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四川进士总数考
——兼与吴宣德教授商榷

刘小龙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350007)

明代四川①进士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比如政治领域的蹇义、杨廷和等，文学领域的周洪谟、杨慎等。考察该群体，不仅有助于四川科举史、地方史的研究，而且也有利于整个明史的研究。然而，明代四川进士群体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该群体总数是多少？学界迄今尚未达成共识。②随着研究的深入，就已有研究成果而言，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以下简称《吴书》)关于明代四川进士的统计不仅最为详实，而且其所依据的资料更权威、以著籍(即进士的现籍地)为统计标准也更客观；但是其结论依然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明代四川进士③数量再做探讨。

一 明代部分科次四川进士数量考辨

(一)成化十四年(1478年)戊戌科

该科四川进士数：《成化十四年进士登科录》[1]《皇明进士登科考》[2]《皇明贡举考》[3]《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附》[4]、嘉庆《四川通志》[5]俱载25人，《类姓登科考》作24人，[6]嘉靖《四川总志》作28人，[7]万历《四川总志》作22人，[8]雍正《四川通志》作26人[9]。

考辨：该科四川进士应为25人。对比诸书所载该科进士名录，不难发现：第一，《类姓登科考》多出晏铎(四川富顺县籍)[6]668，经查其应为永乐十六年(1418年)进士，应剔除；另《类姓登科考》误载该科进士何悌(四川合州籍)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6]454、漏载张万钟(四川资县籍)，故此2人应计入该科四川进士数。第二，嘉靖《四川总志》多出5人，其中张贵(四川华阳县籍)、戴锦(四川长寿县籍)[7]96，184无见记载于他书，属孤证，罗忠(四川阆中县籍)[7]131应为永乐十六年进士，梁万钟(四川温江县籍)[7]97应为成化五年(1469年)进士，胡荣(四川井研县籍)[7]98应为成化二十年(1484年)进士，故此5人应剔除；另嘉靖《四川总志》误载该科进士伍性(四川荣县籍)为永乐二年(1404年)进士[7]251、陈瑞(四川忠州籍)为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进士[7]187，故此2人应计入该科四川进士数。第三，万历《四川总志》漏载“李韶、陈嘉章、黄辅政，俱四川富顺县籍”，故此3人应计入该科四川进士数。第四，雍正《四川通志》多出2人，其中华从时(四川巴县籍)[9]68无见记载于他书，属孤证，刘定昌(四川綦江县籍)[9]68应为成化十一年(1475年)进士，故此2人应剔除；另雍正《四川通志》漏载该科进士黄钟(四川合州籍)，此人应计入该科四川进士数。综上，该科四川进士应为25人。

通过考证，该科四川进士为25人当属无疑。然而，《吴书》的结论却是24人[10]57；由于该书没有罗列出该科进士名录，因此无法确定其漏载了哪位进士。为进一步说明笔者考证的可信性，兹罗列出该科25名四川进士名录(包括姓名、甲第、籍贯信息)如下：

黎复登(2甲9名，重庆府长寿县，军籍)、黄翼之(2甲10名，眉州，民籍)、革从时(2甲19名，成都后卫军籍，重庆府巴县人)、刘纪(2甲22名，成都府汉州绵竹县，民籍)、伍性(2甲37名，嘉定州荣县，民籍)、李韶(2甲57名，叙州府富顺县，灶籍)、汪藻(2甲74名，成都府内江县，军籍)、马廷用(2甲109名，顺庆府西充县，民籍)、黄钟(3甲13名，重庆府合州，民籍)、邹贤(3甲32名，成都府内江县，民籍)、任弘(3甲57名，顺庆府南充县，军籍)、何悌(3甲58名，重庆府合州，民籍)、徐纲(3甲69名，潼川州遂宁县，民籍)、陈钺(3甲100名，重庆府巴县，民籍)、明经(3甲123名，成都府内江县，军籍)、杨廷和(3甲125名，成都府新都县，民籍)、陈瑞(3甲131名，重庆府忠州，军籍)、鲜荣(3甲176名，成都府灌县，民籍)、谭溥(3甲190名，泸州，民籍)、王宾(3甲193名，重庆府合州铜梁县，民籍)、张万钟(3甲205名，成都府资县，军籍)、陈嘉章(3甲210名，叙州府富顺县，军籍)、黄辅政(3甲221名，叙州府富顺县，民籍)、陈常(3甲223名，重庆府长寿县，民籍)、古其然(3甲235名，重庆府永川县，民籍)。

(二)崇祯十年(1637年)丁丑科④

该科四川进士数：《类姓登科考》载14人，[6]354-659《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附》[4]1299-1314、雍正《四川通志》986俱作15人，嘉庆《四川通志》作16人[5]3776。

