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与女人的战争叙事
——评析汪云霞女士的两篇长篇小说

李绍山

（邯郸学院 文史学院，河北 邯郸 056005）

女人与女人的战争叙事
——评析汪云霞女士的两篇长篇小说

李绍山

（邯郸学院 文史学院，河北 邯郸 056005）

作家叙事，它不是纯粹的讲述故事，而是策动叙述姿态，操纵叙事。并融入着文化历史观念因素。由此作家在讲故事中创造出了“有意味的形式”，达到“内容的形式化”。[1]2女性叙事一般说来是较为当下的，但对汪云霞创作来说，这是表面。阅读她最近的两部长篇小说《婚姻中途》（2011年）和《欲望的碎片》（2013年），尽管都是写现代人生故事，其实有深厚的传统家庭叙事因素，而且侧重女性之间展开故事和矛盾。她围绕现实女性爱情与婚姻的悲欢离合，把笔触深入到婆媳、姑嫂、正妻与二奶等矛盾纠纷中，体现出与传统叙事割不断的联系，并折射出作家当代人生的信念与困惑。

一

传统中国社会是家族社会，大家庭总是不缺少妇姑勃溪、姑嫂不和与妯娌对抗等等的日常纷争，现代家庭依然。变化有变化的时代因素，不变也有不变的叙事理由。现代家庭自然不同于传统封建家庭，但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而且那矛盾的形式也是现代中国家庭的形式。作家把笔触深入到各个家庭里去，把当代中国家庭作为抒情弛意的写作平台，也就难免把“妇姑勃溪”式的明争暗斗注入到她的家庭叙事中去。李时人曾说：“两性关系是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往往能够直接反映出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和社会关系的本质。”[2]94

《婚姻中途》把婆媳矛盾作为一条主要的线索来叙写。陈小红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只是因为丈夫鲁强遭遇车祸身亡，遭受了来自“强梁”婆婆鲁母长期的忌恨和摆置。婆婆怨恨她没有照顾好自己的丈夫，惩罚性的剥夺她对儿子龙龙的监护权，继而离间她们母子感情，盲目地带着孙子离家出走。回来后又约法三章，设法驱逐媳妇陈小红离家。这一系列的动作，小说写出了一个刻薄怨毒又自私盲目的婆婆形象。小红先是默默忍受丧夫离子的痛苦，容忍婆婆的无理蛮横，一度自杀。在小叔子鲁祥的感情帮助下，逐渐走出了灾难的阴影，并进行反击和抗争。小说最终，无理蛮横的婆婆为儿媳勇于献身的道德情操所感动，才容纳了陈小红从大媳妇转身第二媳妇的身份。

《欲望的碎片》（后简称《碎片》）这部长篇延续了这个叙事并泛化，同样把婆媳矛盾作为非常重要的一条叙事线索。小说围绕董小秀，展开了她与两个婆婆的矛盾。徐曼丽是准婆婆，徐曼丽把董小秀进他们家门看做高攀，尽管他儿子孔源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教员，还抵不上儿媳学历高。但是徐曼丽第一是“厂花”，第二是有一个隐在背后的权力关系（市长情妇），似乎她就有资本对儿媳傲慢优越。这一点，虽然与《婚姻中途》（后简称《中途》）里的鲁母有区别，但是“刚硬”自私刻薄没多大区别。董小秀虽然为人朴素，处事淡定，但是柔和的外表并不代表柔弱，相反她的内心有极强的自尊。先是对婆婆的傲慢受而不发，但不能长期忍受，她以守为攻，她柔中有刚，不得不让婆婆有所收敛。小说中还有一个“代婆婆”的角色，范金明的妈妈，她以势压人，类似徐曼丽。她作为地产老板娘傲慢的要董小秀尽快应婚，否则还钱。这分明是藐视欺负董小秀，但最终被董小秀的发自内性的威严给击败了。如果说《中途》中的婆媳交恶是出于怨恨，这里可就是势压。董小秀决不能败给对手。两个长篇一无例外的结局是，婆婆的傲气都最终都屈服于儿媳淡定不屈的品性之下。

