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民俗学视野中的中国艺术村发展路径选择
——以武汉昙华林艺术村为例

张晓瑾

（贵州师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都市民俗学视野中的中国艺术村发展路径选择
——以武汉昙华林艺术村为例

张晓瑾

（贵州师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作为新兴艺术村的武汉市昙华林在我国艺术村发展中具有三重意义，即典型性、代表性和重要性，从内生动力和外部动力两方面来看，昙华林艺术村的发展需在空间要求、人才需求、初始动力三个方面进行着力。为解决艺术村眼下存在的问题，可以市场化经营、计划性管理同时加强，从空间重组优化、人才吸纳、市场配置、强化初始动力四个方面对艺术村进行发展路径的优化选择。

民俗学；艺术村；昙华林；发展路径

传统民俗学关注旧民俗，而现代民俗学研究者将视角投向了“建设新民俗”，[1]特别是都市民俗对现代人的生活带来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从而产生了都市民俗学这一新兴理论。所谓都市民俗学，是指研究都市中约定俗成，为都市中某个群体所接受、遵守与维护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状态的理论。

艺术村是都市民俗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都市内当代文化与传统民俗互相交织、碰撞、感染、蜕变的一个特殊空间。都市艺术村是近十年来才在我国少数几个大城市中出现的新兴事物，对一个城市来说，艺术村的出现，不仅仅是艺术家的一种聚落式的共生区域，更是一个城市生活方式与文化空间的集中展示。

武汉昙华林艺术村在我国艺术村的发展中具有三重意义。一是典型性。作为一条拥有上百年历史的武汉老街，昙华林艺术村不仅留存近代优秀中西建筑和人文传统，[2](p52)而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市场，是我国艺术村发展的一个缩影。二是代表性。相对于发展相对成熟的北京圆明园画家村、北京798艺术区等，作为后起之秀的昙华林正处于转型期，兼具艺术村发展的积极和消极双重因素，作为我国艺术村发展的有效分析样本，具备代表价值。三是重要性。昙华林艺术村的早期发展是艺术家们自发聚集的结果，但声名渐隆的昙华林受到了政府的重视，政府进行人为设计、调控，这种“自发—人为”的发展模式是我国艺术村发展轨迹中无可避免的选择。因此，选择以昙华林艺术村为题材，可以从内生动力和外部动力两方面来解析艺术村发展的力量之源。

一、生活状态：昙华林艺术村的生活世界考察

昙华林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东北角，主体部分是明洪武四年（1371年）武昌城扩建定型后逐渐形成的一条老街。近代以来，随着外商和教会在这里聚集，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古典式、文艺复兴式、中西合璧式和中国传统民居在内的多种风格建筑。[3](p25-32)近20年以来，弥漫着浓郁历史氛围的昙华林，汇集了大量从事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创意生活的艺术家，形成一个较为活跃的文化产业市场。2007年以来，武昌区政府斥资1.3亿元人民币，打造昙华林并依托湖北美术学院的艺术氛围推出昙华林艺术村。

日本学者仓石忠彦认为“‘以民间传承为素材，通过解析民俗社会民俗文化的历史脉络，探究民俗的基础文化的性格和本质'，‘通过民间传承，追寻生活变迁的轨迹，探求民族文化'是民俗学的话，在寻求古老民俗的方式时，不是也应该对当下活态的、发生的民俗进行研究，以把握生活变迁中民俗如何发生变化、如何得以传承的吗？”[5](p6-13)昙华林艺术村作为都市中正在形成，并逐渐融入到人们生活世界与日常文化中的生活习惯，就是仓石忠彦所谓的“活态的、发生的”崭新民俗。

1．人群组成。

目前在昙华林艺术村生活的人群，主要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昙华林地区的“原住民”，包括世代居住在昙华林的家庭。这些家庭因为年轻一代的离开，留下来的大多是老人。也有后来产生的新入住人群，包括企业下岗待业人员和本地的部分学生与家长群体，也包括部分残障人员和附近的小商贩。

第二类是昙华林地区的艺术家或艺人群体。这个群体又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昙华林内湖北美术学院的艺术家群体，这些艺术家们居住与工作在湖北美院内的职工宿舍中，也有部分艺术家开始在昙华林内租赁房屋，开设工作室。一部分是昙华林筑巢后招来的“外地凤凰”，例如著名文学家邓一光、国画大师徐世鸣、汉绣大师杨小婷等，都是祖籍湖北但不在湖北美院工作的艺术家。总的来说，艺术家群体在昙华林是少数，而且其主要活动区域并不在昙华林。

