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李龄《宫詹遗稿》误收的两篇白鹿洞书院文稿

张劲松

（1．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2．南昌师范学院书院研究所，江西南昌 330029）

明李龄《宫詹遗稿》误收的两篇白鹿洞书院文稿

张劲松1,2

（1．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2．南昌师范学院书院研究所，江西南昌 330029）

明代天顺、成化年间，江西提学佥事李龄曾重建白鹿洞书院，在书院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其《宫詹遗稿》有五篇关于白鹿洞书院的文稿，但其中《重修贯道桥记》和《白鹿洞新置赡学田记》并非李龄所作，属于误入。《重修贯道桥记》的作者应为天顺年间南康知府钱塘人陈敏政，《白鹿洞新置赡学田记》似为《宫詹遗稿》的编者自撰。

明代；李龄；《宫詹遗稿》；白鹿洞书院

一

李龄（1406～1469），字景龄，广东潮阳人，年十八举乡贡，弱冠中乙榜，授广西宾州学正，后升国子学录、监察御史、北直隶提学、詹事府丞、太仆寺丞等职，天顺六年（1462）年任江西按察使司提学佥事。李龄提学江右，着力扭转士子“先文艺而后德行，忽经传而尚浮辞”的风气，[1]392颁布师生约规三条：“有学有行居上，有学无行次之，学行俱无斯下矣”，[1]377“欲学者敦德行而究心经传，则理明行修，发为文章，以阶科目，立勋业，庶不背于圣贤之道”；[1]392他重视社学建设，重刻《养蒙大训》作为训蒙教材，“慎选硕儒，以训迪民间子弟”；[1]351为鼓舞正气，李龄于庐陵寻南宋丞相文天祥后裔，择有粹然其质者补输县学生；成化元年，李龄督学南康府（今江西星子县），第二日即赴庐山朝谒有“天下第一书院”之称的白鹿洞书院，“仰瞻其陋，谋欲修之”。李龄及与其在国子监有师弟之好的南康知府何浚重修白鹿洞书院自成化元年始，至成化二年结束，先后修盖大成殿、戟门、明伦堂、东西两斋、文会堂、三贤祠、贯道等处，增创两庑、延宾馆、五经堂、希贤室、贯道桥等建筑。此次重修不仅新建了书院屋宇，更为书院长久计，择取远近士子之俊敏端恪者，讲业其中，他捐出自己的润笔之资买田百亩以赡诸生，制定书院学规十三条，“敦聘硕儒以为之师，而责之以圣贤之学”，[1]364从此鹿响再振，书院大盛。成化五年，李龄致政还乡，是年不幸辞世，“江右缙绅人士已合舆论，请祀先生于白鹿洞，以配周宋二先生”，[1]394其神主配享白鹿洞书院三贤祠，享有莫大的尊荣。

万历二十七年（1599），李龄五世孙李一轩刻其遗稿，名《宫詹遗稿》共三卷，另有《外编》三卷，《宫詹遗稿》收录李龄诗文28篇，《外编》则裒集与李龄相关的御制、文移、墓表、诗词、序文、祭文等若干篇。《宫詹遗稿》及其外编对于研究李龄的生平宦游、教育思想，尤其是明成化年间地方官学治理及白鹿洞书院的发展等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已引起学界重视。《宫詹遗稿》共收录李龄五篇有关白鹿洞书院的诗文，分别为《游白鹿洞》（七言律诗）、《重修白鹿洞书院记》、《重修贯道桥记》、《白鹿洞新置赡学田记》和《白鹿洞规》。考诸相关史料，《重修贯道桥记》和《白鹿洞新置赡学田记》并非李龄所作，《重修贯道桥记》的作者应为天顺时（1457～1464）的南康知府钱塘人陈敏政；《白鹿洞新置赡学田记》不是记文文体，内中更有李龄成化五年辞世后的内容，也不是李龄所作，疑为《宫詹遗稿》编辑者自撰，其因似在于颂扬其先祖有功于书院，这是使用《宫詹遗稿》时应注意的。下面就此问题，引述相关文献，略作考证。

