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热点述评

杭州师范大学 欧 荣

一、学术史的回顾

20世纪初，现代主义运动席卷欧美大陆，对世界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世纪过去了，对欧美现代主义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不可胜数。

就英美学术史来看，早期的现代主义研究着力于对现代主义进行分期，介绍现代主义文学的社会文化背景，对现代性、现代意识进行界定。斯蒂芬·斯班德(Stephen Spender)的《现代人的斗争》(TheStruggleoftheModern, 1963)是第一部系统研究现代主义的著作，他提出现代主义是一个整体观，并归纳了现代主义的艺术特征为“个人化的想象”及“机械的变形”等。欧文·豪(Irving Howe)在《文学现代主义》(LiteraryModernism，1967)中概括了现代主义的9个特性，如原始主义和虚无主义等，不乏参考价值。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和查尔斯·菲德尔森(Charles Feidelson)主编的《现代传统：现代文学的背景》(TheModernTradition:BackgroundsofModernLiterature, 1965)收集了介入欧美现代主义运动的所有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论述，按9大主题(象征主义、现实主义、自然、文化史、无意识、神话、自我意识、存在、信仰)分类，详细地展示了欧美“现代传统”的建构和形成。马尔考姆·布莱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和詹姆斯·麦克法兰(James W. McFarlane)主编的《现代主义》(Modernism，1976)对1890-1930年的现代主义文学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如对现代主义的界定、对现代主义运动的文化语境和思想语境的分析、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分类比较以及对现代主义诗歌、小说、戏剧体裁的对比分析。这两部合集是研究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必备参考书。

休·肯纳(Hugh Kenner)的《庞德时代》(ThePoundEra，1971)以庞德的人生和创作为主线对20世纪上半叶的英美现代主义运动加以勾勒，既有对时代语境的宏观把握，也有对作品的细致解读，以点带面，把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推向深入。类似的专题研究还有桑福·斯沃兹(Sanford Schwartz)的《现代主义的渊源》(TheMatrixofModernism，1985)，阿尔伯特·盖尔皮(Albert Gelpi)所著《连贯的精彩》(ACoherentSplendor，1988)以及伯纳德·伯贡奇(Bernard Bergonzi)的《现代主义迷思及二十世纪文学》(TheMythofModernismandTwentiethCenturyLiterature，1986)等。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随着西方现代批评理论的发展，不少学者开始运用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巴赫金小说理论、女性主义、原型批评等理论对现代主义文学展开研究，如戴维·洛奇(David Lodge)运用结构主义的隐喻、转喻模式辨析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现代写作模式》(TheModesofModernWriting，1977)及《运用结构主义》(WorkingwithStructuralism, 1981)，诺曼·康特(Norman F. Cantor)在《二十世纪文化》(Twentieth-centuryCulture，1988)中对解构主义的运用，安·阿迪斯(Ann L. Ardis)的《新女性、新小说》(NewWomen,NewNovels，1990)以女性主义为理论框架等。

随着后现代主义运动的兴起，90年代有不少学者转向“后现代主义”研究，现代主义研究一度低落。新世纪以来，现代主义研究在西方学界再度繁荣，西方学者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多样化和专题化；不少学者认识到现代主义的多样性，提出“整体的现代主义”(Modernism)包含着无数的“个体现代主义”(modernisms)(Nicholls, 1995)，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呈现出复兴与多元的特点。

我国对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始于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1915)一文笼统介绍了欧洲的象征主义文学，是目前所知我国较早涉及现代主义的论述。(袁可嘉2003：71)20世纪20-30年代知识界对现代主义的译介、评介较为集中，胡适、闻一多、茅盾、鲁迅、郭沫若、戴望舒、徐志摩、赵萝蕤等文人学者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自身的写作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欧美现代派的影响。但是，40年代以后，由于抗战文艺的需要，现代派文学的介绍和翻译大大减少。新中国成立后，在引介的外国文学中，苏联文学占压倒性的优势。文革期间，欧美现代派文学更是被戴上“资产阶级文学”的帽子，无人敢于问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认识轨迹另可参见袁可嘉著《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第四章“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及盛宁著《现代主义·现代派·现代话语》第一章“引论：重新审视‘现代主义’”。

