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需要真正的重建

朱永新

一、从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说起

不久前看到一则新闻：斯坦福大学做了一项研究，说中国农村贫困生仅有3%能够上大学。腾讯网为此也做了一个专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剖析。

应该说，这个数据肯定是不准确的，他们对中国教育最近几年的发展数据资料掌握得并不充分。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农村学生上大学的具体数量在上升，如2001年全国高考的录取率是59%，农村学生是48%。到10年后的2011年，全国学生的高考录取率提高到72.3%，而农村学生也提高到60.1%，录取的人数从绝对数量上来说是增加的。

但与此同时，农村学生上本科院校和重点高校，以及硕士、博士的录取比例则上升得比较缓慢，有些甚至呈下降趋势，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根据调查，680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考生考上本科第一批学校的比例仅为5.7%。

据教育部统计，全国重点高校中农村生源的比例的确有下降的现象。从农村考生考取清华大学的比例看，已经从1999年的21.7%，下降到2010年的17%；考取北京大学的从1999年的30%，下降到2010年的10%。农业类院校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如中国农业大学从1999年的32.75%，下降到2011年的28.26%。从农村学生在高学历层次中的比例来看，学校的档次越高、学历层次越高，农村学生的比例就越小。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农村学生占本科生总数的33.82%，占硕士生总数的25.5%，占博士生总数的13.3%。连温家宝同志也曾感叹道：“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也成为他经常思考的事情。

现在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的阶段，上大学本身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关键是上什么大学。这跟学生今后的就业和社会阶层的分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关于“寒门为什么难出贵子”的原因，腾讯网也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

一是不愿意上学。很多农民的孩子上了多年的学，好不容易大学毕业，却找不到工作，不如干脆早点找一个地方打工。进入拼爹的时代，没有背景的农村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这也是他们不愿意上大学的原因之一。

二是上不起学。据调查，一个农民13年的纯收入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4年的学费。大学的开销非常大，尽管我们制定了奖助贷政策，国家也一再承诺不让一个孩子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但事实上在执行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农民子弟因为经济原因而放弃上大学。

三是考不上大学。因为农村基础教育和城市教育的条件悬殊，优质教育资源比较缺乏，导致农村教育的质量相对较差。

我们在分析研究这三个原因的时候发现，事实上第一个原因和第二个原因固然有，但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从第一点看，不愿上学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中国百姓自古以来都知道上学的意义和价值，真正不愿意上学的并不多。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这是中国的传统。从第二点看，上不起学，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人往往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上学。我们国家的奖助贷政策也很清楚，各个大学在招生宣传中、相关中学在指导报考中也有所体现。所以，最关键的原因是第三点，问题还是出在“考不上”，出在农村教育的质量不高上，出在农村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竞争力上。

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提升农村孩子在学习中的相对竞争优势。从2011年起，国务院出台了“国家扶贫定向招生专项计划”，2012年，国家在21个省市自治区的680个贫困县增加约1万名招生指标。2013年，从680个县增加到832个县，指标增加到3万名。东部高校在西部农村招生人数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从2008年的3.5万增加到2012年的17万，2013年又增加到18.5万。

对于西部农村学生来说，这些当然都是利好消息。但仅仅靠这些指标的提升，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中国农村教育的问题吗？很显然，仅靠政府单方面的照顾，永远照顾不出来农村学生的竞争力。如果不从根本上提高农村教育的水平，农村学生即使被照顾考上了大学，最终也会因为缺乏竞争力而无法理想就业，无法适应社会生活。

二、目前农村教育的主要问题

目前，农村教育的问题很多，并且是多方面的综合问题。我认为，当前，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应该引起高度注意。

第一，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明显低于城市

据统计，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0%～70%，但是获得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的不到30%。从东西部的教育投入来看，教育经费的差距也非常之大。如北京小学生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是14482.39元，初中生是20023.04元，高中生是20619.66元。上海小学生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比北京还高，达到16143.85元。而贵州小学生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只有2758.61元，初中生是3204.20元，高中生是3317.10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仍然在扩大。所以，建议国家出台中小学生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全国统一标准。如果没有这样的国家标准，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还会越来越大。

