8月，王烈生在苍梧石桥一带成立了东安地方抗日自卫第二大队，共有60多人参加，准备搞地方自治。1945年农历初二，王烈生领导的自卫队，不满当时苍梧县长罗绍徽的暴政，在苍梧六堡发动了雁田起义，亦称之谓“东安事件”。

事后，王烈生派王志坚向李济深汇报了“东安事件”的经过。李听了汇报后指出：“东安事件政府必派兵镇压，自卫队力量薄弱不要怕，发动全区群众对付之。”随后，李济深派了胡希明、林炳南两位代表协助王烈生的工作，并给王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内容多是激励人心的话语。同时，他还派人到桂东行署会见李新俊专员，希望用协商的办法来解决东安事件，但遭到李新俊的拒绝。

在强大的反动势力的镇压下，自卫队历时四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处境变得十分艰难。王烈生便派陈容去大坡，向李济深请示对策。李济深指示他：“忍受屈辱投降，争取保存实力，领导和骨干力争保全。”于是，王烈生就地解散自卫队，他与袁岳继续开展活动。

1946年底，王烈生与袁岳两人到达香港。次年夏，在香港与李济深取得了联系。李济深勉励两人不怕困难，保持革命信心和勇气。然后，分别安排两人参加培训，以便提高两人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游击战略战术和组织纪律。1948年春，李济深任命王烈生为桂东游击支队司令，以雁田起义的武装为基础，向桂东地区和平乐县发展。后来，两人先后回到内地，遵照李济深的指示开展工作。

1949年4月，王烈生为了贯彻中共华南分局和民革中央意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统一指挥，把“桂东游击支队”改名为“桂东人民解放义勇总队”。解放后，王烈生曾任广东省封开县副县长。

责任编辑：吴华

李济深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