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感知与评价中的信息嬗变和道德焦虑

郁乐，重庆文理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重庆402106

在对当前社会现象进行道德评价的声音中，道德滑坡论及其相关道德焦虑对人们的道德感知与行为预期(behavioral expectations)有着极大的负面暗示与消极影响。事实上，人们并未对引发这种道德焦虑与滑坡论之相关信息的筛选、传递、接受与解读过程的诸多环节所产生的认识论效应(类似于望远镜与显微镜)与信息-道德心理学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从道德相关事件的发生，到制作成适宜传播与接受的信息，经过媒体的筛选与加工，传播到现场之外的公众，然后经过受众的筛选、接受与解读，形成对相关事件的道德感知与判断，引发公众的道德焦虑情绪，形成“道德滑坡论”评价;在这一传播、认知与解读过程中的筛选、扭曲与失真的可能性被严重忽略与低估。毋庸置疑，当前某些领域确实存在道德失范现象，然而，太阳底下无新事，当前的道德极端事件与“滑坡”感慨，古人也曾有过(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在社会转型、利益复杂与价值多元的背景下，超越泛道德化的思维方式与绝对化的道德断言，对道德相关事件中的筛选、传播、接受与解读等内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与阐明，有助于理性看待当前的道德焦虑与道德滑坡论，避免负面的道德预期与消极的社会情绪。

一、道德事件的存在与知晓:现代传媒与道德感知

传统社会无疑是保守封闭与信息匮乏的，信息流动的渠道与速度都非常有限。世界上真实发生的事情，除了少数亲历者，大多靠转述甚至八卦让公众知晓，难以实事求是地了解真相。即使知晓相关事实，也并无可靠媒介予以传播，只能以书籍或私人圈子小范围传播，失真的可能性很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法治建设、媒体繁荣与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尤其是近年随着新媒体与自媒体的发展(以微博为代表)，人们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信息量总体有爆炸性的增长，毫无疑问，负面信息随之也必然有爆炸性的增长。人们面对总量爆炸的负面信息，在传播、筛选、接受与解读等环节均可能隐藏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心理机制。进化论告诉我们，人类的大脑结构与功能形成于信息匮乏的石器时代，如今却必须面对信息爆炸的智力与心理冲击。

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区别(epistemological difference)，事件(事物)存在与发生是一回事，知晓它们的存在与发生又是另一回事情。换句话说，人们现在知道了某类事件，并非意味着它们现在才存在，以前就不存在;完全可能的是，它们一直存在，只是由于诸多原因，人们无法知晓而已。否则，贝克莱的箴言就是正确的了:“存在就是被感知”，没有被人们知晓，这些事情就不存在。事实上，对比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法治、技术与传媒这几个获知信息的必要条件上的差别:现在能够通过微博向全世界直播正在发生的事情(如叙利亚战争)，传统社会却主要通过经典文献与主流媒体来了解世界，必然有很多信息人们无法知晓。

在认识论区别这一概念中，关键问题是技术可行性(feasibility of technology)，技术是现代社会的显微镜与望远镜。首先，在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中，产品即使有卫生、质量与安全问题，实际上也是没有可靠技术手段予以检测的(绝大多数问题产品也不会立即致病致命);其次，即使有问题也没有大众传媒(信息技术)可以让大规模的公众在很短的时间内知晓;事实上，家庭主妇为家人制作的食品，也未必能够通过现代的卫生检验与质量检测，家酿葡萄酒与手工香肠菌群也可能超标，但绝对不会有人认为这也是道德问题。因此，基于传统社会的技术水平与信息状况，人们难以真实地发现、大规模传播与迅速地知晓相关事件的信息。因而，当前某些道德失范被简单化地称之为道德滑坡，建立在一个假设(assumption)之上，以前没有或者较少此类现象。这一假设是难有根据的。传统社会中的同类事件要么难以检测与发现，要么影响范围小，要么传播范围小，但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