儿媳董小秀（《碎片》）无疑更多继承着陈小红（《中途》）诸多的精神特点。陈小红是小说里最有境界的人，视钱为身外物，处事从容淡定，富有牺牲精神。她具有高学历，是现代知性女性。其实也很传统，无比珍视亲情友情。霸道刻厉的婆婆鲁母并不理解她，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压力。但是陈小红既能克制隐忍，又不断的挑战自己身受的命运，内心是不屈的。只是在小说后半部分处理姐姐小琳和同学安永惠的两难关系时显得软弱和被动，作者的笔力也略显拙弱。董小秀是来自农家的高学历知识女性，在叙事上恰恰弥补了陈小红作为教师职业身份叙述的欠缺。她的心理不完全是个人的，也有现实关怀，她随众到市政府请愿，也是为民请命。她与婆婆的几次交锋，都是引而不发，显示了现代知识新女性修养从容的新姿态。但是她对个人自由、信念与幸福的追求，形成其现实关怀的一道屏障，遮蔽了她更开阔的人生视界。

婆媳交恶叙事，分明折射着作家的审美经历和观念。带着旧时代痕迹的婆婆无疑是因袭着传统家庭文化的角色，暗示着一种驯服式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自然有深刻的家族制度因袭的一面，随着现代中国的进程，这种权力结构的基础渐渐瓦解。新时代立新关系，以“孝”为纽带的旧婆媳关系势必要转型。“现代社会的孝经应该是基于社会、家庭、个体等多因素之间复杂关系来建构，孝经应该拓展涵盖至个体一生的合宜的善的行为。”[3]4年轻人眼中，婆婆分明已经不唯是长辈，也是命运相逢或同寓者。但是当代物质主义甚嚣尘上，“传统复归”的潮流泥沙俱下，这种旧权力结构呈现萌动复活的态势。徐曼丽这个准婆婆与政府市长沈浩所构成的权力关系，以象征性的艺术形式，隐含了作家关于当代中国潜在的文化忧虑与思考。权力本身潜存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如果与专制主义旧文化结合，那必然形成府治精神的溃败，导致政治清明的丧失，这一点小说在“鸿泰小区事件”的描写中有充分的表现。然而以陈小红、董小秀为代表的另一种现代中国文化——平等与爱，淡定与自尊——在与婆婆的霸道文化的碰撞中，最终取得了有利的态势，也同样体现了作家对中国未来文化的企望与信念。

二

姑嫂矛盾，妻子和二奶的矛盾也是小说的核心叙事。作家似乎特别能体会女性在家庭中的辛苦、陂陀和曲折，所以选择了女性之间的矛盾和纷争作为自己小说的核心叙事，从而自由地写出那些女性内心深处最曲折最难言的方面，虽然说来都是鸡毛蒜皮的细处，但是读来无不惊心动魄。

《婚姻中途》叙述了三个重要的家庭：鲁家，韩家和陈家。鲁家是唯一具有兄弟关系的家庭。小说一开始，鲁强出车祸死亡，兄弟诸端告罄。鲁母丈夫早死，韩家母亲早死，而陈家父母间一无事端，三家儿女辈之间也不存在夫妻矛盾。小说中男女矛盾就都隐去了。到了《欲望的碎片》里，也写了几个家庭：孔家，赵家和范家。孔家家长弃妻再娶，几笔轻轻带过，没有展开。范家根本没写什么夫妻矛盾。赵家夫妻倒是打了一辈子的仗，但叙述篇幅只有两页，目标即转向女儿赵淼的心理变异方面。这三家的夫妻、儿女几乎没什么矛盾。我想说的是，作家的叙事着眼点不在男女两性之间。如果有些矛盾，也根本不作重要叙述，作家笔触对准的还是女性与女性的纠葛。

