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党的宗教政策在川北区的实践及基本经验

马克敏

（西华师范大学法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0）

一、建国初期党的宗教政策、方针

我国是一个宗教信仰多样化的国家，作为一个群众性的社会现象，宗教在我国民间的存在具有广泛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从宗教自身的发展规律出发，将宗教信仰自由法律化，《共同纲领》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在说明“民族政策”时又进一步强调：“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1]

但中国的宗教应由中国人自己来办。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基督教、天主教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办的方针是非常明确的，基督教、天主教要通过革新实现自治、自养、自传的立场是十分坚定的。1950年3月，李维汉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便提出：“对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即应通过其中的进步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积极争取团结其中的中间分子和落后群众，孤立少数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服务的分子，从其内部展开民族民主觉醒运动，使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真正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割断联系，成为‘自治’、‘自给’、‘自传’的宗教体。”[2]1950年4月，周恩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主张宗教要同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如中国天主教还受梵蒂冈的指挥就不行。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1]1950年7月28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吴耀宗等40名基督教代表人物，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宣言以割断中国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以达到革新中国基督教的目标为中心内容。[3]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充分肯定。

为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割断与帝国主义各方面的联系，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和推动了基督教、天主教的爱国革新运动，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实现中国宗教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自选主教。

但宗教革新既涉及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也涉及国内广大的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上层人士，情况比较复杂，任务十分艰巨。因此，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推动基督教、天主教的爱国革新运动，确保了宗教革新运动的顺利进行。

195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指示》提出：为了把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教会，变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宗教事业，需要进行一系列艰苦的复杂的工作，现在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基督教、天主教内部，利用各种机会和经过有爱国心的教徒，向教徒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间谍活动的阴谋，领导和支持其中的爱国分子，团结虔诚的教徒的大多数，反对仍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少数反动分子，有步骤地使教会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及其经济关系，把教会变为由中国人自治、自传、自养的宗教事业。”《指示》要求“各地注意团结天主教徒中有爱国心的分子,以求在适当时机发起同一运动。”[1]1951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对开展宗教革新运动的方针、策略与步骤，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二、川北区天主教革新运动

解放前，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控制着四川、云南、贵州的传教特权。法国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大量估买土地，兴建教堂、勾结官府，欺凌良民，干尽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在教会内则实行家长独裁统治，传教区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外国宗教势力的猖獗，加剧了川北的政治黑暗和经济凋敝，人民饱受族权、父权、神权、夫权等多重压迫，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解放初，川北区党委坚决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并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争取、团结宗教上层人士，通过他们又联系、团结广大各族信教群众，使大家正确理解共产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并积极投入宗教改革运动。这一运动率先从广元开展起来，区委统战部干部一方面教育、说服神父王良佐，指明其政治前途；另一方面召集进步教徒座谈时事并学习吴耀宗等发表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50年11月30日，广元神父王良佐率500多名天主教徒率先在全国发表了《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表示坚决与帝国主义断绝关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号召天主教徒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为建设独立、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拉开了川北宗教界自立革新的序幕。[4]

宣言的发表，成为中国天主教革新运动的突破口，立即在全国天主教界引起强烈反响。四川的江油、遂宁、安岳、剑阁、南充等地天主教徒相继响应，发表自立革新宣言，北京等地天主教组织也纷纷致函广元天主堂表示拥护。同时，这一正义行动不仅受到各界人民欢迎，也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同年12月25日，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个宣言。次年1月8日，《人民日报》以《欢迎天主教人士的爱国运动》为题发表了社论，[5]充分肯定了广元天主教徒首义的作用，引起省外各地天主教徒的强烈反响，全国性的宗教革新运动得以广泛地开展来。时任川北行署主任的胡耀邦对川北天主教徒在自立革新动中的首创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和支持，他对统战部的干部说：“帝国主义长期利用宗教作外衣，对我国进行侵略。现在天主教徒觉悟了，自己起来和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广元第一炮打得好，川北人民都会支持，这块金字招牌一定要好好地爱护才行。”他还要求统战部继续做好王良佐的工作，帮助实行“三自”；同时，发动各地天主教徒响应广元首义，把川北宗教革新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