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再次被大量引入，我国的现代主义研究也进入了繁荣期，从宽泛的宏观描述逐渐走向深入的专题研究。老一辈学者袁可嘉、柳鸣九等人对现代主义文学做了有力的推介，如袁可嘉等编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1985) 和《现代主义文学研究》(1989)，柳鸣九主编 《西方文艺思潮论丛》(1987-1997)。袁可嘉著《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2003)对现代主义的性质、分期、流派和艺术特征做了全面的评述。在现代主义专题研究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李维屏先生，他的《英美意识流小说》(1996)对乔伊斯、伍尔夫和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做了全面而系统的比较研究，揭示了英美意识流小说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共同特征；《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1998)通过具体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归纳出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性质与特征；《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2000)以乔伊斯的6本主要著作为代表，详细地探讨了乔伊斯的艺术实践和美学原则，论述透辟。

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渐趋深入，角度更加多样。如李维屏(2005)对现代主义人物塑造做了详尽的论述；蒋洪新(2001)从文化批评的视角研究庞德和艾略特的诗学理论；虞建华等著《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2004)对促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文学繁荣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思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申富英著《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新视野》(2007)从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性别批评等角度对现代主义文学做出了新的阐释；叶廷芳和黄卓越主编的《从颠覆到经典: 现代主义文学大家群像》(2007)也从心理分析、结构主义和神话原型批评等角度对现代文本进行了新的解读。近年来，也有学者借助文化空间理论对现代主义作品进行阐释(吴庆军 2010)。

下文拟对当代欧美学界的研究热点从4个方面加以考察：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现代主义与跨艺术批评、现代主义与城市空间以及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对“现代主义”的再审视，为国内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提供参考。

二、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学者开始关注东方文化对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儿玉石英(Sanehide Kodama)著《美国诗歌与日本文化》(AmericanPoetryandJapaneseCulture，1984)从惠特曼、朗费罗诗歌中的日本元素谈起，追溯日本文化和通过日本传播到西方的中国文化对美国诗歌的影响，重点发掘洛威尔、庞德、王红公、史耐德等美国作家诗作中的日本文化渊源。赵毅衡的《远游的诗神》(1983)研究了中国古典诗歌如何对美国现当代诗歌产生影响，从而促进美国“新诗”的“复兴”。叶维廉的《比较诗学》(1983)提出了“文化模子”理论，探讨中国古典美学及道家思想对英美现代派诗歌的渗透。

钱兆明在《东方文化与现代主义》(OrientalismandModernism, 1995)中修正并发展了西方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东方主义”理论*钱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明确指出自己所用“orientalism”不同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 1978)中的概念，萨义德书中的“东方”主要指近东和中东的穆斯林国家，钱著中的“东方”主要指远东，尤指中国；萨义德的“orientalism”是个抽象的文化和政治概念，钱著中的“orientalism”主要是个文学概念，具体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对中国诗人的译介和研究；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几乎是欧洲的创造”，是西方界定自身的一个参照物，而钱著研究的是美国现代派诗人对中日代表的东方诗歌的模仿和借鉴，故钱先生所用“orientalism”实指“东方文化”，有别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钱先生指出，20世纪“东方”的核心已由萨义德所言的近东与印度转入远东，即中国与日本；他提出远东文化同法国象征主义一样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构成部分。钱著以翔实的论据和第一手文献资料证明美国现代派诗人庞德和威廉斯如何从英译汉诗歌中吸取营养，实现现代派诗歌的新突破。此学说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肯纳称此书为研究现代主义文学之“必读专著”。书中提出的“东方文化与现代主义”理论推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专题论坛列入1995年芝加哥年会，促成3届“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1996，耶鲁大学；2004，剑桥大学；2010，浙江大学)，其规模和影响力呈持续上升态势。这3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汇同其他相关学术会议的成果，使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成为当今显学。这些研究致力于探讨东方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重新认识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深远影响，以及现代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价值，为研究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国学者加入国际学术对话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三、现代主义与跨艺术批评

欧美跨艺术诗学(inter-art poetics)广义上指打破媒介和艺术的界限，研究不同媒介和不同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在诗歌批评领域，跨艺术诗学关注诗歌与绘画、音乐等非语言艺术的相互影响以及诗歌文本与绘画、音乐等非诗歌文本之间的转换或改写，又称“艺格符换诗学”(poetics of ekphrasis)。

