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新闻记者的角色认知及职业理念建构

路俊卫

（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随着社会变革和传播新技术的发展，记者和媒体所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急剧转型，新闻传媒业界和学界关于中国记者职业角色的讨论也日渐增多。尤其是2013年《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损害商誉案、2014年《中国经济时报》河南记者站新闻敲诈案等事件的发生，再度引起社会对当下媒体与记者角色的热议，也引起新闻界对新形势下记者自身角色及其职业责任的再审视。随着时代变迁和传媒的变革，中国的新闻观念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与此同时，新闻工作者尤其是记者的角色认知发生了哪些变化？变化之中的职业角色对新闻记者的职业理念又提出了哪些要求？这些问题不仅在实践层面影响着记者日常新闻工作的方方面面，也对记者职业角色定位提出了理论阐述的诉求。本文将对我国新闻记者职业角色的演变进行考察，审视新形势下新闻记者角色认知存在的误区，探讨新形势下新闻记者职业角色和职业理念的建构。

一、中国新闻记者职业角色的历史演变

角色又称“社会角色”，20世纪2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米德（G．Mead）首先将其运用于社会心理学理论研究，指社会地位或社会期望与个体能力相统一的产物，与某一特定地位相关联的种种权利与责任[1]365。任何一种社会职业，都是处于社会组织结构之中，是个体角色、职业角色以及社会角色的组合体，当这多重角色相互之间不相容或者与社会期待不相符合时，便会产生角色冲突。从记者的职业角色来看，记者是从事新闻信息传播的特定群体，这一职业角色进一步延伸，就是记者的社会角色，也是其他社会群体对记者在社会活动中应具有的行为方式的期待，如：记者是社会活动家；记者具有高度使命感、很强责任心和勇敢机智的精神[2]22。

大众传媒催生记者这一职业的出现，也是记者赖以存在的载体。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发展，传媒业被赋予不同的社会角色，记者也会相应表现出不同的角色特征。学者李金铨分析了20世纪以来中国三种传媒模式下的记者类型：儒家模式下的文人论政型、毛泽东模式下党的喉舌型、市场化模式下的商业与意识形态交织型[3]。也有学者提出在当下中国媒介变革转型时期，新闻记者的角色认知呈现复杂性，其角色认知受到议政传统、党报传统以及西方新闻观念的多重影响[4]。以上研究都表明，社会和政治变革对新闻理念及其业态产生影响，由此也会给记者的角色身份以及职业理念烙上时代的印记。从记者产生之初，中国新闻记者的职业角色大致呈现以下演变轨迹：

（一）为民立言的文人论政传统

现代报纸在19世纪引入中国，办报者多为西方传教士，参与其中的早期中国报人在当时并不被社会所重视。直到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办新报，中国新兴报业开始具有浓厚的士人清议风格，报纸舆论开始对国政大局发挥影响，世人对报人的印象才为之改观。这一时期的报刊、报人的角色被认为是“百年以降，中国报刊的主要角色是救亡图存，其三部曲是启蒙、革命和追求国家现代化。这些角色结合了中国士大夫传统及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形成一种鲜明‘文人论政’风格”[5]65。

被林语堂誉为“中国记者之父”的王韬被视为文人论政的开端人物。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以“强中以攘外，辄远以师长”为办报宗旨，自任主笔评论时政。他认为文人论政是指“民间报人无可置疑地是民间自由意志的代言人”[6]81。另一位文人论政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指出“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即办报的目的是开启民智，推动社会变革。20世纪初，一批知识分子进入报界，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职业记者，这一时期记者被认为是离政治最近，最能改革社会的职业之一，西方“无冕之王”称号被引入并指称当时的记者，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是黄远生、邵飘萍，他们都将记者的职业品性视为第一要素，包括人格、操守、侠义等等[7]13，并以身践行。文人论政风潮在新记《大公报》时期达到顶峰，主笔张季鸾在1944年《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中，对于报纸天职的阐述是：“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而报人的天职则是“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辅助匡导”。

文人论政被普遍认为是近代报纸传入中国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新闻文化，可以说，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状，使得近代文人关注时务，他们以报纸作为载体、以笔墨为武器来指陈时事、针砭时弊，尽管在“文人”名下他们也会有着“士”、“知识分子”、“职业人士”等身份认同的些许差异[8]，但共同之处是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崇高的社会理想。

