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格林研究在中国＊

夏宗霞，方娇艳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875)

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评论家保罗·欧普莱称赞格林，自狄更斯以来，没有作家能超越格林:把艺术的复杂、技巧和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完美地结合起来。［1］威廉·戈尔丁指出:“格林在当代小说家中独树一格，作为20 世纪人类意识与忧虑的最卓越记录者而被阅读和被怀念。”［2］

国内学术界对格林的介绍和研究起步较晚，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至今仍比较零散。除韩加明1999 年在《外国文学动态》上发表了《格雷厄姆·格林研究综述》外，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出现有价值的研究综述，这与这位多产作家的成就是不相符的。到了21 世纪，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和探讨，使格林的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 格林作品译介状况

格林的政治小说代表作《文静的美国人》在50年代就被译成中文，但由于格林曾是世界上当过间谍的13 位著名作家之一、他的天主教信仰和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被冷落了20 多年。直到80 年代，傅惟慈教授翻译的《问题的核心》才拉开了翻译格林作品的序幕。随后国内先后出现格林作品的翻译:1986 年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丁贞婉翻译的《喜剧演员》，1999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杜争鸣翻译的《名誉领事》，2008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柯平翻译的《恋情的终结》，2008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韦清琦翻译的《人性的因素》，2008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吴幸宜翻译的《哈瓦那特派员》，2008 年译文出版社出版、傅惟慈翻译的《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2008 年译文出版社出版、姚锦清译傅惟慈校的《布莱顿硬糖》，2008 年译文出版社出版、主万翻译的《文静的美国人》，2010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傅惟慈翻译的《一只出卖的枪》，2010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黄梅和黄晴翻译的《斯坦布尔列车》，2010 年译文出版社出版、钱满素和秦文华翻译的《恐怖部》，2010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傅惟慈翻译的《密使》，2012 年译文出版社出版、傅惟慈翻译的《权力与荣耀》，屠珍翻译了格林的《日内瓦的费医生或炸弹宴》。

国内除翻译格林的小说外，也翻译了他的自传和回忆录:1992 年译文出版社出版、傅惟慈节译的《逃避之路》，2008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恺蒂翻译的《我自己的世界:梦之日记》，2012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陆谷孙翻译的《生活曾经这样》。再就是对格林游记的翻译:1992 年三联书店出版、傅惟慈翻译的《寻找一个角色:两部非洲日记》。

从数量上看，共翻译了14 部格林的小说、3 部自传和回忆录和1 部游记，从总体看，作品的翻译比重较大。从翻译者角度来看，傅惟慈是较早翻译格林的翻译家，并陆续翻译了格林4 部小说、校订1部小说和1 本自传和2 部游记。从出版时间来看，国内的翻译严重滞后，这种状况到21 世纪以后有了一定改观，对格林作品的翻译呈上升趋势。从出版社来看，集中于两家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南京译林出版社。

二 格林研究状况

不为人知的是，格林曾在1957 年在中国停留三个星期，但基本上被视为“受挫的间谍。”［3］受政治气候的影响，格林的作品在国内的传播非常有限。随着中英在1972 年开始实现邦交正常化，国内学者也开始引进和评价格林的作品。

总体而言，我国的格林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研究初始阶段、21 世纪是研究深入阶段。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对格林的研究主要围绕格林的生平和主要作品的介绍展开。如1980 年发表在《读书》上的梅绍武先生所撰的《格林和他的＜问题的核心＞》，是中国学者发表的关于格林小说的早期研究论文;这篇文章作为傅惟慈翻译的《问题的核心》的“代序”。接着是张中载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的《格雷厄姆及其作品》，指出格林的成功之处和不足。张中载的另一篇文章《格林的人性观—读＜日内瓦的费舍尔博士或炸弹宴＞》，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资产阶级的贪婪是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何其莘的《格雷厄姆·格林》介绍了格林一生的创作，指出“格林既不是一个神学家，也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小说家，是一个善于把他的切身经历用文学形式奉献给读者的作家。”冯亦代的《格林的两部遗作》和《格林生前的最后一本书》，分别介绍了格林最后的几本著作。余凤高的《创作动机:自我的皈依》指出格林的创作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韩加明的《格雷厄姆·格林研究综述》总结了至九十年代末国内对格林的研究情况，分析格林研究滞后的原因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2000 年以后至今，国内对格林小说的认识和研究又进了一步。研究主要关注了以下几个方面:1.文本解读;2.不同批评流派的解读;3.对作品主题进行研究。