第三类是昙华林地区的艺术商人与雇员群体，这个群体的形成最为复杂，也往往难以定义。一方面，艺术品的创作不可能不考虑市场销售，许多昙华林的艺术家本身也是商人，因而可视为艺术商人。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艺术家的主要时间与精力是在进行商业运作，还有一些商铺或多或少带着艺术气息，从事这些艺术商铺买卖的人群，我们统称为艺术商人。

此外，作为一个开放的生活区域，每天在昙华林活动最为频繁的并非本地人或艺术家，而是来昙华林进行观赏的游人，他们到昙华林游玩的主要目的是游览这里的古建筑、购买艺术品等。

2．经济方式。

昙华林艺术村的经济生活主要包含三种：当地居民固有经济生活、艺术品市场经济生活，以及艺术性衍生经济。

当地居民固有经济生活有四种类型：（1）教育经济，涵盖昙华林附近的武汉市十四中、武汉中学、湖北美术学院等学校以学生为主的消费；（2）退休经济，昙华林地区当地居民以老人为主，还有大量附近工厂的下岗职工，这些人群的消费构成了昙华林经济生活的一部分；（3）生活经济，以菜市场等为主的生活经济，是昙华林经济生活得以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4）租赁经济，一些原住民将住房租赁出去，用作商铺门面或居住使用，这种租赁经济在昙华林有日趋扩大之势。

艺术品市场经济主要指购买昙华林当地艺术品所产生的经济，包括：（1）昙华林内著名艺术家艺术品的直接销售所产生的经济，例如，杨小婷汉绣已成为武汉市政府采购对象，李三汉工作室完成的360行民俗群雕已由安徽省政府订购。这种直接的艺术经济，产量少，周期长，但其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都很高。（2）昙华林内艺术推介组织通过举办画展、进行艺术品拍卖催生的旅游经济与艺术品交易经济。目前昙华林内较为成功的推介组织是半亩园艺术中心，该中心多次举办大型艺术品展览，也常常能通过展览销售艺术品。（3）小型的艺术品零售业务。目前有数百家艺术品零售店铺活跃在1200米长的昙华林街道上，是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的重要经济形式。

艺术性衍生经济与直接的艺术品市场经济相比，有三个主要的区别：首先，这类艺术品的创造者往往不是专业的艺术家，只能算作是艺术爱好者，或者是初出茅庐的艺术院校毕业生。其次，这类艺术品往往因为缺乏名气而缺少收藏价值，其艺术品的经济价值往往不好估量。最后，艺术性衍生经济中，艺术品的销售并不是经济的主体，而只是经济发生的“催化剂”。

昙华林的三种经济方式中，当地居民的经济生活正在没落，随着年轻一代的逐渐离开，昙华林的原住民阶层将有可能消失，但房间租赁很可能会继续；艺术品市场经济是艺术村发展的目标，但当下该部分的发展并不显著；目前在昙华林发展得最具活力的是艺术性衍生经济。笔者通过考察发现，该艺术村与国内其他艺术区（村）经历着同样的变化：由最初的原住民经济占主体，过渡到艺术品市场经济占主体，此时艺术村的发展达到成熟，最终在租金、税费、用人成本等方面的经济压力下，艺术家“逃离”艺术村，艺术品市场经济萎缩，艺术性衍生经济开始占主要地位，此时，艺术村发展开始走下坡路，艺术村的精神内核开始消亡。

3．社区生活。

昙华林的社区生活属于昙华林的原住民与游人，基本不属于艺术家或商人。

游人是昙华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昙华林艺术村长街上的几乎所有店铺都是为游人服务的，游人的消费更是昙华林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游客来昙华林的主要目的，要么是历史寻幽，为的是昙华林地区优雅的自然环境和古建意境，要么则是艺术猎奇。

与游人不同的是，原住民的社区生活往往在自己的房间中。在这个以老年人口与无业人口为主体的社区中，打牌、打麻将是日常娱乐的主要内容。在昙华林，居民的生活世界与昙华林的艺术世界基本上没有交集，昙华林的居民认可艺术家的工作或艺术商店的工作，但自己却没有兴趣成为其中的成员。