（二）从“宣传者”到“传播者”的角色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新闻业被纳入到意识形态的轨道，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下，党报的特殊规律被视为新闻事业的一般规律，列宁的名言“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者和组织者”准确概括了党报传统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定位。1948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里说到：“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9]1318在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的指导下，“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党和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党的新闻工作者”这些提法都在强调作为宣传者的记者角色。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新闻宣传工作，在统一全党全民思想、促进社会建设方面起到了重要的鼓动宣传作用。然而，在“左倾”路线时代，宣传的单向信息流通被刻意强化，使得新闻工作忽视受众的意见和声音，在文革特殊年代，报纸甚至不刊登读者来信，“放卫星”式的假新闻一度泛滥。媒体和记者沦为单向“传声筒”，与群众路线渐行渐远。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社会环境开始发生变化，新闻改革作为政治改革的一部分拉开序幕，但让记者回归本位的思想开始闪现[10]。在这一时期的新闻理论著述中，几乎都涉及到对记者角色定位的论述：“新闻记者是信息时代的骄子，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由于他们及时传播真实信息而使社会充满活力的催化因素。”[11]228“记者姓公，要以公论立论，为公益传讯。”[10]“新闻记者是新闻信息的传播者，是为公众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在整个社会活动中，扮演公共利益的‘守护神’，社会舆论的‘导向人’的角色。”[12]139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记者在信息社会中的传播角色受到重视，记者不再被视为单一“宣传者”，在报道新闻、传播信息的同时，其作为“时代记录者”和“舆论引导者”的职业角色得到一致认同。从新闻实践来看，这一时期《光明日报》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工人日报》“渤海二号”特大事故、《中国青年报》大兴安岭火灾等报道也体现着这种角色观念的转变。

（三）职业角色的回归与专业理念的诉求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传媒业最为深刻的变化就是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传媒“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变革，即在保证党的新闻事业的前提下，要求以企业管理的方式来经营媒介。在此过程中，新闻记者的职业身份也开始发生变化，记者不再是国家体制内的“干部”，而是与传媒业有着雇佣关系的从业人员，记者被视为具有一定专业技能、行为规范和评价标准的职业角色。

与此同时，受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等观念的影响，记者的职业特征和角色认知也发生着变化。在传媒改革的历程中，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使命、党的宣传工作的要求、西方新闻专业理念和商业化的诱惑，构成中国新闻从业者内部错综复杂的内心冲动，其价值取向和对职业生涯的自我期许也大不相同[4]。一方面，一批记者的职业意识开始觉醒，在实践中对新闻专业理念主动探索；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复杂因素，使得新闻记者呈现多重身份的交织，新闻改革对记者角色产生影响，使得当下中国新闻界有四种记者职业角色并存：宣传者、参与者、营利者和观察者[13]。由于多重身份的矛盾也带来身份认同的困惑，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开始显现，有学者以灰色地带、权力迷雾、求真之实来概括记者对待职业角色、处理利益冲突及业务操作层面的诸多误区，而这些伦理误区也普遍存在于新闻从业者中间[14]19。伴随着收红包、封口费、瞒报、假新闻等媒体行业乱象的出现，社会对记者职业角色的评价不再那么正面，“一等记者炒股票，二等记者拉广告，三等记者收红包，四等记者会上泡，五等记者到处跑，末等记者写本报”、“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段子在民间不胫而走。

尤其是山西繁峙矿难瞒报事件发生后，新闻界连续数年开展“三项学习”活动，首次以官方提出“新闻职业道德”、“职业意识”等概念，这些都在提示人们：记者是一种社会职业，新闻专业主义基于以新闻报道与传播本位为核心的价值判断，倡导新闻记者践行一系列职业规范。有学者在对一线记者的职业意识调查中发现，更多的记者坚守内心忠诚，追问、记录、表达和传递新闻事实真相，进而启蒙或影响受众。在他们的心中，记者是一个忠实记录历史，忠实为社会进步呐喊的崇高职业[15]58。

但与此同时，在新闻实践中记者的角色冲突与道德失范问题甚至是触及法律的问题仍屡见不鲜，如2005年记者抓拍骑车人在雨中跌入窨井的照片、2011年深圳杨武事件中对受害者的围访、2013年《新快报》陈永洲案、2014年《中国经济时报》新闻敲诈案等等暴露出来的问题，在新闻界和社会公众中引发激烈讨论，也引发学界和业界对记者职业角色及专业理念的考量。