1.文本解读中对小说主人公的分析是评论中的一个聚焦点。蒋虹的《现代浮士德的悲剧—格雷厄姆·格林的的＜权力与荣耀＞中人物比较》开启了21 世纪对格林评论的热潮，指出“神父和中尉因为权欲和自傲丧失了人性和理性，难逃悲剧的命运。”陈兵的《逃避·反抗·痛苦—评格雷厄姆·格林的＜布莱顿硬糖＞》指出:“作家通过对一个下层人物罪恶而悲惨的一生的描述抨击了社会的不公正、不合理现象。”张雪茹的《小说＜名誉领事＞中普拉尔和雷恩的悲剧成因》，分析了造成普拉尔和雷恩悲剧的原因。吴艳梅的《对格林的＜权力与荣耀＞人物形象的原型探胜》指出:该小说表现了一系列如荣格所说的原型，塑造了不同个性的人物形象，富有耐人寻味的魅力。

2.不同批评流派的解读。随着西方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入，国内学者也尝试用文学理论去解读格林的作品。陈丽的《凝视下的沉沦:读格林＜问题的核心＞》从福柯的权力话语来解读斯考比的沉沦;从荣格原型批评的角度对《权力与荣耀》的主要人物进行具体分析的有吴艳梅的《对格林的＜权力与荣耀＞人物形象的原型探胜》;从叙事学的角度解读文本的有:陈玲玲的《小说＜恋情的＞中的第一人称叙事》;马淑敏的《浅析格雷厄姆·格林的宗教三部曲的叙事技巧》和吴桂金的《＜恋情的终结＞的叙事解读》;修辞学的角度:《格雷厄姆·格林小说的“修辞学”—格林小说艺术风格分析》;母体研究:《论＜名誉领事＞中的“父与子”母体》;戏仿的角度:《迷案背后的意义重构—浅谈格林小说＜布莱顿硬糖＞对侦探小说的戏仿》。

3.对作品的主题进行研究。这主要分两类:

第一类是宗教研究。从宗教入手来解读格林的作品是国内学者对格林的最初认识，因为把格林归类为天主教小说家。高继海在《英国天主教小说的发展和特点》中指出:“天主教小说，是指天主教徒写的，以天主教为主题或题材的小说”，并把格林和伊夫林·沃、戴维·洛奇等归为天主教作家。但格林反对这个标签，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不是一个天主教作家，而是一个碰巧以天主教为信仰的作家。这也就不难理解21 世纪的前十年对格林的解读集中在格林的宗教四部曲(《权力与荣耀》、《布莱顿硬糖》、《问题的核心》、《恋情的终结》)上。如王丽明的《格雷厄姆·格林宗教小说中的生存悖论》、肖腊梅的《罪与爱的变奏曲—评格雷厄姆·格林的宗教四部曲》、温华的《格雷厄姆·格林长篇小说“宗教”主题探索》、汪小玲的《地狱·炼狱·天堂—试论格雷厄姆·格林宗教三部曲中的人文主义》、候静华的《浅析格林天主教小说中复杂的宗教意识》等。

第二类是对格林政治小说的研究。随着对越南战争研究的深入，格林的《文静的美国人》的重要性和预见性也日益凸显出来。《文静的美国人》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幕后活动为背景，呼吁人们运用常识防止一场小规模的残杀演变成大规模的屠杀。(谢为群，204:102)胡亚敏的《误读的越南战争—论＜沉静美国人＞及据其改编的两部电影》:“《文静的美国人》从小说发表到两次电影改编，生动地说明了美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越南战争的不同认识。”甘文平的《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洞见—评格雷厄姆·格林的＜文静的美国人＞》:“《文静的美国人》以其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洞见成为美国越战文学的‘揭幕者’”。潘一禾的《一场有价值的政治与外交争论—论格·格林的＜文静的美国人＞》，张明兰的《三角恋爱故事中的文化冲突和警世预言—评格雷厄姆·格林的越战小说＜文静的美国人＞》。魏然的《谍报的用途与滥用—作为间谍影片的＜哈瓦那特派员＞》和费丽园的《一部不走平常路的间谍小说—＜哈瓦那特派员＞》。《文静的美国人》的背景是1952 年前后的越南;《我们在哈瓦那的人》的背景是卡斯特罗革命前的古巴。这两个国家: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抗西方强权，一个是即将通过革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显示了格林“对战后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对抗十分着迷。”［4］