事实上，艺术工作者与艺术商人群体不仅与昙华林中的其他人群缺乏共同生活，甚至很少真正“生活”在昙华林。这种缺乏主要表现在昙华林的艺术工作者很少参与昙华林中的日常生活，这种缺乏并非昙华林的特例，而是我国甚至全世界艺术村的通例，但也很可能是通病。北京宋庄艺术村或798艺术区的艺术家与宋庄原住农民之间也并没有多少沟通，这种缺乏不妨碍宋庄成为优秀的艺术村，却会妨害宋庄艺术村的长期发展——艺术者长期缺乏与原住民的互动，其结果是艺术者在原住民生活空间中的话语权逐渐丧失、原住民对艺术者的误解与仇视则很有可能增加。

4．权力分布。

我们认为，昙华林的人群分为游客、文化商人、文化工作者、原住民这样一个呈层级分布的结构，艺术村内的文化人处于这个分层的外层，因而可能缺少归属感，处于一种游离状态。

昙华林中的生活权力处于一种分离的形态：昙华林的公共政治权力属于原住民，而不属于艺术家或艺术商人。艺术家或艺术商人只是原住民的租客，仅在租赁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权力。昙华林的经济权力是分散的，因为昙华林中并不存在一种占决定优势的经济力量。文化权力在昙华林中属于艺术家，但当有限的几个大艺术家处于缺席状态时，文化权力则滑到了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艺术商人手中——融园中的装饰与陈设正在试图记录旧武汉的历史，大水的店中的许多手绘礼品更是成为武汉文化的代言者。

二、问题审视：昙华林艺术村的现实困境反思

自2007年昙华林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园筹建办公室成立至今，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但整个昙华林艺术村的发展却只能用“不温不火”来形容。

1．发展势头过于缓慢。

昙华林艺术村在政府的宏观规划下，已经经过了六个年头。相同时间内，北京798艺术区完成了由城市“垃圾场”向城市地标的华丽转身，但昙华林艺术村的发展速度依然缓慢。

首先，高档艺术品产业欲振乏力。成功的艺术村或艺术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能够催生出成型的高档艺术品市场，在这个市场中，艺术家搜寻灵感，进行创作，艺术推介组织对艺术家的作品进行展览、包装、推广与销售，实现艺术与商业的共同成就，并以商业成就刺激艺术创作的更快发展。在昙华林艺术村中，这种市场的发展目前并不成功。主要表现在：高档艺术品的制造者偏少，艺术大家较少；高档艺术品的推广与销售遭遇障碍，许多艺术家的作品难以及时销售；武汉本地缺乏对高档艺术品具有鉴别能力与收藏爱好的收藏群体。

其次，产业缺乏集群发展。产业的集群是许多地区艺术村成立的主要原因之一。集群发展的好处在于可以实现信息共享与成本的减少，并形成成型的产业链，促进产业发展。在昙华林，已经初步形成了“工作室—推介所”的产业链，工作室制造艺术品，推介所对艺术品与作者进行包装、整理与销售。但这种产业集群目前发展得很不完善，许多产品因为缺乏整条产业链的配合协作，最终生产效率很低，地区产业没有活力。[4](p170)仅从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价值来看，2010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值已经超过800亿元人民币，占北京GDP的10%强，[6](p29)而昙华林目前还没有迹象能够产生如此强大的市场能力。

最为急迫的是，昙华林艺术村自身造血能力匮乏。艺术村的发展模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自发形成模式，即艺术家群体在较为适宜的生存空间中形成聚落，最终形成艺术村；一种则是政府主导建造的艺术村，昙华林艺术村即为此种模式。与自发形成的艺术村相比，政府主导的艺术村最大的缺陷是缺少了艺术家自发聚落的过程，这种缺乏导致艺术村自身造血能力的匮乏。表现在，政府主导的艺术村建设倾向于主动邀请艺术家加入艺术村，而这种邀请往往受限于已经具有一定成就的艺术家，而很少能够涵盖到那些初出茅庐、正在学习与成长的艺术家。在昙华林艺术村缺少一个新生代的自由艺术家群体。