考辨：该科四川进士应为15人。对比诸书所载进士名录，不难发现：第一，《类姓登科考》误载该科进士顾鋐(四川成都县籍)为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6]659，故其应计入该科四川进士数。第二，嘉庆《四川通志》多出孙顺(贵州安化县籍绵州人)[5]3776，据其籍贯可知孙顺现籍地为贵州安化县、原籍地为四川绵州，进士归属区域的判定以其现籍地为标准已成为学界共识，故其不能算作四川进士，应剔除。故该科四川进士应为15人。

通过考证，笔者认为该科四川进士为15人当属无疑。然而，《吴书》的结论却是14人[10]58；由于该书没有罗列出该科进士名录，因此无法确定其漏载了哪位进士。为进一步说明笔者考证的可信性，兹罗列出该科15名四川进士名录(包括姓名、甲第、籍贯信息)如下：

严锡命(2甲29名，成都府绵州，民籍)、高射斗(2甲32名，夔州府梁山县，民籍)、顾鋐(3甲5名，成都府成都县，民籍)、丘祖德(3甲25名，成都卫，军籍)、罗心朴(3甲35名，顺庆府蓬州营山县，民籍)、唐阶泰(3甲40名，夔州府达州，民籍)、何纶(3甲73名，夔州府梁山县，民籍)、刘景绰(3甲83名，成都府内江县，民籍)、傅德坚(3甲99名，夔州府新宁县，民籍)、赵昱(3甲123名，成都府安县，民籍)⑤、龚完敬(3甲134名，成都府彭县籍，江西抚州府临川县人)、徐方来(3甲192名，重庆府合州铜梁县籍)、李之华(3甲200名，重庆府巴县，民籍)、吴允谦(3甲221名，成都府内江县，民籍)、庞昌胤(3甲240名，顺庆府西充县，民籍)。

(三)崇祯十三年(1640年)赐特用

该榜四川士子数：《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附》[4]1331-1334、嘉庆《四川通志》[7]3776俱载18人，《吴书》[10]58亦同。

考辨：此18名士子不能计入明代四川进士总数。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并不具有进士身份。什么样的人能够称作进士呢？清代学者赵翼如此定义“今会试中式者，礼部放榜，但云会试中式举人，必俟殿试后，赐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始谓之进士。或有事故不及赴殿试者，但尚是中式举人，不得称进士”[11]。 由此可知，只有经过殿试、传胪、获得进士身份的举子才能称作进士。然而，据龚延明先生、郭培贵教授的相关考证，可知崇祯十三年赐特用的263名士子没有参加殿试、传胪，更没有获得进士身份。[12]因此，崇祯十三年赐特用的263名士子不能称作进士。故其中的18名四川籍士子不能计入明代四川进士总数。

二 明代四川进士总数统计

辨析与《吴书》结论互异的科次后，笔者将罗列出确认的明代各科四川进士数量，并统计其总数，以便学界参考。

武时期：四年0人，十八年2人，二十一年0人，二十四年1人，二十七年3人，三十年春榜2人、夏榜6人。建文时期：二年2人。永乐时期：二年18人，四年7人，九年4人，十年2人，十三年12人，十六年9人，十九年、二十二年均为4人。宣德时期：二年4人，五年、八年均为7人。正统时期：元年6人，四年8人，七年9人，十年8人，十三年10人。景泰时期：二年19人，五年26人。天顺时期：元年28人，四年7人，八年18人。成化时期：二年24人，五年16人，八年15人，十一年16人，十四年25人，十七年、二十年均为19人，二十三年31人。弘治时期：三年18人，六年21人，九年16人，十二年22人，十五年18人，十八年21人。正德时期：三年27人，六年28人，九年25人，十二年23人，十六年24人。嘉靖时期：二年21人，五年15人，八年18人，十一年22人，十四年21人，十七年19人，二十年23人，二十三年27人，二十六年16人，二十九19人，三十二年23人，三十五年、三十八年、四十一年均为17人，四十四年24人。隆庆时期：二年29人，五年18人。万历时期：二年20人，五年18人，八年14人，十一年18人，十四年21人，十七年20人，二十年19人，二十三年20人，二十六年15人，二十九年16人，三十二年14人，三十五年15人，三十八年18人，四十一年16人，四十四年17人、四十七年24人。天启时期：二年15人，五年22人。崇祯时期：元年19人，四年18人，七年11人，十年15人，十三年14人，十六年20人。统计以上各科四川进士数量，可知明代共录取四川进士1406人。