二

《宫詹遗稿》所录《重修贯道桥记》云：

白鹿洞书院前有门，曰贯道门，南数步有石桥跨涧，亦以门名。考之郡《志》，书院有石桥三：曰流芳，曰枕流，曰贯道。而国初金华王公为禕《游书院记》云：书院毁已十五年，树生瓦砾间，大且数围。前有石桥，曰濯缨，曰枕流，即流芳也。书院所存者独此二桥，而不及贯道，盖其废久矣。

天顺戊寅春，予因修书院往视。适乡贡进士李昊与其徒数人读书院中，请于予曰：旧有桥，直贯道门，乃书院□□□，公既修书院，不可不复是桥。命近桥□□取旧石于涧，可得三四。予喜曰：是易尔。又得□工庐陵张元积欣然以为己任。经始于二月庚子，再越月而成。视旧加高三尺有奇。桥下有巨石，恐其阻碍涨水而有损于桥也，焚而通之。且塑先圣四配像于礼殿，李周朱三公像于前祠，而书院之观悉复其旧矣。昊复请曰：旧有桥记，镌于石板，而凿岩石以陷其中，盖文公亲笔也，近为人剜取以去，闻者惜之，公既修桥，不可不补是记以遗来者。乃书其岁月以遗之。云是桥之费，用白金拾两，秫米一石有奇，夫匠二百余工。竭力相成者，同知成都喻君铭，通判济南孙君智，推官张君定应选，而董其事则司狱桂林卢思聪云。[1]350-351

从《重修贯道桥记》的内容来看，李龄并非这篇记文的作者。

李龄提学江西时在明英宗天顺六年（壬午，1462）。其在《题〈养蒙大训〉后》称：龄以壬午夏督学，抵江右……；[1]351李龄辞世十七年后，其门生刘彬等于其墓前祭奠，称：……致祭于明故佥宪李大人先生墓前而言曰：呜呼！先生承上命，于壬午之秋提学江（下厥数字，作者注）……。[1]389弘治十六年（癸亥，1503）山西道监察御史杨琠在《潮阳佥宪李先生立祠序》中称“吾潮号为文献之邦，缙绅科目者，自国朝迄今四百有余人。……先生提学江右在天顺壬午，距今弘治癸亥计数十有余年……”。[1]392-393由此可知，李龄任江西按察司提学佥事时在明英宗天顺壬午（1462）。而《重修贯道桥记》的作者在文中却称“天顺戊寅春，予因修书院往视”，天顺戊寅（1458）李龄尚在太仆寺丞任上，[2]47不在江西任提学佥事，不可能有重建贯道桥等修复白鹿洞书院之举。五年后（天顺壬午）李龄以寺丞改任江西提学佥事，于是才有成化元年考课南康府，在拜谒白鹿洞后萌生修复之志，遂后便有兴复之举。由此可知《重修贯道桥记》的作者亦即记文中的“予”不是李龄而另有其人。

据《同治南康府志》所载，明景泰至成化元年间任南康知府的有金壁（景泰间任，福州监生）、陈敏政、雍浩（天顺间任，绥州监生）、王稳（临海举人）、何濬（成化间任）等人，[3]卷十二天顺戊寅可能任南康知府的只有陈敏政、雍浩、王稳等三人，考诸相关史料，天顺戊寅南康知府为陈敏政。

王士祯《居易录》载，“原吉（逄字）《梧溪集》凡七卷，有至正间新安汪泽民、鄱阳周伯琦二序。景泰中，南康府知府陈敏政后序。”[4]卷十八王士祯在《香祖笔记》中对此事记载较《居易录》为详，“《梧溪集》七卷，乃景泰七年丙子南康府知府陈敏政重刻，陈作后序，述原吉家世甚详。原吉有子掖，洪武初任通事司令，转翰林博士，兼文华殿经筵事，卒官，掖子徕，尝以才德荐至京师，未官而卒；子辂，宣德中以秀才举”。[5]卷六

