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员“忠”谥考论

摘 要：在明洪武至崇祯朝，可得确证谥“忠”官员共计121人。赞襄军务，以至殁于战阵，敢于谏诤，甚至不惜以死感动君心，这构成官员获“忠”谥的最主要缘由，亦为“忠”之精神的主要表现形式。愈近晚明，明人以谏为忠的观念愈发清晰。同时，亦有部分官员因君臣关系相得而获“忠”谥，相对战与谏而言，其谥“忠”缘由较为模糊，君主的个人意愿在其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在明人的观念中，“忠”指向官员不惜牺牲生命以坚守政治原则的行为取向，臣这一政治角色确有忠君之内涵，然其旨归不限于对君主个人意愿的服从。“忠”被视为臣道的一种理想境界，构成官员在政治道德层面的自励目标。“忠”谥则将这种境界聚焦于可供效仿之典范人物的言行，既是“忠”之精神的表征，又构成一种促动官员尽忠的外部激励手段。

关键词：忠；谥号；明代；政治原则

作者简介：李佳，女，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师，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从事明清史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2批面上资助项目“君臣冲突与明代政治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012M520664；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种子基金项目“明代君臣冲突与士大夫政治研究”，项目编号：450060482350；“政治批评与明代政治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013ZZ036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2-0160-08

谥法，是中国古代对贵族、官员以及行为殊异者死后给予称号的一种制度。谥号用字有其特定释义，是生者对死者一生善恶、功过的价值判断。在中国古代，“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发端于先秦时期，《逸周书·谥法解》取“忠”为谥号用字，释义为“危身奉上”。至东汉时，王符云：“人臣之誉莫美于忠。”[1]（卷8，《明忠第三十一》）在南宋郑樵所撰《谥略》一文中，“忠”被列为上谥用字。在明代，官员用二字谥，若其中一字取“忠”，以忠臣之名盖棺定论，被视为一种巨大的政治荣誉。“忠”谥作为一种对被谥官员业绩的价值判断，与以何为“忠”这一问题相牵连，是可能理解“忠”之内涵的一个视角。本文在对明代洪武朝至崇祯朝官员得“忠”谥人数，得“忠”谥缘由做出考辨的基础上，分析明人关于得“忠”谥官员业绩的评论，对明人观念中“忠”之内涵试做论析。1

明人辑录本朝官员谥号之书甚多，据汪受宽先生统计，《明史·艺文志》存目与收入四库全书者就有12种。诸书内容各有侧重，体例大同小异，以王世贞著《弇山堂别集·谥法考》与郭良翰所做《明谥纪汇编》最有价值。1此外，田冰在《明代官员谥号研究》附录中对明臣谥号做出统计，是现今所见关于该问题最系统的研究成果。本文以王书、郭书与田文附录为底本，旁参明代历朝《实录》、文集、方志、碑铭文与档案等文献，考察明代洪武至崇祯朝官员谥“忠”情况如下。

