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对商贩流动人口艾滋病风险的影响机制探析

王文卿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1

社会网络是一种基于“网络”而非群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当今已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观注的一个研究领域。近年来，医学研究者开始普遍关注社会网络与健康的关系，发现社会网络在积极和消极健康行为(Positive and Negative Health Behaviors)的传播过程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1-3]。本文拟从社会网络视角考察一类消极的健康行为——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风险行为，试图揭示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影响艾滋病风险性行为的机制。人口流动能够促进艾滋病传播[4]。鉴于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其行为动力很可能成为影响我国艾滋病疫情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性传播成为我国艾滋病最主要传播途径的背景下，流动人口的风险性行为引起了广泛关注。既有研究主要基于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包括心理特征和社会特征)来解释其风险性行为，普遍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流动人口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对其是否从事风险性行为产生的影响。由于社会网络视角强调社会关系而非个体自身的特征对行为的影响，因而有可能深化对流动人口风险性行为的认识。本文以在柳州的商贩流动人口为例，考察社会网络对其参与风险性行为的影响。

1 确定社会网络的边界：应酬网

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与很多其他成员直接联系在一起，并通过这些成员与更多的成员间接联系在一起。整个人类社会便由此构成了一个极其巨大的社会网络。但是，任何经验研究都不可能将这个庞大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而只能考察部分社会成员基于特定社会关系而结成的网络。因此，对于任何应用社会网络视角的研究来说，都必须(以明确或隐晦的方式)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即确定社会网络的边界[5]。就本文而言，问题便是识别在商贩流动人口嵌入其中的众多社会关系中哪些是对其从事风险性行为具有特殊重要影响力的社会网络。

笔者发现，对广西柳州流动人口中的商贩群体而言，他们的风险性行为与应酬活动密切相关。对周边的郊县和乡村来说，柳州市区是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一些商贩除了零售商品之外，还经营批发业务。通常来说，批发能够带来更多利润；因此，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商贩需要稳定和扩大批发客户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些商贩通过应酬与客户发展一种超越市场买卖关系的“人情关系”。在这些应酬中，他们会邀请客户吃饭、喝酒，然后进行一些休闲娱乐活动(如在洗浴中心接受按摩、在歌厅唱歌)。有时为了向重要客户充分表达诚意，他们还会邀请客户接受商业性服务；而为了让客户放得开，他们自己也要参与。

商贩的应酬在他们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因此也可能让他们面临更高的艾滋病感染风险。所有(在某段时间内)曾与某个流动人口一起参加应酬活动的社会成员共同构成了以该流动人口为中心的应酬网。这种应酬网属于“自我中心网”(Egocentric Network)，即本文研究社会网络的边界，之前研究所考察的核心讨论网和婚姻讨论网均属于这种类型[6-7]。根据应酬活动是否卷入商业性行为，应酬网可以分为规模不等的两个层次：一般应酬网与性化应酬网。在一般应酬网中，成员之间的应酬未必包括商业性行为；而在性化应酬网中，成员之间的应酬则包括商业性行为。通常来说，性化应酬网的规模小于一般应酬网，前者构成了后者的一部分。两种应酬网以不同的方式对流动人口的风险性行为施加影响。

2 应酬网影响风险性行为的机制：规模与规范

2.1 一般应酬网的规模

一般应酬网的规模会影响成员参与商业性行为的机会。这种影响是就整体而非个体层次而言的。换句话说，就特定的两个流动人口A和B而言，A的一般应酬网的规模更大未必意味着其参与商业性行为的机会更多。但如果把特定流动人口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那么更多的一般应酬机会往往意味着更大的一般应酬网规模，而更大的一般应酬网规模也往往会带来更多的一般应酬机会；由于一般应酬中的一部分可能会提供商业性行为的机会，那么更大的一般应酬网规模就可能带来更多的参与商业性行为的机会。在本文所考察的商贩流动人口中，风险性行为与应酬活动密切相关。由于一般应酬网规模和参与应酬的机会的不同，商贩从事商业性行为的机率也存在很大差异。在这里至少可以识别出两种类型的商贩：摊贩和店贩。摊贩在市场中通过摆摊的方式零售商品，投资少，工作时间长，收入低。店贩则拥有相对独立的商店，兼营零售与批发业务，投资大，但工作时间较短，收入也较高。店贩需要通过应酬与批发客户发展人情关系，但摊贩则无须如此，因为他们基本上全是零售商，从柳州市的批发市场上批量购买商品，然后零售给个体消费者。尽管有些摊贩(如卖鱼或卖肉的摊贩)有时也会为餐馆小批量供货，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餐馆为了降低成本往往也是从批发市场集中采购，只在一些应急的情况下才从周边的零售摊贩那里购买原料。因此，柳州的摊贩没有稳定的批量购买者，不会像店贩那样为了加强与客户的关系而进行应酬。

