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渔《十二楼》的尚奇、尚情倾向

2014-04-05 04:21崔富雅
关键词:李渔小说

崔富雅,付 龙

(1.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2.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李渔是清初著名的戏曲家和白话短篇小说家,著作颇丰。其代表作之一的短篇小说集《十二楼》是由12篇以“楼”为篇名的短篇小说构成,这12座阁楼均来自于作品中,且与人物的命运及故事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渔《十二楼》之‘楼’也可以理解为‘空中楼阁’之‘楼’,实际上是李渔视小说创作为‘博望凿空’、杜撰故事,靠‘幻境纵横’出奇出新的创作思想的意象化。其理论意义则是对小说创作中艺术虚构的某种认同和推崇。”[1]《十二楼》是李渔后期的作品,在艺术上比较纯熟,在李渔的文学创作中尤其占有重要地位。

纵观近年来对李渔小说的研究,国内的研究专著主要有沈新林《李渔新论》、黄强《李渔研究》、崔子恩《李渔小说论稿》、单锦衍《李渔传》等。国内论文的关注点主要在女性研究、叙事研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相关论文有邱海珍的硕士学位论文《〈连城璧〉、〈十二楼〉女子形象考察》,温春仙的硕士学位论文《〈十二楼〉的叙事模式》,李时人《李渔小说创作论》,罗洁《浅析〈十二楼〉的叙事时间及其作用》,梁春燕《〈十二楼〉道义追求与李渔的人生定位》等。台湾地区关于李渔小说的相关研究也不胜枚举。黄丽贞的《李渔研究》针对李渔的生平做了初步的考证,并对《十二楼》各篇做了简要的介绍与批评。骆雪伦、张春树的《李渔戏剧小说中所反映的思想与时代》以历时的角度反映李渔小说的时代背景。陈丽英硕士学位论文《〈十二楼〉的婚恋关系研究》,文章以《十二楼》为研究对象,运用美国心理学家罗伯·史登堡的爱情三元素作为研究的理论依据,以爱情学的观点作为研究的进路,企图将两性在婚恋中的关系系统化。吴丽晶硕士学位论文《李渔拟话本小说叙事研究——以叙述逻辑与行动元分析为主》,文章参考了李渔讲究“一人一事”的结构观,运用叙事学理论布雷蒙的叙事逻辑和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式,探讨李渔拟话本小说的叙事结构和角色类型,了解李渔的某些潜意识。

李渔一生飘荡,阅历颇丰。他与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广泛的接触。他将才子与浪子的特点集于一身,是两者的结合体。因此,他的思想性格相当复杂。胡山《寄李笠翁》中所评极为恰当:“其史司马也,其怨三阁也,其旷漆园也,其高太白也,其谐曼卿也。”[2]307这种综合性的人生特点必然会反映在其创作中。所以说李渔的作品嬉笑怒骂皆成佳作。文章通过对《十二楼》中的尚奇和尚情倾向进行平面剖析,探讨李渔如何用他“嬉笑怒骂”式的语言风格来表现他的尚奇和尚情的艺术特点以及创作风格。

一、尚奇倾向的体现

李渔是一位极富创造力,不喜仿效前人,喜欢标新立异的小说家。对小说的创新,他有着自己的见解:“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之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乎陈言务去,求新之谓也。”[3]9他认为文学创作要有随时而变的意识,只有这样,文学创作才能进一步发展。当阅读李渔的小说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与众不同的构思与风格。他的小说一洗当时的话本小说抄袭模仿之弊,以“尖新奇巧”取胜,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在话本小说集《十二楼》的创作当中,他也将这种尚奇意识渗透其中,摆脱了当时旧材料和旧模式的束缚,一空依傍,自出机杼,戛戛独造,标新立异,使其作品显示出独特的魅力。

