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社会工作发展

田丰韶

从恢复到发展的近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工作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全面发展。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社会工作制度化、专业化、职业化和本土化发展迅速，成绩斐然。不过，在发展中也遇到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能力不足、民众接纳程度不高等（王思斌，2013）。究其原因，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路径是嵌入型的，不过政府与社会还未发现社会工作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陈蓓丽，2011）。考虑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问题，不仅着眼于整体社会和谐运行的需求（主要侧重于发展社会工作必要性论述）、社会工作相关政策（社会工作发展的自上而下动力机制）、困境人群的需求等因素，更要考虑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情境给其带来了什么影响。

一、风险社会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

在阐述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时代背景时，学者习惯于使用“社会转型”、“社会问题凸显”、“构建和谐社会”等词语来描述和界定，社会工作的价值与意义恰恰在于应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有力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熟悉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进程的人都知道，2006年至今是社会工作发展的“春天”。在研究风险社会的学者看来，这个时期全球进入了风险社会，当代中国由于巨大的社会变迁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丁元竹，2007）。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中国农村在部分学者看来也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林辉煌，2011）。由此可见，有高度复合性的风险环境正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情境。

（一）风险社会及其风险来源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目前，风险社会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形成了三大视角：贝克与吉登斯的制度主义视角、玛丽·道格拉斯与威尔德·韦斯的文化主义视角与现实主义视角（杨君、彭少峰，2013），在此本文主要采用制度主义视角和荷兰学者阿赫·特贝格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视角。在贝克与吉登斯看来，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后果，我们总是精于计算、努力去控制过程与目标，工具理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因而产生了除传统的固定性风险之外的人为制造的风险。风险的产生是政策制定者、企业和专家学者为了转嫁危机，利用法律和科学作为防御工具，为“不负责任”。在风险社会中，公众关注的热点和难点即社会问题的应对带有很多的人为不确定性，这恰恰是风险的主要来源。不过，在现实主义风险社会理论家看来，风险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出现了更大的风险如集权主义、贫富分化、歧视与排斥，人类社会为了控制风险而建构现代的文化形态、组织制度模式和生活习惯方式，这其中包含着很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人为的不确定状况不只是知识基础不完全的结果，而是更多更好的知识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①贝克，2004，《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二）社会工作发展的风险社会情境

中国社会工作迅速发展时期恰恰是中国逐步进入“风险社会”时期，传统风险与现代风险、自然风险与社会风险交织在一起，既有着吉登斯所说的短缺社会的贫困风险更有过度理性的现代性风险。正如贝克在接受访谈时说：“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中国可能正处于泛城市化发展阶段，表现在城市容纳问题、不均衡发展和社会阶层分裂，以及城乡对比度的持续增高，所有这些都集中表现在安全风险问题上”②薛晓源，刘国良,2005,《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1期。。贝克认为中国“社会风险”的各种表现正构成了中国社会工作的“问题域”。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所应面对的问题表现为阶层化差距拉大社会结构关系变动；家庭、单位与社区等群体性功能衰退和个体孤独感升温以及脆弱群体的困难处境（李斌，2013）。另外一个方面，基于目的理性基础之上的中国社会工作因决策者动力不足、民众尚未接纳等人为因素仍需要更多的承认，这就导致其发展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具体表现为社会工作者薪酬、晋升、评价等不确定性，也表现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方向的模糊性。

（三）社会工作发展的风险治理与风险再造

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进程中，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化、科学化、规范化的治理手段，逐步被决策者所看重。在社会工作倡导者眼中，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的必需品，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完善社会服务和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向德平，2008）。这些功能的发挥本质上是实现均衡发展、扭转阶层分化和城乡二元对立，这恰恰正是对中国各种社会风险的治理。不过，社会工作是现代制度的安排，发展社会工作是工具理性的具体体现，本身就具有风险社会学家技术工具的“现代性”特征，带有很强的风险性。同时，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路径是嵌入型的，其发展受到各种社会主体认知与态度的影响，使得其难免会产生一些风险。困境人群是社会工作服务对象，在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等诸方面较为脆弱，其面临着：（1）生活性风险社会——因各种问题困扰而表现为不确定的生活状况；（2）生存性风险社会——因认知偏差、行为障碍、社会支持不足等导致的陷入贫困的风险。那么，年轻的社会工作者、目标不清晰的社会工作服务方案、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可持续性和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长久性可能为困境人群带来第三种风险。