四库本《西湖百詠题要》有关于陈敏政任职南康的记录，其称：《西湖百詠》二卷，宋董嗣杲撰，明陈贽和韵。嗣杲字明德，号静傳居士，钱塘人，宋季入道孤山四圣观，改名思学，字无益，故《西湖志》称为道士。然据此集自序称：咸淳间薄宦于霅，则固尝登仕版也。贽字维成，余姚人，徙于钱塘。洪武间，以荐授杭州学训导，后官至太常寺卿。《西湖志》称，嗣杲原唱及贽所和，皆九十六首，天顺癸未，钱塘人南康知府陈敏政始以二家所作合刻。[6]

由上可知，景泰丙子（1456）至天顺癸未（1463）的八年内陈敏政在南康知府任上，如此则可以确定天顺戊寅（1458）的南康知府为陈敏政。事实上，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江西提学副使郑廷鹄编《白鹿洞志》，即称《重修贯道桥记》的作者为陈敏政，且将是记名为《知府陈敏政重修贯道桥》。其后，明万历年间书院主洞周伟等撰《白鹿洞书院志》、天启年间书院主洞李应升撰《白鹿书院志》、清康熙年间星子知县毛德琦重订的《白鹿书院志》等书院志均收录《重修贯道桥记》，且作者均为陈敏政。

陈敏政，字志行，钱塘人（一说长兴人），宣德元年（1426）丙午科会魁，宣德二年（1427）会试第三，正统二年（1437）由进士知潜江，处己清约，临政宽和，尤笃意学校。景泰中由通判擢知南康府，“秉公持正，翊善锄强，复习社仓，修石堤，建白鹿书院，百废具举，民不告劳，郡人思之，从祀三贤祠。”[7]卷六十四《浙江通志》称其“初授潜江知县，为政廉平不苛，四民乐业，贤声蔚起。再转至南康知府，宅心公正，辅善抑强，复社仓，修石堤，建白鹿书院，百废具兴，郡人德之，子良器，官至应天府尹。”[8]卷一百六十七据《福建通志》，陈敏政还曾在福建担任过闽县知县，“宣德中知闽县。时求方物，中贵旁午闽中，敏政以智应变，奸徒敛手，里胥不扰。”[9]卷二十九

李一轩等将《重修贯道桥记》误入李龄《宫詹遗稿》，其原因似有以下两种可能。一是李一轩在收集整理李龄遗稿时参考了当时已经流行的正德《白鹿洞志》。李龄提学江右、嘉惠士林是其一生事业的巅峰，其中又以其重修白鹿洞书院为代表。江西士子累世感其恩泽并施以回报的多有其人，如成化二年应李龄之聘掌教白鹿洞书院的庐陵举人周孟中，后任广东布政使时即应于李龄后嗣之请建祠以祀。目前所知存世最早的白鹿洞书院志为明正德六年（1511）李梦阳撰《白鹿洞书院新志》，其卷六有《重修贯道桥记》，内容与《宫詹遗稿》所录大体相同（“李昊请于予”之言略有不同），但不著其作者。该《志》中《重修贯道桥记》前一篇为李龄所撰《重修白鹿洞书院记》（《宫詹遗稿》亦收录该《记》），按照明清志书刻印习惯，同一作者的数篇所作，往往只在首篇著名，其后数作则略去作者姓名，这或是《宫詹遗稿》编集者将《重修贯道桥记》误认为李龄所作的原因之一。此外，李龄于成化元年重修白鹿洞时亦重修了贯道桥，记载此事的文献较多，如李龄自撰《重修白鹿洞书院记》，称：“……既重修其旧，复增建两庑、棂星门、贯道桥……。”[1]349曾经两次出任白鹿洞书院主洞的著名书院教育家胡居仁（1434～1484）于成化十六年（1480）洞主任上撰《贯道桥记》，记称：贯道门者，白鹿洞书院师生宾客出入之门也。贯道桥在贯道门之左数十步。……景泰间，太守陈公尝修之，成而复圮，盖由积雨水激以致崩坏。成化改元，潮阳李公提学江右，一新书院，……视是桥圮不可不修，又不可不为坚固久远之计。于是出资募匠，始于戊子冬，成于己丑春。……承李公之志，以底其成者，同知谯公赞，推官沈公瑛，星子教谕吴君慎，检校黄君恭也。[10]38从胡居仁的记文可知李龄于成化元年重建贯道桥的情况，也可看出陈敏政（即陈公）于景泰年间重建贯道桥的史实。从景泰戊寅到成化元年，陈敏政和李龄对贯道桥的重建相距只有短短的8年，130多年后，李龄后裔编其遗稿，基于其先祖曾重建贯道桥的事实，将相隔时间较短的另一次建桥行为的记文误认为是其先祖的遗稿，虽有考稽不够精详的问题，但似亦可以理解。