(一)情节构思之奇

李渔的小说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篇篇都有新意。新奇的材料和奇特的情节构成文学作品美的情趣,令读者耳目一新。李渔曾在《与陈学山少宰书》中说道:“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使数十年来,无一湖上笠翁,不知为世人减几许谈锋,增多少瞌睡?”[4]164他在《闲情偶寄·演习部》中写道:“才人所撰诗赋古文,与佳人所制锦绣花样,无不随时变更,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死。”[3]69所以,他的小说以创新求变为宗旨。而纵观《十二楼》各篇,每一篇都有它的新奇之处,李渔通过不同的道具和情节设置来构筑他的新奇之想,也有一些依靠误会巧合和设置悬念来翻新出奇的作品。

《合影楼》置于全书首卷,当推之为全书的翘楚。玉娟和珍生借影传情,作者以清奇隽妙之笔,写下了两个情窦初开被高墙隔断的心灵在初次接触时的瞬间。在路子由的妙计下,珍生、玉娟、锦云3人喜结连理,终使两家冰释前嫌,又将两座水阁作为金屋藏娇之所,题为“合影楼”。此篇中男女主人公“借影传情”,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杜浚在评论这篇小说时也说:“影儿里情郎,画儿中爱宠,此传奇野史中两个绝好的题目,作画中爱宠者,不止十部传奇,百回野史,迩来遂成恶套,观者厌之。独有影儿里情郎,自关汉卿出题之后,几五百年并无一人交卷。不期今日始读异书,但恨出题者不得一见。”[5]20同时,合影楼的分分合合象征着两个家庭以及一男二女的分分合合,以影子为道具,以一男二女的情感发展为线索,在跌宕起伏的故事发展中展现了它的新奇之处,这一点是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所无法比拟的。《夏宜楼》中的瞿吉人凭着一只西洋望远镜与詹娴娴喜结姻缘。此篇用了生活中少见的西洋之物望远镜做道具,展开了一段奇特的爱情故事。明代虽已有望远镜,然而将其加入小说中且成为重要的线索之物,李渔称得上是第一人。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亦带有一丝神秘气息,虽然瞿吉人的这种求爱方式并不可取,但作者将它置于当时的生活背景之下,让读者随情节的发展获得了恍然大悟的快感,在人们的迷惑与不解中将故事一步步推向了高潮。这两篇以爱情为主题的白话小说打破了以往才子佳人式小说花前月下、偷期幽会、私定终身的固定模式,通过不同的道具和情节设置,使它有别于其它的爱情故事,使读者获得了不同一般的阅读体验。

李渔在叙述故事时,随着故事的发展总有诸多惊喜等待读者去发现,即便在开篇寻常化叙述中,也可在情节的发展中使人们看到意想不到的结局,由此引发读者极大的阅读兴趣。在《生我楼》中,尹小楼因独子尹楼生幼时不慎走失,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想寻觅一个真心之人能为其养老送终,便卖身作父。他遇到了姚继买其为父,待其如亲生父亲一般。在颠沛流离的战乱中,姚继为购红颜却得老妪,在老妪指引下又得一佳丽,因缘际会,老妪即是小楼之妻,姚继竟是他失散多年的亲生儿子,女子是姚继旧识心上之人,一家4口在颠沛流离的战乱中以这样一种奇之又奇的方式得到了大团圆的结局。依靠矛盾冲突和误会巧合使故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个故事可谓奇到极处,巧到至处,一波三折,令人叹为观止。

(二)人物形象之奇

人物是故事组成的重要因素,李渔在塑造人物时一改模式化类型的人物,注重故事中人物异于常人的地方,打破了固有的脸谱化的人物塑造。他所塑造的人物或能够打破束缚其命运的伦理纲常,或拥有其独特的价值取向和人生哲学,这样的人物塑造戛戛独造,让同而不同的人物形象焕发出了别样的生机与魅力。