二、风险社会理论下的社会工作发展若干议题

作为一个新生的现代社会制度体系和组织系统，它之所以被引入到风险治理体系之中，主要是因为目前传统的风险治理体系有着两大困境：一是传统的风险意识的消退和固有风险机制的弱化；二是以国家为中心的风险治理主体的权威和信任度有所降低。面对治理困境，必须引入新生力量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文军，2008），因此中国社会工作在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完善社会服务体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被寄予厚望。不过，正因为忽略了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其所存在风险。围绕着风险分布点，我们应该思考与研究以下与社会工作发展有关的若干议题。

（一）中国社会工作过度工具理性及其风险问题

社会工作价值观是社会工作实践的灵魂，是社会工作者的精神动力。按照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追求，中国社会工作自身发展尤其是社会工作者自我进步应该是价值理性诉求的结果，然而情况却不是如此。风险社会有着特定的属性主要表现为:（1）理性的裂变——工具理性盛行和价值理性衰微；（2）信任结构的嬗变——从对以人为主的信任变为对抽象体系的过分依赖；（3）秩序标准的模糊——传统价值规范的失效与现代行为准则的缺乏①刘岩，宋爽，2005，《风险社会的结构性困境与风险文化的建构——一种拓宽当代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学习与探索》第5期。。这三个属性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方面体现的淋漓尽致。

1.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工具理性盛行。尽管社会工作非常注重专业价值，但其处在现代社会，难免受到社会治理工具理性的影响。从功能来讲，发展社会工作是党和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目标追求的体现。从资源供给来讲，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是目前社会工作机构获得资源的重要方式，是政府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合作关系市场化的具体体现。从运作方式来讲，项目制是社会工作服务开展的主要方式。从服务机构来讲，社会工作服务组织是典型的现代科层制组织。“购买”、“项目制”、“科层制”都表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走的是一条精确计算、目标导向的、契约化的、目的—手段理性的以及最大功利化的工具理性之路。

2.中国社会工作的社会信任的抽象性。目前，中国社会工作是在有关党政部门和社会工作教育界、实务界的共同推动下自上而下的发展起来的，不少地方和部门、民众对社会工作并不是太认可。政府和社会对社会工作的信任与接纳首先是承认社会工作的价值，社会工作的价值呈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追求政绩（特别是短期效果）的政府官员来说，对社会工作机构和人员的信任带有很强的抽象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论推导而非经验。

3.中国社会工作主体间关系秩序标准的模糊。刚刚起步的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是一个涉及到多元主体的社会系统工程，政府、服务对象、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督导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如何衡量主体间关系是个严峻的话题。目前已经出现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购买主体”与“承接主体”两种主体身份经常混淆错位等诸多问题（范燕宁，2013）。政府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社会工作者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社会工作者与社会工作督导之间关系秩序标准到底如何界定？这些主体行为及主体间行为要遵循何种准则？诸多主体间关系秩序标准是模糊的。

以上三个问题及表现正是风险社会属性的具体呈现，这其中包含着未知的不确定性和难以捉摸的风险。需要我们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提炼。

（二）社会工作者发展愿景的不确定性与生涯风险问题

1.社会工作者知识与经验的碎片化。社会工作者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一群专业技术队伍，这个队伍所拥有的专业价值与规则与传统是不同的，接受专业教育的过程就是重新植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进行着“传统知识与经验的扬弃”和“全新知识与经验的建构”，然而由于下列因素，社会工作者知识与经验是以个体化方式呈现的。

第一，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实务训练不足。专业教育与实务能力培养的脱节一直是社会工作领域普遍关注的话题。“它所产生的后果有两个：学生毕业以后难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加重了社会工作实务机构的负担”①文军，2009，《当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十大挑战》，《社会科学》第7期。，由此导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知识储备偏理论化，知识与经验积累与社会工作者在教育期间的个人勤奋程度及实务经历有关，具有很强的个体化特征。

