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中头奖的年轻人

阿布

尼克·达洛伊西奥会退学吗？这位17岁的高中生凭借自己设计的Summly阅读软件赚了3000万美元，在很多人看来已经获得财务自由，有资格享受自己的青春和金钱。

17岁的千万富翁

在收到李嘉诚的维港投资（Horizons Ventures）发来的电子邮件时，达洛伊西奥只有15岁，并且基本没让什么人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出于兴趣，自从2008年智能手机应用商店开始运营以来，达洛伊西奥就着手设计iPhone手机应用软件。那时12岁的他用卧室里的Mac电脑来工作。因为年纪太小，他在填写苹果（Apple）开发执照申请时用的都是他爸爸的名字。这之前他没在学校受过正式的电脑培训，他的父母（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商界管理人士）也都不从事技术行业工作。他几乎是完全靠刷网页、看教程来自学编程的。

达洛伊西奥早期设计的应用软件包括一个音频播放器，第二个应用能让用户触摸一张木头的图片时发出敲击的声音。第三个应用则将智能手机的屏幕变成一个锻炼手指的跑步机，这一次，软件第一天便赚了120美元。

和之前的几款应用一样，对于Summly这款能够将繁冗的文章精简成几行关键句子的阅读软件，达洛伊西奥只是打算在苹果app store用一两英镑的价格出售，然后用赚来的钱给自己换台新电脑。他从没联系过任何投资商，对于来自香港亿万富翁李嘉诚的第一封邮件，他也没打算回复。直到又收到了第二封邮件，达洛伊西奥的父母带着不可置信的心情陪他一同与维港投资的代表进行了会面。会谈结束后，达洛伊西奥获得了30万美元的种子投资。

事情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达洛伊西奥开始环游世界，到处参加会议，并结识其他潜在的投资人，他开始和默多克和玛丽莎·梅耶尔这样级别的人打交道，所有人都觉得他既成熟又深刻，被深深折服。最后，达洛伊西奥把自己和Summly一起以30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雅虎。

天才的“陷阱”

1978年，只有12岁的太原少年张亚勤成了大学生。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在中国人的记忆里，除了高考恢复这个大事件之外，最冲击人眼球的事件就是“神童”，不是一个，而是一个班。当年的少年班里有30多个学生，从12岁到15岁，来自全国各地。

此时大洋彼岸的比尔-盖茨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保时捷跑车的22岁大学肄业生，中国的天才们则刚刚得到真正系统的受教育机会。当年最受瞩目的“中国第一神童”宁铂在此后走出了让所有人出乎意料的人生轨迹——于2003年遁入空门。

1998年的中国文科状元莫思多在工作3年后选择去北爱尔兰读教育学专业。校方问从未学过教育的她为何会选择教育专业，莫思多回答，自己虽然是中国的高考状元，上的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但所接受的教育却并不能塑造一个很好的人格，她感到迷惑的是，为什么被这个教育体制证明是最优秀的人，却丧失了选择自己生活的能力和勇气？她想找到问题出在哪儿。

在中国，最安全的方式是“随大溜”——读最热门的专业，选最热门的工作，在适当的时间做正确的事，结婚、生子，否则就难免遭遇批评与自我认知的危机，承担“与众不同”的代价。

而创业往往是一场华丽的冒险，尤其对不管智商多高对世事都还懵懂的少年，这并不是坦途。有人曾演绎过乔布斯若生在中国的故事：“乔布斯”的父母会说他不珍惜学习机会，辜负了父母期望；还会说他是年纪轻头脑发热，不掂量掂量自己就想办公司，简直是痴心妄想。而来自邻居、亲友等方面的责难也会扑面而来，说这小子不在大学里好好念书，在自家车库里搞什么公司，他能搞出什么名堂来？

创业的人往往需要能在孤独中坚持的勇气，以及不顾一切的偏执。乔布斯的暴躁众人皆知，柳传志曾如此描述比尔·盖茨，“我跟盖茨接触过几次，实话实说，他给我的不是什么好印象。他跟外面人打交道，不会让人很舒服。但是，他做了让全人类最舒服的事情，所以，别的就不计较了。”马克·扎克伯格更是不敢和别人对视，念大学时在哈佛的社交金字塔中处于较低级别——这也是他建立Facebook的初衷。他抱怨自己没有文体特长，虽然在美国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中拿了满分，却没机会加入任何一个学生俱乐部。

天才们往往对生活的兴趣不大，全部重心都放在事业上。马克·扎克伯格在成为亿万富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买房，经常睡在地板的床垫上，书房只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和两个木书架，厨房面积也不太大，早餐通常都是一碗麦片。而对于达洛伊西奥来说，即使他选择退学也不是去享受生活，而是专注于事业，再创办一家公司。那3000万美元对他来说简直毫无意义。达洛伊西奥坚称，我太年轻了，还不懂如何发挥其价值。我没有房贷，我才17。对我来说100英镑就是个大数目了，这就是我对钱的大致概念。没人觉得这份钱会毁掉他或者他会挥霍钱财浪费人生。他的妈妈戴安娜说，孩子很踏实，很有冲劲儿，他不会停止奋斗的。