先说说姑嫂矛盾叙事。这固然是非常传统的大家庭事件叙事，例如《搜神记·东海孝妇》写媳妇和小姑子的不相能，小姑子借母死而陷媳妇于狱。它折射了中国传统家庭的残酷与腐朽，但是也成为了文化遗存的一部分。既是文化遗存，它总要通过各种作品叙事有所体现。从这个角度看，陈小红的同学安永惠，安永惠的丈夫韩云鹏，韩云鹏的妹妹韩云菲，循环构成了小说女性叙事结构中的重要一环。

从叙事时间来看，《婚姻中途》隐含着陈小红姐姐小琳与安永惠丈夫韩云鹏一段当年的爱情悲剧，这个悲剧的制造者就是韩云菲。这对毕业后的大学同班情人，因为韩云菲扣押了彼此诸多信件杳无音讯而生生的离散。现实的情景是，当韩云鹏得知原委，一往情深的来到北京与孤雏一样的小琳同居，同时得以接近自己的儿子龙龙，安永惠得知，即利用这个没什么头脑的小姑韩云菲在陈小红的婚礼上“炫”露来打击陈小红的姐姐小琳。韩云菲当年在极端私欲的驱动下，恶言冷对怀了韩云鹏孩子的小琳，已经使小琳不堪回首，现在又心高气傲的再一次提示小琳的伤痛，真是为人不伦。韩云菲对小琳旧性不改，背后安永惠毒计万端，感觉女人与女人之间，为什么有了嫌隙就那么的不能释然，且变本加厉的报复对方，真是无语。这里作家的叙事显示出了非常执着而狡黠的力量。顺着这个笔势，作家又安排了一场安永惠大闹陈小红母亲生日宴。安永惠不仅让赴宴的丈夫同时又是小琳“未婚夫”韩云鹏尴尬万分，而且对陈母大肆撒泼。陈母惊惶不已，昏倒在地。这里，安永惠都有些邪恶了，不再是陈小红那个活泼忠实的同学朋友了。也应了大家说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句话。安永惠的带些悍辣的性情，不是不可以使出这毒计，只是这是好友陈小红的母亲，且陈小红在场，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那么疯狂？尽管她后来懊悔不已。

韩云菲自是安永惠的小姑，从韩云鹏与小琳怀孕而同居的现实关系看，她又是小琳的小姑。其实韩云菲还是陈小红的小姑。原来，韩云菲是鲁母的私生女，当年鲁母无颜面对俗议，托老表妹偷偷送了人的。小说一波三折，最终母女相认，鲁母涕泪纵横，这对陈小红来说，内心世界是复杂的。她最亲爱的姐姐小琳深受其害，况且在她的婚礼上韩云菲来捣乱，她怎么能释怀呢？这种三个女性与同一个小姑的叙事可以说亘古未有，充分说明了作家汪云霞家庭纷争叙事中的游弋的叙事笔触和构思的机巧、黠趣。尽管从事理推敲尚有不尽人意之处，作为第一部长篇，这种曲折诡异的叙事，确也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是正妻与二奶之间的矛盾叙事。媳妇和小姑子，都是家庭中男子最亲近的人，因此也往往议长论短，纷争不休。这是最接近妻妾之间的是是非非。现代中国已经没有什么三妻四妾了，但是家庭形式的变化，并未能彻底消除这类旧家庭文化遗存，当今中国社会的二奶三奶现象，正在延续着男权社会两性关系之旧道德的致命伤。汪云霞在第二部长篇《欲望的碎片》里依然延续着这个叙事，不过叙事由媳妇和小姑子的纷争转向了正妻与二奶之间的战争叙事了。