在《鹤归楼》中,段玉初和郁子昌对待人生不同的态度让他们收获了不同的结果,同样是面对与妻子的分别,一个性体安恬,一个难舍难分,8年后,二人归来,郁子昌之妻因思念过度而亡,郁子昌本人也须鬓皓然。而段玉初把生离权作死别,以绝情的态度断了妻子思念之心,他在临走时将楼匾题上“鹤归楼”,寓意死别不归,中途之时还作诗一首:“文回织锦倒思妻,断绝恩情不学痴;云雨赛欢终有别,分时怒向任猜疑。”[6188这首回文诗反读时竟然是一首深情款款的思念之诗。当他归来时,夫妇容貌如初。段玉初的人生哲学是将苦难放大,以绝情之心回绝妻子,惜福安穷,却使二人都得到了保全。他的处世态度即是常怀一颗平和之心,却得到了常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奇人之奇即在此处。而《三与楼》中的虞素臣更是一个奇人,他是一个喜读诗书、不求闻达的高士,他一生一世没有别的嗜好,只喜欢构造园亭。所造之屋一定要穷精极雅,不同寻常。当他费尽毕生之力即将建好一座园亭之时,却因债务过多而将房产卖给了吝啬奸诈的财主唐玉川,只留下了一座书楼,名为三与楼。“三与”即为“与人为徒”,“与古为徒”,“与天为徒”之意。唐玉川父子一心想得到三与楼,而虞素臣却在老来得子之后将书楼拱手送给了唐玉川。多年后,素臣之子发科还乡,素臣侠友设计将园亭赎回,仍归旧主。联系李渔的生平,此篇有李渔的影子。开篇绝句出自其《卖楼徙居旧斋》:“茅斋改姓属朱门,抱取琴书过别村。自起危楼还自卖,不将荡产累儿孙。”[6]37孙楷第先生认为“文中虞素臣,即是笠翁自寓”[5]297。

二、尚情倾向的体现

李渔晚年曾提出了“三美俱擅”的美学原则:“从来游戏神通,尽出文人之手,或寄情草木,或托兴昆虫,无口而使之言,无知识、情欲而使之悲欢离合,总以极文情之变,而使我胸中磊块唾出殆尽而后已。然卜其可传与否,则在三事:曰情,曰文,曰有稗风教。情事不奇不传;文词不警拔不传;情文俱备,而不轨乎正道,无益于劝惩,使观者、听者哑然一笑而遂已者,亦终不传。是词幻无情为有情,既出寻常视听之外,又在人情物理之中,奇莫奇于此矣……三美俱擅,词家之能事毕矣。”[4]47

“三美俱善”即李渔所理解的真善美原则。有稗风教之所谓“善”,他用“情”字对应“真”的原则,强调“情事不奇不传”,既有风情又具新奇才可。用“奇”“真”替换“人情物理”4个字,即“幻无情为有情,既出寻常视听之外,又在人情物理之中,奇莫奇于此矣”。

上文着重分析了李渔《十二楼》中所体现的尚奇特点,而李渔的小说亦透露出浓厚的尚情倾向。《十二楼》中所体现的情大致可分为3类,即男女情、朋友情、父子情。从上述推衍开来,这3类情大体有两重含义:一是从自然情欲之求而起的男女之情,这种情则是以情为根基,以欲为诉求,情与欲相交融,钟情即为钟貌,爱情即是爱色;二是去除矫揉造作,袒露胸怀的真率之情。