学霸、学渣，还是土豪？

在中国，土豪是一个比天才更响亮的名号。和这个国家的老人政治（Gerontocracy）一样，顶级富翁大部分是在商界摸爬滚打数十年的“老人”，比如今年福布斯排行榜和胡润排行榜的双料首富，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在中国创业，只懂商业或者技术是完全不够的。1945年，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原《华尔街日报》记者詹姆斯·麦克葛瑞格（James McGregor）在《十亿消费者》（One Billion Customers）这本试图教授外国人如何在中国做生意的书中反复强调，中国的政府把自己渗透到商业中的方方面面。

王健林的成功正是建立在为政府“排忧解难”上。深谙地方政府需求的他，把万达广场的商业地产项目无缝对接官员的政绩心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健林曾表示，“从拿地到开发，我们能实现在18个月内开一个万达广场。对于五年一届急于出政绩的地方政府来说，万达模式是再受欢迎不过的了。”“万达只跟政治上有追求的官员打交道。有些地方政府哼哼哈哈的这种，我就坚决不去，反正请我的有的是，何必跟你扯这个。”

当房地产成为这个国家创富机器中的最大马达，科技的创富能力就被压制。除此之外，风险也是天才们事业选择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中国的编程天才并不少。在世界级的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ACM中，来自中国的大学代表队已经夺得了四次冠军，赛事的竞争格局已经由最初的北美大学一枝独秀演变成目前的亚欧对抗的局面。但是那些编程天才往往不会选择走上创业的道路——风险太大，太辛苦。

创业原本就是一件需要不停“折腾”的事，中国的年轻人似乎“狼性”不够，而大航海时代留下的冒险基因让欧美天才们更偏好于在年轻的时候放手一搏，斯坦福大学更是营造了无与伦比的创业氛围。照片分享应用Snapchat由两位斯坦福大学生创办，20余人团队用了两年半打造的这款产品近日收到了Facebook开出的30亿美元的收购报价，但是Snapchat的CEO，今年23岁的埃文·斯皮格尔（Evail Spiegel）选择对Facebook说不。这种激进的选择需要有狂热的信仰作支撑，把自己100%融入事业之中。

都有“光明”的前途

相比于1000年前“士农工商”的阶级分野，“商”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已经大幅提高，但是人们对于商人依然保留着微妙的复杂感受。

企业家的原罪，让富豪榜变成“杀猪榜”。据报道，1999年到2008年间的胡润百富榜共有1330位企业家登榜，其中“出事富豪”共有49人。今年胡润百富榜公布时，胡润曾表示，今年遇到“麻烦”的富豪数量较往年多，共有7名富豪“出了问题”，还有两名富豪仍在监狱。

互联网企业家群体正在扭转这一尴尬局面。

马化腾、李彦宏和马云已经成为新一代创业家们的精神教父。腾讯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曾对媒体表示，“互联网行业的人才非常稀缺和宝贵，真正好的人才不多，且都去创业了。新进入到这个领域的人才，企业都会用超常规的办法去保留。”

虽然中国的创业群体中还没有诞生马克·扎克伯格这种现象级的案例，但热度已经不低。

1985年出生的王俊煜是安卓应用分发平台豌豆荚的联合创始人，目前豌豆荚的估值已经达5亿美元。王俊煜是2003年广东省高考状元，毕业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在事业的几个重大选择中他都曾经有过犹豫，并没有想到最后会成为一名创业家。

他在一次演讲中如此描述自己在大学毕业时面临抉择时的摇摆，“毫无疑问，互联网是让我更兴奋的一个行业。但放弃出国的机会，不管在元培还是物院都是一个很不‘主流的选择。最后我有一个同样是在元培学物理的好朋友有一天说了一句风凉话，说你申了二十多所学校才拿了两个不算好的offer，工作你才找了一个，就会有顶尖的offer了，哪个更适合你不是显然的吗？这么一句话让我下定了决心。”

但故事的另一面是，创业成功的概率不管在什么群体之中都是极低的。年轻的冲动加上励志故事描述的大饼往往会让人产生虚无的幻梦。李开复曾说，刚毕业就创业成功几率近为零。聚力传媒CEO陶闯则说，创业成功比出车祸的概率还要低。但是他依然选择创业，因为创业不是追求最后的结果，而是中间的过程，一种挑战自己的乐趣。

如果对创业的造富能力抱有过高期望，终究会发现得了一场热病。对于年轻人来说，创业的选择并不比其他更难，或更简单，重要的是如何面对、坚持并乐在其中。正如1998年的那版《新华字典》中写的：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