首先最突出的是孔洁和范金丽之间的纠葛与仇恨。小说非常集中的描写了孔洁与季梦强之间的夫妻婚姻危机，季梦强可算是“偷情”的高手，孔洁在丈夫外遇的感应上无疑迟钝一些，不是对手。一旦季梦强摊牌离婚，孔洁简直措手不及。孔洁的迟钝恰好造成了她对丈夫苛深的怨气和仇恨。小三儿范金丽虽然是她发泄仇恨的对手，但是范金丽自己都不清楚天天干得什么事，使得孔洁扭不着“瓜蔓”，只能饮恨吞声。三年后，范金丽厌倦了季梦强，撇夫弃女，远飞异国。走投无路的季梦强祈求孔洁复婚，那孔洁的满腔的怨恨就找着了一个发泄口，这个发泄口不是前夫，而是前夫与范金丽的女儿雯雯。她精心布局，暗渡陈仓，不动声色，结束了一个无辜小女孩的生命。这就是孔洁对付“二奶”范金丽的基本方法，真是骇人听闻。她也为此付出了刑狱的代价，令人可悲。孔洁进行的是“一个人”的战争，她从未觉得雯雯可恨，甚至有些爱她，但是温柔善良的孔洁不能制止另一个充满怨毒的孔洁痛下杀手。正如作家在小说里说的：“仇恨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它未必能毁灭对方，却一定能毁灭自己。”

其次是徐曼丽这个老情妇与副市长沈浩太太之间的纠葛。两个老女人可算是棋逢对手。当然，沈太取进攻的姿态，她的父亲提拔了沈浩，她不能忍受自己的男人把她打入冷宫，更不能忍受“二奶”或“小妾”徐曼丽的娇艳得意。她找到徐曼丽，没什么道理可讲，三句不成大打出手。这是一场从20年前就开始了的消耗战，几乎是沈浩闹一次离婚，沈太就找徐曼丽打一回架。问题是政客沈浩不可能在两个女人之间自由选择，只能维持婚姻现状，那么这场战争就永无休止。当年如果说徐曼丽爱着沈浩，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如说她半老徐娘，惯性的维持着这份老情人关系，何况她能从沈浩那里获得丰厚的报偿，但她也为此付出了道德的代价。女儿孔洁对她早年一意要报复无情的丈夫而把自己送到了穷苦的奶奶家就心存不满，现在徐曼丽甘当人家二奶，孔洁更是鄙视自己的妈妈。当沈太找上门来大打出手，孔洁毫不掩饰地幸灾乐祸。徐曼丽面对仇恨的女儿，欲利的诱惑纠缠着名誉的损伤，内心是非常复杂而空虚的。她知道女儿孔洁当年因为“二奶”介入而离婚，一并带了对她这个作妈妈的二奶身份的仇恨，所以各种因素让她在女儿孔洁面前拿不起母亲的尊严，只能低声下气。小说通过一对母女各纠缠着一个“二奶”的富有黠趣的叙事，意犹未尽的告诉读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儿不儿，母不母，妻不妻，夫不夫。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笔下的大上海女人的千孔百疮，竟然在当今的小城市继续上演着。汪云霞女士未必了解当年的大上海叙事，但是她叙事中的现实主义才能让她对物质主义嚣浪中新旧杂陈的当代中国做了有力的穿透，揭示其深刻的病态，令人惊叹。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战争将是久远的，倒不是女人喜欢打斗，恐怕也不是女人心性狭窄。女人与男子相比，不能深谋克己，更需要感情舒张。孔老大人“克己复礼”是对中国的男子说的，并不对女子过分要求。圣人心目，深且远矣。现代中国依法治国总是遥远的事，男权社会的苗裔们总不甘心舍去特权。女人既“无法可依”，只好望“权”兴叹，去征服男子。在这个文化环境中，她们就容易发生同性之间的战争。似乎她们各自的受压迫不是来自男子，而是来自同性。作家对此应有深刻的敏感，所以大量的笔墨趑趄于此。《碎片》中孔洁命运遭际似乎是来自二奶插足，而不是男人。她从未想过要怎么惩罚色狼季梦强这个丈夫，而是去惩罚范金丽的女儿雯雯。沈太的仇恨是徐曼丽这个二奶，她的逻辑似乎是徐曼丽这个不要脸的二奶劫持了她的丈夫。沈浩还是她沈太的靠山呢！丈夫是无辜的，这是沈太的基本思想状态。《中途》中叙事亦然。安永惠恶毒地向“被二奶”的姐姐小琳复仇，对出轨的丈夫韩云鹏根本没什么恨。甚至，出走几个月的韩云鹏回家，安永惠还要甘心献上身体以安慰。妻妾之道，于此至极，正像小说里安永惠骂陈小红的一个词儿“慰安妇”。那个韩云菲对出轨的丈夫黄磊不依不饶，似乎是行道的正途，但是小说多次的说这个韩云菲“不靠谱”，性情乖张不可理喻，暗示着她所谓的“愤怒”也是匪夷所思的。这个乖于常人的性格特征在《碎片》里的范金丽身上继续演绎着。范金丽听到女儿雯雯被后妈“毒”杀，空洒一把眼泪，就置之度外了。读者不免会感叹她竟能这么放得下。