二、新形势下记者的角色认知存在的误区

随着新闻改革和传媒发展步伐的加快，记者的职业活动有了更为灵活和广阔的空间，也成就了许多既有专业素养又兼具人文精神的职业记者。但与此同时，社会现实日益复杂多变、社会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媒介新技术的发展改变着舆论格局、传媒业内外部的竞争日趋激烈，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对记者职业角色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而在新闻实践中，记者的职业角色与社会期待、职业责任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也开始显现。结合学者对当下记者四种职业角色并存的分析，记者的角色冲突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角色的异化：“营利者”vs“商业掮客”、“观察者”vs“新闻看客”

职业记者主要的职责是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地报道事实和传播信息，随着传媒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传媒出现了作为“营利者”的记者。这一角色的出现其积极结果是记者对于受众的重视，在新闻实践中注重发行量、收视率和点击率，以此来提高媒体的社会影响力。但其消极后果就是新闻的低俗化和假新闻泛滥，为博取受众眼球，所谓幕后新闻、新闻炒作现象比比皆是，一些记者不惜用艳情腥色来吸引受众。更有甚者，一些记者以新闻报道为名，而行商业利益之实，模糊新闻与广告的界限，通过“寻租”方式与采访对象进行权钱交易，如陈永洲事件暴露出的问题。新闻专业主义与商业利益唯上的冲突，使得一些记者无视专业理念和职业道德，充当起了商业掮客的角色。

随着受众的理性和成熟，受众对新闻报道的期待越来越高，他们需要报道深度而非肤浅信息，需要报道全面形成自己判断而不接受被灌输的观点结论。与这种需求相对应，一些记者学习西方客观报道手法，强调以“观察者”视角，重视时效性、现场感，以提供事实为主要目的，将事实与评论严格分离，文字客观理性，不带任何主观色彩。这种“观察者”的角色，其积极后果是通过新闻报道手段将受众带入新闻现场，经过反复核查事实强调了新闻的真实性，通过只陈述事实不发表评论可以引发受众思考与社会讨论，在冲突性事件和争议性报道中，这种视角还能表现记者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但在有些新闻采访实践中，记者作为“观察者”的角色也会遭遇职业伦理的困境：如记者对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的曝光、记者对骑车人在雨中跌入窨井的抓拍，在这种情况下记者是应该履行采访本职工作，还是应该干预事件发展，履行作为社会公民的责任。再比如在汶川地震灾区现场、马航事件报道中，一些记者片面强调专业主义至上，漠视公民的生命和受难者亲属的伤痛，以所谓客观真实的呈现，给受难家庭造成二次伤害；在深圳杨武事件、河南性奴事件中，多家媒体对受害者围访、追问事件细节，无视受害者及家属痛苦，挑战社会道德底线。在新闻采访中如此只刻意强调“观察”，而忽视记者的职业伦理，记者的角色无异于“新闻看客”。

无论是“商业掮客”还是“新闻看客”都是脱离了记者应有的职业本色，而发生角色异化的表现。

（二）角色的错位：“参与者”、“监督者”vs“无冕之王”

通过记者角色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在任何时代记者都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社会职业，其特殊性表现在记者群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力量，肩负一定的社会责任。2000年《南方周末》记者节特刊用六个关键词表现记者职业：使命、监督、现场、光荣、关怀、无畏。除了“现场”一词强调“报道事实”之一职业内涵，其余五个都强调了记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是记者作为“参与者”、“监督者”的角色写照。

责任与权力相辅相成，西方将记者称为“无冕之王”，将其作为有着监督议会、立法、司法崇高使命的“第四权力”。但这种对记者角色的美好期待，在西方也是遭遇种种困境而难以实现。“无冕之王”角色观念自20世纪初输入中国后，就成为记者的职业象征。当这一角色观与“新闻自由”、“新闻专业主义”等观念相结合时，一些记者将“自由”权力无限放大，而将西方新闻自由同样所倡导的社会责任论抛之脑后，以“无冕之王”自居，而不顾报道带来的社会负面效果。比如有记者下基层采访，以一种高高在上“视察”姿态，走马观花，要求基层全程接待，在基层群众中造成负面影响。在舆论监督报道中，有记者充当判定是非的“包青天”、“法官”，站在矛盾双方中的一方，偏离客观立场，将曝光手段作为报道目的，而非将促进事情解决，甚至由此导致事态恶性发展。在调查性报道中，在尚未弄清事件真相的情况下，有的记者充当“专家”，妄下断语，给社会带来恐慌，这种现象在近年来的食品危机报道中屡见发生，如多宝鱼事件、食品明胶事件、农夫山泉事件等。

