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史解读的几个问题

刘德斌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国际关系史是我国许多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历史学、政治学 (含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学)和法学学科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有的设置为专业基础课，有的设置为选修课。近年来，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愈益频繁，随着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愈加紧密和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大学里对国际关系史的知识需求也愈加旺盛。有些重点大学甚至在把国际关系史设置为相关学科专业基础课或选修课的同时，也设置为全校公选课，并成为一门深受文理工医等不同学科学生欢迎的公选课。

作为一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构建起来的专业课程，在当代这个国际关系急剧变化的时代是否需要与时俱进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当代国际关系的急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历史压力，特别是最近五百年来诸多历史压力不断释放的结果。我们曾经熟知的“现代化”进程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断地以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方式在国际关系领域展现出来。笔者认为，无论是作为一个专业，还是一门广受关注的课程，国际关系史建设的成败就在于能否或在多大深度和广度上回答这一历史变化的原因。笔者认为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首先，关于国际关系史的学科定位问题。

经常有青年学者和学生在不同的场合问我:国际关系史属于历史学科还是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学科?这是一个纯粹的“中国式”问题，因为只有在中国，大学的学科划分和不同学科间的壁垒最为明显和森严。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大学里，学科之间的划分远远没有像中国大学这样严格，学生入学之后享有体验和选择不同学科的自由，当然也有选修不同专业课程的自由。有的大学甚至规定固定的比例，要求学生在选修本专业课程的同时选修其他专业的课程。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就比较广，在学科的问题上也不会太“纠结”。实际上，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也承认，不同学科之间的内容交叉和覆盖是广泛存在的，而且许多新的学科增长点就是在这种交叉和覆盖中产生的。但对于初学者来说，一个专业的学科属性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国际关系史的学科属性更是模糊不清，困扰着许多人。我个人的体会是:如果你是沿着古往今来的路子，主要采用历史学的治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史，那么对你来说，国际关系史就属于历史学科。如果你主要是想通过对国际关系史的学习和研究，清楚地把握当代国际问题的来龙去脉，甚至检验诸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科学性”和“实用性”，那么对你来说，国际关系史就应该属于国际关系学科。就国际关系专业建设而言，进而言之，就国际关系史的教材建设而言，应该把这两方面的需求和特性结合和兼顾起来作为一个奋斗目标。

其次，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正在突破以往国际关系史的解读框架。

国际关系史的线索和内容纷繁复杂，学习者和研究者都感到在宏观上难以把握。如何让读者能够在短时间内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史的发展变化有一个清楚的线索，是国际关系史这门课程建设的关键。十年前，我们把国际关系史按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到雅尔塔体系的线索梳理出来，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学习和分析框架，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好评。但是，当代国际关系演进到今天，当我们既面对着一批非西方国家的强势崛起，同时又面对着另外一些非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摇摇欲坠，全球化、地区化、一体化和碎片化同时冲撞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对原来的分析和解读框架做出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冷战结束之后，福山“历史的终结”和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观点曾经风靡全世界，福山至今依然坚持他的观点的正确性，因为他看不出有任何一种优于西方民主的社会体制会等在非西方社会演进的尽头。但他也承认，现实世界的变化远不像他当年的预期那样“令人鼓舞”。亨廷顿在他生前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所作的中文版序言中向中国读者声言:他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主要目的是提醒和防止文明冲突。实际上，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历史的演变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方学界领袖当年的预期，也超出了以往国际关系史的解读框架。

第三，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变化正在重塑当代国际关系的体系和面貌。

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变化问题是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大议题。一方面，我们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一批非西方国家乘势步入经济发展快车道。以中国的崛起为代表，一批发展中国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使非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西方国家所占的比重。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分布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美国和西方对世界的领导权正在衰退。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在新一轮全球化和现代化交织在一起的冲撞中进退维谷，多种矛盾迸发，部落的、种族的、宗教的或教派间的矛盾与国家间矛盾纠缠在一起，使许多国家和社会陷入分裂和崩溃的边缘。冷战结束以来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变化正在改变甚至重塑当代国际关系的体系和面貌。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只能从当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被镶嵌在广大发展中世界土地上之前的历史中去寻找。由此，部落的、种族的、宗教的、帝国的、西方和非西方的诸多因素都必须在国际关系史中表现出来，这是以前的国际关系史疏于解释的。

第四，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问题。

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也是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两个领域的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国际关系理论普遍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历史经验的浓缩和提升。因此，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相互印证的关系。但是，国际关系的理论流派林林总总，除了在美国同时也在西方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及冷战后新兴的建构主义外，还有重新被人们发现其价值的英国学派。这些学派的许多观点经常是相左和相悖的。人们几乎可以在国际关系史中找到每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主要观点的立论依据，同时也能找到相反的例证。这使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变得更为扑朔迷离。尤为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所谓“国际关系”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间关系所能覆盖的范围，而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国际关系的外延也不得不拓展和蔓延，国际关系的理论建构也不得不做出新的尝试。可以说，国际关系理论为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史提供了经过几代人辛勤摸索的切入点，甚至为国际关系史阐释框架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参考，但永远不能代替人们对国际关系史的专门和独到的研究。应该说，当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流派基本上依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研究的结果，尽管许多西方学者自身也希望能够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但迄今还没有人能够被学界认为做到了这一点。近年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特别是非西方国家以“好的”和“坏的”方式对当代国际关系的“重构”，更是西方和非西方学者都没有遇到过的新形势，需要人们重新审视近代以来非西方地区发展演变的历史，也需要重新构建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国际关系的纷繁复杂决定了它很难被一种理论一网打尽。此时此刻，欧盟的发展变化可以为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的理论提供有力的支撑，中东地区的发展变化则为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中国学者需要在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通过对国际关系史的重新解读，构建起自己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

最后，重新构建国际关系史解读体系的理论意义。

在西方，国际关系史研究最早是以外交史的形式开始的，逐步过渡到内容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早于国际关系的理论构建。正是在一战之后人们希望通过对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找到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教训，才催生了后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不同学派的构建。在我国，新中国建立之前就有学者开始了欧洲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引介和研究。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学界全面接受了苏联的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解读体系，尽管这一体系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色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历史学领域，国际关系史成为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更为充满活力、与国际学术界互动最为频繁的领域。

实际上，就探讨的深度而言，国际关系史在中国还是扎根于历史学科。尽管中国的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都想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有所建树，但对国际关系史的研究都涉入不深，所以很难在基本理论的构建方面有所突破。这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多年来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体系造成的。实际上，中国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家何尝不想也在自己领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方面有所奉献?但是，在中国人对世界历史的解读依然是建立在照搬西方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时候，中国学界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从这一个意义上讲，国际关系史解读体系的构建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它至少应该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

在西方，顶级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定也是学养深厚的历史学家。基辛格的《大外交》本身就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国际关系史，约瑟夫·奈的《理解国际冲突与合作》和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都是建立在对国际关系史的案例分析基础之上的，尽管他们的结论不一样。巴里·布赞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更可以被视为一部视角独特的历史学巨著。西方的国际关系史学家当然也具有深厚的国际关系理论修养，像保罗·肯尼迪和约翰·加迪斯这样的大历史学家更是以自己的著作直接参与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的争论。米尔斯海默曾对笔者断言:只有成为世界大国的国家才能产生世界历史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日本和印度都不可能，现在轮到中国了!这样的断言，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期盼。无论是作为一门课程，还是作为一个专业，国际关系史应该成为沟通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一座桥梁，成为青年学者、新一代中国思想家、战略家和学问家成长进步的垫脚石和起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