简言之，店贩和摊贩在一般应酬网的规模及参与一般应酬的机会上差别很大。这种差别对应着他们在商业性行为经历上的差别：本文所考察的商贩包括摊贩和店贩各30名，但报告发生过商业性行为的均为店贩。尽管可能存在瞒报，但两类商贩在商业性行为上的悬殊差异不可能全部归结于此。而就店贩内部而言，生意做得越好，批发客户越多，参与应酬和发生商业性行为的机会也越多。商贩的一般应酬网规模是影响其商业性行为参与机会的重要因素之一，将来的定量研究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对此进行验证。

2.2 性化应酬网的规范

每个商贩的应酬网都构成了一个整体，在其内部会就各种相关行为形成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见或倾向，这些便构成了应酬网的社会规范。当然，社会规范要发挥作用，必须首先被身居网络中心的商贩感知到。因此，事实上将要考察的是某个网络成员所感知到的规范(Perceived Norms)[8]。本文重点关注与安全套使用有关的规范，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决定个体艾滋病风险的不是有无商业性行为或多伴侣性行为，而是当事人在这些行为中是否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对于拥有应酬网的商贩来说，他们感知并遵从怎样的安全套使用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应酬网内部人际沟通的影响。

不同的话题总是对应着相应的社会关系，有些话题人们只能同与其具有特定关系的人才能讨论。如前所述，人们与之讨论重要话题的人构成了他们的“核心讨论网”。同样道理，商贩和与之讨论性行为及其艾滋病风险话题的人构成了他们的“风险性行为讨论网”，且商贩的风险性行为讨论网与应酬网几乎是重叠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不难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商贩若与应酬网之外的人提起风险性行为之类的话题可能引起他人对自己行为的猜疑。而在应酬网的圈子内，各种性行为、与之相关的性病/艾滋病风险以及如何预防等话题就成了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而且他们不用担心外界的道德压力，可以比较轻松地交流各自的经历和看法。

由于对各类性行为及其艾滋病风险的讨论主要局限于应酬网内部，应酬网内部的交流便对商贩的艾滋病风险认知及其使用安全套的意愿和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应酬网内部人际沟通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安全套使用的规范，这种规范对商贩的行为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尽管大众传媒也在传播一些相关信息，敦促大家在一些性行为过程中使用安全套。但是，这类信息往往流于一般化，缺乏具体详尽的解释，很容易遭到来自应酬网内部——尤其是其中意见领袖——的质疑。例如，大众传播媒介泛泛地谈论商业性行为的艾滋病风险，一些实际有过商业性行为的店贩则认为这些风险被夸大了。在他们看来，感染艾滋病的“小姐”很少，“1000个里面说不定也没有一个”。而且，他们发展出一些用于降低风险的本土方法来替代安全套(去高档场所，请老板介绍“干净的小姐”，用盐水清洗相关部位等等)，并且认为他们的实践证明这些方法是有效的：虽然有些人因为“找小姐”而感染性病(这些疾病被认为很容易医治，“打两针就好了”)，但从未听说有谁因此感染艾滋病。面对这些质疑，大众媒体无法做出回应，因为它们根本听不到这些质疑。面对无力回应的大众媒体，应酬网内部成员的“现身说法”便显得异常有力。

3 讨论

3.1 社会网络与健康行为传播

商贩流动人口通过应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自我中心社会网络。这种网络根据其是否卷入商业性行为又可以分为一般应酬网和性化应酬网。前者的规模会影响商贩参与商业性行为的机会，后者关于安全套使用的规范则会影响商贩在商业性行为中采取安全措施的可能性。

社会网络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健康状况，其中一个重要渠道便是促进或抑制(积极或消极的)健康行为的传播。本文提供了社会网络影响健康行为传播的又一个例证。不过，此前研究关注的多是吸烟或饮食等较为普通或容易在公开场合观察到的健康行为，本研究关注的则是更具隐私性并带有一定越轨性质的行为。因此，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性行为这种相对隐私的健康行为的传播过程中，社会网络同样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的健康行为的传播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网络的类型和构成可能是不同的。例如，一项关于吸烟行为的社会网络研究表明，由配偶、兄弟姐妹和高中以上教育水平的朋友构成的社会网络对戒烟行为的传播具有显著影响，由邻居构成的社会网络作用并不显著[2]。本研究则表明，在商贩流动人口这个亚群体中，对风险性行为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的社会网络是由一起参与应酬活动的生意伙伴或朋友等人构成的。这些不同的发现表明，对于特定健康行为的传播具有突出作用的社会网络，研究者需要在系统的经验研究基础上予以具体地确定。

