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 难 的 突 围
——比较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和余华《活着》

朱继季

（苏州大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基地），江苏 苏州 215000）

苦 难 的 突 围
——比较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和余华《活着》

朱继季

（苏州大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基地），江苏 苏州 215000）

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和《活着》都是讲述在苦难面前生命力的坚韧和顽强，不同之处在于面对苦难，索克洛夫顽强反抗，而富贵则更多地呈现出淡然和超脱的姿态。本文在分析两位主人公性格和经历之后，从文化背景、作家个性和写作背景等方面分析两位主人公面对苦难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

《一个人的遭遇》 《活着》 苦难 人生态度

1956年至1957年之交，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在 《真理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这篇小说经过了作者的十年酝酿，发表不久即好评如潮，使这一部篇幅很短的小说“较之许多大部头的作品尤为珍贵”。《活着》是先锋作家余华在199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国外媒体曾评价道：“余华在《活着》中描绘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全貌……它以福贵的口吻讲述了二十世纪中的中国史……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典范。”［1］两部小说都讲述了主人公在与生命中的苦难不期而遇时所表现出的坚忍顽强和不屈意志，以史诗般的笔触反映了中俄两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从一个人的活着的遭遇中管窥故去时代千千万万个人的共同经历，是人类生存的传奇史诗。

一、比较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和余华《活着》主人公的人生经历

两部小说的主人公虽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却有着极为相似的人生经历，都经历了年少的放纵堕落、战争的残酷和亲人的离世等。“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经历着不同的时代，属于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嗜好，然而有时候他们就像是同一个人。这是因为所有的不同都无法抵挡一个基本的共同之处，人的共同之处。人的体验和欲望还有想象和理解，会取消所有不同的界限，会让一个人从他人的经历里感受到自己的命运，就像在不同的镜子里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形象”［2］。

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的主人公索科洛夫是位普普通通的俄罗斯人，国内战争中参加过红军，饥荒时给富农当牛马，总算没有饿死，但是父母和妹妹都被饿死。不久即变卖了家中的房产，背井离乡，一个人来到了城里，当上了钳工，并且和在儿童保育院长大的孤儿伊琳娜结了婚。妻子温柔贤惠，聪明体贴，“天底下没有比她更漂亮更称心的人了，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3］。即使索科洛夫有时下工回家，累得筋疲力尽，对她粗声粗气，她也不会用粗言粗语回应，依然努力地让索科洛夫吃得又香又甜。年轻时的索科洛夫偶尔爱喝酒，不太顾家，当他踉踉跄跄地回家之后，伊琳娜既不责备，又不吵闹，只是细声细气地笑笑，照顾索科洛夫让他醒酒和休息。不久，夫妇俩有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索科洛夫不再放纵自己，只在休息日里喝一杯酒，全部工钱都拿回家去，生活渐渐走上了正轨。后来索科洛夫迷上了开车，就这样，他不分昼夜地开车挣钱，有了稳定的收入，在战前盖了房子，孩子们的学习都很好，他们衣食无忧，索科洛夫感到骄傲和心满意足。就这样，他们平静地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十年光阴。

就在这时，战争爆发了，索科洛夫不得不离开妻儿，走上战场。索科洛夫在沉闷的日子里不常给家里写信，要写也只是说一切平安，报喜不报忧，只怕身在后方的妻子担惊受怕。面对残酷的战争和未卜的命运，他自己默默地忍受一切，应付一切。在战争中只受过两次轻伤的索科洛夫，在给部队运送炮弹的途中，不幸被敌方炮弹击中而被德国法西斯俘虏。在敌人的威逼下，他不得不为德国人卖命。在被俘的两年中，索科洛夫受尽了屈辱和磨难，他被迫在德国的工厂里做工，在矿井里运煤炭。在被奴役的同时，还得忍受法西斯莫名的毒打，“他们打你，为了你是俄罗斯人，为了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了你在给他们这批流氓干活。他们打你，还为了你眼睛看得不对，走路走得不对，转身转得不对……他们打你，只是为了有朝一日把你打死，为了让你咽下自己最后一滴血倒下去。”［4］在恐怖的气氛下，索科洛夫一刻也没有忘记要设法重新回到自己人那里。在经历第一次的逃跑失败后，他终于用自己的计谋和胆量挟持着一位德军少校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不仅自己重获自由，而且为自己的国家立了功，获得了政府的奖赏。然而，索科洛夫虽然回来了，但妻子和两个女儿早已经被德国人炸死，原先靠自己辛苦打拼而来的家也被夷为平地，只剩下一个深深的坑。在轰炸中幸免于难的儿子也上了前线，不久也英勇牺牲。残酷的战争使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从前线复员回家后，他最终收养孤儿万尼亚，与其相依为命。