第二，农村学校的优秀生源越来越少

现在，农村教育的“空洞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一方面是撤点并校政策导致农村村小数量减少，另一方面是农村教育质量差导致许多农村学生流向城市。在很多县，我们看到农村的孩子不断地往县城聚集。农村学生往县城聚集有许多原因，有的是因为随父母打工，有的是因为农村教育质量差，有的是因为上寄宿制学校费用太贵（现在上寄宿制学校对农村家庭来说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一年需要1000～2000元）。但不容否认的是，一个相当大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对农村教育的失望。如山西河曲县，有60%～70%的中小学生跑到了县城。农村学生流向县城，导致县城的学校急剧膨胀，平均一个班80人，最大的班级超过了90人。农村学校的式微，同时意味着农村学校作为农村文化中心地位的瓦解。

第三，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越来越薄弱

教师的问题，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这几年，国家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免费师范生制度、特岗教师制度、城乡教师轮岗制度等，但是农村教师的数量与质量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是农村教师的学历偏低。据调查，在农村小学具有专科以上学历的教师占47.49%，比城市低31个百分点；初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为24.34%，比城市低38个百分点。从山东全省来看，近年来乡镇及以下农村中小学本科以上学历教师的增加幅度比县城学校低41个百分点。二是农村教师数量明显偏少。仍然以山东省为例，有4个县的13个农村教学点分别只有一名教师，1～3年级所有课程都由一个教师担任，很多课程开不出或开不全。三是农村教师流失比较严重。据调查，2011年年底，山东农村中学一级和小学高级以上职称的教师比2006年减少了25.19%。

第四，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问题比较突出

据统计，2013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达6100多万，占农村儿童的比例为37.7%。留守儿童5年内增加了240多万。在6100多万留守儿童中，46.74%的父母外出，跟祖父母居住的占16.27%，隔代照顾他们的祖父母平均年龄达59.2岁。单独居住的有205.7万，占留守儿童的3.37%，占全国独居儿童的21.88%。留守儿童因为远离父母，产生了许多心理与行为问题。

流动儿童的数量也很惊人。根据调查，2013年城乡流动儿童规模为3581万，比2005年增加了41.37%，其中广州最多，超过了400万，浙江、江苏分别超过200万，四川、山东、湖南、福建超过了250万。流动儿童在许多城市的全部儿童中占了很大比重。如上海，10个孩子就有4个是流动儿童，北京、浙江10个孩子有3个是流动儿童。中西部的省会城市情况也很突出，比如宁夏银川市流动儿童的比例高达41.76%，新疆、青海、贵州的省会城市流动儿童的比例也分别达到41.50%、35.7%和34.43%。也就是说，流动儿童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但这些学生在流入地城市绝大多数仍然没有进入当地的主流学校。

三、中国需要一场新的乡村教育运动

没有农村教育的现代化，永远不可能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没有农村教育品质的全面提升，中国教育的品质就得不到真正的保证。我认为，中国确实需要来一场新的乡村教育运动，让全社会关注和参与到农村教育的重建中去。

第一，让更多的社会精英关注乡村教育

我们知道，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第一流的教育家几乎都把他们的视线投向农村，把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投入到乡村教育。黄炎培先生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进行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实验，陶行知先生在南京晓庄建立了师范学校，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了乡村平民教育实验，梁漱溟先生则在河南、山东进行了乡农教育实验。特别是陶行知先生曾经明确指出：“我们中国的根本问题，便是中国乡村问题之根本改造。”他要求从事乡村教育的同事“要把我们整个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提出要为农民“烧心香”。相比较而言，现在我们又有多少教育家能把他们的事业和最宝贵的年华投入到农村教育？当下真正关注农村教育的人有多少？