隐性采访和偷拍是使报道更真实的两种特殊手段，但却被一些记者作为策划新闻的手段。一些介入式报道不是做客观性的新闻调查，而是采用诱导的方式得出先期预设的结论，使报道缺少客观理性的说服力。如在“茶水发炎”事件中，记者以茶水充当尿液送检，提供虚假病史，以此来鉴定医院的医术医德，这种调查对专业性极强的领域，缺乏科学理性的精神。还有一类“钓鱼正义”事件，以伪事件来测试社会公德并在媒体播出，如有电视台找来演员扮演小偷在公交车行窃，以此来测试市民的公德意识，节目对事件中不明真相的市民造成伤害，也引起观众的极大反感。这类事件中，记者站在所谓道德的制高点扮演“道德圣贤”，以娱乐方式展示人性善恶，其报道动机是博取收视还是弘扬正义引发社会质疑。

（三）角色的蜕化：主导的“传播者”vs被动的“接受者”

随着新媒体技术发展，以传者为中心的传受关系被颠覆，也瓦解了职业记者的专业身份。在传统媒体传播时代，“传”总是先于“受”发生，反馈是末位环节，传者通常是作为传播过程的中心。这种传播过程有利于新闻主体权威性的树立、“意见领袖”作用的发挥以及“主流信息”的传播、认知和接受。而在新媒体“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传受关系被打破，传者的中心主体地位失却，传受界限消弭，传统意义上的职业记者遭遇前所未有的身份认同危机。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议程通过记者的新闻选择为主导，所谓“记者报道什么，决定受众接受什么”。而在新媒体时代，专业记者并不因为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采写技能、供职于专业机构而比普通公众拥有更多新闻资源的权利，记者的专业身份可以被普通的新媒体使用者随意攫取。普通公众不仅可以自由采制新闻，还可以轻松通过网络终端将这些新闻信息进行发布。普通公众既是接收者又是传播者，甚至在很多时候可以左右传媒议程设置，比如“郭美美”事件、“延安城管”事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是“跑”出来的传统采访方式被一些记者摒弃，在他们看来，新闻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技术手段“刷”出来，采访可以通过微信、QQ等方式“聊”出来，记者对新媒体技术的依赖症，导致记者角色功能的蜕化。

记者从“传播者”成为新技术平台被动的“接受者”，带来一些消极问题：首先，普通受众缺乏传统的理性精神和职业自律，对于信息传播的态度是主观的、随意的，如果记者将这些情绪化的、不负责任的网络信息加以采用，可能会造成新闻失实、扭曲或变形。其次，网络信息传播主体可以隐匿真实身份，导致信息来源和真实性都无从考证，如果记者不加核实地采用，必定会造成假新闻泛滥。再次，大多数普通公众发布信息都是处于个人立场和视角，不会顾及传播效果和影响，也不会以专业性客观立场看待和处理事件，而如果新闻记者过度依赖这些信息，而不是以“权威中心”、“意见领袖”的身份进行主动引导，不仅不利于事态解决反而可能造成事态恶化。如2013年8月4日湖北某报一则《一份助学贷款要盖26个章，部分学生无奈放弃》的报道，迅速在报纸和微博上引发热议，但随后这条报道被证实为不实报道，记者只是通过微博获取信息并采访博主，而并未多方调查核实。但随着两周后各地助学贷款陆续启动，这条已被证实为不实的新闻再次在传统、网络媒体中同时传播并发酵，央视再次进行真相调查，并通过各种媒体渠道进行澄清。一条假新闻，经历了扩散—证伪—再扩散—再证伪的循环往复过程，其背后折射出的新媒体背景下记者报道失范问题值得探讨。

记者作为“传播者”的角色，对于新闻事件不是一报了之，同时还兼具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角色功能。

三、建构记者责任感与建设性相统一的职业理念

新闻记者的职业理念，学术上即“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服务行业的专业化意识、一系列职业规范以及评判标准，包括专业知识的积累、获取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专业资格的认可、彰显专业精神的范例以及专业内部自律。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不仅是一种职业价值理念，还有一套与之相关联的系统性职业组织结构及可操作性的工作模式。中国需要借鉴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合理内涵，但更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和新闻实践的新闻专业理念，其中责任感和建设性应该成为其核心理念：责任感体现在职业意识层面，而建设性体现在实践操作层面。