小说《活着》讲述了主人公福贵“温情地受难”的人生历程，作者余华曾说：“《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5］《活着》讲述了福贵在经历了亲人的相继离世之后，与老牛相依为命的故事。福贵“是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多的死去的理由，可是他还活着”［6］。贵公子福贵年少放纵轻狂，狎妓嫖娼，苛待妻子，嗜赌成性，把自家祖辈留下的家产全部输光，最终把父亲活活气死，妻子家珍被丈人领回家，自己沦为龙二的雇农，从前锦衣玉食的老母亲只好跟着自己受罪。后来家珍生了儿子有庆，从城里回到福贵身边，福贵终于改邪归正，开始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不料被国民党抓壮丁而虏去，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亲眼目睹了老全的死去，后侥幸回到家中，迎接他的是母死女哑的悲剧。后来儿子、女儿、女婿、妻子、外孙等相继离世，只剩福贵一人活着。在小说中“死亡仿佛成为一种繁复的生命惯性存在，生命的被掠夺正如生命的被给予一样没有任何理由。岁月的残酷，生命的无常以及人生的无情无尽的灾难，都在福贵身上铺衍着”［7］。苦难与死亡的重复相生相伴，在命运面前你别无选择。“重复之中又掺杂着人性体验的反复无常，人们对于命运叵测的无奈与无望，不知不觉中依然纠缠如宿命，固执如冤魂”［8］。在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后，福贵和那头名叫“福贵”的老牛依然在田地里静静地耕作着，等待着未来命运的召唤。正如余华所说：“《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9］

二、比较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和余华《活着》主人公面对苦难的不同人生态度

索科洛夫面对生活的苦难，表现出了一种坚毅勇敢，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一个人的遭遇》“这部作品的创作思想，在于揭示普通俄罗斯人的百折不挠的意志、果敢精神、英雄主义以及他的伟大的、慷慨无私的胸怀”。“在他个人承受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的年代，在无法挽回地失去了一切的情况下，他做到了在内心中战胜充满悲剧的个人命运，而高踞其上，他做到了以生的名义，用生去征服、去战胜死”［10］。面对生活中接踵而至的苦难，他向生活发出了质问：“你究竟为什么要那样折磨我？为什么要那样惩罚我？不论黑夜，不论白天，我都得不到解答……”［11］在残酷而无助的战争环境下，他毫不抱怨，默默忍受一切，“你既然是个男人，既然是个军人，就得忍受一切，应付一切，如果需要这么做得话”［12］。不幸被俘后，他仍然不向命运低头，时时刻刻想着重回自己人那里。在可能的死亡面前，毫不畏惧，视死如归，既不慌张，又不胆怯。面对德国法西斯的挑逗等卑鄙行径，索科洛夫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保持了一个俄罗斯人的骨气和骄傲。战后回到家乡后，面对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现实，他仍旧没有向命运低头，收养了万尼亚，两个失去亲人的人，两颗被空前强烈的战争风暴抛到异乡的沙子，“这两个各自流浪的、孤苦伶仃的、失去了一切的人，彼此在对方身上赢得了他们的融汇为一体的共同生命，互相确定了对方在生活中应有的地位。因为不单是这男人使得这个孩子确实像一个孩子那样生活下去，而且这孩子也可以使这男人刚强起来，永远有信心，永远是个男子汉”［13］。

福贵是一位典型的顺命者，生活中不期而至的灾难，他总认为是命运的安排，平心静气地忍受这一切。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福贵信守着做人的准则，“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14］。于是他和自己的命运达成了和解，在命运面前，任何愤怒和反抗都显得异常苍白，任何绝望和郁闷都变得无比怯懦。福贵学会了宽容，学会了容纳，学会了忍受。“福贵在苦难中参透了生死之谜，不再为死而悲伤、为生而欢悦。活着就是活着，死去就是死去，生死他已不屑分辨，重要的是亲人活在心中”。“在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之后，他与一头垂暮的老黄牛为伴，沉浸于耕作的乐趣中。言谈间，透露的依旧是一种满足和平和。他为自己比那些风光了一阵子而断送性命的人活得长久而心满意足，为自己亲手埋葬了所有的亲人而心地踏实”［15］。