3.2 社会网络规模与健康行为传播

如果某种社会网络在特定健康行为的传播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么某人所拥有的这种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他或她采取特定健康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在本研究中，如果一个商贩所拥有的能够与之一起参与应酬活动的生意伙伴或朋友越多，他参与应酬活动的机会就越多，在应酬的情境下发生商业性行为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当然，由于本研究是定性研究，样本规模小，并且不具有代表性，该发现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广到更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尚有待将来的定量研究予以验证。

不过，一些针对其他健康行为的定量研究结果为上述论断提供了间接的支持。例如，关于吸烟行为和肥胖的研究均表明，如果一个人的朋友(或兄弟姐妹或配偶)戒烟或变胖，那么该人自己戒烟或变胖的可能性就会显著提升，并且不同的关系类型(朋友、兄弟姐妹、配偶)所对应的可能性变化的幅度是不同的[2，9]。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的朋友变胖了，那么该人变胖的可能性会增加57%；如果一个人的成年兄弟姐妹变胖了，那么该人变胖的可能性增加40%[9]。这至少表明，社会网络中有无特定类型的社会成员对健康行为的传播而言并非无足轻重。遗憾的是，前述两项研究仅将经验数据模型同电脑构拟出的随机社会网络模型相比较，只能得出经验分布相对于随机分布所增加的可能性，而不能比较在经验分布内部不同的分布类型所导致的可能性的大小。例如，上述比较策略无法推断一个拥有5个变胖(或戒烟)的朋友的人相对于只拥有一个变胖(或戒烟)的朋友的人在变胖(或戒烟)的可能性上是否有显著差异以及差异有多大。将来的研究应该改善比较模型以直接验证社会网络规模对健康行为传播的影响程度。

3.3 社会网络规范与健康行为传播

规范及其施加的社会影响是社会网络影响健康行为传播的重要机制。在共同参与应酬活动并一起寻求商业性服务的商贩中，会通过互动和交流形成一种支持或反对使用安全套的行为规范，而且对社会网络内部的“局内人”而言，这种规范的约束力要远远大于外部的健康教育试图树立的规范，因为在网络内部发展出来的规范建立在成员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并融汇了“局内人”的直观经验。一项研究考察了四川省寻求商业性服务的男客，发现在经常与他人一同寻求性服务的男客中间发展出来的规范对于他们自身的安全套使用行为具有显著影响[10]。这支持了本研究的发现。

针对其他健康行为的研究也表明了社会网络规范在健康行为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如前所述，关于吸烟行为和肥胖的社会网络研究均表明，如果一个人的朋友(或兄弟姐妹或配偶)戒烟或变胖，那么该人自己戒烟或变胖的可能性就会显著提升；但是，如果一个人的邻居戒烟或变胖，该人戒烟或变胖的可能性没有明显变化。人们虽然与邻居地理距离更近，经常见面，但在戒烟或导致变胖的饮食或缺乏体育锻炼等行为上的相互影响却并不显著，这或许说明健康行为的传播并非建立在简单的观察和模仿之上，而是更可能取决于强弱程度不同的社会关系所承载的社会规范及其约束力。这种论断得到了其他证据的支持：那些对当事人的健康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成员的影响并不会因为地理距离的变化而显著变化[2，9]。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网络的规模也可能通过社会网络规范而对健康行为的传播发挥影响。在一个社会网络中，采取某一健康行为的人越多，支持采取该行为的网络规范的约束力就越强。因此，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一个已经形成明确规范的社会网络在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网络规范不断自我强化的倾向，除非有其他类型的规范强有力地并持续地介入进来。

3.4 基于社会网络的健康教育

如果社会网络能够促进消极的健康行为(如不使用安全套的商业性行为；吸烟；缺乏体育锻炼)的传播，那么它同样可以被动员起来以促进积极的健康行为的传播，具体途径则是开展基于社会网络的健康教育和干预。这意味着，在任何健康教育和干预活动中，实施者不仅要把干预对象本人(例如吸烟者、肥胖者、商业性服务接受者)纳入进来，还要纳入对此人的相关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网络成员(与其具有重要联系的其他吸烟者、肥胖者、商业性服务接受者)；不仅要改变某个个体的观念和行为，还要通过强有力和持续的努力改变原有社会网络内部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动力。事实证明，基于社会网络的健康教育和干预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11]。

当然，基于社会网络开展健康教育和干预并非意味着对所有社会网络成员平均用力。二级传播理论认为，大众媒体传播的信息并非直接和均匀地作用于大众，而是首先影响网络中的意见领袖，然后再通过意见领袖影响网络中的其他成员。因此，如果人们能够识别出社会网络中的意见领袖，对其重点开展工作，然后激励其影响并带动其他人，那么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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