例如，对道德焦虑影响较大的社会现象有假冒伪劣、骗子骗术与人情冷漠，事实上，这些社会道德现象并非是全新的，规模与性质的比较也没有客观标准，很难说现在就“滑坡”了。回顾历史，有源远流长的三十六计、厚黑学等悠久传统，甚至还有一本《骗经》［1］。当前食品药品相关问题对民众的道德感知冲击最大。提及道德滑坡，人们就想起地沟油与注水猪肉，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认为这是新问题。乾隆初年，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就在广州湾见识过:“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鸡鸭除了缺斤短两，肚内填满沙砾和石块;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2］。事实上，传统社会与文化具有双重结构，人们在教育与阅读中较多注意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精英文化传统(乡土与市民)，忽略了广泛存在的另一面(江湖与游民)。在如下一些的词汇中，这种双重结构有所体现:儒表法里，庙堂与江湖，石民与游民，精英文化与江湖文化，等等;在法家、江湖、游民、江湖文化的世界里(实际上是更加广阔的生活世界)，已经将谋略文化与江湖骗术等传统发展到“博大精深”的程度，而大部分人并不会从传统教育的主要经典与主流文化中知晓这些信息。

对于这个问题，还有几个方面需要加以说明:首先，假冒伪劣就是“以假乱真”计，但在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情况下绝对数量有所增加，究其原因是陌生人社会造假收益高风险低，但是，相对数量与比例是否大幅增加并无量化研究来予以确认;其次，在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为自己生产是没有制假动机的(家庭主妇为家人制作食品并无制假动机，但也并非一定能够通过现代卫生检测)，并不能因此就能断定道德水平真的很高;第三，作为自然经济之补充的传统小商品生产的顾客是乡土社会中的熟人，利益-风险矩阵不利于造假。因此，以泛道德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就根本上误判了人类行为的真实机制:具体情境是人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行为的具体情境不同，行为方式就有所不同。以食品安全为例，出口食品面对比较完善的监管体制所决定的收益-风险矩阵，产品质量就很高，“联合国报告称中国出口食品合格率超99%”［3］。

在信息时代以前，道德相关事件(包括罕见的极端事件)的持续发生与存在，由于媒体与技术及其他诸多原因，绝大多数无法迅速地大规模地为公众知晓。近年来，由于法治进步、媒体繁荣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曝光了一些激起道德焦虑的事件，引发了道德滑坡论与道德焦虑。但是，能够发现、传播与知晓某些事情发生，都是奠基于真实的社会进步，并将进一步推动社会进步。当人们为某些事情曝光而惊呼道德滑坡，却是建立在“是古非今”的道德评价的假定基础上，这一假定并没有真实客观的根据。从这一假定的论证逻辑来看，面对复杂多元的社会与信息的爆炸性增长，人人都能列举某些事例(简单枚举)来支持自己对社会道德乐观或者悲观的看法。这种以某些特殊事例对整个社会做出整体断言，逻辑上称为轻率概括甚至以偏概全。人们借助于信息技术与现代媒体提供的望远镜与显微镜，前所未有地正视了社会道德生活的客观事实，开始了鲁迅先生所言的“睁了眼看”，感受到了需要深刻反思与理性面对的震惊与焦虑，不能悲观地以简单化、情绪化的“滑坡论”来评价当前道德生活的复杂多元的现实。

二、负面信息的筛选与夸张:媒体的认识论效应

“道德滑坡”作为对社会道德状况的描述(谓词)，也需要进行仔细分析。汉语的语法与逻辑结构具有简单化倾向，这一简单化的判断就缺乏两个必要的逻辑词项:主词与量词。就主词而言，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说社会整体道德滑坡，涉及面似乎太大了。有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每每遇到一个公共道德事件、问题，都会谴责不义者，指责社会人心不古、道德冷漠;唯独把自己置之度外”［4］。因此，这一判断中的量词应该只能是“有些”(特称量词)，而不能是“所有”(全称量词);问题关键就成了“有些”的外延范围到底有多大?事实上，没有量化抽样调查、统计比较，是难以确定当前社会的道德水准与以前相比是否真的有所滑坡(举例论证是没有尽头的)。因为道德失范行为与道德高尚行为在所有时代、所有社会中都真实地存在，对相关道德争议事件产生负面感知与焦虑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能以此作为严谨的科学评价。

