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解放区文学中的农民想象
——以1937～1945年的小说作品为例

王百伶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抗日战争爆发后，农民成为反侵略斗争中的中坚力量，政治党派在农村和农民中汲取力量。毛泽东曾说：“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帮助，他们将一事无成。”[1]在这样的政治诉求下,建立对于革命工作有协助作用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强调“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文艺工作者的立场、表现对象工作态度等都发生了变化，他们消除间离感和审视的态度，对于农村的人、事、景产生了心理认同，研究农民的思想状况、掌握人物特点，塑造具有革命意识、自主意识、反抗意识的农村新人。

一 平凡儿女的成长

解放区面临的紧张激烈的战争形式要求作家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1939年5月出版的《文艺突击》这样描述，“文艺界越来越更与抗战有关，为着共同参加到抗战的工作中，文艺界在全国的范围里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文艺界到前方和民众中去组织——这一切的活动，都向着一个总的目标走去：为抗战，为建国，文艺和抗战，文艺和政治，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在现在已将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成了事实的存在了”。 农民是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因而歌颂平凡儿女的崇高品质、塑造战斗的英雄，“动员”农民，鼓舞、激励他们参加到抗日战争中成为文艺工作者当前的重要任务。这样艺术和现实的抗日战争完全等同，文学成为了人们“认识”抗日战争的宣传品，以其激发农民将“民族”“国家”与自身联系在一起。

文艺为政治服务，必须在对社会现实的经典表述与再塑中完成意识形态的实践,因此要真正的“动员”农民参加抗日战争中，还需要使农民意识到抗战是自己的事，是群体的事，使少数人的鼓动变成多数人的信念。于是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成了文学家揭露的重点，毛泽东说:“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3]。

刘白羽《在黄河的一个边上》记述了日军屠城的情况：日军放火焚烧保德县城，火焰里，透出最惨痛的呼声,人们狂呼着往外逃，可是迎面子弹打来了,火燃烧了一天一夜，到处是灰烬、烧焦的尸体；丁玲《新的信念》中张老爹惨死日本人之手，金姑为了逃命、免遭强奸，脸上涂满了烟灰、尘土；《良民证》中三十几年的老杂货店，也被日本店铺挤倒了，更有甚者鬼子光天化日公开地提倡抽大烟，创办贩卖大烟的“吸食店”；李束为《放羊娃李三孩》中，李三孩的爹害病好几年，快要好了的时候，被日本人捉住害死了，妈妈也是被敌人打死的；西戎《兄弟俩》中侯牛的妈妈，一把泪一把汗把他和大牛抚育成人，在四零年的冬季大扫荡里，妈妈遭受强奸，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这里“强奸”“屠城”等都成了抗日宣传的一种隐喻，不仅“村庄”，甚至“女性”身体也成了民族国家斗争的场所，意味着中国人正遭受着日本的“强暴”。

在这样残酷的现实面前，个人的革命意识已经被“动员”起来：儿子守着被强奸过的老娘，“娘!你尽管安心地去吧!你的儿子会替你报仇!要替你，替这个村子……替中国报仇，拼上我这条命!我要用日本鬼子的血，洗干净我们的土地”,陈大娘也“亲切地感觉到了什么是伟大,她慢慢地将目光从人头上往上移, 在广漠的空间, 无底的蓝天上, 她看见了崩溃, 看见了光明, 虽说眼泪模糊了她的视线, 然而这光明, 确是在她的信念中坚强地树立起来了”(丁玲《新的信念》)。

同时胡克认为“一个民主社会应该那样来设计它的事业，即绝不是只让少数人有机会取得英雄的地位，而宁可把那句‘人人皆可为英雄’的口号作为规范的理想”[4]。在这样力量的号召下，革命才有群众广泛参与。因此，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批来自农村的英雄，他们既是战斗的英雄，有着崇高的品质；又是来自于群众中的平凡的儿女，因此必然对农民产生一定程度上的感召，形成一种强大的号召力，使得人们坚信“平凡的儿女”都有可能成为“战斗的英雄”。

在抗战前线，民族英雄段兴玉——一个有头脑、会打仗的指挥员、民兵队长，懂得保护自己、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以机动灵活的指挥艺术和敌人巧周旋，常常取得胜利，因而得到了“常胜中队”的美称(《民族英雄段兴玉》)； 冯风英泼辣干练，练就一手射击本领，在战斗中胆大心细。当敌人突袭设在村上的武器修械所，她只身跑回机械所，寻找射击角度，一枪击中了两个敌人(《女神枪手》)；班长和士兵受了伤，不能走动，在反扫荡战争中，民兵抬着他们到山头指挥作战(《战士》)……