王世贞所做《弇山堂别集·谥法考》初刊于万历十八年（1590），记文臣谥“忠”者28人，武臣谥“忠”者56人，共计84人。郭良翰所做《明谥纪汇编》成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记文臣谥“忠”者31人，武臣谥“忠”者60人，共计91人。相对于王书所记，郭书多记谥“忠”者8人，文臣增海瑞、杨爵、于谦、吴时来，武臣增李如松、山云、陈怀、孙兴祖。此外，王书记文臣毛吉谥“忠襄”，郭书则不录。查《明神宗实录》可知，海瑞得谥在万历十五年（1587），杨爵得谥在万历二十年（1592），吴时来得谥在万历十八年（1590），被劾夺谥在万历二十年（1592），李如松得谥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于谦初得谥在弘治二年（1489），改谥“忠肃”在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王书成于万历十七年（1589）中，初次刊刻在万历十八年（1590），王世贞亦死于是年，以上诸人得“忠”谥的时间皆近于或晚于万历十七年（1589），是故王书不载。2王书不载山云、陈怀、孙兴祖“忠”谥，与郭书不载毛吉“忠”谥，则属漏记。山云，王书不载其谥号，郭书载其谥号为“忠毅”。查《明英宗实录》[2]（卷48，正统三年十一月甲申条）、《国榷》[3]（卷24，正统三年十一月甲申条）可知，山云死于正统三年（1438），英宗下旨，“赠怀远伯，谥忠毅”。陈怀，王书不载其谥号，郭书载其谥号为“忠毅”。查《明英宗实录》[2]（卷181，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条）、《国榷》[3]（卷24，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条）可知，陈怀死于正统十四年（1449），“追封平乡侯，谥忠毅”。孙兴祖，王书不载其谥号，郭书载其谥号为“忠愍”。查《明太祖实录》知，孙兴祖死于洪武三年（1370），“封燕山侯，谥忠愍”[4]（卷52，洪武三年五月丁酉条）。孙兴祖死后，朝廷为其造坟，宋濂撰写墓志铭，名为“孙忠愍侯坟记”，文云“谥曰忠愍”。[5]（卷4，《孙忠愍侯坟记》）毛吉，王书记其在成化年间得谥号“忠襄”，郭书则不载。毛吉为景泰初进士，死于成化元年（1465），初未得谥，直至成化十五年（1479），其子南京工部主事毛科上疏为毛吉请谥，获允。“臣父吉任广东按察司副使，死于贼，虽蒙赠以按察使，而未得谥，乞如死事知县邓颙赐谥例。诏谥忠襄。”[6]（卷187，成化十五年二月己亥条）毛吉为绍兴府人，在当地有祠堂祭祀，弘治进士倪宗正做《毛忠襄祠碑记》，文内云：“广东按察司副使赠按察使毛公，弘治辛亥朝廷赐谥忠襄。”[7]（卷2，《毛忠襄祠碑记》）故断毛吉有谥，谥为“忠襄”。

相对于王书而言，郭书多记得“忠”谥官员8人，皆查实有据，王书记毛吉谥“忠襄”，则为郭书所遗漏，当补记。以下言郭书，皆已计入毛吉之谥，共计92人。再查田文附录，录入明洪武朝至万历朝得“忠”谥官员103人，与上述92人比对，田文附录多载吴允诚、宋晟、何忠、王英、毛胜、王相、贾冕、汪一中、李深、徐辉祖，计10人。此外，郭书记吴克忠谥号为“壮勇”，田文附录记为“忠勇”。 郭书记朱冕谥“忠悫”， 田文附录记为“忠懿”。 郭书记冯恩谥“壮愍”，田文附录记其谥号一作“壮愍”，一作“忠壮”。郭书记程国胜谥“忠愍”，此未见于田文附录。总括上述内容而言，田文与郭书比对，共14人存在出入。查《明一统志》、《云山堂集》等明人所著文献可知，田文附录所记宋晟、汪一中2人确得“忠”谥无疑。3就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而言，贾冕、王相两人之得谥，则仅一见于《明史稿》，吴允诚、徐辉祖两人得谥，仅一见于《明史》，尚且未得其他明人著述为证，故此4人存疑待考。毛吉得谥情况前文已述，兹将其余何忠等8人情况说明如下。

何忠，田文附录记其谥号为“忠节”。王世贞考云：“知州何忠谥忠节，上蔡知县霍恩谥愍节，当是祠额，非谥也。”[8]（卷9，《四品以下官得谥》）郭良翰考云：“按正史忠止赠南宁府同知，无谥。正统中，省臣姚夔以王祎例请，卒报罢。”[9]（卷25，《考误》）查《明英宗实录》可知，正统八年（1443）六月，“（姚）夔言：‘……何忠已赠广西南宁府同知，颁给诰命，兹欲加谥，请自上裁。上曰：‘谥法既有定制，何忠又以褒赠，其俱已之。”[2]（卷105，正统八年六月癸卯条）断何忠无谥。