(一)男女之情

李渔写男女之情非常注重才与貌,才貌风流是李渔爱情小说的固有模式。他认为:“从古及今,有几个才貌兼全的人能勾完名全节的?若还有才有貌,又能循规蹈矩,不做妨伦背理之事,方才叫做真正风流。风者,有关风化之意;流者,可以流传之意。原是两个正经字眼,为甚么不加在道学先生身上,常用在才人韵士身上?只因道学先生做来的事,板腐处多,活动处少,与风流的字不甚相合,所以不敢加他。才人韵士做出事来,如风之行,如水之流,一毫沾滞也没有,一毫行迹也不着,又能不伤风化,可以流传,与这两个字眼切而且当,所以拿来称赞他。如今世上的人不解字义,竟把偷香窃玉之事做了风流二字的注脚,岂不可笑!”[7]368李渔对才与貌的重视使得后人认为他有“才子佳人癖”。在他看来才子一定要与佳人结合,如果才子配了丑妇,则会让丑妇因病死去,或者借助外力让才子与佳人终成眷属。《拂云楼》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裴七郎学富五车,俊雅风流,早年虽与韦家小姐有婚约在先,但封家妆奁丰厚,其父贪图封家的嫁妆便与封家结为亲家,封氏奁丰而貌啬,行卑而性高,七郎深以为耻。天遂人愿,丑妻封氏在端午之日偶感风寒,又因貌丑遭人讥笑,不久便抑郁而亡。而七郎在端午之日偶遇韦家小姐和婢女能红后日思夜念,寤寐思服。虽然韦家拒绝他的提亲,但好事多磨,婢女能红被七郎的俊雅风流之貌所吸引,通过她和七郎的里应外合,韦家小姐和能红同嫁七郎,裴七郎占得双娇。文中的裴七郎与能红皆是由钟情于对方的“色”与“才”而产生“情”。李渔认为青年男女的爱情是无法防止的,是该肯定的。而在另一篇《夺锦楼》中,则是以幽默诙谐的笔墨成就了一篇别样的才子佳人故事。钱小江与妻边氏虽生得一双貌若天仙的女儿,却因夫妇不和致使二女婚配给4家丑陋无比的男子,引来官司纠纷,公堂之上两女泪流涟涟,幸得邢尊明察秋毫,怜香惜玉,不忍二女嫁与丑男,故在乡试之时以活鹿美女为标,遴选才子配于二女,袁士俊拔得头筹,获占二美。李渔的小说认为才貌与情相结合才称得上是一段好姻缘。美女与才子相结合的大欢喜结局满足了读者的心理期许,才貌风流和一男多女的模式是李渔爱情小说的显著特点。

(二)真率之情

《十二楼》中不仅有男女之情,同时也体现着一股真率之情,知己之情。这种感情比较充沛地体现在《闻过楼》当中。顾呆叟“性爱山居,一生厌薄城市,常有耕云钓月之想,就在荆溪之南、去城四十余里,结了几间茅屋,买了几亩薄田,自为终老之计”[6]235。但他搬到城外后却频生怪事,最后发现是挚友殷太史及众人欲挽留他所为。因呆叟敢说常人不敢言之语,在物欲横流的社会,能结交如此正直、真率之友实在难能可贵。因此,太史对他“敬若神明,爱同骨肉,一饮一食也不肯抛撇他”[6]235。真相大白后众人把酒言欢,不胜欢喜。在以奇为基调的布局下,李渔用他一贯擅长的幽默笔触构筑了这个充满真情与挚情的故事。《闻过楼》中这样真挚的朋友之情确实让人感到了世间的温暖。同时,这篇故事中也有笠翁的影子,“与上篇《三与楼》同是笠翁的自寓,其追怀往事梦想将来也

是一样的;而此篇格调清新,尤觉空灵可爱。不但入话一段纯为自叙,即正传顾呆叟的故事,亦是华严楼阁凭空蹴起的,其实完全说的是自己”[5]305。

综上所述,窥探《十二楼》中的诸小说,可以发现李渔的小说不仅十分注意故事与情节的波澜曲折,在悬念设置、篇章布局和人物神态的描摹方面也颇费心思。同时,他善于提炼民间口头语言,文笔轻巧绮丽,婉转自如,写世态人情,细致入微,因而使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量。胡从经在文章中写道:“其成就,虽然未必如同诗人杜浚所评估的‘野史中第一手’,但却有独运的匠心,不凡的风姿,以及隽妙的韵致。”[8]324尚奇使得他的小说戛戛独造,具有高于同时代其他小说的新奇之处,尚情又使得他的小说具有真情真意,让人们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人间温情。他的短篇小说集《十二楼》不愧被推崇为“清代小说之冠”。

参考文献:

[1] 李时人.李渔小说创作论[J].文学评论,1993,(3):96-108.

[2] 李渔.李渔全集(第十九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3] 李渔.李渔全集(第三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4] 李渔.李渔全集(第一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5] 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6] 李渔.十二楼[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7] 李渔.李渔全集(第八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8] 胡从经.创造的欢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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