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龙思想小议

陈 静

(北京语言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 100083)

陈子龙(1608—1647年)，字卧子，崇祯十年中进士，曾任绍兴司李等官职，为官清正廉洁，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当清兵攻打南京的时候，他进行了一系列抗清活动，事败被捕，后投水殉国，后人多称赞其爱国情怀。此外，他也是明末重要的文人，不仅擅长写诗，被称为“明诗殿军”，亦擅长写词，被誉为“明代第一词人”。

在中国思想史上，明清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领域还是思想、文化领域，旧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激烈的冲击和碰撞，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价值冲突。明清之际的思想碰撞，使得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受到了多种思想的影响，多数士人身上体现的并不是单一的思想，而是多元的。陈子龙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身为明清之际的士人之一，他的思想无疑也是具有多样性的，而这通过其词作可窥见一斑。

一、陆王心学的影响

晚明的江南文人大多放诞风流，追求享乐，江南士风浮华，这一方面是因为晚明江南经济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则与陆王心学的兴起有关。

李泽厚认为：“由张载到朱熹到王阳明……似乎是每况愈下……但如果从理学全程说，却是从自然到伦理到心理，是理学的成形、成熟到瓦解，倒正是趋向近代的一种前进运动。”[1]195张载立理学，朱熹集理学之大成，而王阳明则使理学瓦解。理学发展到后期，把天理和正常的人欲对立起来，对人的束缚发展到了极致，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人们对理学的反感也日益加深，对其的批判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陆王心学顺应了人们的需要，成为思想主流。

心学主张“心即理”，即认为理在心中，可通过内心寻得，所以不单是读书人，就是寻常百姓也可成为圣人。这样一来，天理和人欲不再对立，心学就将人从理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很多士人顺应心学的潮流，肯定人的欲望和私心，鼓励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张扬自由主义。如李贽就曾有过“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2]544“趋利避害，人人同心”[3]41等言论。在心学的理论支撑下，明人摆脱了思想束缚，放纵自己的欲望和感情，他们追求着物质享受和优雅的精神愉悦，浪迹青楼，沉溺于温柔乡中。明末时的张岱曾这样形容他早年的生活：

少为统垮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4]199

在这种情况下，明人的情观也发生了改变，人们不再认为儿女情长是英雄气短，而是相信一往情深是生命意义之所在。陈子龙也认为“艳情”非但不会损人气概，反而是强直伟士必备的条件。在这种纵情的士风与情观的影响下，陈子龙醉心风月，出入秦楼楚馆，他与江南名妓柳如是的恋情，便是受当时任情士风影响的证据。陈子龙曾说：“吾等方少年，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娈之情，当不能免。”应于“斗词游戏时发露而倾泻”“芳心花梦”[5]345。所以在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大量饮宴诗酒间的闺情艳词，这些词收录在云间三子唱和词集《幽兰草》三卷之一的《江蓠槛》中。如他的《玉蝴蝶·美人》：

才过十三春浅，珠帘开也，一段云轻。愁绝腻香温玉，弱不胜情。渌波泻、月华清晓；红露滴、花睡初醒。理银筝，纤芽半掩，风送流莺。

娉婷，小屏深处，海棠微雨，杨柳新晴。自笑无端，近来憔悴为谁生。假娇憨，戏揉芳草；暗伤感，泪点春冰。且消停，萧郎归去，莫怨飘零。[6]617-618

此词上片通过一些闺阁意象刻画出一位楚楚可怜的美人，下片则以春景起兴，描写了美人的相思之情。整首词使美人的心灵神态活灵活现，将才子佳人的情事写得凄美动人，还透露出几分香艳。还有《更漏子·春闺》、《少年游·春情》、《武陵春·闺怨》等，皆是描写春闺风雨的艳词，可以说翻开《江蓠槛》，扑面而来的尽是“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娈之情”。