三 余论

通过逐一考证明代四川1406名进士，笔者对学界明代四川进士总数众说纷纭的现象和四川进士群体有了新的认识：

首先，学界迄今对明代四川进士总数无法达成共识，其原因在于学者们统计所依据的资料、采用的标准不尽相同。学者统计所依据的资料不同，如何炳棣依据的资料是《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附》，陈国生则依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蓝勇依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和嘉庆《四川通志》，又如吴宣德则利用《明代进士登科录》等资料，甚至某些学者根本没有交代其统计所凭借的资料。学者统计采用的标准各异，比如沈登苗采用“贯”，又如吴宣德主要采用“著籍”为标准等。令笔者费解的是，依据同样的资料、采用同样的标准，不同学者统计的结果居然大相径庭。

其次，在学习和研究中，我们要全面占有可信史料、严密考证，这样得出的结论才可能更接近历史真实。以明代四川进士总数的考证与统计为例，仅依据某本科举文献或地方志，又无客观的统计标准，那么其结论是难以经受时间的检验；笔者认为只有网络学界公认权威的科举文献(如《明代进士登科考》)，再参以地方志，且以进士的现籍地为统计标准，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更具说服力。

最后，1406名明代四川进士中，一甲进士共6人，约占该群体的0.40%；二甲进士共312人，约占22.23%，三甲进士共1087人，约占77.30%，1人无法确定甲第。可知明代四川进士群体内部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形的特点，与明代整个进士群体、甚至整个功名体系的内部结构特点完全一致。

注释：

①本文所言的“明代四川”行政区划以张廷玉《明史》卷43《地理志四·四川》为准，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1021～1053页。

②比如何炳棣认为明代四川进士总数为791人([美]何炳棣著，王忠武译《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张步天认为是1334人(《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陈国生认为是1352人(《明代人物的地理分布研究》见《学术研究》1998年第1期)；蓝勇认为是1368～1375人(《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沈登苗认为是1369人(《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见《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3期)；钱茂伟认为是1426人(《国家、科举、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出版)；多洛肯认为是1440人(《明代浙江进士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吴宣德认为是1422人(见《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2009年)；周勇认为是1408人(《明代科举会员的整体考察》，见《历史档案》2012年第4期)；郭培贵和蔡惠茹认为是1404人(《论福建科举在明代的领先地位及其成因》，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③本文所言的明代四川进士为：凡现籍地在明代四川行政区内且经过殿试、传胪、获得进士身份的士子。笔者依据明清科举文献(如《明代进士登科录》《南雍志》《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皇明三元考》、《类姓登科考》、《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附》等)和四川地方志(如嘉靖《四川总志》、万历《四川总志》、雍正《四川通志》、嘉庆《四川通志》等)，对明代四川进士进行逐一考证和统计。下文将笔者统计结果与《吴书》互异的科次进行辨析；与《吴书》相同的科次笔者不作说明，仅将其进士数列于明代四川进士总数统计部分。本文统计所依据的资料、统计的标准(以举子的现籍地为准)与吴宣德教授几乎相同。

④由于《明代进士登科录》现存55科，《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嘉靖《四川总志》、万历《四川总志》记事分别止于嘉靖二十九年、万历十一年、嘉靖二十年、万历八年，故记载崇祯时期进士名录的文献主要有《类姓登科考》、《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附》、雍正《四川通志》、嘉庆《四川通志》。

⑤《崇祯十年丁丑科进士三代履历》(转引自《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第3184页)、《类姓登科考》(第631页)、雍正《四川通志》(第86页)、嘉庆《四川通志》(第3776页)俱载其为四川成都府安县人，《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附》(第1308页)载其为四川安顺府普安县民籍。笔者采信前者，理由：明代安顺府普安县隶属于贵州省，然《贵州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2册，第38～39页)崇祯十年进士名录并无此人，合理的解释是《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附》记载错误。

参考文献：

[1] (明)成化十四年进士登科录(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第一函)[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

[2] (明)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明代史籍汇刊·第一辑第11)[M].台北：学生书局，1969.

[3] (明)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四库存目丛书·第269册)[M].济南：齐鲁书社，1997.

[4] (清)李周望.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M].台北：华文书局，1969．

[5] (清)常明，杨芳灿.四川通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

[6] (清)盛子邺.类姓登科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26册)[M].济南：齐鲁书社，1997.

[7] (明)刘大谟，杨慎.四川总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2册)[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

[8] (明)虞怀忠，郭棐.四川总志(四库存目丛书·第199册)[M].济南：齐鲁书社，1997.

[9] (清)黄廷桂.四川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1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0]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9.

[11](清)赵翼.陔余丛考(续修四库全书·第115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2]龚延明.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J].浙江大学学报，2006(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