格林共出版9 部短篇小说集，但国内对其评论相对较少。目前研究设计到的作品主要有《破坏者》、《离奇韦不远的地方》、《永久占有》和《过桥》等4 部短篇，分别从主题和人物分析的角度加以阐释。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论述短篇小说的文章还没有出现。

格林还是剧作家，共出版了8 部戏剧，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对其戏剧的评论。

研究格林的学术论文的不断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格林的影响力，也成为英语语言文学和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从掌握的材料来看，以格林为专题或为重要研究对象的硕博论文共有29 篇，英文25 篇，中文4 篇，其中博士论文只有1 篇。以2000 年赵林的硕士论文《一个好人的堕落—论＜问题的核心＞主人公斯考比的怜悯》开始了国内对格林的研究。从2000 年到2013年的14 年时间里，每年平均出现2 篇硕士论文。在这28 篇硕士论文中，从数量上来看，研究《问题的核心》就占了10 篇，《权力与荣耀》占了3 篇，《文静的美国人》占了两篇，从宗教的角度加以阐释的有3 篇，从侦探小说入手的有2 篇。覃金菊的《越南战争预告片中的美国》分析了《文静的美国人》，选题和视角都很新颖。郑军的《格林:关注第三世界的人文主义者》通过分析《文静的美国人》探索格林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思想。

国内唯一的英文博士论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薛浩的《圣徒与罪人的圣餐—格雷厄姆·格林小说中的宗教因素》(1999)。该论文“以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为指导，以文本分析为基础，选择了格林在不同时期的八部长篇小说进行讨论，力图揭示格林的宗教观。”薛浩认为格林宗教观的核心在于他笔下的主人公往往具有“圣徒和罪人”的双重身份。

以格林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各类科研课题也是衡量国内格林研究水平高低的和受重视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2008 年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吴桂金副教授主持了春雷计划“格雷厄姆·格林小说宗教主题研究”;由于格林的政治小说《文静的美国人》开启了越战文学的序幕，很多以越南战争文学为研究项目的子项目都以格林为研究对象，如武汉理工大学甘文平教授主持的2011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政治文化语境中的中美越战小说研究”和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胡亚敏副教授主持的2011 年国家社科基金“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小说研究”等都有专题研究格林。甘文平和胡亚敏分别发表了两篇有分量的论文:《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洞见—评格雷厄姆·格林的＜文静的美国人＞》和《误读的越南战争—论＜文静的美国人＞及据其改编的两部电影》。这表明对格林的研究从宗教小说转向政治小说的研究，对格林后期作品的解读还有待深入。

三 格林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走势

从论文发表时间和篇数来看，国内格林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跟进却较为迅速，说明格林已受到越来越多国内研究者和出版社的重视。但同时也暴露出几个问题:一是研究对象不平衡，出现了“扎堆”现象，如在28 篇硕士论文中，有10 篇研究《问题的核心》;二是对格林后期政治小说(如《喜剧演员》、《名誉领事》和《人性的因素》等)鲜有涉及。格林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早期政治小说(从格林开始创作到1938 年)、中期4 部宗教小说(从1938 年第一部宗教小说的发表到1951 年《恋情的终结》的发表)和后期政治小说(发表于1955 年之后的作品)。所以按照格林本人的观点，他认为政治并不是他小说中的新因素。格林说他的职业始于写政治小说，慢慢转向宗教小说，最终回归政治小说。因此，他并不是从宗教小说家转向政治小说家，而是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小说家。［5］而国内对格林后期作品的研究只有零星几篇文章散见于各杂志，远没有形成系统和深入的剖析。

