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是火,现实如烟
——论李湛冰《漂泊的城市》

孙海燕,赵秋棉

李湛冰《漂泊的城市》(花山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讲述的是几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在城市漂泊的故事,他们都来自农村,家境比较贫寒,通过高考来到城市,试图在“美丽”的城市实现梦想。在校园中,梦想是快乐的火焰,青春的激情在燃烧,当梦想遭遇现实,快乐的火苗被劈头浇了冷水,只剩下轻烟缕缕在苟延残喘抑或等待时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生命航程,作品通过程文志、朱宝达、罗雪洁、唐旭、曾美格讲述了不同的生命轨迹,不管是梦想似火,还是现实如烟,他们在漂泊,他们在路上。

一、自我的分裂与挣扎

《漂泊的城市》扉页题词“谨以此书献给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们。你们,是漂泊的一代!”与对《圣经》(箴言31:8)的引用“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第2页) 这些都透露出对文学救赎功能的凸显与信仰,同时也透露了作者的“野心”。与“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相似的“漂泊的一代”的命名,彰显着作者的意图:通过对现实的观照与归纳,在文坛中开宗立派。有评论者称作者为“漂泊文学”的开创者,可谓深得作者内心。

初读《漂泊的城市》,参照作者的博客,感觉书中处处留下了作者自我的痕迹,比如朱宝达的珠宝知识源自作者本科时学的珠宝鉴定专业,程文志辅导荀晶晶的细节在本书的后记里被作者津津乐道。随着重读,依然可以感觉到作者书写自我生命体验的强烈愿望,但显然作者并不满足于写寒门学子通过奋斗自我成就的故事,他在人物形象之中留下了解构的线索。程文志是作者投注了很多感情的人物,但在一个重要的情节中,程文志似乎是作家宠儿、甚至是作者自我镜像这一事件被彻底解构了。那就是如何面对疯了的曾美格?为什么最后救曾美格的不是程文志而是朱宝达?

就亲密程度而言,曾美格曾是程文志的恋人,他们曾如胶似漆,但当程文志偶遇疯了的曾美格之时,传统的书生薄幸模式再次重演:“他感到自己畏缩极了,反反复复犹犹豫豫着不知该到底怎么办?但他必须做出抉择!…理智终于逐渐占了上风,他想选择逃避。……他想,现在的自己,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小小的勤杂工了。现在的程文志,衣冠楚楚,在内心深处,他也认为自己已经是人五人六的了。”(第354页)这段描写力透纸背,它直指程文志内心深处的猥琐与卑劣,也彻底解构了程文志这一热情、正直的文学青年形象。此后程文志“人模人样”地去秦米镇采访,只不过是虚张正义。

我想追问的是:作者为什么要如此解构他似乎很钟爱的人物?对程文志的解构透露了什么?李湛冰曾经在博客谈到“《穆斯林的葬礼》(霍达著)这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程文志与《穆斯林的葬礼》中的韩子奇有某种相通之处,为了美玉,韩子奇葬送了冰玉母女,为了前程,程文志放弃了曾经的恋人;程文志还有霍达《未穿的红嫁衣》中李言的影子,为了仕途,李言舍弃了情人郁琅嬛,美丽文静的郁琅嬛发了疯。男人为了前途或者财富放弃曾经深爱的女人,简单归结于“负心”,进行道德审判似乎过于武断。韩子奇、李言、程文志在放弃爱人的时候是充满内疚的,他们的痛苦也是真实的,但同时他们却不会做出改变或者让步。他们是“传统”的中国男人,女人的爱情只是生命美丽的点缀,生命的本体依然是“功名至上”、“财富第一”,指责他们显然没有太大意义,他们也承受着生命的缺憾。这显然跟一种文化模式相关,在其中“情爱”并不是生命的必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渴望却渗透骨髓。

当然，也不能把一切都归结于文化,似乎有人试图做出不一样的选择。面对疯了的曾美格,朱宝达表现的似乎英勇许多,他把曾美格接回家,找人照顾她,甚至想要娶她为妻,但他毕竟活在现实中,最终的婚姻还是“肉体”、“真心”向财富、世俗约束妥协,野性勃勃的朱宝达再次被现实规训,成功不全是自我奋斗的结果,命运也不能只听凭自己的内心进行选择。

无论“负心汉”程文志还是“英勇”的朱宝达,最后都毫不例外地放弃了曾美格,虽然这一放弃本身并非那么理直气壮或者心甘情愿,虽然程文志心怀愧疚,虽然朱宝达心存遗憾,但是“放弃”本身透露出自我的分裂与挣扎,透露出道德的虚弱,也昭示着“人”本身的复杂。从这一角度而言,程文志与朱宝达的故事还没有完,也完不了。