吴克忠，田文附录记其谥号为“忠勇”。郭良翰考云：“恭顺侯吴克忠，按正史谥壮勇，阁本释义具存，《臣谥类钞》、《封爵考》误作忠勇。”[9]（卷25，《考误》）查《明英宗实录》可知，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吴）克忠赠邠国公，谥壮勇”[2]（卷181，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断吴克忠谥号为“壮勇”。

朱冕，田文附录记其谥号为“忠懿”。郭良翰考云：“武进伯朱冕按正史谥忠悫，阁籍具存，《谥法通考》作忠懿者误。”[9]（卷25，《考误》）查《明英宗实录》亦云朱冕谥号为“忠悫”。[2]（卷180，正统十四年七月癸巳条）断朱冕谥号为“忠悫”。

王英，田文附录记其初谥“文安”，后改谥“文忠”。王世贞考云：“《宪章录》云，南京礼部尚书王英卒，谥文安，寻改谥文忠，考英未尝改谥也。”[8]（卷24，《史乘考误五》）郭良翰考云：“王宗伯英，《臣谥类钞》、《谥法通考》皆云初谥文安，天顺中改文忠，考正史不言改谥，阁籍亦无之，不可为据。”[9]（卷25，《考误》）查《明英宗实录》，亦未见王英改谥事。

毛胜，郭书记其谥号为“庄毅”，田文附录记其谥号一作“庄毅”，一作“忠壮”。郭良翰云：“南宁伯毛胜，按正史谥庄毅，阁籍具存，《臣谥类钞》、《谥法通考》误作‘忠壮。”[9]（卷25，《考误》）查《明英宗实录》亦云“庄毅”。[2]（卷294，天顺二年八月己巳条）李贤为毛胜撰写神道碑铭，名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南宁伯追封南宁侯谥庄毅毛公神道碑铭”[10]（卷11，《毛公神道碑铭》）。故断毛胜谥号为“庄毅”。

李深、李涞皆见于田文附录，皆谥“忠愍”。郭良翰考云：“嘉靖中，都督谥忠愍者李涞，无李深。《臣谥类钞》误以涞为深，《谥法通考》李深、李涞凡两见，尤误。”[9]（卷25，《考误》）查《明世宗实录》、《明史》等文献，皆有李涞，而无李深。

冯恩，王书与郭书记其谥“壮愍”，田文附录记其谥号一作“壮愍”，一作“忠壮”。嘉靖朝官员有两人名冯恩，一为御史，一为参将，得谥号者为参将冯恩，死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除王书与郭书外，万历进士鲍应鳌撰《明臣谥考》[11]（卷下）、清官修《陕西通志》[12]（卷61，《人物七》），皆记其谥“壮愍”。田文附录言及“忠壮”，这是据《明史稿》而得，查《明史稿》，“（冯）恩以下赠卹有差，史略后为宣府参将，三十二年三月御寇西路新开口，战殁。诏赠左都督，谥忠壮”[13]（卷143，《李涞传》）。由是而见，“忠壮”并非冯恩之谥，当取“壮愍”。另查史略“忠壮”之谥，因仅见于《明史稿》，不得其他佐证，故不取。

程国胜，王书与郭书皆记其谥“忠愍”，田文附录不载。程国胜曾从朱元璋征战，官上万户，死于朱元璋称帝以前，洪武中，学士朱善奉敕为其撰写神道碑文，云“大眀故帐前管军上万户追封安定伯赠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加封安定侯谥忠愍程公国胜神道碑铭”[14]（卷67，《谥忠愍程公国胜神道碑铭》）。《明谥纪汇编》、《弇山堂别集》、《明臣谥考》等文献皆记程国胜谥“忠愍”。故断程国胜有谥，谥为“忠愍”。