二、实学的影响

心学主张“心无外物”、“心外无理”，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都较为空无，容易导致士人们多空谈心性。又因其鼓励思想解放，士人们毫无顾忌地放纵，导致晚明士风愈加糜烂。于是，在晚明社会危机日益浓重之时，许多爱国士人开始对心学进行反思，并从实际出发，反对心学的空无，主张研究对国家切实有用的学问，以此救国家于危亡之间，实学风潮因此而生。尽管有学者对“实学”这个名词存有争议，但是正如张显清所言：“用‘实学思潮’来概括在明清之际特定历史条件下兴起的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抨击心性空谈、提倡实学实用，以求拯救社会危机和理论危机的思想潮流是恰当的。”[7]553

陈子龙也受到了实学思潮的影响，积极提倡务实，反对虚无的空谈，为救国救民作出了很多实际的行动。明末，他在松江创立“几社”，与一些立志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指陈时弊，抨击朝政。崇祯十年至十三年，因继母去世，陈子龙丁忧，在此期间，他与徐孚远、宋徵璧等人合编了《明经世文编》。《明经世文编》“取其关于军国济于实用者，上自洪武，迄于今皇帝改元，辑为经世一编”[8]6，其涉及的内容广博繁多，皆是有关治国方针的实用之学。宋徵璧在此书的凡例中说，此书所收皆“学术渊深，足为世用，一称立言之家，一为实用之准”且“此书非名教所裨，即治乱悠关”[8]52，将此书收录篇目的原则和目的说得十分清楚。接着陈子龙又整理了《农政全书》，因为他认为徐光启“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9]17。通过这两本书的编辑和整理，陈子龙关注了实用的经济、军事、政治等问题，提出要通过改变社会贫困的现状来解除社会危机等措施。后来，在南明弘光朝廷中，陈子龙任兵科给事中，虽然供职只有50天，但是却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积极主张革除积弊，希望能挽救国家于危亡。

而作为一个词人，陈子龙的词学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实学的影响，其在《三子诗余序》一文中就明确地提出词“虽曰小道”，“然亦有不可废者”，且“《风》《骚》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10]47。陈子龙认为，词和《风》《骚》的本质是一样的，词也有深刻的思想，也有“《风》《骚》之旨”，对词的实用性进行了肯定。陈子龙一反“诗言志，词缘情”的传统，重词的实用性，实学思想对其影响之深刻可见一斑。

陈子龙这个时期所写的词作收录在《湘真阁存稿》中，从题材上看似乎歌咏的还是春情，但其比起《江蓠槛》中的词，此时的词作虽仍“托于闺襜之际”，实际上却是言自己的忧国之情了。清人王士祯在《倚声初集》中曾说过“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缅邈凄恻”，而顾璟芳则在《兰皋明词汇选》中说：“《湘真阁》、《江蓠槛》同为大樽词稿，而情事正自不同。”这不能不说是实学对其的影响。

三、程朱理学的影响

程朱理学在宋代与明代的大部分时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即使在明末被陆王心学所取代，但是其对人的影响已根深蒂固。

陈子龙生在云间望族之家，他的父亲从小给他讲述“古今贤豪将相”的事迹，“并教以《春秋三传》、《庄》、《列》、《管》、《韩》、《战国》短长之书”[6]630。这些对培养陈子龙的社会责任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非常关心古今治乱成败之数下及当世之务，“好言王伯大略”，并“慨然以天下为务”[6]759。

陈子龙身为一名词人，其受理学影响自然也不自觉地表现在他的词作上。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向来认定“诗庄词媚”，陈子龙也认为词应写“艳情”。但从1645年到他慷慨就义前夕，陈子龙填下了数首忠国词，这些词清楚地表现了其忠义爱国之情。如《点绛唇·春日风雨有感》：

满眼韶华，东方惯是吹红去。几番烟雾，只有花难护。

梦里相思，故国王孙路。春无主，杜鹃啼处，泪染胭脂雨。[6]596

词的上片以花比喻明朝，通过写花被东风吹落，韶华景象不再，暗寓明王朝的灭亡；下片借“王孙”和“杜鹃啼血”的两个意象，表达了对故国的深沉思念与悲切的亡国哀痛。通篇以景写情，又情景交融，虽然还是描写春景，但是这首词并不是简单的伤春之作，而是运用了比兴的手法，通过写春景来寄托一片深意。此外，还有《诉衷情·春游》、《唐多令·寒食》、《山花子·春恨》、《浣溪沙·杨花》等词，皆是以景写情，这些词一反其前期词的香艳，近似“言志”。