欧美跨艺术诗学在现代主义文学批评领域产生了丰硕的成果。美国现当代诗歌研究的泰斗玛乔瑞·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在《智力的舞蹈》(TheDanceoftheIntellect, 1984)中从跨艺术批评的视角探讨了现代主义艺术对庞德、斯蒂文斯和乔伊斯创作的影响，指出拼贴文本是现代主义艺术家情有独钟的形式，并论及现代主义创作对后现代主义诗歌和当代“新诗”的启发和影响。她在其后的《未来主义运动》(TheFuturistMovement, 1986)中进一步展现了跨艺术研究对现当代诗歌和艺术作品的批评力度。作为《东方文化与现代主义》的续篇，钱兆明著《现代主义与中国美术》(ModernistResponsetowardsChineseArt, 2003)以庞德、摩尔和斯蒂文斯等美国诗人对中国艺术品的青睐为突破口，进而考察了西方现代派诗歌中的中国美术渊源，探讨西方现代派诗人如何从中国美术作品中领略儒、道、释理想并运用于现代派诗歌。查尔斯·奥提耶瑞(Charles Altieri)的《美国现代主义诗歌中的视觉抽象》(PainterlyAbstractioninModernistAmericanPoetry，2009)把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置于同时代的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分析了艾略特、庞德、威廉斯等美国现代派诗人的创作与赛尚、毕加索等抽象派画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现代主义诗人吸取抽象艺术的创作原则以对抗同时代主流文化的常规。丹尼尔·奥布赖特(Daniel Albright)的《松开蟒蛇》(TheUntwistingSerpent, 2000)及最新力作《泛美学》(Panesthetics, 2014)批评视野更宽广，探讨了现代派音乐、绘画、戏剧、歌剧、电影和诗歌之间的相互影响。

四、现代主义与城市空间

布拉德伯雷曾指出：“具有实验性质的现代主义文学”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城市的艺术”(Bradbury 1976： 95)。在其主编的《现代主义》论文选中，7篇论文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探讨了柏林、巴黎、伦敦等现代化都市文化空间的发展如何促进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随着近年来城市学研究的兴起,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工业文明和城市化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理查德·莱汉(Richard Lehan)的《文学中的城市》(TheCityinLiterature, 1998)较具代表性，将商业城市、工业城市与后工业城市分别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对应，强调文学对城市性的不同想象与表述。迪斯蒙德·哈丁(Desmond Harding)著《书写城市：城市想象与文学现代主义》(2003)探讨了现代主义城市文学中的跨文化性和跨历史性，体现了城市文学的社会学研究重心的回归。萨拉·爱德华兹(Sarah Edwards)等主编的《书写现代城市》(WritingtheCity, 2012)探讨了文学中的建筑、建筑中的哲学以及与之相伴的“现代性”。 约翰·约翰斯通(John H. Johnston)的《诗人与城市》(ThePoetandtheCity, 1984)梳理了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英美城市诗歌史，对艾略特、威廉斯等现代派诗人的城市诗歌做了专章评介；克里斯提安·维斯露丝(Kristiaan Versluys)的《城市中的诗人》(ThePoetintheCity，1987)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探讨了1800-1930年欧美文坛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城市诗歌发展，涉及艾略特和哈特·克莱恩两位美国现代派诗人。

现代主义与城市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关系也日益引起学界关注。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ConsumerCultureandPostmodernism, 1991)中以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为例，把现代性与城市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联系起来。约翰·库伯(John X. Cooper)(2004)饶有兴致地论证了乔伊斯、艾略特、斯泰恩等现代主义作家如何与消费文化形成共谋关系；艾丽萨·卡尔(Alissa G. Karl)(2009)也在伍尔夫、斯泰因等现代主义女作家的作品中挖掘消费资本主义；戴维·厄尔(David M. Earle)(2009)分析了流行期刊、平装本图书等大众媒介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推动作用；罗伯特·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2010)等也对“杂志中的现代主义”非常感兴趣；凯瑟琳·德瑞斯卡(Catherine Driscoll)(2010)通过比较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对电影、小说、时装、流行音乐、艺术的共同关注，探讨了文化研究本质上的现代性；路德·盖博(Luther Gable)(2010)考察了20世纪初期电报、电话、照相技术的发展对亨利·詹姆斯等现代主义作家创作风格的影响。

五、“后现代”语境下的现代主义反思

布雷德伯雷曾用所谓“文化地震学”的观点看待现代主义，强调“现代主义”与过往文学传统的彻底决裂。(Bradbury 1976： 25) 詹姆斯·布莱斯林(James Breslin)(1984)曾声称在二战后的10年里，现代主义渐失活力，金斯堡、奥哈拉等新诗人的崛起意味着现代主义的衰落。这些一度言之凿凿的观点近来受到质疑，不少学者开始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反思现代主义。