为引导和推动川北区天主教革新运动，区党委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1951年1月，川北区党委统战部发布了《天主教革新运动中应执行的八条方针》，要求在改革天主教的运动中政府积极引导，各界人民代表会、抗美援朝分会和党的宣传部或统一战线工作部积极推动自立革新，充分发动教内教外群众，共同努力争取教徒，并由爱国反帝的教徒，组织革新运动促进委员会，争取中国神甫和主教参加自立革新运动，驱逐帝国主义分子，镇压反革命分子，帮助解决自养的具体困难，不反教，不排外。[6]

在川北区党委的号召下，1951年1月，管辖邻水、广安、岳池、西充、南充、蓬安、营山、射洪、蓬溪、遂宁、潼南、安岳、乐至等十三县的天主教四川教区南充籍主教王文成，副主教钟炳亮和十三县的司铎、教徒代表330人，发表自立革新宣言，号召教区2万多天主教徒行动起来，开展爱国革新运动。教徒们在王文成主教领头签名的南充国籍教区的自立革新宣言庄严地宣布：“彻底与帝国主义国家隔断一切关系，断绝与梵蒂冈的经济援助和通讯关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7]

为进一步团结宗教界力量抗美援朝和推动宗教革新运动，1951年2月召开了川北区宗教界抗美援朝自立革新座谈会，控诉帝国主义利用教会进行侵略的罪行，共商爱国运动和革新教会的大事。胡耀邦参加了座谈会，他对川北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的自立革新爱国运动行为表示赞扬，他紧握王良佐的手说：“王神父，广元天主教的自立革新运动是很了不起呀，是块金字招牌，要好好地爱护它，不要沾灰，更不能让他锈了。政府对宗教实行保护政策，信仰自由，在革新运动中，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8]会议经过8天讨论，消除了大部分代表革新就是“裂教”的思想顾虑。天主教、基督教还共同发表了自立革新宣言。宣言指出：“我们天主教和基督教联合在一起，共商爱国运动和革新教会大事，在教会史上还是创举。”[9]座谈会后，各县普遍召开了宗教界人士革新座谈会，在爱国革新宣言上签名的教徒达1万余人，1951年3月25日，成立了“天主教南充籍教区爱国革新教务委员会”，出现了基督教和天主教革新运动新局面。

川北各地在具体推行革新运动中，广泛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揭露外国传教士批着宗教外衣进行侵华的罪恶勾当，启发中国神职人员的爱国觉悟，培养、教育进步教徒。达县的天主教革新工作，教徒和平签名，革新签名，成立了革新促进会，学委会，通过游行、代表会、教徒在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提高，很多教徒参加了减租退押，土改。①

随着革新运动的开展，帝国主义的破坏活动也更加疯狂，为进一步发展教徒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分子破坏革新运动的斗争，1951年4月20日，区党委发出《关于进一步推行三自运动的指示》，要求进一步揭露和认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普遍在教徒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革新运动的骨干，并切实帮助教会实行自养，西南局1951年4月29日批示；“川北区党委4月20日对宗教界三自运动进一步的指示是正确的。川北三自运动收获较大，这是由于区党委注意领导的结果，望各地效法这个经验。”[10]6月12日，区党委致电各地、县委，指出驱逐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对宗教改革运动有极大意义”，各地要发动宗教界和各界人民打击帝国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中旬，为深入巩固宗教界革新运动，川北区党委作出《关于发动天主教徒开展控诉、驱逐黎培里，深入“三自”革新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县将驱黎运动作为宗教革新工作的重要步骤。1951年8月，南充市天主教革新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虞世琨为主任委员，邓克纯为副主任委员，广元、遂宁、达县等地成立了类似组织，以推动天主教革新运动。

在川北区党委的正确引导和推动下，川北的两万多名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教徒进行了“自治、自传、自养”的三自革新运动。②这场宗教革新运动很有特色，富有成效。摆脱了帝国主义对全区宗教的控制和利用，实现了中国宗教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自选主教，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1956年2月，四川省南充教区主教王文成、河北省献县教区主教赵振声、陕西省周至教区主教李伯渔等36位主教、代主教、副主教和神甫、教徒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委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57年7月15日至8月2日，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选举了由150位主教、代主教、神甫、修女、教徒代表组成的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委员会，中国天主教从此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11]