在后方，水生嫂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蹲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荷花淀》)；周大娘机智救下王来子，为了不让他被鬼子抓走，烧掉自己的房子，多年的家财毁于一旦(《周大娘》)；邢兰家里很穷，孩子没有裤子穿，只能吃枣核和糠皮，他仍积极参加抗日工作，组织村里的代耕团和互助团(《邢兰》)；为了给两个女孩报仇，老船夫坚持抗日(《琴和箫》)；丈夫虽然一开始不被周围的人所理解，但是用自己的抗日行动，赢得家人及邻里的尊重(《丈夫》)；杨开泰为了抗日开会不再被打扰，整整挖了五夜的地洞，而且在他以后，地洞、地道就流传开了，并不断地改进(《第一个洞》)；五柳庄的村民在中秋之夜趁着给鬼子送粮食的时机杀死了日本鬼子，队长柳英华内心承受着父亲和儿子惨死的悲痛，为了抗日，过家门而不入(《杀楼》)。

即使是孩子也成长为“抗战小先生”：银顺子、三福、小黑狼抬铁条，完成了三个大人完成的任务(《一天的工作》)；为了照顾生病的顾林，小姑娘将自己崭新的红棉袄脱下(《红棉袄》)；马金霞免费为在“百团大战”中受伤的战士提供熟透的西瓜(《瓜的故事》)；黄敏儿在抗日战争中和汉奸斗智斗勇(《黄敏儿》)；侯圪弹站岗、放哨、智斗汉奸(《侯圪弹和他们的少年队》)。

正是这些农民的参与，“实代表了中华民族最浩大的正气，写下了中华民族在抗战中最壮烈不朽的史诗”[5]。

当然，作家在进行虚构的同时，又受到现实的约束——农民的抗战力量、抗战的智慧是无穷的，但是现实中农民的抗战的常识还是非常单薄的。比如在《吕梁英雄传》中，“诱敌上钩踏地雷”中，充分暴露了农民军事常识的单薄，“山上民兵见敌人跑了，孟二柱领头，打着呼哨一齐扑下沟里去抢胜利品。雷石柱生怕敌人来个‘二反长安’，扯开嗓子叫喊，叫留下一些作掩护，民兵们哪里还听得见，紧叫慢叫早已扑下沟底来了”。但是正是这些“毛病”的描写，才让农民感到亲切，由此产生更大的心理认同感，意识到自我成长为“英雄”的可能性。

二 妇女婚恋自主意识的提高

毛泽东曾给予中国妇女极高的评价，“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这个评价除了强调妇女对抗战胜利的重要性，还包括她们对自身解放的努力，即农村妇女婚恋自主意识的提高。

陈清侨曾说我们把“爱情看成了一种情感驱力，内化了社会改革的动劲；那么爱欲或可视为一种生命能量，足以推动终极的革命之轮”[6]。新的生活、新的知识带让农民婚姻爱情观念发生变化,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成为抗战时期农民新的婚恋观念，它使得女性内心深处的“自我意识”和追求“人之为人”的观念得到唤醒并强化，婚姻中的女性无权现象得到改变，自主权开始真正被她们所掌握，她们要求享有和男人平等的地位。这一时期描写爱情和家庭生活的题材，不少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作品大量出现。农村新人新的婚姻观必然与老的婚姻观的产生冲突与碰撞，小二黑与小芹的婚事遭到二诸葛和三仙姑百般阻挠(《小二黑结婚》)；在小秀的婚事中，东土村有一家，差了两个媒人来说媒，妈妈答应下了，小秀不依，向她提出抗议说：“旧社会把妇女当牲口卖，这阵新社会不能啦，没有经我同意，就是不成”“双方没感情，我不爱”(《喜事》)。因为她们认识到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是爱情的结果，有了爱情才有了婚姻。这一时期有一种“英雄配模范”的婚恋观是他们认可的：海娃和小秀两个农村青年自由恋爱，小秀爱讲卫生，爱学习，海娃年轻，是青年团员，思想进步。折聚英和一个革命残废军人自由恋爱，他是一个长征老干部，上过前方，右腿被敌人打伤后，就奉命在后方。她，一个妇女主任，曾经开辟了姚店区的妇女工作，在学习、生产的战线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当了学习模范和劳动英雄，成为抗日妇女先锋(《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新的婚恋观帮助“小芹们”实现了恋爱自主，同时也给在封建包办婚姻中的女性受害者指明了改变的方向。在旧婚姻观的迫害下，童养媳需要忍受一个和年纪比自己大一倍的丈夫共同生活(《受苦人》)；小折的汉，那会儿已经是个不小的男人了。他，一向不务正业，又有不良嗜好，无论是赌博、嫖女人，什么坏事他都干(《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王振中的婚姻原是小叔代娶的，不仅在婆家忍受着冷言冷语，而且在公共场合由于受着公公的坏名声的影响，也抬不起头(《走出以后》)；丈夫招财儿身材矮小, 其貌不扬, 脑子又不健全的憨小伙，落拓不羁(《喜事》)。于是这些受害者在新婚姻观的影响下，“宁愿回家当老百姓也要离婚”。

妇女婚恋自主意识的提高反映了以追求自由婚姻观念的“小芹”“小二黑”们为代表的农村新人正在成长，而旧式婚姻观念的代言人“三仙姑”“二诸葛”们正逐渐为人们所唾弃的必然趋势。可以说这些婚恋故事，这些“儿女情、家务事”的小题材，涉及到了历史问题“那些看起来好像关于个人和力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主寓言的形式投射一种政治”[7]，反映了妇女的觉醒。