在田文附录与郭书存有出入14人中，宋晟、汪一中2人确得“忠”谥，贾冕、王相、吴允诚、徐辉祖谥“忠”之事仅见一证，王英改谥亦缺乏证据，难得确证，此5人存疑不计。何忠未得谥，李深为李涞之误，冯恩当谥“壮愍”，不取“忠壮”，毛胜谥取“庄毅”，而非“忠壮”， 吴克忠谥取“壮勇”，而非“忠勇”，朱冕当谥为“忠悫”，郭书所记程国胜谥“忠愍”，则为田文附录所遗漏，当补记，至此，可确证明初至万历朝得“忠”谥官员，共计94人。

郭书与王书所记官员得谥情况，止于万历朝。田文附录收泰昌至崇祯朝谥“忠”官员30人，其中27人经查皆确实无误。唯田文附录注释刘綎谥“忠烈”，据《古今图书集成》，尚未见于其他明人著述，笔者查冯嘉会谥“忠襄”，除《古今图书集成》外，亦未得他证，故此2人存疑不取。1另说明杨允绳谥号情况如下。

杨允绳，田文附录记其谥号为“忠恪”，据《明史》而得。查鲍应鳌撰《明臣谥考》一书收《万历三十七年礼部会议题准与谥二十九人并三十一年题准杨源内阁具拟各谥候旨》奏疏一道，疏中详录内阁为杨源等人每人拟定二谥的情况，如杨源，拟谥为忠怀、愍节，如伍文定，拟谥为忠襄、忠毅，其余如邹智、魏良弼、张翀、沈炼、杨允绳等人皆如此。[11]（卷下）在明代，官员得谥，按照惯例要先经内阁拟两谥呈报皇帝，皇帝多点选首谥，极少变更。上述诸人除杨允绳外，皆于所拟二谥中定首谥，查证无误。据《万历三十七年》疏所记，内阁为杨允绳所拟二谥为忠愍、忠穆，《明史》却记其谥号为“忠恪”，亦见《大清一统志》，不知何故未取忠愍、忠穆，且“忠恪”未见于其他明人著述，疑“忠恪”有误，抑或《万历三十七年》该疏所记拟谥有误，待考。

综合以上内容可断，明洪武至万历朝官员谥“忠”官员，可得确证者94人，泰昌至崇祯朝谥“忠”官员，可得确证者27人，总计121人。

在明洪武朝至崇祯朝二百余年间，计有121人确证得“忠”谥。那么，何以这些官员谥“忠”？本文将从考察官员身份及其本事特点角度入手，探明官员谥“忠”缘由。

为方便讨论，将明代划分为5个时段，制作表一1与表二2。结合“表一”与“表二”数据可见，明初洪武至永乐朝共有25人得“忠”谥，所占比例数最高，为32.4%，武官24人得“忠”谥，所占比例亦最高，为96%。洪武朝得“忠”谥10人皆为三品以上武官，早年随太祖征战，有开国功勋。3永乐朝三品以上武官得“忠”谥者14人，皆有辅佐成祖靖难之事。另按明朝给谥惯例，三品以上官员方得谥，三品以下为特谥。朱复为燕府长史，正五品官，永乐十四年（1416），成祖“复念藩邸旧劳”，谥朱复“忠定”，开三品以下文官得“忠”谥先例。[15]（卷177，永乐十四年六月丁亥条）

在洪熙至天顺朝，共有31人得“忠”谥。武臣谥“忠”者20人，皆为三品以上高官，或殁于战阵，如陈怀，或有较大军功，如薛贵。其中文臣获谥“忠”者11人，就11人本事观之，可分为四类。第一，文臣有拥戴皇帝之举。如金忠在永乐朝，力劝成祖保太子之位，洪熙元年得谥“忠襄”。第二，文官有较大军功，如王骥。1或死于战阵，如王祎为使节不屈于敌，死于元脱脱之手。曹鼐随英宗北征，死于土木之变。第三，文官因谏得谥“忠”。刘球反对麓川之役，又激谏王振事，被虐杀于狱。王祎与刘球为三品以下官员，属越品级特谥例。第四，文臣如夏原吉、胡濙为三品以上高官，诸人不直接掌兵，未临战阵，有谏诤之事，却亦不凸显，能得“忠”谥主要系于皇帝的意愿，如宣宗在颁给夏原吉的《赐谥勅文》中云：“推贤尽诚曰忠，宽乐令终曰靖，赐谥忠靖。于戏，明良相遇，鱼水相契，朕之于卿，何下昔人？”[16]（附录遗事《赐谥勅文》）总体来看，此一类缘由不具明显特征，不若前述三种缘由理路清晰。