三、分析主人公面对苦难所表现出的不同人生态度的原因

无论是肖洛霍夫笔下的索科洛夫还是余华笔下的福贵，在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亲人的离世等几乎相同的人生苦难后却表现出了不同的人生态度。索科洛夫面对苦难毫不妥协，顽强反抗。福贵则宽容坚忍，超然达观。这种差异有着根深蒂固的民族无意识积淀，是勇敢坚毅的俄罗斯民族精神和宽容达观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民族精神是一种普遍认同和共同遵循的品格，是为本民族成员所认同和遵循的思想品格、价值观、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一个民族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情感的综合体现”［16］。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民族大众的最基本价值观念，“不是外在于该民族民众的，而是内化于民众的心理意识之中，凝固为民众文化作为智慧凝结和精神创造，它是该民族民众素质和品质的注入和展示，是其对象化实现”［17］。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生活在不同的民族文化里，面对突然而至的人生苦难，自然会受深深根植于内心的民族文化无意识的积淀。

俄罗斯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既是一个战乱频仍、饱受摧残的民族，又是一个善于进行战争扩张的民族。当俄罗斯国家遭受外敌入侵时，每位俄罗斯民众都是国家的战士，他们会自愿走上战场，为了国家和民族，更为了自己的家庭，他们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俄罗斯民族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是英雄，面对外侮，他们自愿而且光荣地履行一个爱国者和人道主义者的职责。正像肖洛霍夫的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那样，小说“没有任何了不起的卖弄的东西，既没有写过分的激情，也没有写显赫的功勋，写的只是前线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以及现实发展过程中充满着的各种矛盾，写了生活中的各个光明面和阴暗面。使得英雄行为在肖洛霍夫笔下去掉了虚饰，而与点缀门面，装腔作势相对立”［18］。正是这种朴素的英雄主义情结使得索科洛夫始终像个战士那样勇敢顽强、坚韧不屈。

《活着》中的福贵始终乐天知命，超越生死，淡然超脱，他说妻子“家珍死得很好，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净净，死后一点是非都没留下”。实际上家珍是被苦难的生活给累垮的，福贵对家珍之死的洒脱，比之庄周的鼓盆而歌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说福贵是足以充分展示中国古老生存智慧的文化符号，福贵就是那样默默地忍受生命赋予的责任，忍受现实给予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福贵以“温情地受难”地姿态考量着他和自身命运的关系，“显然，福贵与其命运的关系是在社会——历史框架中展开的，但福贵对此关系的考量则被纳入了宇宙——生命维度。这就是说，当福贵抽去人的社会属性而将其还原为赤裸裸的自身自然时，不小心将人的价值性也过滤了，而只剩下了人的生物性——于是他对人的终极关怀也就被简化为活着一词，唯问人是否活着，不追问咋个活法、为何活、如何活、活在何等水平。”若戏用冯友兰的‘四境界’（依次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宇宙境界，由低到高），怡然出世的福贵，似乎已神气抖擞地活到‘宇宙境界’了”［19］。在富贵的世界里，他放弃了对生存意义的追寻，只是坚持自己在尘世中“活着”的基本品质和信念。面对苦难永无止境的侵袭，福贵找到了一条缓解苦难的终南捷径——忍耐。“正是因为忍耐的存在，使得这部小说变得沉郁、悲悯、而又顽强、坚定，没有血与泪的控诉，也没有撕心裂肺的尖叫，更没有绝望的嚎啕，只有福贵在一个个亲人离去后的忍受——那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宽容和忍耐，坚韧与高迈”［20］。福贵就这样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对福贵而言，忍耐已磨砺为一种柔性的品质，时刻保卫着他内心免遭苦难这种生活暴力的破坏。苦难加上忍耐，苦难似乎已经消失于无形。因为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福贵是弱者中的弱者，因为生命坚韧顽强的张力，福贵又是强者中的强者”［21］。