二、封建主义的幽灵在游荡

与程文志、朱宝达在全书中“纠缠不清”的曾美格是所有人物中最传统、最保守、最乡土的一个,虽然她那么迫切地渴望走向城市,但在精神上已经被“乡土”塑造成功,她对城市的灯红酒绿徒有艳羡,却无认同,对城市男女风月场上的游戏更是不屑一顾,她恪守的依然是乡土或者是封建的婚姻观——“从一而终”。对“从一而终”的信仰不仅大过对爱情的追求,而且成功地遮蔽了对眼前这个所谓的“一”的清醒认知,或者当她的身体第一次在醉酒之后被一个男人设计占据之后,她决定放逐自己的理智,把自我托付给抽象的“从一而终”。虽然这个“一”是个有钱的男人,但曾美格并不爱钱,因为当汤和明的老婆试图用钱来买通她时,“曾美格伸直细长的玉手,点指着面前这个卑鄙的女人愤声大喝:‘快把你的臭钱收起来!你以为天底下的女人都像你一样这么无耻吗?……’”(第371页)这一幕其实充满反讽,受害者同时也是第三者的曾美格面对“元配”,义正词严,充满道德上的优越感,要求妻子同汤和明离婚,理由就是“他既然有种把这孽造下,我就有种要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第337页)而他负责的方式只有一种,抛弃你,同我结婚。如此强大的逻辑,令人不得不叹服曾美格的“智慧”,但遗憾的是,她遇到的男人“有种”造孽,“没种”负责,纵然她把“孽种”生了下来,想把孩子作为要挟汤和明的利器,但是孩子却被“足智多谋”的元配偷走了,于是她疯了。她的悲剧似乎是注定的,这与她自身的偏执不无干系:“哼,你想让我堕胎,我偏不!我偏要把他(她)生下来!我要让他(她)成为将来要挟你的把柄,制服你的工具。我要让他(她)长大后也会像我一样恨你!我一定要让你为此付出代价!……不为别的,只为出胸中这口恶气!”(第334页)性格如此刚烈又缺乏明智的判断,太爱自己或者太不爱自己都在曾美格身上奇异地会合,但遇人不淑只是可悲,若遇人不淑之后,还硬要执迷不悟,甚至不惜放弃爱情和尊严,如此的“执着”、“坚定”,恐怕只是自筑牢笼,悲剧在所难免。

汤和明只不过是一个负心薄幸的男人,一个“没种”的浪子,但是女人对他的态度颇值得玩味,他的老婆许金梅谆谆教导曾美格:“姑娘,你不要以为他跟你睡过了就会娶你。才不是呢。他这个人啊,好的就是这一口。” “这都什么年代了,他见天在外面花花儿我都不跟他计较,男人嘛,哪一个不喜欢找点乐子的,但只要不跟我离婚就成。”(第336页)许金梅固守着婚姻的躯壳,唯一卑微的愿望就是不要同我离婚,其他一切放任自流,如此的宽宏大量,令人“窃喜”也令人汗颜。

在高唱女性独立自主的时代,封建主义的幽灵依然在游荡,最可悲的不是一些男人对女人的压迫、欺骗、凌辱,而是女人自觉地奉守一些“不平等”的价值规范而不自省,甚至把它作为一种内在规范来束缚自己的灵魂。因为肉体被迫的一次“意外”,曾美格赔上了她的美丽、青春、梦想和爱情,最后痴痴傻傻、沦落街头,成为乞丐,充当地痞、流氓泄欲的对象,还好她发疯了,不然的话,高傲美丽的她如何面对自我?为了一个婚姻的躯壳,许金梅忍气吞声,以金钱收买小三失败之后,“运筹帷幄”,铤而走险,虽然有哥哥的鼎力相助,她能够不“被离婚”,但作为一个女人,她如何面对无爱的婚姻和苦涩的内心?