在成化至正德朝期间，共有10人得“忠”谥。武官三品以上得“忠”谥者为刘安与郭登，两人皆有军功。文官三品以上得“忠”谥者为王翱、黄福、王佐、邝野、刘大夏、吴云，其中王佐、邝野死于土木之变，吴云继王祎出使，亦不屈而死。王翱、黄福、刘大夏得“忠”谥缘由类于夏原吉。文官三品以下得“忠”谥者2人。一为李时勉改谥“忠文”，其为官期间，以谏闻名；一为毛吉，成化元年死于战阵。

在嘉靖至万历朝期间，共有28人得“忠”谥。武官三品以上得“忠”谥者12人，或殁于战阵，或有军功。武官三品以下得“忠”谥者为张世忠、赵顷葵、张纮，3人皆战死。这一时期，文臣三品以上高官谥“忠”者9人，孙燧、汪一中2人战死，于谦有安邦之功，在万历中改谥“忠肃”，韩文曾领导百官伏阙谏诤，杨最谏阻世宗信用方术之士，吴时来有弹劾严嵩之举。2此外，阁臣杨廷和、张璁与张居正3人皆谥“文忠”，杨廷和以争“大礼”与世宗交恶，张璁以争“大礼”得世宗宠信，张居正柄政十年，得谥“文忠”，却又旋被夺谥。三品以下得“忠”谥者为许逵、杨继盛、杨爵、海瑞4人，许逵因不屈于宁王朱宸濠，被杀。杨继盛、杨爵、海瑞3人为明代著名谏臣，杨继盛因谏严嵩事被杀，杨爵因谏斋醮事被长系于狱，海瑞以备棺而谏之举闻名天下。

在泰昌至崇祯朝，共有27人得“忠”谥，皆为文官。这主要是因为如下四方面因素：第一，当时战事频仍，文臣治兵事情形愈为普遍。张铨、何廷魁、高邦佐、郭应响、傅宗龙、蔡道宪、刘熙祚、孟兆祥、鹿善继虽为文职官，然9人皆死于战阵。第二，追谥前朝勇于战，以至殁于战阵之臣，多为文官。如正德朝伍文定有平宸濠之功，嘉靖朝张文锦死于大同兵乱。第三，在这一时期，许多有过激烈谏诤之举的官员被追予“忠”谥，如邹智、杨源、黄巩、周天佐、马理、沈炼、魏良弼、张翀、杨涟、魏大中、赵南星、邹元标、高攀龙、周顺昌14人，皆为文官。第四，叶向高历事三朝，温体仁受知于崇祯帝，二人得谥“文忠”。3