我不是批评作家不能免俗，不是批评作家潜意识里中了中国旧文化的麻醉剂。其实又有谁能够免俗？不知起于何时，大家不是共伐“小三”？小三其实有那么可恶吗？小三虽是寄生文化现象，但小三折射了社会性文化需求的缺乏，也满足了部分人性荒漠的缺憾。写作本来就是一场盛宴，山珍海味鸡鸭鱼肉，既让读者大快朵颐，又必要有杯盘狼藉、风流云散的寂寞。高明的厨师做大餐的时候绝不会想到一片狼藉的。但是作家总是要反思的，创作总不能原地踏步，批评的功能也是要促成创作的进步。

三

选择写什么是作家的自由，这也是写作者心灵潜文本的标记。既然作家倾向于选择女性间的战争叙事，必然有其内在善于表达的原因。这里有两点需要进一步阐释。其一是作家特别的善于叙述女性之间的对话，笔意间往往灵感迭出，妙笔生花，充分表达了女性的感性、细腻、妩媚，柔姿妙赏。但是作家难免过分的感性冲动而人物出现雷同。其二，就是女性形象因此受到了女性感性冲动的影响，显得不甚协调，前后似有矛盾的地方。文坛初试，在所难免吧。

两个长篇，作家找准女性作为自己的叙事焦点，是叙事个性使然，说明作家非常的善于叙述女性事态。在思维和行事方面，男女确有差异，女性思维富于感性直觉，这是不言而喻的。生活中也有局长柳德米娜（前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这类理性化而过于刻板的女性人物，但是出色的女性形象都是自然、细腻、感性的，其智慧的方式也不类男子。作家把握这一点毫不是问题，小说的对话中特别能显示女性人物的这种色调。比如，《婚姻中途》里那个性情偏执的韩云菲，当年欺骗小琳，挥刀斩鸳鸯，如今在她爸爸的葬礼上又见小琳（其实是陈小红）。她便着恼无礼的质问小红来此何干？面对韩云菲质问，小红发愣，直说“不明白”、“你认错人了”，那韩云菲还不依不饶，神经质的苛厉辩责：“别装了好不好，你不是陈小琳你能哭成那样？……你没当上这家的少奶奶，你委屈，可谁让你耳根子软呢？我骗你你就信啊？红喜字谁不会贴？假话谁不会说？你信了，说明什么？说明你俩经不起考验……命里没有莫强求，甭怨别人！”

几句话，肆意刻薄，不待思索，一气呵成。一个狭隘偏执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充分反映了作家笔锋的感性而犀利。

