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士绅地位变化初探

姚智德 段谟发

近代中国士绅地位变化初探

姚智德 段谟发

士绅作为一个阶层以及因此而来的士绅制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既是传统社会的受益者，也是传统在近代的捍卫者。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士绅地位跌宕起伏，但总体上来说是逐步呈衰弱之势，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其地位衰弱的原因颇多，一方面国外势力的进入致使中国财产的大量外流，而这负担直接加之于农民身上，致使传统士绅因不能履行保护农民固有的职责逐渐被农民所抛弃而趋于衰弱。一方面近代化的深入使深具传统特征的士绅不得不由中心地位走向边缘化，最后消失于历史长河中。随着中国士绅地位的逐步丧失，中国广大农村也越来越贫、糟、乱。这是中国共产党进入农村前的现状，它为中共打入农村内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近代中国 士绅 变化 农村

今天我们谈起士绅，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它早已淹没于历史的洪流之中，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它昔日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它曾经是中国传统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就成为传统的主要象征之一，它只是在近代逐渐衰弱并最终消失的。可以说中国在近代逐步近代化的时期也是士绅阶层逐步衰弱直至消失的时代。两者之间颇有点类似于反比的关系，因此了解清楚近代中国士绅地位的变化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历史大有裨益。另外虽然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六十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伫立于东方已过一个甲子年，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因历来是争吵不休各有各的说法。这里面既有资深历史学者也有中共党史专家，还有一些完全是处于政治立场的人物，不管如何在中国近代史中中共的成功也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与近代中国士绅地位的衰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就近代中国士绅地位的变化及其对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进行一些浅显的探析。

一、近代农村反士绅地位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可以成功就在于它打开了中国农村内部症结，并最终领导农民夺得中国的最后胜利。也就是说它的成功与近代中国农村的发展变化分不开，而近代中国农村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士绅阶层的整体衰落。中国乡村的士绅阶层曾经是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方面的权威，也是官府与下层平常百姓连接的纽带，因而他们也有准官僚集团之说法。近代以来，虽然农村未有大的改变，但是隐形的微型的改变一直不断，并且整体形势是不断的恶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普遍的贫困化及乱化。《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对此有过经典的论述。普遍的贫困化和农村权力的改变，使传统之乡绅权力逐步削弱或被消失，如此一来农村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趋于松弛，从而极大的利于中共的进入和其革命文化网络的建立。再说当时中共在农村的口号即是惩治“土豪劣绅”“打土豪分田地”。可以说欲了解中共的成功，近代士绅地位的衰落是必须探讨的问题。

近代士绅在近代以来也并不是一直就是走下坡路，反而在一定时间内其地位是处于上升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和晚清新政时期。太平天国时期由于政府没有能力镇压太平军的叛乱，因而转借于地方士绅的势力，曾国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派遣至湖南组织团练。团练就是士绅的地方武装，后来名震一时的湘军淮军均是以这团练为基础发展而来的。随着战争的局势越来越不受控制，政府军的作用显得越来越小，于是以湘军为代表的士绅武装逐渐代替八旗军和绿营兵，成为抵抗太平军的政府主力部队。既然有此逆转，那么势必会出现政府的控制力就渐趋减弱而士绅的实力却因此获得很大加强的局面。孔飞力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对此现象有过全面的阐述，这种缓慢却有绝对意义的变革对后世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清末新政顺此势再一次加强地方士绅的权力，或因为税收的原因或利用其与地方督抚相制衡和转移矛盾的目的。这一加强使士绅的实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峰，最后也为清政府的覆灭埋下了伏笔，这一影响在某些方面左右了清末新政的进程。庚子事件以后，清政府受于内外的压力，不得不开始实行改革与新政。清政府的本意是希望通过新政来挽救其现有的危机，但是结果与其初衷却截然相反。究其原因与士绅实力的加强不无关系。

二、近代士绅地位衰落的原因

但是士绅阶层也因此盛极而衰，晚清新政时期中国开始并加快了前所未有的近代化运动，伴随着这个近代化的加速，晚晴士绅阶层的整体地位开始下降，所以杜赞奇与张鸣均将其乡村研究的上限定为20世纪初。对于近代中国士绅地位衰落的原因颇多并且异常复杂，其中主要有四个原因：