第二，社会工作知识与经验的片面化。据调查显示，“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平均年龄为28岁，且流失率为19.8%”②王子健，2014，《深圳社工去年流失率接近两成》，《晶报》3月19日第A14版。。在年轻化的社会工作队伍知识与经验体系中，理论知识偏多，实务经验偏少，社会工作知识偏多，与服务对象需求有关的知识偏少，服务领域狭小，综合性经验偏少，因此导致社会工作服务专业性不足。在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是以专业、权威的身份出现的。然而风险社会中的公民有一个十分重要转变，就是个人更多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环境及自己作为主体在其中的角色，他们对专家和公众权威的信任日渐衰退，人们越来越多的看待各种决策的缺点及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案。由于经验的不足和知识的片面化，社会工作者面对服务对象的质疑，就会加剧其对决策方案的不确定性和焦虑。

2.社会工作者职业生涯的不确定性。近年来，社会工作机构发展迅速，解决了大量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就业问题。社会工作机构生存与发展不易，取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政策实施情况，带有很强的外部依赖性。就业于其中的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生涯依赖于政府政策、机构资源与个人能力，这一切又取决于社会工作相关制度的完善与否。社会工作者职业生涯的确定与否不再仅仅取决于个体做出决定的后果，而且取决于制度化状况及相应的社会保护体系。然而不健全的社会工作制度塑造着社会工作者的集体命运，单一的个体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涯模式，以就业市场作为生存手段，把职业教育作为后盾。然而，社会工作就业市场和职业教育发展是迟缓的，个体必须忍受不利条件，这是不少地方社会工作者流失率偏高的重要原因。

（三）社会工作介入效果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再造问题

在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需求评估是十分重要的环节，是以人为本、需求为本的专业服务原则的具体体现。需求评估的目的在于界定问题、分析问题，让介入方案更加科学、规范和有效。在具体操作中，社会工作者、服务对象等主体都是以“个体化”出现的，在享有空泛空间自由的同时也衍生出社会风险。

1.服务对象问题界定的不确定性。在风险社会中，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概念，是风险社会的最根本结构。服务对象的个体化表现在福利国家的背景下以及教育、劳动市场、社会流动的社会情境下，个人成为其自身生涯的书写者，个人在自我选择的同时也承担不少风险。个性的差异、生命周期的异同、社会环境系统的复杂让社会工作者在界定服务对象所面临问题及原因分析方面准确性大大降低。社会工作者在面临问题的个体化、需求的动态性等不确定因素的时候，对问题及需求的把握难度增加，这就增加了问题界定的不确定性。

2.方案的多样性。目前，社会工作实务视角是多元化的，问题分析理论模式更是多元化的。在面对一个服务对象，选择何种视角、选择哪种分析模式似乎都是可以的，具体介入方案是多样性的。对于风险社会学家看来，多样化的解决方案恰恰是风险的一种来源，太多的不确定性和决策意识决定了服务对象的未来。尽管，社会工作秉承服务对象自决的原则，并从优势视角出发认为服务对象特定的经验与知识并不比社会工作者低劣，但具有专业化背景的社会工作者的科学知识往往被认为胜于外行人，毕竟社会工作者建构方案所遵循的是科学规则，况且服务对象是处于困境中的人，在方案的选择方面已经丧失了或部分丧失了自决的态度。

3.介入效果的不确定性。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时间不长，社会工作实务研究不足，使得对不同方案的介入效果反思不足，尚未总结出针对特定问题有效的方案。社会工作者在面对服务对象的个性化问题和复杂需求时，往往采取拿来即用方式选择介入方法进行尝试。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者与社会工作机构对效果是无法提前掌握的，对服务对象可能带来的风险类型及程度是我们不知晓的。