因为被强奸而“爱”上强奸犯,要对其从一而终,最后使强奸犯烦不胜烦,后悔招惹了这个女人的故事,不是《漂泊的城市》第一次讲述,恐怕这也不是最后一次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一再被讲述,这一讲述本身在无奈中就有太多的悲哀与苍凉。负心汉运用种种“聪明才智”想要甩掉“黄脸婆”,“黄脸婆”却死活不肯离婚,这一故事一直在现实中继续。

波伏娃说:“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造就的”,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了这样的女人,或许应该超越对负心汉的谴责,而去追问女人的依附意识与相随情结到底是如何生成的,从这一角度而言,曾美格与许金梅的故事还没有完。

三、尴尬的弱者镜像

相比程文志与朱宝达的奋斗——成功模式,曾美格对“从一而终”的执着信仰,许金梅对“无爱婚姻”的誓死捍卫,有些人物似乎没有这么强悍,《漂泊的城市》也呈现了一些尴尬的弱者镜像。

恐怕没有比唐旭更倒霉的了:考上大学,却因为自费读不起;做卫生纸生意,却赔得一塌糊涂;学好驾驶,想开出租,却找不到合适的车;认识一高级知识分子,就稀里糊涂爬上老太太的床;老太太给他20万做生意,他懵懵懂懂携款私逃;逃跑途中,紧张得一夜白头,迅速被抓捕归案,一判就是十年;在铁窗之内,他无心存活,却也无力寻死。他的生存境遇只能用一个词概括:尴尬。

恐怕没有比唐旭更幸运的了,不管他自身如何糟糕,却找到一个愿意与他同甘共苦,为他的所有无能和怯懦买单的女人。他打工赚钱读书,她给他洗衣煮饭;他做卫生纸生意,她为他四处借钱;他的生意陷入困境,女人苦苦哀求,恨不得向老头下跪,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他终日无所事事,非常苦恼,女人鼓励他学驾驶;他学好驾驶,女人向年迈的父亲借钱买车;他开上出租之后,与老太太整日厮混,善良的女人一如既往地爱他;他携款私逃,单纯的女人被蒙在鼓里,为他担惊受怕,痴痴地想念他。什么叫伟大的爱情,这个叫罗雪洁的女人在用生命付出,用生命演绎着爱情的“神话”。

但遗憾的是,面对这样的神话,却很难被感动,只觉得罗雪洁很可怜。她其实也是弱者,只不过在爱情中,面对一个太弱的男人,她不得不强大,不得不无所不能,最终所有的付出只换来背叛与“遗弃”。什么叫尴尬?就是全心的付出,真挚的包容,只让他更坏,之后还不得不承担把男人惯坏的“责任”。

四、语言的裂缝

对于全书的语言,有时会感到茫然:全书的叙述语言非常朴素、贴切,但抒情语言却滑入俗套乃至矫情。或许原因在于,叙述故事时作者的态度是相对理智的,进行抒情时,却未能很好地与书中人物拉开距离。

比如程文志收到了刊载他小说的《当代》杂志:“他小心翼翼地把杂志放下,从抽屉中取出一个塑料袋,那是他从大超市买东西时人家给他装东西用的,还干净得很呢。他把书小心翼翼地装好,准备放起来。”(第218页)作者没用过多的笔触描写程文志的心态,但是对杂志的珍惜跃然纸上,物质的困窘也尽在不言中。而之后的心理描写则过分熟滥:“忽然,他很想见到曾美格——自己的女朋友!去找她?对,现在就去!立刻!马上!At once!他太高兴、太激动、太兴奋了,他渴望把这令人激动、令人振奋的大好消息与自己心爱的人儿分享!”(第219页)单调的重复,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却缺乏个性的表达;程文志对成名之后的想象不乏真实,但也透露出精神世界浅薄平庸的一面,但作者却很少对此进行审视。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情况?一定意义上跟作者没有“架子”有关系,他平等地看待书中的人物,不愿意居高临下地审视他们,对他们的思想做过多的判断,曹文轩老师在《达夫词典》(《文学自由谈》2011年第1期)中提到,“鲁迅同情底层的人物、弱小的人物、没有身份的人物,但鲁迅的架子是绝对不会倒下的。……这个架子,在现代文学那里,是一个共同的形象。……他们总是在把握和摆弄着人物,却不愿与人物平起平坐,也绝不取消与人物之间的距离。他们总是用一种藏也藏不住的优越心理,在解剖着人物(看看《阿Q正传》便知)。但文学写到了今天,这个架子却哗啦啦倒了下去,活生生应了‘斯文扫地’一句。”曹老师虽在文中无意论高下,但倾向性还是存在的,笔者亦在此留下自我痕迹,“斯文扫地”与“架子”之间,我倾向于后者。或许,这似乎也能够表明本文一些不够客观的地方。法朗士说过,“阅读是灵魂在杰作之间的探险”,而任何评论都只能引向对文本的阅读,却无法取代读者自身去探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