在形成道德感知与悲观判断的信息传导过程中，媒体的认识论效应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有无冕之王的称号，在西方还有“第四权力”的说法，可见其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毫不夸张地说，媒体影响着普通民众的知识范围与世界观，因为它们基本上控制了普通民众获取知识的渠道，如电视、报纸与网络。如今，蓬勃发展的新媒体与自媒体虽然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但这种媒体样式更是受到诸多筛选与夸张机制的作用，对信息的传播与解读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媒体在相关事件发生后的筛选、传播环节，以及人们接受相关信息的选择与解读的心理机制，在道德滑坡论与道德焦虑的形成中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媒体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服从注意力经济的运行机制，倾向于报道高度吸引注意力的消息。什么样的消息高度吸引注意力呢?影响新闻吸引力的诸因素有影响力、接近性、冲突性、新奇性、异常性等，如约翰·伯卡特(John B．Bogart)所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此说虽然有所夸张，却不失深刻。事实上，人们打开网站的新闻页面就能看到不少车祸、空难、火灾、抢劫、警匪追逐等相关报道。媒体作为在竞争中生存的、追逐利益(注意力与影响力乃媒体利益的源泉)的组织，难免会努力追逐甚至放大负面消息。随着信息技术与媒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媒体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很多媒体都把眼球效应作为第一追求，负面消息也就会加速传播。

不仅如此，媒体在报道这些相关事件的时候，为了追逐新奇性，有将所报道的事件娱乐化与戏剧化的倾向。这一倾向不免增加许多的新奇与戏剧性的因素，甚至有少数直接编造充满冲突性与戏剧性的假新闻来吸引注意力的不良事例。非常讽刺的是，假新闻中有相当比例涉及或暗示“道德滑坡”，以“2010年十大假新闻”［5］为例，三条直接涉及道德滑坡，四条涉及重大安全事故(暗示)，这些假新闻显然会引发一定的道德焦虑。《新闻记者》杂志连续十年评选年度假新闻，并对十年百条假新闻进行了分析，发现“片面追求新闻的显著性、反常性、趣味性，放松了对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的要求，这也会造成假新闻的恶性膨胀。”［6］假新闻的危害在于:很多人会读到该新闻，受到一定的消极暗示或影响。但是，却只有很少人会读到关于该新闻为假的澄清，因而误解与影响是难以消除的。

某些市场化媒体倾向于负面报道来吸引眼球，是为了迎合人们的负面信息偏好(negative information preference)，类似于人们常说的“坏消息综合征”，即喜欢注意传播与分享负面信息与消极评价。当然，这一心理机制并非新发现，俗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人们在八卦中也倾向于较多地传达他人的负面信息。这并非所谓“人性之恶”的表现，也不需要对此进行道德谴责，因为知晓生活世界中危险的人或物，乃是保障安全的必要条件。因此，交流关于周围世界的危险(负面)信息，是表达关怀与巩固信任的交流方式。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中形成了一个根本性的心理机制:在环境压力与生存竞争中，进化出对危险的感知偏好，倾向于在众多外部信息中寻找可能的危险线索，并分配以较多的注意力;同时，危险信息会引发害怕与焦虑，而“害怕这种情绪对人类的适应性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让我们及时处理所面临的危险，以便存活下来”［7］106。危险感知偏好与害怕体验是生存与进化所必须的。感知危险时的害怕情绪让人们对危险信息印象深刻，从而忽略了其他信息。危险在现代社会的重要表现，就是不遵守道德规则的行为，在媒体上就体现为道德负面信息，阅读这些信息的人们就会受到消极暗示或产生道德焦虑。

如上所述，不仅媒体为了迎合人们对危险(负面)信息的感知偏好，会较多地传播(或者略微夸张地传播)、甚至(少数媒体)编造虚假负面信息，而且受众也在这一心理机制的支配之下，将较多的注意力分配给负面信息。不仅如此，阅读者知晓此事之后，以讲述与转发的方式传播类似道德负面信息的可能性也大大高于传播其他信息的可能性。在这个漫长的信息制作、传播与扩散过程中，诸多机制共同形成一种对人们的道德感知具有强大的选择与夸张作用的认识论效应(epistemological effects)，人们所感知的世界图景深受信息筛选、传播、接受过程的影响，人们所知晓的世界并非真实世界的全貌，而是选择性地知晓的部分(危险信息偏好)，并倾向于从该部分感知出发，去推测世界的全貌。

三、负面倾向的解读与评价:道德焦虑的心理机制

在道德相关事件的信息筛选与传播过程中，诸多机制产生的认识论效应会对人们的道德感知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在此环节之后，信息受众的解读与评价方式开始产生作用，影响人们对相关事件的道德感知与判断。如下这些道德解读与评价机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与支配着受众对道德相关事件的接受与解读:个人的道德生活经验代替对以往时代的道德判断(用“小时候”替代“以前”)，传统泛道德化的思维方式(强调德性因素，忽略道德情境对行动的决定性影响)，对他人动机进行推测时的诺布效应(Knobe effect)，以及判断行为相关方是否值得信任的塔西佗陷阱，等等。这些内在机制均不同程度地倾向于推动人们对道德相关信息进行消极或者负面的解读与评价。