三 租佃之间权力的置换

土地的耕作、收获一直是农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但在旧社会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据着农村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的土地”[8]。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但实际收入甚少。在解放区的新生活的感召下，农民翻身做主的意识逐渐强烈，租佃之间的权力开始得到置换。

在文本中， 地主是作为“负面”形象而建构的，被想象是“标签”的人——残酷压迫、剥削佃农，成为被丑化、被改造的对象，而且“解放区小说中的地主形象，地主身份与道德合一”[9]：王丙红虽说是五十多岁的老汉了，可是他嘴上还没有生胡子，因此，众人常在背后叫他“老婆嘴”，而且虽然表面同意退租，暗地里却要儿子往外村偷运粮食(《老婆嘴退租》) ；周财主是本村的头一家地主，王海生的五垧地在父亲死后，就被他逼去顶了欠租(《土地和它的主人》)；吕村长仗势欺压穷汉，吕财主黑心骗张初元(《张初元的故事》)；“长烟袋”刻薄、吝啬(《长烟袋》)；地主金卯不顾二小子母亲即将饿死的惨状，将土地收回，而且还破坏土地政策，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制造贫农之间的争端(李束为《租佃之间》)；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地主胡丙仁逼迫苗海其等归还红契(《红契》)。

与地主阶级的简单化处理相似，农民形象也被叙述者预先归于自己设定的政治编码过程中，他们都是以穷苦的、做过长工、受地主的压迫甚至家破人亡的形象出现，而农民翻身也被叙述成为了一个历史过程的隐喻：即贫苦的农民在新政权(村干部)的帮助与领导下，取得胜利。最初农民在减租减息开始时，并没有觉悟，害怕再变天，共产党不给其撑腰。如苗海其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看见众人有的接过新租约，有的接过红契，他也壮了壮胆子，接过红契，回家去了。不到半月，村里起了谣言——八路军要走、笑面虎要夺地等，苗海其将红契归还地主，照例交租，并称地主为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然而渐渐地，“苗”看到其他农民不仅得到了土地，而且也还归还了粮食。在村干部等人的引导下，他才开始觉悟，谋求自己的利益。在实行减租减息那年，村里把祥保和地主叫去开会，当面给他减了租，过后，在地主的威逼利诱下，他又答应不减租了。他娘气得用手里正纳的鞋底拍打着炕沿，问他为甚么不减？他说：“上头是叫减，可咱是人家老佃户，人家地主答应不叫还欠租，还挺和气，跟我商量着，问我不减行不，你说我怎么个好开口不答应人家”(《灾难的明天》)。

当然这类作品也大多处理的模式化，人物的内心活动很少涉及，仅仅只是从人物的语言和外在的行为来表现人物，而且农民形象通常带有暴力色彩，他们坚信“不通过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不可能夺取统治”[10]，暴力成为他们实现翻身做主的一种手段，例如在《老婆嘴减租》中，“‘你们要减租是不是?’老婆嘴的话还没落音，众人就一声吼：‘还要退租!’‘还要退租!’‘我把你王丙红看透了，以前说减租，你就拿夺地吓我们。如今要退租哩，你又悄悄地往外村运粮，逃脱退租。’光裕没说完，就上前一步，抓住老婆嘴的衣服，对着他的脸唾了一口”。在《土地和它的主人》中：“在开大会的时候，半盆周不说话，海生问众人，‘汗水出在咱们身上，油水流到谁肚里了?’‘流到半盆周肚里去了!’众人的吼声把半盆周吓了一跳”。康濯的《腊梅花》中“人们的发言，好多都追说到事变前的苦日子，常常有人说到事变前财主家逼死了他家的人，会场里就一阵乱，人们叽叽喳喳咬耳朵说着，突然，有一个什么人憋不住劲，站起来一挥拳头，喊出一声口号，接着人们就跟着喊，连房上的人也举起胳膊嚷开来，弄得会场上乱一阵，树叶也纷纷往下落”。

在此，“农民”成为“暴力”的化身。暴力和农民的身体、语言、情感结合在一起，在日常生活中的各个场域对地主施加影响，而且农民作为施暴主体施加在地主身上的暴力行为被赋予了叙述的合法性。他们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作出了不得已的行为。

结语

抗日战争爆发后，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立场、表现对象工作态度等都发生了变化，他们消除间离感和审视的态度，从平凡的儿女、战斗的英雄、妇女婚恋自主意识的提高、租佃之间的权力的置换三个方面塑造具有革命意识、自主意识、反抗意识的农村新人，以承担对群众的“动员”以及某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从而对其进行教育、启蒙和正确的政治指导。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86.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49.

[3] [澳]胡克.历史中的英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66.

[4] 朱德.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49.

[5] 转引自王德威.历史与怪兽: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暴力与叙事[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24.

[6] [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J].张京媛译.当代电影，1989(6):46.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04.

[8] 王雨田.十七年小说中的地主形象类型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2.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