三

《宫詹遗稿》另有《白鹿洞新置赡学田记》（以下简称《赡学田记》），其称：

成化三年，宪佥潮阳李公龄大兴洞学，节次置买田地、山塘，共一百余亩，以给本洞。七年宪佥淳安徐公怀复拨棲贤寺田八十一亩以益之。八年，知府曹凯将本洞所置田产创立一户，名曰：白鹿洞户，户内田地山塘共计一顷九十二亩二分六厘，官民税粮米共一十六石一斗六升五合三勺，每年各佃输纳租谷大约该得二百二十四石一斗□升，俱运赴本府义仓收贮，以给本洞修理及各项支用。其田地、山塘……四止并亩数多寡，俱照原目收买文契，明白开载于后，庶后人有所稽考，不致湮没云。[1]352

从记文中有成化七年 （1471）、八年（1472）书院史事的情况来看，此记亦非李龄所作。《潮州府潮阳县为追崇事》称李龄于“成化元年四月内，蒙钦差提督学校江西等处提刑按察司佥事李按临考课，……成化五年春，本官致政还乡，遂终正寝。”[1]362成化五年（1469）江西吉安府安福县儒学教谕程智等有祭李龄文，文称：维大明成化五年，岁在己丑十二月庚戌朔，……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钦差提督江西学校按察司佥宪李大人之灵，曰：……。[1]385李龄门生周孟中在《提学李佥宪先生挽诗序》中称：成化己丑诏许归老，……，先生归未久不幸一疾竟卒。[1]392由此可知，李龄于成化五年（己丑）致政还乡，不久即辞世，当然不会有记录成化七年、八年事状的文字，故《白鹿洞新置赡学田记》不可能为李龄所撰。

《赡学田记》所记之事大略有三，分别为成化三年李龄于重建书院时置田百亩，成化七年江西提学佥事徐怀拨置棲贤寺田八十一亩与书院，成化八年南康知府曹凯置白鹿洞户等。李龄首开明代白鹿洞书院置田先河，是明代第一个为白鹿洞购置学田的官员，对明清白鹿洞书院的持续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后人在书院志和书院学田记中对此事都有提及。李梦阳正德《白鹿洞书院新志》卷二对书院田亩情况记载较详，称：成化三年，按察司佥事李龄等置田、地、塘贰百壹拾四亩五厘。田贰百贰亩九分……。在田亩下有各田分处各地的具体亩数、佃户等情况。[11]29嘉靖郑廷鹄编《白鹿洞志》、万历周伟编《白鹿洞书院志》则称“国朝成化三年，李龄新置星子县杨树垅等处田壹百伍亩玖分……”，[11]437，737此与正德书院志所记田亩数量相异。明天启及清康熙年间所修白鹿洞书院志均认为李龄置田数量达肆百多亩，参照《赡学田记》所言，明嘉靖、万历年间的白鹿洞书院志关于李龄置田百亩的记录似更准确。