综合分析，明朝官员得“忠”谥缘由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文、武官员因军功而得“忠”谥。其一为功高；其一为战殁于阵。通洪武至崇祯朝得“忠”谥者观之，计武官61人，其中三品以下武官3人皆死于战，文官死于战阵者18人，以上内容均与兵事密切相关，总计79人，占谥“忠”总人数（121人）之65.3%，这构成官员得“忠”谥最主要缘由。4第二，因谏诤得“忠”谥。三品以上文官如韩文、杨廷和等人在为官期间，建言甚或与君主冲突事迹显见，杨最、吴时来、马理、邹元标、高攀龙等人能得“忠”谥，亦主要缘于其谏诤之举。根据表二内容可见明代文官得“忠”谥者愈多的情形，其中以“三品以下文官”这一项数据增长趋势最明显。三品以下文官得“忠”谥者计24人，其中李时勉、刘球、邹智、杨继盛、杨爵、海瑞、杨源、黄巩、周天佐、沈炼、张翀、杨涟、魏大中、周顺昌14人是明朝历史上的著名谏臣，占三品以下官员谥“忠”总人数之58.3%。由此可见，明初以降，尤其是嘉靖朝以后，谏诤是文官获“忠”谥的重要缘由。第三，以事功与能得君心获“忠”谥。这一种缘由不若前两种清晰，官员虽亦不同程度涉及兵事，亦有谏诤之举，然能得“忠”谥却非由军功与建言，而是在其本事中，如下三种情形各有显现：有一力拥戴皇帝之举，如金忠；有一力支持皇帝意见之举，如张璁；为官年深，君臣较为相得，如胡濙、叶向高、温体仁等。总体来看，皇帝的个人意愿在这部分官员获得“忠”谥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三、“忠”谥释义及其内涵

据《逸周书·谥法解》载，“忠”之释义为“危身奉上”。在明人郭良翰所撰《明谥纪汇编》一书中收录“忠”之释义6条，即“危身奉上”、“盛衰纯固”、“临患不忘国”、“推贤尽诚”、“亷方公正”与“杀身报国”。王书与郭书皆据历朝阁籍而成，保存得谥之人所用“谥”字之释义，在得“忠”谥的92人中，有66人取“危身奉上”之义，11人取“临患不忘国”之义，除俞通海取义“杀身报国”外，死战与死谏之臣尽在其中。1“忠”谥缘由不甚清晰者则多采“亷方公正”、“推贤尽诚”之义，人数较少。泰昌至崇祯朝得“忠”谥27人谥号释义，今限于文献，已难于查明。但是，前文已经考明，张铨等12人系死于战阵，杨源等14人皆以谏诤闻名，可推断以上27人“忠”谥释义多取“危身奉上”与“临患不忘国”之义。由此而论，“危身奉上”与“临患不忘国”是明人观念中“忠”谥之主要含义。换言之，赞襄军务有功、死事与谏诤被视为官员显见尽忠之举。

明人将死战、死谏与“忠”关联起来的言论比比皆是，透过这些言论可以体察明人观念中“忠”之内涵有如下四个要点。

第一，“忠”指向官员不惜牺牲生命以坚守政治原则的行为取向，死战与死谏为最凸显的表现形式。“临患不忘国”之“患”往往意味着陷于战阵等性命有虞的情境，意味着因谏随至的廷杖、囹圄甚或一死，“不忘”展现出一种自觉，“危身奉上”之“危”，则已然表达出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气概。廖道南曰：“仲尼有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夫（刘）球之志于仁也，务引君以当道，慷慨激烈。”[17]（卷6，《赠学士忠愍刘球》）雒于仁云：“不谏则危君，谏则危身，故忠臣励节，宁危身而不危君，每陈忠谠之言，不废献替之义。”[18]（附录卷1，《雒于仁》）相对官员死战之举，以谏诤触怒君上，其“死”的过程往往含有某种被凌辱的意味，但这些谏臣往往毫无悔意，展现出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境界。杨继盛在临刑前赋诗曰：“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19]（卷209，《杨继盛传》）杨涟在狱中写下了绝笔信，云：“涟以痴心报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于不问矣。……不悔直节，不惧酷刑，不悲惨死，但令此心毫无奸欺，白日冥冥于我何有哉！”[20]（卷下，《狱中绝笔》）谏臣谏到激烈，竟至以生命作为坚持政治原则的代价，然虽死而无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获得了道德层面的自足，“忠”谥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具有对臣这一政治角色所具有之自我牺牲意识的同情与褒扬之义。