另外，《中途》中写了陈小红和安永惠之间围绕韩云鹏和小琳私情事件的几场交手，既犀灵含蓄，又惊心动魄。既是叙事的关纽，也是两人对话中的精彩之处。第1处是小说第3部分第13章，安永惠似乎窥破陈小红向自己瞒着韩云鹏什么，追问小琳过去的情感经历。陈小红仅能被动应付，强作漠然不知，惊出一身细汗，其实她明白此时韩云鹏正情不能已的追寻小琳。第2处是第4部分第10章，韩云鹏与小琳已经同居，安永惠经历过一番“丧”夫的痛苦，住在小红家。她看到小红全家福，随即对小红二姐小琳不是独身产生怀疑。因为有前述她怀疑小琳大学时就是韩云鹏情人，此时便追问“二姐夫”云云，“女人心，海底针”，真是太细密了。小红心里非常的紧张，多亏急中生智，又做样子拨打二姐电话，碰巧二姐“他来北京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一句，算是暂时解除了安永惠的疑虑。第3处是第6部分第 7章。安永惠向小红摊牌，陈述自己丈夫与小琳的隐私所见。小红非常的被动，表示自己的态度是无可奈何。这个时候两个好友面对面是最尴尬的，翻脸的可能都有，但作者写的比较的克制与含蓄。

从笔者的角度来说，陈小红对安永惠刻意隐瞒韩云鹏情变，是对朋友不信。不信还不为过，简直是无情义。安永惠蛮野的脾气，一定会对小红大加讨伐，但是她没有，似乎理解小红另一边是姐姐的无奈。刘知几《史通全译》云：“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有焉。”[4]382陈、安情同姐妹，作家实在不想她们反目成仇。叙事在这里被搁置了，形成一种“讨伐”的不在场。但事理逻辑不可改变，安永惠绝不会善罢甘休。后续安永惠接连有两个举动，第一是在陈小红的婚礼上设局打击陈小琳，第二是大闹陈母生日宴。明着是对小琳，捎带着对陈小红这个“背信弃义”的同学。陈小红这个结局也是应得的。她本来就猜出韩云鹏接近小琳主要是认子驱动，而且知道韩云鹏因为安永惠分割巨额财产不可能离婚，很认真地提醒姐姐，她为什么还要刻意的对安永惠隐瞒事实？这里叙事充满了一种诡异和变数，从大的方面说，人性的逻辑是框定的原则，而叙事的逻辑尽可以多端的变化。这个变化与作家的叙事个性相联系，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叙事语言来看，汪云霞擅长那种华姿妙赏的散文化叙事语言。融入成语，俗语，口头语，警示语，网络语，古典语，以及忽发神来之笔的自造语，真是妙笔生色，步步莲花，多姿多彩。笔触是跳荡敏捷的，笔调放恣不失柔美，沧桑多变，显示着一个女作家的细腻、睿敏的才气。就如她小说里品评女子的“七窍玲珑心”一样，可以拿来施予作家的才华评价。这样一种女性的“狂欢化”语言，是能够十分吊起读者胃口的。读者循着这样的言语“舞蹈”，必然会进入爱恨情仇的叙事情景之中。无论如何，这是作家偏重女性叙事语言的聪明过人之处。

当然，有其长必有其短，作家善于写女性对话，但有时弛张性情，率性下笔，难免在语言上飘滑不滞。华滋跃动之唯美风的散文化叙事语言，容易浮走在人物性情的表面，或游离于人物特定的气质和神韵。总让读者觉出些描其肉不见其骨，赋其形不见其式。小说毕竟是写“人”的语言艺术，谨企望作家后续创作中有所借鉴。

[1]陈平原.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贺才乐. 中国传统孝经及其现代转型探讨[M]//李建华. 当代中国伦理文化建构.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11.

[3]余丹. 宋代文言小说的文化阐释·序言[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4]刘知几. 史通全译[M]. 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朱艳红 校对：李俊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