克里斯·鲍尔迪克(Chris Baldick)在其主编的《牛津英国文学史》(TheOxfordEnglishLiteraryHistory)的第10卷《1910-1940：现代运动》(1910-1940:TheModernMovement， 2004)中强调现代主义与早先的浪漫主义及19世纪末的唯美主义的传承；他认为现代主义并非时代的主宰，只是一股代表少数人的潮流。(Baldick 2004： 3)帕洛夫则在《诗的破格》(PoeticLicense， 1990)中对从庞德到斯泰恩、从默温到路易斯·祖科夫斯基等一批主流与非主流现代主义诗人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之间存有深层联系和共鸣”。(转引自聂珍钊 2013： V)她在《21世纪的现代主义》(21stCenturyModernism, 2002)中肯定了语言派诗歌的实验与革新意识对当代诗歌发展所做的贡献，明确阐述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诗歌相互间的联系和发展演变。

帕特里夏·沃(Patricia Waugh)(1992)提倡“运用后现代主义”来“阅读现代主义”。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一度被现代主义研究忽视的伦理、宗教、种族等议题得以显现，李·奥瑟(Lee Oser)(2007)关注了英美现代主义作家的伦理思想；派里克里斯·刘易斯(Pericles Lewis)(2010)挖掘了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宗教体验；亚历山大·皮特(Alexandra Peat)(2011)探讨了现代主义文学中具有“精神朝圣意义”的旅行；米利姆·沙吉特(Miriam Thaggert)(2010)阐释了哈莱姆文艺复兴中的黑人现代主义。还有些学者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康拉德、伍尔夫、乔伊斯等现代主义经典作家，探究他们对帝国主义既批判又与之共谋的复杂关系。(Sing 2012; Quigley 2012)

六、结语：重返原点

以《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or,TheCulturalLogicofLateCapitalism, 1991)问世而享誉学界的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 R. Jameson)在2007年推出了《现代主义文选》(TheModernistPapers, 2007)；该文选收入了詹姆逊从1963至2006年间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阅读与评析，既有文本分析又有理论阐发，论及许多现代主义经典作家，其中不乏对《尤利西斯》、《浮士德博士》、《魔山》等经典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的重新解读，并把研究对象扩大到欧美以外，提出现代主义思潮并非只是出现在西方，因此除了探讨英、法、德、爱尔兰和北美的作家之外，还特别分析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和夏目漱石，显示了詹姆逊“理论之后”细读文本的功力、研究视野的开放以及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持续关注，深得评论家的赞誉。*E. Bulson. 2008. Close reading with Fredric Jameson: A review[OL]. [07-27].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http://www.powells.com/review/2008_07_27.

无独有偶，曾以《人文困惑与反思》(1997)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正本清源的盛宁先生在2011年推出《现代主义·现代派·现代话语——对“现代主义”的再审视》一书，也对现代主义进行“重读”。论者回顾了现代主义话语在我国学界从末流到主流的过程，指出“现代主义”还是“一个面目不清的概念”，以往的探讨缺乏学理上的辨析过程，“争论过多，而研究偏少，结果把一些本不应该是问题的问题搞复杂了，而把一些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反倒搁下了”；他提醒我们要警惕简单化的“话语平移”，因为“在一些火冒三丈的争论中，双方学者都使用‘现代主义’、‘现代派文学’一类术语，然而这些术语却变成了什么也不是的空心符号，成为任人借题发挥、谁都可以拿来说事的一种代码”。(盛宁 2011： 1-2)盛先生在著作中力行“重返原点”，追溯卢卡奇有关西方现代主义的批评语境，探析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的《非人性化的艺术》对“现代主义”的独特把握，和伍尔夫一起回到“1910年的12月”，从而对“现代主义”进行了一番 “再审视”。

笔者曾在国内“后现代主义”研究如火如荼之际，撰文为“现代主义”正名，指出“‘后’掉现代主义非明智之举”(欧莱 2007)*欧荣. “后”掉现代主义非明智之举[N]. 文艺报，2007年3月3日.。如今笔者欣喜地看到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领域再掀波澜。2012年11月全国英国文学年会在宁波大学召开了“英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专题研讨会；2013年11月“全国英国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师范大学召开，第一个议题就是“英国文学的现代性”；2013年12月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现代主义的文学世界与世界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捷克、韩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重新考察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生、发展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流变，总结和反思现代主义文学，可谓适逢其时，意义深远。

显然，“现代主义”仍是一个值得再思考、再认识的问题，有进一步认真研究的必要。为此，就让我们“回到原点”，如盛先生所嘱：“把一个看似被合上了的问题重新打开，返回到罗陀斯，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了的事情上，把这件事情重新做一遍吧。”(盛宁201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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