2．传统文化开始消亡。

与北京798艺术区、北京草场地等其他艺术村相比，昙华林艺术村一个最大的特殊之处在于，自艺术村诞生之日起，就在艺术品种的多样化上实现了兼包并蓄。

早期的艺术村大都由先锋艺术家自发积聚而成，其艺术形态以美术为主，艺术风格以前卫艺术和当代艺术为主。这种艺术上的偏好，事实上与我国艺术村发展的长期历程有很大的关系：我国艺术村发展的先声是圆明园的画家村，画家村的艺术源头则是星星画会与85美术运动，是在对正统艺术的重新认识与否定的思潮中，由“叛逆”与独立自主的美术家们，在追求“真正的艺术”的过程中，在北京的圆明园实现的艺术家的自发聚落。圆明园艺术村衰落后，由圆明园中走出的星星之火，才于798、草场地、索家村、宋庄等地重新产生，这些艺术村无一例外地继承了圆明园画家村先锋艺术的创作传统，并形成了以方力钧、赵半狄等人为主的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风格艺术。这种艺术村的艺术取向影响了之后的新一代艺术村的发展。

与早期的艺术村相比，昙华林却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传承脉络，先天性地就有了非常深沉的文化自觉，小商铺记录着武汉的历史与环境，艺术家记录着武汉的传统文化。在昙华林，先锋艺术只是其发展的一个部分，传统文化如木刻（孝清木雕）、雕塑（三汉工作室）、汉绣（杨小婷工作坊）、国画（徐世鸣工作室）都是昙华林艺术领域内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这些多样性的文化正是昙华林与世界其他艺术村相比更为完整的成分。

然而，传统文化在昙华林艺术村的发展并不顺利，甚至有消亡的可能性。尽管艺术不分高低，却有着强势艺术与弱势艺术之分，先锋艺术是艺术中的强势，而传统艺术往往沦落于弱势艺术的地位。在昙华林，虽然汉绣因杨小婷汉绣工作坊的降临有较强的发展潜力，但其他传统艺术如木刻、雕塑等却面临消失的困境。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研究，我们可以认为，昙华林需要思考的不仅仅是传统文化在艺术村内的消失，更是如何解决艺术村内强势艺术与弱势艺术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当传统文化成为弱势艺术时，怎样在艺术村中实现这些弱势艺术的传承与延续。

3．艺术创作与商业的矛盾。

艺术区的发展不能够没有商业，更不能够没有商业的介入，商业的介入是艺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但商业化过度强势的介入依然会对艺术文化造成严重伤害，因为商业的逻辑与艺术的逻辑存在一些本质上的区别。文化创作与商业化之间矛盾的最直接表现在于对商业价值的追逐会降低艺术创作的“纯洁性”，会使艺术作品为金钱而创作，使“艺术品”沦陷为“工艺品”。

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昙华林的许多艺术创作是在商业要求之下完成的，商业文化的入侵对艺术带来了消极影响。首先是艺术目的的功利化，导致艺术品的创作将更多着眼于公众尤其是收藏家的口味，而非艺术家的灵感，使得艺术作品失去了震撼人心的感染力，丧失作品中本应承载的生命活力与历史深度。其次是艺术创作手段的趋同化。艺术之所以充满魅力，正在于艺术家根据不同的心态与环境所发展的不同艺术手段，这种不同可以认为是艺术多样化的重要原因。面临艺术市场的单一化，艺术家为实现艺术品的销售，放弃了自己的独特手段而迎合潮流，最终往往形成许多互相抄袭、彼此重复的作品，降低了艺术品的品格。最后，艺术创作的工业化，即艺术品将会逐渐变为一种流水线上的工厂作业，成为精细设计后的工业产品，许多工艺品甚至不是由艺术家进行创作，而是由艺术家设计，由学生或工人组装完成，最终冠以艺术家的名义进行销售，最终将艺术品降级为工艺品。

4．艺术空间与衍生空间的矛盾。

任何一个艺术村建立后，必然面临着商业化与艺术之间的矛盾，艺术村商业化的过程，将导致艺术村的发展走向衰落。昙华林也面临着这样的情况：昙华林的产业结构正在向艺术性衍生产业倾斜，目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咖啡、茶吧等衍生经济，但艺术工作室的数量却一直没有大幅度增长，甚至产生一种趋势，即以艺术为包装的消费类店铺会反过来侵占艺术工作室与艺术创作区。过度发展的艺术性衍生市场（或者反过来说，发展过慢的艺术空间）对昙华林艺术村的可持续发展造成障碍。对比我国艺术村的发展历程，艺术村往往以艺术空间尤其是艺术创作空间的膨胀作为高速发展的重要表征，而以艺术性衍生空间对艺术空间的侵蚀作为艺术村衰落的标志。昙华林的危机在于，很可能面临“未老先衰”的悲剧，因为艺术村衰落的现象在艺术村尚未发展壮大前就已开始出现。