（四）社会工作机构参与治理的困境与发展风险问题

从宏观上来讲，社会工作机构是我国社会组织重要构成部分，是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载体。在现实主义风险社会理论家看来，风险研究拓宽了协商民主的范围，让风险在制度化、规范化的协商民主框架下得到有效约束。在我国，社会工作机构参与治理并不是由民众需求拉动的，而是国家的需要，国家培育社会组织、通过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支持社会组织来推动社会工作机构发展，这就导致社会工作机构无法以平等的角色参与协商治理，未来发展面临不少风险。

1.社会工作机构竞争环境有恶化的趋势。根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底全国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数量已达两千多家。众多的社会工作机构有助于政府在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时选择性价比较高的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机构创办人来源有三种：政府工作人员、高校教师及社会工作毕业生。不同的社会工作机构创办人凭借自身掌控的社会资源及社会动员渠道差异很大，社会工作组织的社会资本开始影响着社会工作机构的生存与发展，社会服务领域中的公平竞争、公平参与原则开始受到破坏。“在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双主体’背景下，某些政府部门在社会服务项目立项、社会服务资源分配过程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现象，社会组织争取社会服务项目的竞争、评估机制亟待完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不得不面临许多官僚主义作怪、社会组织竞争机会不平等、甚至是政府官员腐败、奢靡之风侵染袭击的环境压力”①范燕宁，2013，《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双主体”政策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机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社会工作》第5期。。

2.社会工作项目实施与效果评价主体偏移。一般情况下，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实施应该以服务对象为中心来展开。在现实中，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制、社会工作机构对项目的依赖、绩效考核的项目化（项目数量及效果）等社会工作运作机制让“项目”成为社会工作服务的中心。由于政府是购买方，在效果评价方面拥有绝对主导权，服务对象评价权是政府所赋予的，因此社会工作项目评估侧重于服务人数、服务次数和服务形式，对服务效果缺乏有效监测。在不少地方社会工作发展中出现了服务对象配合社会工作者的情形，具体效果评述出现了自夸的情况。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着诸多风险，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服务对象都可能是风险受害者。这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社会工作来说，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是深远的，需要我们围绕社会工作制定出风险应对制度。

三、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发展政策选择

面对现代社会风险的严峻挑战，传统的以平等、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理念的社会工作发展政策和相关制度已难以有效应对。这无疑迫切需要引入一种以风险责任为基本价值理念，即以风险责任的承担作为维持和获得权力（权利）的基本原则，以风险分配机制为核心的新的社会工作发展政策，其核心就是每一个体、团体、组织和政府都应该为其决策和行为所产生的生存与发展风险负责，承担相应的后果，这应该是一种应对现代社会风险的有效制度选择。

（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风险治理政策选择

风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古已有之，但风险社会的形成却是近年来的重要事件。在经济发展领域，全球普遍建立了风险规避、转移、应急和适应的机制，从而保证经济的有序运行。在未来一段时间，要密切关注风险社会给社会工作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在降低社会工作者个人风险的同时，重点关注社会工作发展有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第一，鼓励社会工作服务研究。通过倡导社会工作教育界“接地气”、社会工作实务界多研究两种途径，鼓励证据为本的实务模式，反思社会工作实务效果，比较不同服务方案的效果差异，积累多元化的针对不同人群、不同问题的有效服务方案，降低社会工作干预效力的不确定性，从而为中国社会工作实务本土化奠定基础。

第二，完善社会工作制度。进行社会工作立法，规范政府、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主体间关系，建立和完善社会工作人才激励保障制度体系，减少因制度不确定性、不完整性而带来的各种风险，改变社会工作者的集体命运。规范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投入与运作机制，加大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力度，提升社会工作机构的生存与发展能力，同时要扭转社会工作机构之间的不正当竞争环境，改善社会工作机构生态环境。