《赡学田记》所称成化七年徐怀置棲贤寺田一事不见于正德《白鹿洞书院新志》，嘉靖、万历书院志则称：成化七年，佥事淳安徐怀置星子县棲贤桥田捌拾柒亩。[11]437，737明天启、清康熙白鹿洞书院志所记数量与前志又不同，其称：成化七年，佥事徐怀置星子县棲贤桥田八百七十亩。[11]1001参之《赡学田记》，徐怀置田数量当以八十余亩为准。徐怀，字明德，建德人，天顺进士，授刑部主事，历江西按察佥事，史称其明敏有治才。安福土豪陈万年恃险为雄，号曰洞主，“官司莫敢诘。怀密擒伏法。累擢江西右布政使转左，仕至南京刑部右侍郎。”[7]卷五十八据《浙江通志》，徐怀，字明德，建德人，天顺庚辰進士，授刑部主事，历升至南京刑部右侍郎。居官勤慎，所至洗冤泽民，历任三十余年，无锱铢之积以遗子孙，清白之操，无愧古人云。[8]卷一百六十二

成化八年立白鹿洞户未见嘉靖、万历、天启和康熙白鹿洞书院志，惟正德书院志卷二称：书院旧循故事，每十年据学田之粮，编充徭役。正德辛巳，洞主蔡宗兗慨念先贤养士之具，不当例民粮，请于当道，凡书院旁侧田粮属星子县者，永复之；其余建昌等县寄庄田粮稍多，量行别论……。[11]28由此可知在正德前即有将书院所置学田与民田等同编户，承担徭役的事实，此即始于《赡学田记》所载成化八年南康知府曹凯之手。

从以上情况看，《赡学田记》不是李龄所作而被收录于《宫詹遗稿》，其原因似为遗稿的编集者按李龄曾为白鹿洞书院置田的史事而“索骥”，将迟至成化七年白鹿洞书院置田赡学及八年编户的事实略叙于册，其目的大概是扬美其先祖于白鹿洞书院的功德，却忽略了记文中不应出现的李龄逝后之事。

其他尚有该文叙述也有不像李龄身份口吻等，这里就不多说了。

[1]（明）李龄．宫詹遗稿[M]//编委会．四库未收书辑刊（伍辑拾柒册）[G]．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2]周修东．李龄年谱[G]//饶宗颐．潮学研究（第9辑）[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3]（清）盛元．同治南康府志[M]．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

[4]（清）王士祯．居易录（文渊阁四库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清）王士祯．香祖笔记（文渊阁四库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清）纪昀．西湖百咏题要（文渊阁四库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清）谢旻．江西通志（文渊阁四库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清）嵇曾筠．浙江通志（文渊阁四库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清）郝玉麟．福建通志（文渊阁四库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明）胡居仁．胡文敬集（文渊阁四库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1]朱瑞熙，孙家骅．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5．

Two Articles Concerning Bai Lu-dong Academy were wrongly Collected in theGongzanyigaoof Ming Dynasty

ZHANG Jing-song1,2
（1.Th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9;）（2.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Ancient Academy,Nanchang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330029）

Li-ling,an educational superintendent of Jiangxi Province in the periods of Tian-shun and Cheng-hua in Ming Dynasty,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Bai Lu-dong Academy.His works Gongzanyigao includes five articles concerning Bai Lu-dong Academy,but The Record on Rebuilding Gandao Bridge（重修贯道桥记）and The Record on newly Purchase Land for Learning in Bai Lu-dong Academy（白鹿洞新置赡学田记） were not written by Li.The real authors were respectively Chen Min-zheng and the edi⁃tor of Gongzanyigao.

Ming Dynasty；Li ling；Gongzanyigao（宫詹遗稿）；Bai Lu-dong Academy

G649.299

A

1007-6883（2014）02-0005-05

责任编辑 吴二持

2013-11-05

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编号：13JY14）；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项目编号：2013YB147）。

张劲松（1974-），男，江西余干人，南昌师范学院书院研究所教授，华中师范大学2012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