第二，让更多的资金投向乡村教育

中国的乡村教育，尤其是边远地区的乡村教育，资金仍然是严重匮乏的。他们和城市学校的差距虽然最终体现在教育品质上，但在硬件方面的差距也非常大，且硬件差距直接导致品质差距。为此，要求政府必须加大投入，而且应该出台全国统一的国家标准。也就是说，农村学生的生均公用教育经费要设立最低标准，学校建设要有基本的国家标准，区域教育经费的投入要有国家明确的要求，同时要鼓励社会资金进入乡村教育。虽然我们如今已经有各种乡村教育组织，但都是很零散的，缺乏组织、引导和鼓励，无法保证社会资金有效进入乡村教育。因此，亟待建立官民合作的体系。

第三，把农民组织起来建设自己的乡村教育

长期以来，中国农民都没有自己的社会自治组织。我们现在有许多社会团体，如工会、妇联、共青团，但是没有农民的团体，所以中国的农民相对来说是比较松散的，也缺乏维护农民自身利益的机构。国家出台的许多政策，农民也是缺席的。我们制定农村教育政策，包括撤村并点等，农民很少有发言权。

梁漱溟先生当年曾经参加过一次关于农村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教育家、公共卫生家、政府官员等，就是没有农民。他批评说，这样的会议充其量“只是乡村以外的人在瞎嚷嚷”。他认为，如果乡村教育不能够发挥农民的作用，是走不远的。如果乡村教育只是乡村教育家在动，而农民不动、乡村不动，是没有前途的。

因此，我认为，要让农民有组织地发出声音，开启智慧，发动力量，解决农民自己的问题，这应当是今后改革的重要方向。我们要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建设自己的家园。

第四，应该让学校成为乡村的文化生活中心

这是乡村教育重建中的大问题。现在城镇化浪潮正在席卷中国，成为拉动新一轮中国经济的增长点，规划、经济、社会服务等各种问题都得到空前的关注，而学校教育却始终是缺位的，学校在社会建设中难有用武之地。我一直认为，农村学校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机构，而是一个文化的中心，是一个区域的文化灵魂，没有农村的学校就没有真正的农村变革。比如农家书屋，为什么不能建在学校里呢？现在让农民看书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但培养未来的农民认真读书，让未来的农村书香满园，是社会进步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因此，我们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怎样有效规划农村学校，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撤村并点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一刀切”的盲目规划所造成的恶果，如今无论是农村学生的流失、学生上学路程太远，甚至校车事故等，都与此有很大关系。怎样让学校真正成为乡村的文化生活中心、城镇的社区文化生活中心，是值得我们各个部门投入精力、花大力气去研究的问题。

第五，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去乡村任教

上个世纪20年代，陶行知先生就提出要汇聚一流人才到农村工作的要求。他曾经指出：“好的乡村教师第一要有农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这样的教师将会“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两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陶行知把这样的教师称之为“改造生活的灵魂”。坦率地说，现在我们很少有这样富有理想和激情的教师了，我们的教育部门也很少具有这样的社会动员能力。但是，我们的政府仍然是全世界最具权力的政府，如何让好教师到农村，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上得来，这是很值得我们的政府思考的问题。

第六，让城市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得到更多的关爱

同在蓝天下，要让农村的孩子、弱势人群的孩子受到公平、均等而优质的教育，首先要让更多的学校办出水平，为这样的群体提供优质的教育，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在父母身边就读。这也是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必由之路。

17世纪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多恩说，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何况我们本就是农业大国，农民幸福才是国力强盛的指针，而乡村教育无疑是农民幸福的保障。不管怎样，为了亿万农民的未来，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乡村教育需要真正的重建，乡村教育需要更多人的全身心投入。可以说，农村教育的振兴之日，才是中国教育的辉煌之时！

（作者系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摄 影 朱文轩）

（责 编 子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