其一，欧洲之资本主义的发展既归功于本国的一些条件和变化，同时还要得助于其海外掠夺的资本原始积累。但是作为东方弱国的中国却没有如此优越的条件。不但本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阻碍重重，还要不断应付赔款和受西方列强的压榨。政府没有钱，但近代富国强兵一直是千万国民之心愿，然而富国强兵所需要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在当时之中国，这一切只能落到农民身上。再加上清政府历次的借款（民国也同样具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借款）和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农民的负担不断加重。在传统中国官府征派税收要想很容易的办成，必须与士绅商量。士绅是农民与官府之间的中间人，受传统伦理和自身经济等影响，士绅对农民有很大的支配权，作为此种权力的回报，农民可以得到士绅一定的保护，所以士绅也就有义务让农民少受官府之侵扰。因此晚清政府在加大农民的税收之时，官府常常与士绅相联系商讨，并时而由于士绅的反对而起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会出现两种现象：一是官府会因此绕过士绅，转求于那些不惜任何手段却可以收到税的人，这些人之所以担负起这种任务，是因为他们想在收税之时上下其利，甚至尝试着过过“权瘾”。因此他们根本就不会顾及农民之利益，他们只知道完成任务交差并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此一来原来的士绅由于保护不了农民，那么农民就不再信任依附于士绅，并纷纷求助于上面所说的新中间人，虽然不情愿但是没有办法。二是士绅妥协，保证可以帮助官府收起那种增税。但是由于税收加高，而且有些农民可能实在交不起那些税，那么士绅必须以自己的家产先帮农民支付，收成之后农民再还给士绅，这也就是农民依附于士绅的一个现实因素。不过这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士绅必须是家产殷实之人。一个是需要替付的税收适量不可太多，至少必须少于士绅们从士绅这个地位所能获得的报酬。如果超过了这两个条件的限制士绅们会宁愿放弃士绅地位的一切而明哲保身。随着税收的步步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不能付起税收，这也就表明士绅必须为更多的人垫钱。但是一方面士绅的资产有限，另一方面为农民垫钱之后，农民收成之后也未必能够还清士绅的钱，从而使士绅也不敢再随意替交。士绅不能起到保护作用，而官方又不能收到钱，这样他们作为中间人两面都不能如愿。那么官府和农民就必然倾向于找到以上所说的新中间人，而士绅由于压力也自动退出中间人的地位。他们有的在乡村继续待着，但已经不怎么管事，同样远走城市另谋出路者也大有人在。这两种情形最后导致的就是士绅逐渐退出乡村权力舞台，也间接形成了农村的痞化。因为这些新中间人已经没有昔日士绅的那些德性，他们更多的具有贪性和痞性。

其二，自太平天国以来，中国的农村一直就处在动荡不安的境地，民国后的混战割据更加促使全国普遍乱化，各下层社会或主动的卷入战争，或被迫的卷入战争，或由于土匪侵袭纷纷揭起武器以自保，从而促使整个农村均处于装备化武化之中。在这种武化之中，更多的是士绅开始承办起防御任务，起初与以前的团练差别不大。但是由于战争动乱不断，传统的士绅性格及作风难以合于当时，反而那些暴戾专制残忍的威权人物更适合于当时。于是武装力量开始掌握于这等人手中，他们这些人并未对政府有什么好感，再加上自己的集团和武力实力，逐渐形成了乡土社会中的割据对抗势力。张鸣在《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一书中就曾专门论述过民国时期河南的一个土围子。

其三，古代的士绅一般是集文化道德经济政治于一体的权威人物，科举制的废除使其政治的合法性遭受致命性地打击。新学逐渐作为社会之通用学问，适应能力强的士绅学到了新学以后出于前途的考虑就会选择远离农村，而乡村上还留下的相对次等的士绅因为不懂新学这门新时代的道德文化，所以逐步丧失了以往的文化道德权威威势。由于这种种因素，其经济实力也一步步降低乃至最后与一般平民无异。

最后一点是与时间相一致的。上面已经讲到传统士绅地位的取得与科举制相关，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之后，就不能再产生新的士绅了，也即传统士绅的源头被切断了。据张仲礼推算，清代士人考上生员、举人、进士时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4岁、31岁和34岁，而士绅的平均寿命为57岁。也就是说，清代末期最后一代士绅经过一二十年的自然递减，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所剩无几。而民国后的士绅大都是经过武力和财力所获得的士绅地位的，这些士绅有政治和经济地位，但却没有文化和道德地位。其实二三十年代的“土豪劣绅”大都是指这些士绅。

最后的局势是乡村士绅整体走下坡路。由于农村无传统士绅们的领导，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中，再加上越来越贫困，广大农民强烈希望有人组织他们带领他们为自己争利益。

三、小结

士绅作为一种阶层出现于中国历史上，对中国历史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伴随而来的是一种士绅制度，这个制度与正统的官僚制度相配合，维持了几千年的传统统治，士绅也因此成为传统的一大象征。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士绅地位跌宕起伏，但总体上来说是逐步呈衰弱之势，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1]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4]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

[5]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6]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7]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姚智德 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硕士研究生

段谟发 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硕士研究生

（责编 杨 欣）