纵观上述对国内格林翻译和研究状况的一个简要回顾，我们可以发现从20 世纪80 年代至今，格林在中国的研究实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国内对格林的研究从过去传统的研究方法向文本分析转变，同时文学理论也被引入到作家、作品的研究之中。从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状况看，主要集中于对作家生平、作品故事情节和主题的介绍上。到了21 世纪，在注重对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福柯的权力理论、叙事理论、原型分析、象征主义、母体、戏仿等广泛运用于评价格林的作品。同时尝试从三个方面阐释格林的作品: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分析格林笔下的女性;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去剖析格林后期政治小说;或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去解读格林后期作品中历史事件和小说虚构的关系。

第二，从整体来看，格林在中国实现了从点到面的转变。从一开始对格林“宗教四部曲”研究扩展到对政治小说的研究和短篇小说的研究，涉及到11 部长篇小说、3 个短篇小说和对格林传记的评论。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认为:“到1960 年，格林被广泛认可为英国最好的小说家。”［6］结合自传、传记和书信，挖掘格林后期小说并理清其作品中体现出的政治观，是重新评价格林创作成就的关键。对格林后期小说研究可从几个方面着手:继续进行个案研究、系统研究和对比研究。

个案研究是指对单个文本的研究。除了继续从新视角解读《文静的美国人》外，还要深入挖掘:预言了古巴导弹危机的《我们在哈瓦那的人》，《喜剧演员》中的海地黑人共和国的独裁统治，《名誉领事》中的政治绑架，《人性的因素》中的间谍战。

系统研究包含两层含义:

1.研究格林前、中、后期所有作品，以便对其作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概括出作者的创作思想和思想特色。对格林中期宗教小说的研究比较充分并形成了系统，但缺少对格林前期和后期政治小说的研究，更没有把中期宗教小说放在格林一生的创作中去分析。诚如格林不愿被称作天主教小说家，他也不愿被称作政治小说家，但格林通过其小说创作表达了他的思想:共产主义和天主教视作拯救社会的良方。

2.通过对格林前期和后期政治小说的研究，找出其中的“政治恐怖”，用一条思想的轴线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格林的政治思想在《斯坦布尔列车》已初露端倪:正在执行自己私人革命使命的共产党人津纳医生;《那是一个战场》是格林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小说。格林后期政治小说主要包括5部小说。通过梳理，特别是对“频临政治危机的第三世界国家为背景”［7］可以理清格林复杂多变的政治观的演变历程以及对整个冷战时代的书写，对比研究是对比格林和其他作家。张艳蕊在博士论文《戴维·洛奇天主教小说的宗教意识》做了有益的尝试:她专辟一章来比较戴维·洛奇、格雷厄姆·格林和伊夫林·沃在天主教思想的异同。但康拉德对格林的影响却很少被提及。“那时候我不敢读康拉德，因为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过于巨大，几乎可以说是灾难性的。”［8］正如康拉德比较受关注的作品是海洋和丛林作品，但对其后期政治三部曲少有人提及;格林也是被戴上天主教作家的帽子，而很少有人重视其后期政治小说。通过对比这两位作家，也许可以找到其中的关联性。

此外，对格林的间谍小说的研究还非常少。随着对格林挖掘的逐步深入，会对格林有一个更加立体的认识，把一个更加饱满和真实的格林展现在世人面前。

［1］O’Prey，Paul.A Reader’s Guide to Graham Greene［M］.New York:Thames and Hudson，1988:7.

［2］Watts，Cedric.A Preface to Greene［M］.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6:84.

［3］Sherry，Norman.The Life of Graham Greene:Volume III:1955－1991［M］.London:Jonathan Cape，New York:Viking，2004:81.

［4］阮 伟.20 世纪英国文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214.

［5］Donaghy，Henry J，et al.Conversations with Graham Greene［M］.Jackson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2:8.

［6］Bradbury，Malcolm.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289.

［7］李赋宁.欧洲文学史:三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2.

［8］格 林.寻找一个角色［M］.傅惟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