三、路径选择：昙华林艺术村的发展路径探索

随着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昙华林艺术村的发展面临着重大机遇。

1．昙华林艺术村的发展优势。

首先，昙华林艺术村具有文化优势。昙华林艺术村所在位置昙华林，是武汉历史的活字典，是本身就具有很强烈的文化传承与历史荣光的街区，走在一条到处充满历史掌故、武汉故事的街道上，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历史的沉淀。这种文化的优势能够给艺术工作者一种自然的荣誉感与使命感（昙华林中大水的店与融园自觉地对武汉历史的追寻就是一种表现）。

其次，昙华林艺术村具有高校优势。正如798贴近中央美院，在小小的昙华林背后也有中国八大艺术院校之一的湖北美院。昙华林现在的发展从湖北美术学院获益良多，第一批入驻昙华林的艺术家，包括陈立言、李三汉等都来自美院，其他艺术区建设中需要花费大代价引进来的知名艺术家，对昙华林而言却非常容易获得。

再次，昙华林艺术村具有生活优势。除了艺术工作者，昙华林中还有武汉市民，这与我国其他艺术村区别很大。我国艺术村往往建在废墟上、空楼中，总是形成一种与生活世界相对隔绝的环境，很少有昙华林这种艺术家与市民雅俗杂处的情况。这种杂处能给艺术村的发展带来一些契机，如果艺术家能够融入生活社区，则艺术家将能够有效地获得生活社区的支持，将有效支持艺术村“合法性”的获得。

最重要的是在城市改造进程中，昙华林艺术村具有不被拆迁的优势。昙华林在艺术村建设之前就获得了合法性，武汉市政府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对建设性破坏的规避，造就了现在可以维修却不能随意拆除的昙华林。昙华林艺术村的外部威胁被大大减轻，艺术村的安全可谓有了“双重保险”，既是艺术村，又是优秀老建筑群。地理学家通过对后现代建筑的考察发现了隐藏在建筑背后的文化、空间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对艺术村的建筑具有重要意义[7]。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昙华林将会比西安纺织厂艺术区甚至宋庄更有安全保障。

2．昙华林艺术村的发展劣势。

一个艺术村能够产生的核心要素有三点：一是空间要素，需要具有一定的隔离性，同时生活成本相对低廉的空间；二是人才要素，需要同时涵盖成名艺术家、职业艺术家与新兴艺术家的艺术家群体和具有高超推介能力的商业人才群体；三是初始动力要素，需要一种为艺术村前期发展提供加速度，确保艺术村能够进入“第一宇宙速度”的初始动力，这种动力既可以是艺术冲动，也可以是商业冲动。从这三个要素分析，昙华林艺术村发展面临着劣势。

一是在空间要素上，昙华林艺术村存在劣势。首先，昙华林艺术村并不满足艺术村所需要的低廉性。昙华林身处武汉市中心，沿江繁华地段，生活成本远远高于郊区。其次，昙华林艺术村的空间扩展性不足。昙华林历史街区的空间很小，所能承载的工作室的数量、艺术家的人数有限，尤其是身在武汉城区，使得昙华林艺术村的扩张也将受到影响，这一切决定了昙华林艺术区不能走粗放型发展道路，而必须进行精致的艺术村建设。再次，其所在地理位置具有一定的劣势。我国主要的成功艺术村首先集中于北京，因为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有大量北漂在其中奋斗，其次是上海、厦门、深圳等港口城市，因为这些城市在对外交流上做得很成功，最后一个发展批次才是成都、武汉等内陆城市。总体来说，武汉艺术界的发展要滞后于北京上海。

二是在人才要素上，昙华林艺术村存在劣势。在具有旗帜性功能的成名艺术家方面，昙华林目前的储备不算充沛。昙华林先后请来的艺术家，包括国画大师徐世鸣、雕塑大师李三汉、汉绣才女杨小婷等，在国内都享有盛名，但放在国际舞台上来说知名度还不够。其次，在职业性艺术家上，昙华林的储备非常匮乏。昙华林艺术村在定位上非常“摇摆”，在艺术性更强的“艺术村”与商业性更多的“文化创意产业园”中没有定论，这种摇摆造成了一种尴尬——昙华林艺术村内真正的艺术家并不多。再次，昙华林缺少非常合适的商业运作人员，缺乏可以有效利用商业资本进行艺术品推究与销售的成熟的商业机构与商业人员——或者说，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商业人员，却缺乏良好的商业环境或渠道。