第二，“忠”是官员对个人政治原则的持守，在官员视皇帝的意愿与其政治原则存在冲突时，敢于从道不从君。得忠“谥”，意味着得忠臣之誉，审察这些被视为忠臣之人的言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他们于生死之际，一再陈说的是恋主之情、忠君之心。“（刘）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19]（卷162，《刘球传》）杨继盛绝命诗云“生平未报恩”，杨涟云“痴心报主”。言及“忠”之内涵，必然涉及“忠”之对象，亦即人臣“忠”于谁的问题。由上述诸臣所言说的“君”、“主”、“太祖”、“太宗”来看，官员至死不忘君，忠君意识凸显，但是，在这种情境中的“忠”，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对皇帝旨意的遵从，又存有敢于纠正君非的要素，否则就不会发生那么多载在史册的激烈谏诤之举，这是士大夫忠君观的应有之义。杨爵云：“我以尽忠修职，为国为民，至于如此，心怀嚣嚣，诚无悔憾。”[18]（卷5，《六则》）在士大夫的政治信仰体系中，于“君”之外，尚且有“国”、“社稷”，在一般意义上而言，这些已然成为具有涵盖性，是将当下皇帝包含于内的抽象化政治信仰表征，士大夫这一政治角色确有忠君之内涵，然其旨归不限于对当下君主个人意愿的服从。

第三，“忠”被定位为臣道的一种理想境界，构成官员在政治道德层面的自励目标，“忠”谥则是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外部激励手段。“请易名、赠荫，以慰忠魂，以快舆情，以为疆死事者之劝，其所风励，宁止本官一人哉！”[21]（第79册，第22页）在明代，“忠”谥作为一种理想臣道的表征物存在，被给予“忠”谥之人，往往成为后来为臣者所推崇的典范人物。“正统中，忠愍安成刘公以死事为天下恸，虽贩夫妇子亦皆知公之为烈也。”[22]（卷10，《题忠愍公事迹》）孙丕扬云：“读（杨爵）狱中疏草，陈壅蔽，劝宽容，虽被万死心无悔，余爽然自失矣。” [18]（附录1，《杨御史传》）陕西巡抚练国事至杨爵墓前，“肃然改容，下马徘徊，垂吊者久之”[18]（附录卷2，《神道碑记》）。在这些关于得“忠”谥之臣的赞誉中，可以看到言说者的自况与自励之意，“忠”本身成为一种被向往的境界，官员以做忠臣，死后得“忠”谥为荣。因此，“忠”谥的现实意义就主要体现于将“忠”这一政治道德的理想境界物化为可能效仿之言行，这些言行被口耳相传，形之文牍，化为一种语境，复又凝聚为一种引导官员自励尽忠的精神动力。

第四，审察明人关于“忠”的认识，可见一变化趋势，即愈近晚明，以谏为忠的观念愈发清晰。从明初谏臣无人得“忠”谥，到景泰朝刘球获“忠”谥，再到成化朝李时勉改为“忠”谥，直至泰昌朝以降，谏臣被大规模追授“忠”谥，在这个过程中，朝野诸臣要求给予谏臣“忠”谥的呼吁愈发强烈，关于“忠”谥的讨论集中体现为对谏臣的褒义之辞。以谏为忠的观念发端于先秦，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获得了大多数政治精英的认同，其脉络一直存而不绝。抵至明初，太祖与成祖强势主导君臣关系的展开，当时虽有谏臣，然以谏为忠之价值观并未落实于朝廷赠谥之典。明中期以后，将谏诤定位于“忠”臣之举，逐渐成为明人观念中一种积极的自觉倾向，传统政治文化中以谏为忠的一脉精神复又活跃起来，并浸入国家典制的实施过程，这构成支撑明代士风趋向张扬的重要资源，深刻影响了明代政治文化的总面貌。