一个作家审美情趣的产生必然会受到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肖洛霍夫生于一个村子中的店员家庭，“父亲从青年时就受雇于人。母亲是农奴的女儿。外祖父在农奴‘解放’后，因家庭人口多，仍旧给地主做工。母亲从十二岁起离家去帮人，到出嫁一直在一个老地主寡妇家当女仆”［22］。可以说在这样不平等的生活环境下长大，肖洛霍夫自小就有抗争精神。“如果说艺术家的生平是他认识世界的根本渠道的话，……那么肖洛霍夫的人生命运所遇到的恰恰是俄国社会革命所经历的最湍急最深沉的一股激流。在哪里能遇到哥萨克大地上那种呼啸怒吼的狂风暴雨呢？……当国内战争在顿河上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肖洛霍夫还是一个孩子。国内战争成了他的学校，并且磨炼了他革命者的意志，同时也砥砺了他艺术家的天赋才能”［23］。肖洛霍夫自小就目睹了贫农和富农的斗争，因为革命哥萨克家庭内部也发生了变化等事件，所以小小年纪的他显得很早熟，已经有了丰富的阅历和深入思考问题的能力。“一九四一年七月，肖洛霍夫应征入伍，成了一名军事记者，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战争结束后，他才复员”［24］。四年多的军旅生涯让他对战争的残酷有了更直接和深刻的认识。尤其是作家的母亲也被德国法西斯炸死，这更加大了作者在文中对于苦难的反抗力度。

余华的小说创作深受其童年和故乡的影响，正如余华所说：“童年生活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选择，没有第二或第三种选择的可能。因为一个人的童年，给你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是一个人和这个世界一生关系的基础。”［25］余华幼时生活在和平年代，受过较为系统良好的学校教育，自小就有着不俗的文笔。《活着》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江南地区，作家本人毫不避讳地表示 “我的作品里的所有场景，我认为都是发生在我的地域里面，我无法想象他们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哪怕是发生在另外地方的故事，我知道了以后，也会搬到我自己的故乡去，就像住在家里一样”。南方小镇的柔软甜腻为小说《活着》增加了一丝丝温情气氛。阅读对作家余华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作家经常将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名字放在一起，在作家看来，“川端康成是文学里无限柔软的象征，卡夫卡是文学里极端锋利的象征……川端康成如同盛开的罂粟花使人昏昏欲睡，就像是流进血管的海洛因让人亢奋和痴呆。我们的文学接受了这样两份截然不同的遗嘱，同时也暗示了文学的广阔有时也存在于某些隐藏的一致性中”。川端康成和卡夫卡小说中都有过起死回生的例子，这让余华感受到“生在死之后出现，花朵生长在溃烂的伤口上，对抗中的事物没有经历缓和的过程，就是直接汇合，然后同时拥有了多重品质……我意识到伟大作家的内心没有边界，或者说没有生死之隔，也没有美丑和善恶之分”［26］。在小说《活着》中福贵以一种死生如一的信念坦然面对着亲人相继离世的苦难，毫无悲戚，淡然超脱。

［1］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87.

［2］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2.

［3］肖洛霍夫著.草婴等译.一个人的遭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7.

［4］肖洛霍夫著.草婴，等译.一个人的遭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2.

［5］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第3页.

［6］洪治纲.余华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118.

［7］刘欣.生命能够承受之重——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与余华《活着》的比较［J］.泰山学院学报，2009，5.

［8］张炼红.苦难与重复相依为命［J］.当代作家评论，2000，4：69.

［9］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5.

［10］孙美玲.肖洛霍夫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308.

［11］肖洛霍夫著.草婴，等译.一个人的遭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

［12］肖洛霍夫著.草婴，等译.一个人的遭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

［13］孙美玲.肖洛霍夫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317.

［14］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81.

［15］曾雪雨.对苦难的抗争与忍耐——比较《一个人的遭遇》和《活着》［J］.安徽文学，2010，11：117.

［16］朱冰.民族精神及其培育［D］.南京师范大学，2005.

［17］刘欣.生命能够承受之重——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与余华《活着》的比较［J］.泰山学院学报，2009，5.

［18］孙美玲.肖洛霍夫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326.

［19］洪治纲.余华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307.

［20］洪治纲.余华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139.

［21］刘欣.生命能够承受之重——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与余华《活着》的比较［J］.泰山学院学报，2009，5.

［22］孙美玲.肖洛霍夫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457.

［23］孙美玲.肖洛霍夫［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7.

［24］孙美玲.肖洛霍夫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422.

［25］洪治纲.余华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3.

［26］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济南：明天出版社，2007：10.

本文为苏州大学文学院2013导师制项目成果。

指导老师：朱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