三是在初始动力上，昙华林存在劣势。艺术村的发展需要一种初始动力，必须有一种内在的或外在的力量推动艺术村的初期发展，使之达到一定的初始速度，实现艺术村的自我造血能力。昙华林发展的初始动力是政府主导的空间创生，在昙华林老街被保存，并开始确定在昙华林建立艺术村时，有昙华林最早的一次空间创生，在老街上陡然创造了一个艺术村，创造了好几个优质的工作室，且价格低廉。但这种初始动力并不大，且不是内生的或文化的，在第一批历史建筑物被开辟完毕之后，这种推动力事实上已经消失，2009年后的昙华林发展，依靠的是这种初始动力造成的惯性与艺术村低速运转时产生的微薄的向心力。自2009年以后，昙华林基本上没有了大牌艺术家或成熟艺术机构的入驻。昙华林在发展缺乏动力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引导大学生创业使昙华林艺术村再次升温，这种尝试的成果是昙华林内艺术性衍生市场的快速发展。2011年后，昙华林艺术村的发展再次缺乏动力，杨小婷汉绣工作室在昙华林挂牌成立，一股汉绣的劲风伴随着杨小婷的个人影响力再次给昙华林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

3．对昙华林艺术村发展路径的建议。

昙华林艺术村的劣势，既来自昙华林地区本身的限制，也来自武汉作为二线城市在市场上的缺陷，但政府在艺术村发展规划上缺乏前瞻性策略，是制约昙华林艺术村发展的重要原因。而另一种引起我国艺术村大量沦陷的“艺术村的癌症”——商业资本的渗入，则也在影响着昙华林的持续性发展，造成了昙华林“文化正义”、“艺术变质”与“未老先衰”的问题。根据上文分析，我们对昙华林艺术村的发展，提出如下四点建议：

一是对于昙华林空间劣势的问题，目前可以从空间重组优化的角度着手进行解决。自武汉中医院到武汉十四中，昙华林西段的大量建筑物已经老旧，且并不属于历史建筑，可以组织专门机构进行评估、重建或修整，开辟一批工作室用地。凤凰山上还有大片闲置土地可以利用，在不破坏自然环境及历史遗存的前提下，完全可以搭建新的适合艺术家创作的工作室。此外，昙华林内原有的汽轮厂、灯具厂等老工厂的车间可以开放，用来作为入驻艺术家的工作室。

二是在人才吸纳上，昙华林的建设需要转变思路，需要将昙华林的发展轨迹转向原创性的、高端艺术的创造与销售中心，需要持续性并以市场为主导引进更多的艺术从业人员。目前昙华林还缺少吸引青年艺术工作者的能力，也鲜有青年艺术工作者在昙华林成名，昙华林拥有艺术能量，却缺少创造艺术能量的能力。

三是在市场配置上，需要通过各种宣传扩大昙华林地区的知名度，如进行年度或者半年度的世界性的推介活动，在武汉建立一个国际性高档艺术品交易的据点。

四是在强化昙华林初始动力上，首先在国内外寻找、引进、包装一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旗帜性人才，这种人才既可以是艺术家人才，也可以是商业人才，用这位旗帜人物的知名度、或这位旗帜人物自身推陈出新的艺术创作，提升昙华林的艺术吸引力。其次，在昙华林建立一条高水准的艺术人才渠道，提高青年艺术工作者在昙华林成功成才成名的可能性，使昙华林能够有持续性的能力吸引更多的艺术家，创造更多的艺术品。最后在昙华林举办艺术节、国际性的艺术评比等大型活动，提升区域向心力。

[1]康保成.生活就是民俗——关于民俗文化与都市发展的若干思考[J].民俗研究，2012，（1）.

[2]杨萌.昙华林街区的历史文化积淀[J].武汉文史资料，2012，（12）.

[3]阮仪三，孙萌.我国历史街区保护与规划的若干问题研究[J].城市规划，2010，（10）.

[4]徐幸子，等.昙华林不再“昙花一现”——昙华林文化艺术产业发展调查[J].科教导刊，2011，（9）.

[5][日]仓石忠彦.城市民俗学的方法[J].郭海红，译.民俗研究，2009，（1）.

[6]李修建.798艺术区与当代中国的红色波普艺术[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7]卞友江.空间转向和“后现代”地理学的兴起[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责任编辑 王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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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3-8477（2014）10-0069-06

张晓瑾（1982—），女，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贵州师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