首先，将现在的道德状况与过去进行比较时，实际上是将当前的道德感知与记忆中的道德感知进行对比。换句话说，当人们对当前某些事情摇头叹息的时候，心里想的却是自己早先的经历。然而，一个重要的事实不能忽略:大部分人的人生经验中，幼年时代都在父母一定程度的关爱下生活，在兄弟姊妹与童年玩伴的嬉闹中长大，虽然也难免矛盾与龃龉，但与成人之后面对陌生世界的冷漠、艰难与复杂相比，还是值得怀念的美好岁月。因此，从大部分人的人生经验来看，有理由认为幼年经历是道德生活的黄金时代，父母长辈、兄弟姊妹、朋友玩伴、伤害与背叛如果不是微不足道的，也是可以谅解淡忘的。成年世界就不一样了，竞争压力与冷漠敌意都是严肃认真的，也没有那么容易达成理解与原谅，相互之间的道德直觉与评价也就可想而知。人们进行道德评价主要依赖于自己的人生经验，因此略有年龄的人们容易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种“是古非今”的评价倾向，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思乡症(moral homesick)的表现。

其次，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泛道德化(moral oversimplification)倾向，严重影响了对事件诸多其他重要因素的客观分析，将本应建立在事实细节与理性推理之上的道德讨论引向情绪化的道德谴责与人身攻击，甚至妖魔化有道德疑点的相关方。在传统的泛道德化思维方式中，倾向于首先对事件进行道德解读与判断，从而容易忽略事实细节与理性因素。事实上，人类行为都是诸多要素的作用过程，泛道德化思维方式专注于道德评价，忽略了对当事人的具体行为情境的理解，一味对当事人进行道德判断与谴责，以此彰显与强调自己的道德正确。不仅如此，传统的道德教育主要是美德教育，而不是权利义务、行为规则与实践技术的教育。譬如，号召助人为乐，学校却很少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各种情况下的急救训练，譬如如何救治溺水者与扶起跌倒老人。国人是在性善论的文化传统中长大的，主流教育灌输的都是崇高的美德伦理与高大全的道德形象，一旦看到事实与理想标准不一样，便可能惊呼道德滑坡了。

第三，人们在解读道德相关信息的时候，对相关事件中个体动机的解读与评价中存在一个诺布效应:“副作用的道德效价影响行为意图的判断”［8］，使人们倾向于从负面去解读与评价行为者的动机，从而助推了道德滑坡论与道德焦虑。换句话说，一个失误如果后果是负面的，人们就可能倾向于认为行动者是故意的:“当副作用是好的，人们认为行为实施者是无意图地引发该副作用，当副作用是不好的时候，人们则认为行为实施者是有意图的。”［8］在这一动机解读与评价机制的作用下，人们可能将普通的失误或者事故解读为行为者具有故意(通常是恶意)动机，从而推测出行为方的道德滑坡，这就意味着可能对许多意外事故进行道德负面的解读与评价(同时也是泛道德化思维方式的体现)。除此之外，在面对相关方的解释与澄清时，又出现了信息解读与评价中的“塔西陀陷阱”:“通俗地讲，就是指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9］这一评价机制意味着一旦相关方有失误和失真的记录，那么后面的行动与辩解都可能被负面解读与评价。

如上几种机制的综合作用之下，当前许多道德相关问题都被负面解读与评价了。轰动一时并对道德滑坡论有极大推动作用的彭宇案就是如此，事实上，“彭宇曾承认确实与老太徐寿兰发生碰撞”，由于约定了“双方均不得在媒体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10］，于是，经历诸多环节的误读，此案竟然成为道德滑坡论的标志性事件。由此可以看出，道德问题的讨论确实是很艰难的，因为涉及难以妥协的立场与情感，某些情况下并以自己的道德形象为赌注，很容易激起强烈道德义愤，滑向情绪化的谴责、攻击甚至妖魔化。因此，在这些讨论中事实与理性经常被忽略，彰显与强调自己的道德立场(通过指责与批评他人)才是最重要的，注重事实细节与理性论据的声音在情绪化的话语喧嚣中往往无人注意。因此，有不同意见者往往被迫附合在道德上以更显崇高的立场，或者明智地保持沉默。