在明亡之后，陈子龙涉入多起反清复明的抗争。公元1645年，他在松江举事。这一战轰轰烈烈，但仍功亏一篑。不久之后，他图谋再起，不料事发被捕，在清军将他解送南京途中跳水自尽。

“平日危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是颜元评价理学家的话，在笔者看来，这样的殉国是一种值得敬佩的行为。对仁人志士来说，朝代更替是历史悲剧。明清易代，在明代人看来并不是简单的朝代更替，而有着被外族入侵的耻辱感。长期受理学不自觉的影响，陈子龙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当自觉使命无法完成之时，选择了“一死报君王”。

理学历来受到人们的批判，它的确给人带来了很多的灾难和痛苦，但是理学在提升中华民族的气节和历史责任感这一点上的作用仍然不可忽略。正如李泽厚认为，理学使“顽夫廉，懦夫立，闻者兴起”，理学在中国民族的性格、在中国民族注重气节、重视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建立主体意志结构方面起到了正面作用。而且，“理学细密地分析，实践地讲求‘立志’、‘修身’，以求最终达到‘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把道德自律，意志结构，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扬到本体论的高度，空前地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1]202。明清换代之际，誓不帝清而身亡命丧者多如过江之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理学的影响。死生亦大矣，能舍生取义，后人最起码要对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抱一份尊敬。

陈子龙生活在明末之际，受着理学的影响，他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有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为救国救民做了各式各样的努力，最后以死报国，在现代人看来仍是充满英雄气概，不失为一个大丈夫。

四、结 语

按照朱东润先生的理解，陈子龙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名士—志士—战士”3个时期：

从青年到三十岁，他是名士，他关心的主要是诗文，他的作品，和当时的一般名士比较，没有多大的不同，摹古的气息甚至比同时人更突出。从三十岁到现在，由于他接触到黄道周，他认清了对于国家的责任和国步的艰难，他不再是一般的名士了，他是志士，确实以国事为己任。待到这一年出任兵科给事中以后，他是战士，他看到国家的艰难，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围家，最后终于在三万六千顷的太湖边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1]206

“名士—志士—战士”这样的划分很好地反映了陈子龙思想的复杂性，这个划分也让人清楚地看到心学、实学、理学对他的影响。但人的思想并不是单一的，陈子龙的思想并不像他的一生一样，可以割裂开来，当他是一个志士的时候，他的思想中仍然留有“名士”的痕迹，就像当他自己开始批判理学的时候，仍然受到理学的影响。

陈子龙思想的复杂性很好地体现在了其词作上。受理学和实学的影响，他创作了很多爱国忠君的忠国情词，这些形成了陈子龙词深远的一面；另一方面，受心学和纵情任心的风气影响，陈子龙也创作了很多香艳却无深刻内涵的闺阁之词，这形成了陈子龙词妍丽一面。而陈子龙词更多的是将绮丽春情与对国家深刻之思熔于一炉，这就导致了人们往往难以区分其词哪篇有深意，哪篇并无寄托，所以现在对陈子龙的一些词还存在着多种理解，这也正是其思想具有复杂性的一个体现。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2] 李贽.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李贽.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张岱.琅嬛文集[M].湖南：岳麓书社，1985.

[5] 彭宾．二宋倡和春词序·彭燕又先生文集(卷二)[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97册)[C].济南：齐鲁书社，1997.

[6] 陈子龙.陈子龙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 张显清.陈子龙——晚明实学思潮的健将[A]．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8] 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等.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 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A]．徐光启.农政全书[A]．陈焕良,罗文华，注解.长沙：岳麓书社，2002.

[10] 陈子龙．安雅堂稿[M].孙启治，校点.吉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11] 朱东润.陈子龙及其时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