三、川北区党委引导宗教改革运动基本经验

（一）切实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在深入革新运动过程中，一些同志有“左”的思想，他们对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持否定、怀疑态度；对宗教团体、信教群众及他们的正常宗教活动，采取歧视、压制甚至打击的错误做法；处理正常的宗教事务问题，思想片面急躁，方法简单粗暴，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一些同志有右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忽视宗教界那些不明道理、不顾大局的少数人的思想政治工作，迁就他们不适当的要求，甚至对其利用宗教进行非法违法活动的现象不闻不问，放任自流，造成了很大的损失。1951年2月17日，区党委统战部发出“关于遂宁宗教工作中发生反教偏向的通报”，指示各地必须认清目前宗教革新运动，坚持宗教信仰的政策。[12]3月30日，区党委发出通报，强调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按照《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随时检查，纠正反教偏向。6月，区党委统战部又一次发出《关于宗教工作中左右摇摆倾向的通报》，强调各级党委立即纠正，正确引导革新运动的发展。[13]

区党委注意掌握动向，多次指示、及时引导，帮助教会解决自养，认真纠正和防止宗教革新运动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左”、右倾向，胡耀邦指出：“做宗教工作、统战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坚决按照文件的精神办事”，使革新运动在正确的轨道上深入推进，健康发展。

（二）巩固和发展与宗教界的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宗教界上层人士

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一贯政策。建国初期，川北区党委在处理宗教问题上的成功实践，是与争取和团结宗教界上层，与宗教界建立爱国统一战线密不可分的。在天主教革新运动中，区党委采取“加强领导，依靠上层，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区别对待，上下结合，广泛宣传，自我教育，推广经验”的基本策略，深入爱国主义宣传与推进革新委员会的组织两者并重，③正确区分政治问题和宗教问题，在川北区宗教界抗美援朝自立革新座谈会上，胡耀邦说：“我们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者是唯物论者，而天主教和基督教是唯心论者，在理论和观点上是不同的。但是，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在抗美援朝的共同目标下，我们是一致的，是能够团结在统一战线上。”区党委对待爱国的宗教界人士，实行求同存异的方针，政治上团结合作，同他们建立在共同政治基础上的统一战线，不因宗教信仰而将宗教界人士排除在政治之外，信仰上互相尊重，生活上给予照顾，思想上教育和改造。一些代表性广泛、影响较大、有号召力的人士在各党政权机关或经济企业、文教卫生等单位担任了领导职务，做到了有职、有权、有责。他们后来成为与共产党长期共事、赤诚相待的朋友，为促进川北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注释：

①四川省档案馆.关于推动达县天主教革新工作的报告，建北001.342-81-89.

②四川省档案馆.川北区两年半以来统战工作初步总结，建北001.243-1-4.

③四川省档案馆.中共川北区党委第二次全区统战工作会议决议，建北001.244-26-27.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2—3、12.

［2］李维汉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21.

［3］陈金龙.试论建国初期的宗教革新运动［J］.人文杂志，2002（5）:135.

［4］张廷翰主编.广元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川北统战工作史料选辑，1994（3）:93.

［5］张廷翰主编.欢迎天主教人士的爱国运动-1951年1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川北统战工作史料选辑，1994（3）:94.

［6］川北区党委统战部.天主教革新运动中应执行的八条方针.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1952（8）:346.

［7］孙阳.肝胆相照 关怀情深.南充市文史资料第二辑，1994（12）:39.

［8］王良佐.川北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发起忆略.南充市文史资料第二辑，1994（12）:79.

［9］教会史上的新创举.胡耀邦在川北.团四川省委青运史研究室、江油市中共党史研究会，1989（8）:180.

［10］川北区党委统战部.川北区党委关于进一步推行三自运动的指示.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1952（8）:343-344.

［11］赵匡为.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60—63.

［12］张廷翰主编.关于遂宁宗教工作中发生反教偏向的通报.川北统战工作史料选辑，1994（3）:96.

［13］刘玉衡.回忆川北统战工作.南充市文史资料第二辑，1994（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