第三，建立社会工作发展安全保护机制。目前，社会工作者高流失率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巨大损失，让实务经验积累和能力提升的成果付诸摭东流。应该专门建立社会工作者社会保护机制，比如建立专门权益保护机制保护社会工作者的合法权益。针对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应该尝试建立风险分担机制，采取类似于企业保险的形式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建立风险基金，来帮助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规避与分担财务风险，提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围绕服务方案的不确定，密切关注社会工作介入可能给服务对象带来的负面影响，建立因机构倒闭、社会工作者辞职、项目经费临时性不足导致服务中断的应对机制及利益补偿机制，尽量避免因社会工作介入给服务对象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风险治理多元主体介入的政策选择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风险社会情景、所面临的风险及自身所制造的风险不仅仅影响社会工作的发展，而且影响着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最终会影响其社会风险治理功能的发挥。社会工作发展的不确定性会给政府信任和权威、党和政府及社会对社会工作的承认、服务对象能力提升带来诸多风险，所以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风险治理应是多元化的，需要政府、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者及服务对象梳理风险意识，共同协商、相互合作，对风险实行有效的治理，共同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第一，政府应该优化环境，引导社会工作机构的良性发展。根据风险社会境况，政府强化、提高社会工作机构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感，对社会工作机构主体行为所导致的社会风险的大小和严重程度进行评估，将各个主体行为不确定可能导致的风险纳入社会工作机构评估和项目评估指标。同时应该鼓励社会工作机构建立风险金，强化对社会工作机构的监管，扩大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范围，改变社会工作机构的艰难生存困境，避免风险被放大。

第二，社会工作机构应该以服务对象为本，强化服务能力。社会工作机构应秉持民办非企业的组织定位，以服务人群为目标，在保持机构基本运转的情况下，注重服务对象自助能力的提升。同时要强化风险意识，应努力寻找多元化的合作伙伴，拓宽资金来源，由单一的政府支持转向争取多方支持，避免因项目不足、经费紧张而陷入困境。作为后现代取向的主要代表，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社会工作服务开展，是处于特定文化历史中的人们互动和协商的结果，社会工作服务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在平等、合作的关系下多元对话、共同承担的过程,以此最大程度地挖掘和发挥人的潜能,本质是以人为本。

第三，引导服务对象尊重自身需求和自身体验。服务对象在通过各种寻求社会工作服务的过程就是自身需求表达的过程。当社会工作介入带来不确定性风险时，应该坦诚交流自身体验，客观陈述自己的感受和收获，不丧失自己的独立意识与自我精神。

第四，引导社会工作者强化专业精神。专业社会工作者在理念和行动的双重层面彰显出专业价值和专业素养，摒弃自大的情绪与态度，与服务对象一起面对生活。在平等的关系中引导服务对象改变自我认知，调节其与周围环境、他人的关系，帮助服务对象重新建构生活、融入生活。

（三）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风险应对机制的政策选择

社会工作风险应对机制强调运用多种风险控制手段、多种风险防范措施、多种风险补偿办法来全面、系统、动态地防御目前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促进社会工作的和谐发展。该机制主要包括：1.社会工作机构风险评估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评估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掌握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动态变换，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有效地防范人才不足、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普遍性生存艰难风险。2.社会工作服务效果与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社会工作服务进行风险分析，以降低社会工作介入的负面影响。3.社会工作发展风险分担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分担机制，有效地处置社会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目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风险已经显现，但还没有成为公众知识审查和讨论的主题，也没有成为公共议题，这并不等于没有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像应对经济风险、企业风险与个人风险一样，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建立相应的风险分担机制，降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不确定性，从而更好地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1]安东尼•吉登斯，2002，《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

[2]安东尼•吉登斯，2005，《失控的世界：风险社会的肇始》，《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英]彼得•泰勒—顾柏，[德]詹斯•O•金，2010，《社会科学中的风险研究》，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4]陈蓓丽，2011，《上海社工机构发展之制度困境及发展路径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5]李斌，2013，《中国社会工作的问题域及理念》，《社会工作》第2期。

[6]王思斌，2013，《走向承认：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河北学刊》第6期。

[7]文军，2008，《社会工作：和谐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变革力量》，《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8]文军，2009，《当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十大挑战》，《社会科学》，第7期。

[9][德]乌尔里希•贝克，2003，《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海）》，王武龙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3期。

[10][德国]乌尔里希•贝克，2004，《风险社会》，何博闻译，上海：译林出版社。

[11]向德平，2008，《社会工作：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与有效手段》，《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12]杨君，2013，《超越与反思：风险社会的三种研究传统及创新尝试》，《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