例如，卫生部发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激起极大情绪化的讨论，甚至有评论感叹“卫生部的《指南》扶不起跌倒的道德”［11］。技术细节对扶起跌倒的老人重要吗?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正确地扶起跌倒老人，不仅对老人的安全有利，而且在产生不利后果的情况下，是保护扶人者的重要证据(好心人免责)。事实上，大多数人看到老人跌倒的反应都是:一是想去扶，二是不知道怎样扶，三是不敢去扶(有多少国人受过急救培训?)。这就说明，这不是(至少不仅仅是)道德问题，因为“想扶”;而是技术问题，因为“不知道怎样扶”;同时是法律问题，因为“不敢去扶”，需要好心人免责条款。

世界上没有简单的事情，人们需要反思将很多问题简化为道德指责的泛道德化思维方式。扶老人的行为涉及医学技术、法律制度(侵权责任与好心人免责制度)与道德动机多个层面，泛道德化思维方式仅仅强调道德动机，将其他不可或缺的因素都忽略了，误导了视线，激化了情绪，助推了道德滑坡论。每当出现道德相关事件时，舆论中出现最多是义愤填膺的谴责，甚至妖魔化的攻击，激起负面的舆论氛围与道德情绪。当然，近年也有可喜的进展，相对理性的技术与法律分析已经渐渐出现，行为中的技术细节、法律制度与道德动机将逐渐被阐明与完善，道德行动的内在机制有望不再停留在晦暗之中。

四、结语

良好的道德生活状况需要系列的必要条件，一定的经济水平(仓禀实而知礼节)、基本的教育程度(美德就是知识)与平和的道德理性。这三个必要条件在当前社会中均优于以前的任何时代。不必回忆太过久远的历史，往上数三代大部分国人都是农民，现在人们仍然可以从老人们那里得知，那些贫穷的岁月中，多少家庭严重地重男轻女，甚至在女孩降生时采取极端措施?以管窥豹，至少不能认为这样的时代道德水平会很高。当然，也不能因此就能认为当前社会道德水平已大幅地高于以前(准确说法应该是道德生活转型，笔者在另文中有详细分析)。可以肯定的是，并无充分证据说明社会道德水平已经整体性滑坡;知晓道德失范行为、出现道德争议事件是一回事，断定社会道德水平整体滑坡，却是另一回事。人们天然葆有的道德情感，教育与交往中获得的道德理性，改革开放以来获得的经济与法治进步，都为道德生活的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马克思说过，“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2］534;人们经常在时代变迁之际，发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感叹与焦虑;社会发展变迁常常伴随着对过去“美好岁月”的怀念与对当前的较低道德评价。在这一情感化的评价中，直观的、个体化的道德感知占据了优势地位，事实真相与道德理性(两者是道德评价不可或缺的要素)却可能双双缺席。相信过去的善良与美好，是一种让人感觉良好的信念。这种“是古非今”的道德情绪却是建立在不全面的道德感知之上，引发的怀旧情绪与对现实的负面评价需要理性分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道德滑坡论作为对社会与他人的道德评价，可能产生消极的心理暗示与负面的行为预期，改变人们对待他人的方式，并影响他人对自己的回应(不信任不友好的行为，引发不信任不友好的回应)。换句话说，道德滑坡论可能具有消极暗示的功能与自我实现的效应，对社会道德状况会产生真实的负面影响，其社会心理机制值得人们高度重视与谨慎面对。

［1］张应俞:《骗经》，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张英:《从历史看国民:二百多年前的灌水猪肉》，载《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8月16日，http://culture．inewsweek．cn/20130816/detail-68837-all．html．

［3］联合国驻华系统:《国食品安全的不定期报告》，载《新浪网新闻中心》，http://news．sina．com．cn/c/2008-10-23/031116506260．shtml．

［4］王强:《被让座:公共生活规范的道德困境》，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 期。

［5］贾亦凡、陈斌:《2010年十大假新闻》，载《采写编》2011年第2 期。

［6］张涛甫:《十年百条虚假新闻的样本分析》，载《新闻记者》2011年第5 期。

［7］D．M．巴斯:《进化心理学》，熊哲宏、张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杜晓晓、郑全全:《布效应及其理论解释》，载《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1 期。

［9］张音、张新苗:《破解“塔西佗陷阱”的舆论怪圈》，载《人民日报》2012年6月26日。

［10］《彭宇案真相浮出，谁能淡定》，载《法制日报》2012年1月17日。

［11］《卫生部的〈指南〉扶不起跌倒的道德》，载《南方日报》2011年9月8日。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