随着西方新闻社会责任论逐步取代新闻自由理念，而成为西方大多数国家新闻媒介主要理论，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也普遍被西方社会所认同，社会责任论倡导“新闻自由是负有社会责任的权利”、“新闻从业者不能为谋取个人或集团利益而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报刊要负责介绍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美德”[16]124。尽管在“社会目标”取向上我国与西方不尽相同，但在为社会及公众利益服务的责任理念上是基本一致的。

记者树立责任感，首先要在观念上将职业责任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社会责任既是新闻记者职业精神的要求，更是作为一名普通公民的社会担当。作为记者来讲，社会责任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创造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坚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切实履行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以上这些也是《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对新闻工作者所作出的要求，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记者职业责任与社会责任是统一的。而当在现实中二者发生冲突时，按照舍小利取大利、趋利避害原则，坚持社会的使命感、责任感也是记者职业素质的基本要求，如“最美女记者”曹爱文放弃采访先行救人的举动，受到社会一致赞誉。

其次，健全自律机制内化记者的责任意识。当前整个社会对记者有着很高的职业角色期待，而记者在面临角色认知的各种困境时，应该对自我角色有明确的认知。对于记者而言，采访权和报道权是一种“权利”而非“权力”，而这种权利是公众赋予的，应该服务于公众利益，谨防其他利益的诱惑。这种自我认知要求记者将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转化为内在的职业素养，形成职业良心、职业荣辱心，主动规范自己的职业行为，这也是记者能够胜任为公众服务任务的必备素质。从长远来看，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职业角色通过职业理念和精神的内化形成，从而每个个体能够在从业的过程中自觉担当社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17]。遵循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健全自律机制内化记者的责任意识，才是长远之计。

第三，加强外部监督机制强化记者责任意识。健全自律机制可以内化记者责任意识，而加强外部监督是强化记者责任意识的保障。这种外部控制可以通过受众控制、第三方控制和同行控制来完成，但从目前来看，我国尚缺少对记者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而目前媒体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只是单纯追求利益，容易使记者淡化职业责任。当前，建立健全调动社会监督力量、强化记者责任意识的媒体综合评价体系，也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记者的责任感要落到实处，需要依托其新闻报道的建设性来实现。新闻记者作为促进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其职业角色的建设性表现在：

（一）及时报道，反映社情民意

记者的角色有着“上传下达”的功能，从一定意义上讲，记者采访报道就是了解社情民意，对群众关注的问题及时作出回应和解答的过程。当前，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社会思想意识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公众思想活动的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新闻记者应当得风气之先，关注舆情尤其是网络舆情，对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具有典型意义并已形成一定舆论态势的问题及时予以报道；反映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感、所言所议，在披露问题的同时提出相关解决办法。记者要通过及时公开报道，帮助澄清人们的认识，对社会舆论进行正确引导，从而对社会生活起到指导作用。

（二）开展监督，推动问题解决

记者应当敢于开展舆论监督，不回避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疑点和难点，客观真实地报道围绕这些问题所出现的各种主要观点。事实证明，当公众意见表达不畅时，就容易给小道消息及误导公众的意见提供传播条件。与此同时，记者应该听取多方意见，在采访报道中邀请专业人士进行评论分析，引导受众进行理性的思考，并促成问题的解决。舆论监督不是逞一时之快，而是通过揭露问题并解决问题，最终推动社会和谐进步。

（三）汇聚众议，化解社会危机

随着媒介新技术的运用，公众意见表达的渠道越来越多。在一些社会突发性事件中，记者的责任不仅仅是报道事件，更重要的是聚集舆情、汇聚众议，使记者所代表的媒体成为推动公众、政府之间良性互动的平台，让新闻舆论与公众舆论相呼应，为促成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提供建设性意见，努力减少不和谐因素，提高引导社会舆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灾难性事件中，记者还可以通过报道整合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动员，用正能量帮助民众共度难关，促进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

马克思指出：新闻业不能等同于一般职业，而是有着自身“高贵天性”的特殊行业，它的高贵天性就是在于它的责任。新闻记者对自己的职业角色应该心存敬畏，要懂得新闻报道作为一种专业，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关于记者角色认知和职业理念的探讨，能够帮助记者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在新闻报道实践中呈现专业精神，以自己的行动践行肩负的使命与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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