最后，尚有两个问题需要做进一步讨论。第一，在明代士人的言论中，几乎看不到关于夏原吉、叶向高等人谥号的议论之辞，这是因为“忠”以官员敢于死战与死谏为主要表现，同时，“忠”作为一种臣道的理想境界，却又不限于战与谏，亦有“推贤尽诚”、“廉方公正”等义。万历时，沈鲤言：“所谓忠，不必皆龙逄、比干也，其远而宣猷効力，近而责难陈善，尊主庇民，有造于天下、国家者，皆是也。”[23]（卷5，《乞休第二疏》）在沈鲤看来，忠之一字当落实于“宣猷効力”、“责难陈善”、“尊主庇民”，乃至于“有造于天下、国家者”，其中“责难陈善”与谏诤之举有理路相通之处，其余内容与战、谏相比，被视为平常之举，构成“忠”之内涵的要素，却并非可以反映“忠”之精神的主要线索。第二，在“忠”谥问题上，皇帝的政治价值观与士人群体尚有区别，主要体现为对谏诤的不同评价。就一般情况而言，皇帝亦认同谏诤为“忠”，如仁宗曾云：“今自去冬无雪，春亦少雨，阴阳愆和，必有其咎，岂无可言？而为臣者，怀自全之计，退而默默，何以为忠！”[19]（卷164，《弋谦传》）但是，当李时勉有谏诤之举时，仁宗却命武士以金瓜击其肋。李时勉死于景泰元年，获“忠文”之谥在成化五年，已过近二十年之久。至于在嘉靖朝，杨廷和因争大礼去位，不得谥，张璁因支持世宗议礼上位，得谥“文忠”，亦说明相对士人群体，皇帝还是更为强调臣的服从意识，这种强调不意味着对谏的根本排斥，而是对臣从君而为的纲纪要求高于对其进谏的需要，换言之，从君相对于谏诤往往更多地获得皇帝的认同。通观明朝谏臣之得“忠”谥情形，多为追谥，此“忠”字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对当事之君的批评意味，因此，多在日久年深后，经由士人群体题请而得，成为新君刷新政治的一种姿态。

综上所述，在明洪武至崇祯朝，可得确证谥“忠”官员共计121人。赞襄军务，以至殁于战阵，敢于谏诤，甚至不惜以死感动君心，这构成官员获“忠”谥的最主要缘由，亦为“忠”的主要表现形式，愈近晚明，明人以谏为忠的观念愈发清晰。同时，亦有部分官员因得君而获“忠”谥，相对战与谏而言，其谥“忠”缘由较为模糊，君主的个人意愿在其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在明人的观念中，“忠”指向官员不惜牺牲生命以坚守政治原则的行为取向，于“君”之外，官员尚重“国”、重“社稷”，在一般意义上而言，这些是将当下皇帝包含于内的抽象化政治信仰表征。因此而论，士大夫这一政治角色确有忠君之内涵，然其旨归不限于对当下君主个人意愿的服从。“忠”，被视为臣道的一种理想境界，构成官员在政治道德层面的自励目标。“忠”谥，则将这种境界聚焦于可供效仿之典范人物的言行，既是“忠”之精神的表征，又构成一种促使官员尽忠的外部激励手段。

参 考 文 献

[1] 王符：《潜夫论》，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子部第2册.

[2] 《明英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3] 谈迁：《国榷》，北京：中华书局，1958.

[4] 《明太祖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5] 宋濂：《文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第162册.

[6] 《明宪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7] 倪宗正：《倪小野先生全集》，四库全书存目本，集部第58册.

[8]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史部第167册.

[9] 郭良翰：《明谥纪汇编》，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史部第409册.

[10] 李贤：《古穰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第183册.

[11] 鲍应鳌：《明臣谥考》，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史部第409册.

[12] 沈青崖：《陕西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史部第312册.

[13] 王鸿绪：《明史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14]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第315册.

[15] 《明成祖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6] 夏原吉：《忠靖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第325册.

[17] 廖道南：《殿阁词林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史部第210册.

[18] 杨爵：《杨忠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第215册.

[19] 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20] 杨涟：《杨大洪先生文集》，四库禁毁书丛刊本，集部第10册.

[2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79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2] 庄昶：《定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第139册.

[23] 沈鲤：《亦玉堂稿》，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集部第227册.

[责任编辑 王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